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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熟的诗句篇一
《集句诗理论的发展与成熟》
集句诗理论的发展与成熟
张明华 李晓黎
内容提要 随着集句诗的发展，相关理论也逐步发展和成熟。集句诗理论的出现，既是对集句诗发展的总结，同时又对同时或其后集句诗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集句诗理论始于宋代，在明代走向成熟，至清代则高度成熟。
关键词 集句诗 集句诗理论 发展 成熟
在集句诗发展、演变的同时，相关的理论也逐渐发展起来，并且一步步走向成熟。当然，这个过程是长期的，而且中间有停顿，有反复。从集句诗理论的发展过程看，其与集句诗发展大致呈现出这样的对应关系：集句诗发展迅速的时期，也是其理论探讨受重视的时期；集句诗走向繁荣的时候，其理论也逐步走向成熟；而当集句诗创作消歇的时间里，其理论上的成果也不多。根据现有的资料，分别对宋、金、元、明、清的集句诗理论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以揭示集句诗理论的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及其独特价值。
一、 北宋诗人对集句诗的认识
集句诗是在北宋发展起来的。作为一个新生的诗歌创作现象（北宋人并没有关注晋代傅咸的《七经诗》），集句诗在北宋开始受到了一定的关注。北宋人对集句诗的认识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对集句诗“调笑”功能的强调。北宋人对集句诗的认识，是从强调其“调笑”特点开始的。集句诗的调笑特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把集句诗本身看作“调笑”的形式；二是在内容上赋予集句诗更多的“调笑”成分。
北宋人最早注意到的是集句诗形式上的“调笑”色彩。《西清诗话》卷上云：
集句自国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开敏，以文为戏，然后大著。尝见手书《下第偶成》诗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云未有因。圣主不劳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凤凰诏下虽霑命，豺虎丛中也立身。啼得血流无用处，着朱骑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来来去忙，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门去，独对春风舞一场。‛至元丰间，王文公益工于此。人言起自公，非也。[1]
可是平心而论，石延年的这两首诗在内容上并无“调笑”之处，其“以文为戏”的特点其实仅仅在于使用了集句诗这种形式。换句话说，使用集句诗这种形式，本身就具有“调笑”色彩。对于这一方面，北宋
人的认识是比较接近的。如苏轼《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五首》其一云：
羡君戏集他人诗，指呼市人如使儿。天边鸿鹄不易得，便令作对随家鸡。退之惊笑子美泣，问君久假何时归。世间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满千家墀。
关于苏轼的这首诗歌，南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十“东坡讥集句”条在引述了这首诗后说：
观公之诗，虽以美之，亦微以讥之。盖市人，不可使之如儿；鸿鹄，不可与家鸡为对，犹古人诗句有美恶工拙，其初各有思致，岂可混为一律耶？[2]
像这样认为此诗是讥笑孔平仲的观点虽然比较广泛，但未必得其真解。笔者以为，苏轼乃是以游戏之笔来评价孔平仲的游戏之作的。苏轼虽然不写集句诗，但写集句词，作为一个被公认为“以诗为词”的作者，他的词风与诗风具有相近的特色。从这个角度看，苏轼似乎不应该讥笑他人的集句诗。再从这首诗的实际情况看，应该是出于赞美，开头的“羡”字就表明了这样的意思。固然“市人，不可使之如儿；鸿鹄，不可与家鸡为对”，但能将不相关的“市人”当成儿子一样使唤，是需要很大的本领的；天边的“鸿鹄”自然不易得，但能将其捉
来与家鸡放在一起戏耍，更能见出手段的高明。这明明是赞美孔平仲的集句本领，怎么能说是讥讽呢？韩愈的惊笑、杜甫的哭泣，恰恰反衬了孔平仲的集句能力。而最后一句“明月自满千家墀”，则表现了苏轼读孔平仲集句诗时的惬意心情。因此，笔者认为，苏轼的这首诗是赞美孔平仲，而赞美的立足点正是孔诗“戏集他人诗”的调笑色彩。比较而言，其四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
诗人雕刻闲草木，搜抉肝肾神应哭。不如默诵千万首，左抽右取谈笑足。夜吟石鼎声悲秋，可怜好事刘与侯。何当一醉百不问，我欲眠矣君归休。[3]
“左抽右取谈笑足”，这才是苏轼对集句诗的基本认识，也是当时人的共识。黄庭坚是写集句诗的，但非常轻视集句诗的写作。《后山诗话》载：“王荆公暮年喜为集句，唐人号为‘四体’，黄鲁直谓正堪一笑尔。”[4] 而刘攽甚至教导别人不要写集句诗，原因也在这里。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载：
晁美叔秋监以集句示刘贡父，贡父曰：‚君高明之识，辅以家世文学，乃作此等生活，殊非我所期也。吾尝谓集古人句，譬如蓬荜之士，适有重客，既无自己庖厨，而器皿肴蔌悉假贷于人，收拾饾饤尽心尽力，意欲强学豪奢，而寒酸之气终是不去，若有不速排闼而入，则仓皇败绩矣。非如贵公子供帐不移，水陆之珍
咄嗟而办也。‛美叔深味其言，归告其子曰：‚吾初为戏，不知贡父爱我一至于此也。‛[5]
刘攽之所以反对集句诗的写作，虽然是出于对创作才能的重视，但其中也包涵了对集句诗形式本身的轻视。
在强调集句诗形式上的“调笑”色彩之外，北宋人也开始注意到集句诗在内容方面的“调笑”意味。《西清诗话》卷下载：
石曼卿官册府时，五鼓趋朝，见二举子系逻舍，望曼卿号呼请救，因驻马，召问卒长。曰：‚昨夕里闬间有纳妇者，二子穴隙以窥，夜分乃被执。‛曼卿力为挥解，卒长勉从之。二子叩头拜于马前。曼卿为按辔口占一绝云：‚司空怜汝汝须知，月下敲门更有谁。叵耐一双穷相眼，得便宜是落便宜。‛[6]
石延年的这首诗歌，在内容上拿两个偷窥新娘子的举子开涮，颇有调笑色彩。这正是其被蔡絛记载的主要原因。又如《后山诗话》所载的三首诗：
司马温公为定武从事，同幕私幸营妓，而公讳之。尝会僧庐，公往迫之，使妓逾墙而去，度不可隐，乃具道。公戏之曰：‚年去年来来去忙，暂偷闲卧老僧床。惊回一觉游仙梦，又逐流莺过短墙。‛又杭之举子中老榜第，其子以绯裹之，客贺之曰：‚应
关于成熟的诗句篇二
《古代边塞诗的成熟兴盛与大西北》
古代边塞诗的成熟兴盛与大西北
胥惠民
摘要：关于边塞诗的概念存在混乱现象。我们所说的边塞应该是指古代中央政权统一时候的边塞，即主要指沿着长城的走向所形成的地域。在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的割据政权之间的边界是不能算作一般意义上的边塞的。边塞诗的成熟和兴盛离不开大西北。没有大西北边塞卫国战事和奇丽风光，就不会有唐代的边塞诗派的兴盛与成熟。边塞诗在宋、元、明三代衰落了。边塞诗在清代取得堪与唐代比美的成绩。
关键词：边塞诗的概念；边塞诗的成熟与大西北；清代边塞诗
在我国的各种诗歌题裁中，和大西北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边塞诗。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大西北的自然人文景观，边塞诗就会黯然失色。在唐代如果没有大西北提供的诗歌素材，就不会有盛唐边塞诗的成熟，就一定不会有和山水田园诗派对举的边塞诗派。这有大量事实为证，在我们民族中，大家能够记诵的边塞诗几乎全是描写大西北自然人文景观的。胡大浚先生说：“边塞诗是大西北的歌，是大西北的骄傲。”①信哉斯言！
边塞诗辨正
什么是边塞诗？这好像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不就是描写边塞军旅生活和边塞风光的诗吗？最近为了给“《文学遗产》西部论坛”准备论文，我阅读了五六种边塞诗选本，计有孔凡信的《历代边塞诗赏析》（明天出版社1988年出版）,胡大浚的《唐代边塞诗选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卢冀宁﹑汪维懋的《历代边塞诗词选析》（军事谊文出版社1997年出版），李炳海、于雪棠的《唐代边塞诗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李之亮、李迪选注《边塞诗精华》（京华出版社2001年出版）；发现各本所选并非都符合边塞诗的概念。这些选本关于边塞诗概念的内涵不一致，存在扩大化的倾向，其中有的选本约有四分之一的作品不是准确的边塞诗。
边塞诗常常反映边关的军旅生活，要写到战争，但军旅生活和战争内容并不等于边塞诗。把屈原的《国殇》、刘邦的《大风歌》、汉代乐府民歌《战城南》、《十五从军征》和曹操的《蒿里行》算作边塞诗显然不够妥当。据选者说，《国殇》写于秦军大败楚军于丹阳、蓝田之后，是对楚军将士的歌颂。在我国边塞诗的概念中，分裂的诸侯国的“国界”够不上一般意义的“边塞”。把丹阳、蓝田一带当作边塞，是一个历史概念的错误。刘邦《大风歌》写于平定淮南王英布叛乱之后，回到故乡沛县丰邑招待父老乡亲的宴席上，同边塞无关。民歌《战城南》写中原的战争，《十五从军征》写军人归家后看到的荒凉，都和边塞无关。至于把曹操《蒿里行》算作边塞诗，更不妥当。这首诗描写“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讨伐的是董卓，事发生在中原，何关边塞？
边塞诗成熟于唐代，关于这时边塞诗的界分应该准确些。可是并不尽然。有的学者把骆宾王《至分水戍》，高适《宋中遇林虑杨十七山人因而有别》、《古大梁行》、《同群公出猎海上》，张巡《闻笛》和《守睢阳作》，高蟾《宋汴道中》，都算作边塞诗。《至分水戍》写河南南阳县分水岭的自然景色；高适《宋中遇林虑杨十七山人因而有别》写于河南商丘，描写两人过去在漳水、邺西相识相会的情况；大梁是开封的旧称，《古大梁行》描写战国时魏国国都的强盛与衰落；《同群公出猎海上》描写诗人在山东广饶的一次打猎活动；张巡《闻笛》和《守睢阳作》反映的战争发生地在今河南省商丘县南；《宋汴道中》诗题中的“宋、汴”分别指称地方相当今河南商丘和开封：把描写发生今河南、山东的一些诗称作边塞诗，肯定
是错误的。
在评价宋代边塞诗时，有的学者说：“陆游被召入王炎幕府，身着戎装，观察地形，参谋方略，这是他一生中最令他留恋的一段军旅生活。在这里，他创作了许多震撼人心、鼓舞斗志的边塞诗。”并列举陆游边塞诗的代表作有：《金错刀行》、《书愤》、《追忆征西幕中旧事二首》、《观大散关图有感》、《客自凤州来言岐雍间事怅然有感》等。南宋和金的边界东起淮河，西到大散关一带，如果把描写这个边界的诗作算作边塞诗，华夏大地的腹心之地被人看作边塞，肯定是对边塞诗的误解。至于把陈与义《牡丹》、岳飞《题青泥市寺壁》、《池州翠微亭》、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算作边塞诗，其失误理由是一样的。至于一些学者把刘子翬《汴京记事二首》、范成大《州桥》这些描写当时金国南京开封府的诗算作边塞诗，那么杜甫写长安的《春望》也都成边塞诗了。
金代元好问的《岐阳》描写元兵攻下金国的岐山地区；清代张煌言《甲辰八月辞故里》为自己作了清兵的俘虏后被押解辞别故乡鄞县而作；张维屏《三元里》写广州市北郊人民英勇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斗争，把这些诗看作边塞诗也是值得商榷的。
以上所举边塞诗之所以不准确，是选诗者关于边塞的理解不够准确。我们所说的边塞是指古代中央政权统一时候的边塞，它是指从秦、汉时起所自然形成的边界内外。所谓的边塞诗是指描绘统一政权的东北边界、华北的北部、西北的陕北、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即主要是沿着长城的走向所形成的地域。在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的割据政权的边界是不能算作一般意义上的边塞的。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边界，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朝同南朝的边界，五胡十六国时期分裂政权之间的边界，宋金对峙的边界，等等。如果有人用诗反映这些边界的物理风光人情，例如杜牧描写三国时期赤壁之战的《赤壁》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台深锁二乔”，假若有谁把这也算作边塞诗，那会让识者哑然失笑的。虽然历代诗人也写到西南以至南疆边界内外的情况，那些诗也可以算作边塞诗，但人们在谈论边塞诗时主要指描绘沿长城一线尤其是大西北边界内外发生的战争和风光的诗。这恐怕是我们研究边塞诗时的一个基本共识。
边关的将士思念家中亲人，是边塞诗；但把闺中思妇的闺怨诗也算作边塞诗，恐怕就不妥当了。像王勃《采莲曲》、李白《子夜吴歌》中的《秋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和《冬歌》“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孟郊《征妇怨二首》、张籍《征妇怨》、张仲素《春闺思》《秋夜曲》、侯氏《绣龟形诗》、李商隐《灞岸》、马戴《征妇叹》、皮日休《卒妻怨》、金昌绪《春怨》等等，这些诗虽然同边塞有关系，但这肯定不是边塞诗，因为它没有反映边塞的军旅生活和塞外风光。其中为爱好唐诗的人们所熟悉的金昌绪《春怨》全诗如下：“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显而易见，这首诗同“辽西”的边塞有关系，但它不是边塞诗，因为它反映的不是边塞军旅生活，而是家中妻子对常年在外的征人的思念。侯氏《绣龟形诗》写道：“睽离已是十秋强，对镜那堪重理妆。闻雁几回修尺素，见霜先为制衣裳。开箱叠练先垂泪，拂杵调砧更断肠。绣作龟形献天子，愿教征客早还乡。”据《唐诗纪事》：“会昌中，边将张睽防戎十年余，其妻侯氏绣回文作龟形诗，诣阙进之。武宗览诗，敕睽还乡，侯氏赐绢三百匹，以彰才美。”诗的本事很美，选者评价说：“读来格外真实感人，在有唐一代边塞诗作中绝无仅有。”我们之所以认为把这首诗定作边塞诗不够稳妥，就因为它同金昌绪《春怨》的主题完全一样，内容只写妻子对“征客”的长久的思念，和“愿教征客早还乡”的盼望，而没有一句具体写到边塞的生活或者风光。
还有一些诗作，可能写作于边塞，但不涉及边塞生活思想；或者内容涉及到“胡人”，但诗歌写于内地：这些诗是否可以算作边塞诗呢？有些学者把类似作品当作边塞诗，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杜甫《悲陈陶》、《兵车行》、《恨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伤春五首》“闻说初东幸”、《诸将五首》“汉朝陵墓对南山”等。《登幽州台歌》写作于幽州之地，地近边塞，但其内容是作者发抒自己的人生认识，思想深刻，无一字无一
句涉及边塞军旅生活或边地风光，看不到边塞的任何特点，虽然解释此诗可以联系到战国时期燕昭王黄金台，但把它当作边塞诗来解释，是太勉强了。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之所以被当作边塞诗，仅仅因为诗题上有个“安西”字样而已；安西督护府府治地在龟兹，只是这首诗写于秦代都城旧址渭城，其中所描写的内容都是发生在京城长安附近的人和事，看不到任何边塞的影子。杜甫《悲陈陶》中的“陈陶”地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离京城长安很近。至德元年（756），安禄山叛军在陈陶斜大败宰相房琯率领新招募的义军，死伤四万余人。杜甫这时身在沦陷的长安，耳闻目睹了这次战争，写下这首诗，表现诗人的悲愤心情。决不能因为诗中有“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的句子，就把京畿地区当作了边塞看待。《兵车行》描写京畿一带征兵时，“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通过和“行人”的对话，揭露了频繁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恨别》不能因为首联“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也变成边塞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表现诗人因“剑外忽传收蓟北”而引起的激动喜悦之情，并未描写边塞。《伤春五首》“闻说初东幸”一首描绘广德元年（763）“胡虏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吐蕃攻陷长安之后的时局。永泰元年（765）秋，吐蕃又攻取奉天（今陕西乾县），次年杜甫写下《诸将五首》，用来激励将士的爱国热情，其中有句“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南山”即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发生在奉天和终南山前的战事，同边塞风马牛不相及。京城长安及其周围假若变成边塞，那就等于取消了边塞和边塞诗。
边塞诗的成熟得益于大西北边塞卫国战事和奇丽风光
边塞诗的成熟和兴盛离不开大西北。没有大西北边塞卫国战事和奇丽风光，就不会有唐代的边塞诗派。从先秦到隋朝，零星的边塞诗从来没有中断过，但一直够不成流派。没有从初唐到盛唐经营大西北的实践，就不会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凉州词二首》）；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凉州词二首》）；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七首》）；李颀的“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古从军行》）；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关山月》）；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中晚唐诗人继武盛唐，不断创作出大量清新可诵的好诗，使边塞诗在唐代达到长盛不衰的地步。
离开了描绘大西北的诗歌，在唐代绝不可能形成和山水田园诗派并称的边塞诗派。在我们民族中，从儿童到青年，从普通读者到研究唐代文学的专家学者，大家能够记诵的边塞诗，有几首不是描绘西北边塞的呢？由此可见，大西北边塞内外的景观风土人情对边塞诗从萌芽、发展、到走向成熟所起的决定作用。
边塞诗的内容既丰富又多姿多彩。纵观唐代边塞诗的基本主题，就是通过描绘边关将士的英雄主义，宣扬大唐的国威，或抒写士人从军报国，安定边疆的壮志豪情。王昌龄的诗是最生动的表现，例如他的《从军行七首》中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出塞二首》中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另外，如李白《塞下曲六首》其一：“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王维也用多首边塞诗来歌颂边关将士的英雄主义，他赞赏“誓令疏勒出飞泉（耿恭），不似颍川空使酒（灌夫）”的老英雄（《老将行》）；他还表现“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少年英雄（《少年行四首》其二）。
岑参是在西域生活时间最长的诗人，他表现自己的这种思想真挚而感人，他说自己“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送人赴安西》），“勤王敢道远，私向梦中归”（《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岑参把爱国和追求名利、把完成王命和同家人团聚孰轻孰重区分得非常清楚。这个
时候在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下，诗人们流露了强烈的重武轻文的倾向，连王维这个文弱书生都发出“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的昂扬歌声。
高适则在《塞下曲》中高声唱道：“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戴叔伦的《塞上曲二首》“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李益的《塞下曲》“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张籍的《西州》“所愿除国难，再逢天下平”。这种牺牲自我，从军报国，安定边疆的壮志豪情不仅是当时军人文士的主流思想，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它也是华夏民族昂扬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生动表现。
唐代边塞诗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刻绘大西北的瑰丽景色，表现诗人对这片热土的特殊感受及喜爱之情。不管是中原的还是南方的诗人，只要他们来到大西北，无边无际的草原、戈壁、沙海，高远的蓝天、白云、明月，一年四季飘雪的气候，无不给诗人带来异样的新奇，启发着诗人的灵感。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叠鼓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燕支行》）只能写于大西北，具体说只能写于出了凉州以后，见到当地的广袤的戈壁沙漠，才会产生这种诗思。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凉州词》），李颀“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古从军行》），李白“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战城南》），“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塞下曲六首》），皎然“都护今年破武威，胡沙万里鸟空飞。旄竿瀚海扫云出，毡骑天山踏雪归”（《塞下曲二首》其二），戎昱“汉将归来虏塞空，旌旗初下玉关东。高蹄战马三千匹，落日平原秋草中”（《塞下曲》），陈羽“海畔风吹冻泥裂，枯桐叶落枝稍折。横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从军行》），等等，这些描绘边塞战争的诗之所以很成功，无不同对边塞独特景色的成功描写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可以说，把边塞的瑰丽景色描绘出来，边塞诗就成功了一大半。
代表唐代边塞诗最高水平，并且最成功地展示大西北瑰丽神奇景色的诗人是岑参。他这方面的诗是又多又好，例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热无雨雪献封大夫》、《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火山云歌送别》，把边塞诗的思想艺术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把古西域天山南北的童话般的神奇美景作了灿烂的展现。例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把北庭都护府冬天独特的景色，酷寒、大风、飞沙走石，用特写镜头作了精心描绘；同时结合这种景色，写了敌人正处在“草黄马肥”的良好态势下；正是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刻绘了唐军迎着“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的艰苦条件出兵，收到“不战而屈敌之兵”的效果，生动传神地表现了唐军的英雄主义。岑参西域诗的成功的奥妙，全在于着力去表现当地的独特景色，把这种景色描绘成功了，作品的主旨也就表现出来了。他的送别诗莫不是这样，如“白雪歌送别”、“天山雪歌送别”、“热海行送别”、“火山云歌送别”等。如果没有岑参描绘西域瑰丽风光的诗，唐代边塞诗会黯然失色的。
唐代边塞诗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当时的民族交往和互相影响，以及边境不同民族的风情。唐代中原同西北的民族关系是融洽的，虽然存在过战争，但和平基本
上是主流，常建《塞下曲》“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岑参《赵将军歌》“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则通过军中“赌博”这种游戏，表现了不同民族将领之间的友好关系。李端《胡腾儿》是一首反映西域各族同中原人民进行文化艺术交流的代表作：
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帐前跪作本音语，拈襟摆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冒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丝桐忽揍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
胡腾舞本是西域的舞蹈，后传入中原，成为当时很受欢迎的艺术。这首诗对跳胡腾舞的西域艺术家的形貌、衣着进行描摹，描写他“帐前跪作本音语”，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作开场白，然后翩然起舞，感动得曾任安西都护府长官的客人泪流满面，洛阳一带的诗人也纷纷写诗相赠。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吐蕃攻陷河西、陇右一带，割断了唐王朝同西域各族人民的联系。诗用“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表现对这位同故乡失去联系的舞蹈家的同情，也委婉地表达了各族人民要求收复失地的愿望。王建《凉州行》“凉州四边沙浩浩，汉家无人开旧道。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着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缫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描绘凉州蕃人学习汉语、农耕文化、养蚕缫丝的真实情况。司空图《河湟有感》“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河湟一带地方的汉族受吐蕃统治时间长久，接受了吐蕃文化影响，学会了“胡儿语”，从而出现了“却向城头骂汉人”这种奇特现象。
晚唐诗人周朴《塞下曲》“石国胡儿向碛东，爱吹横笛引秋风。夜来云雨皆飞尽，月照平沙万里空”；贯休《边上作三首》其一“山无绿兮水无清，风既毒兮沙亦腥。胡儿走马疾飞鸟，联翩射落云中声”，是唐代诗人为西域人民画像的优秀作品。
唐代边塞诗的内容是丰富的，受篇幅影响，我只能简单谈这点初浅的感受，以就教于这方面的专家学者。
边塞诗在宋、元、明三代的衰落
到了宋代，边塞诗急剧衰落，这同宋王朝的国土面积的狭小密切相关。同汉唐相比，北宋已不是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就完整的中国来说，它也应该是当时的“分裂”政权之一。他的北面是强盛的辽国；相当今天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内蒙西部的广袤土地，却存在着西夏、黄头回纥、西州回鹘、黑汗和吐蕃等五个分裂政权，北宋的边塞已经不是我们常说的统一政权的边塞了；加之其重文轻武并且对外屈辱的国策，边塞诗的衰落成为必然。
蒙古族建立元王朝，其面积之大，远远超过汉唐，尤其是中国北部早先的所谓边塞已经不存在了，它们都处在京城大都、上京之南。元朝的重要政策之一是军事统帅或者掌握军权的达鲁花赤必须由蒙古人担任，汉人、南人没有资格担任这种职务，因此守边不用汉族人，这种政策影响所及，就是边塞诗的衰落。
这时边塞诗人的代表是耶律楚材，他曾随从成吉思汗西征六万余里，居住西域河中府，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耳罕城多年，写有一百多首歌咏西域边事的诗。他在《西域河中十首》中写道：“饱啖鸡舌肉，分餐马首瓜。人生唯口腹，何碍过流沙”；“一从西到此，更不忆吾乡”。他的《西域蒲华城赠蒲察元帅》：“骚人岁杪到君家，土物萧疏一饼茶。相国传呼扶下马，将军忙指买来车。琉璃钟里葡萄酒，琥珀瓶中杷榄花。万里遐方获此乐，不妨终老在天涯。”把西域当作自己的故乡，表示愿意终老西域，这是一种新的思想。他还在《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十首》、《河中春游五首》，用自己具体描绘西域的春天来纠正唐人“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偏颇。
关于成熟的诗句篇三
《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
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
——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
刘兴林
汉代乐府民歌产生于辞赋和散文兴盛，而文人诗相对消沉的时代，数量虽然不多，但却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成就。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赋比兴的手法，而叙事艺术前所未有，开启了后世乐府叙事诗的先河，影响到魏晋建安文人诗、南北朝乐府诗和唐代文人乐府诗，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中国诗歌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现实主义精神
汉代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与《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一脉相承。其实质在于根植于现实的生活，表现现实的人生，用朴实的手法，朴素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情感，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汉乐府民歌大多是发自社会最底层的声音，直接表现人民的痛苦、愿望和爱憎，对封建权贵作大胆的揭露、讽刺、抨击和抗争；对下层社会父子不能相保、兄弟不能相保、夫妻不能相保等，作出细致地描绘；对战争造成的灾难和兵役徭役造成的痛苦作出真实地反映；对爱情遭受的压抑和女性遭受的遗弃表现出深沉的忧患。以其广泛的生活题材，浓厚的生活气息，反映出社会生活本质的深度和广度，成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珍品。作品源于情感的郁积，不得不发，因情而生文，并非为文而造情，故语言朴素生动，情感真实充沛，不待雕琢，自然成文。与汉代的京都田猎大赋内容上的歌颂功德，粉饰太平，艺术上的华而不实，辗转模拟相比较，更可以见出汉乐府民歌的可贵。汉代乐府民歌促进了文人诗歌的复苏，使它们展现出新的风貌。后世文人诗歌创作中，建安作家借古题写时事的古题乐府，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以及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都继承了这种创作精神，在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流派的创作中，汉乐府民歌承前启后，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和影响。汉乐府民歌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某些作品或用夸张抒情，如《上邪》；或用拟人叙事，如《战城南》；或用寓言说理，如《枯鱼过河泣》；或创造非现实的情节意境以寄托理想，如《孔雀东南飞》的结尾；不同程度地具有构思奇特、想象丰富的浪漫色彩。
二、叙事艺术成就
先秦时代的诗歌无论《诗经》、楚辞，还是古逸诗，都属于抒情诗的范畴。《诗经》民歌中的《卫风·氓》、《郑风·溱洧》和《豳风·七月》等，是具有一定叙事性的诗，但缺乏具体展开的故事情节，只能是叙事民歌的萌芽。楚辞《离骚》被认为是屈原的自叙诗，但叙述只是为抒情服务的框架，从根本上说，《离骚》是中国第一篇最长的政治抒情诗。汉乐府民歌除《上邪》等个别作品之外，一般都是叙事诗，叙事的内容和形式都远远超过《诗经》民歌，将中国叙事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汉乐府民歌善于截取生活的横截面加以详细地描述，注重细节的刻画和人物语言的描写，故事情节简洁生动，人物性格鲜明。譬如《平陵东》揭露官府、官吏在光天化日之下拦路绑票，勒索钱财，情节简单，却清楚地交待了地点、环境、事件、人物和人物的心理活动状态。《妇病行》以“三哭”连缀成的故事情节悲悲惨惨：病妇托孤，“泪下一何翩翩”，是一哭；丈夫上街买食，“泣坐不能起”，“泪不可止”，是二哭；“孤儿啼，索其母抱”，是三哭。通篇如泣如诉，令人顿生同情。《东门行》截取一个贫困家庭中短暂而典型的场面，写一个城市平民在饥寒交迫中铤而走险。主人公出而复回，本不想铤而走险。但看到家中无吃无穿的困境，便又坚定决心，“拔剑东门去”。妻子甘愿忍受贫困的煎熬，苦苦阻止丈夫；丈夫不甘忍受煎熬，毅然决定抗争。冲突中显示出“逼迫为非”的道理，夫妻不同的性格也刻画得很突出。《上山采蘼芜》截取一对离异夫妻山路中相遇的一幕，情节十分简单，通过人物对话，使昔日弃旧迎新的情形，两位女性的容貌和织绢的情形，以及男子的后悔心态等，
都跃然纸上。《陌上桑》截取生活中最富于冲突性的场面展开描绘，矛盾更为集中，人物心理和性格的挖掘也更为深刻。《孔雀东南飞》采用复线交叉的纵向叙述方式，通过完整而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刻画人物的性格，展示人物的命运，使中国叙事诗的成就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汉乐府民歌多用第三人称的叙述统摄全诗，诗中多采用人物对话或独白，恰到好处地穿插抒情性的旁白，往往画龙点睛，激起读者的共鸣。多种语言形式与行为细节相配合，有助于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推动情节的发展。
三、赋比兴的传统
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民歌所创造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直叙其事的“赋”用得最多，如《战城南》、《平陵东》、《有所思》、《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等都是。用“比”的作品数量较少，质量却很高。譬如《上邪》开头直抒胸臆，是“赋”，抒情主人公一口气列举五种不可能发生的事物，用来比喻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则是连珠炮般的“比”，抒发感情淋漓尽致。再如《相和歌辞》中的《怨歌行》：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此诗早见于《文选》和《玉台新咏》，题为班婕妤作。《玉台新咏》中诗前小序说：“昔汉成帝班婕妤失宠，供养于长信宫，乃作赋自伤，并为怨诗一首。”《汉书·外戚传·班婕妤传》只说作赋自伤，全文收录其赋，未提及作“怨诗”之事。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认为李陵、班婕妤的诗均为后世所怀疑。今人一般认为此诗系乐府古辞。诗中层层比喻，环环相扣。以“霜雪”比“齐纨素”，以“齐纨素”喻美女之待嫁；以“明月”比“合欢扇”，以“合欢扇”喻美女之既嫁；以“怀袖”喻恩爱，以“微风”喻柔情；以“秋节至”喻爱弛，以“夺炎热”喻情移；以“弃捐”喻抛弃，以“箧笥”喻冷漠；直到最后一句“恩情中道绝”才将寓意点明。意象美好，喻意切至，忧郁凄清之美充溢于字里行间。汉乐府民歌的起兴有的作为环境烘托，有的作为统摄全诗的关目，自然贴切。《陌上桑》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起兴，如清水之托芙蓉，奠定了全诗的喜剧基调。《孔雀东南飞》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写灵禽之失伴侣，奠定了全诗的悲剧基调。
四、杂言与五言句式
《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兼有少量杂言诗。汉乐府民歌的句式有杂言和五言两种，一般说来，西汉乐府多杂言，而东汉乐府多五言。汉乐府诗的句式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形式，增强了诗歌的容量和表现力，展现了中国诗歌由四言到五言的发展过程。杂言诗形式自由，句式长短随意，从一字句到十字句均有，根据内容需要，灵活穿插使用。如《战城南》、《有所思》、《上邪》、《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都是杂言诗。自由的句式增强了叙事、写景和抒情的随意性，也体现了民歌的原始风貌。杂言诗后来发展为唐代自由奔放的歌行体，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汉乐府民歌中出现完整而成熟的五言诗，更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进步。五言诗比四言诗每句多一个节拍，便于组合单音词和双音词，寓变化于整齐之中，适应了社会语言的发展。如《陌上桑》、《怨歌行》《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和《孔雀东南飞》等，都是成熟的五言诗。汉乐府民歌促进了五言诗的成熟与繁荣。《汉书·五行志》所载汉成帝时的童谣已是定形的五言，而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说汉成帝时“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谓李陵、班婕妤的五言诗已经受到怀疑和否定。钟嵘《诗品·总论》中也说“东京二百载中，唯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可见五言诗首先成熟并流行于乐府民歌，然后才为文人所吸取。《杂曲歌辞》所载辛延年的《羽林郎》，无论人物或情节，都明显受到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的影响。曹植的《美女篇》主题虽然更新，而内容却直接脱胎于《陌上桑》。这些都是文人五言诗向民歌学习的明证。中国文人诗正是因为吸取了乐府民歌的艺术营养，才产生出象《古诗十九首》那样文情并茂的“五言之冠冕”。
五、多种表现手法
1、对比反衬。对比反衬的手法在汉乐府民歌的某些作品中表现突出。譬如《上山采蘼芜》，通篇都是新人与故人的对比。一是容颜对比：“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二是境遇对比：“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三是劳动技能即织绢能力的对比，包括质量的对比：“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数量的对比：“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最后是结论的对比：“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通过对比，新人和故人的差别一目了然，故夫的后悔溢于言表，然而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暴露出人们评价女性价值的标准，显示出女性地位的卑微可怜。《陌上桑》第三解罗敷夸夫一节，虚夸出仪表堂堂、官运亨通的夫婿，用意就在于与猥琐好色的使君形成鲜明的对比，以阻止他非礼的念头。《孔雀东南飞》中也有不少对比。譬如铺写太守家准备迎亲的热闹排场，与刘兰芝自作“嫁裳”的冷落凄清，就是一种强烈的对比。刘兰芝与焦仲卿曾经发誓：“君当作盘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这本是生动形象的比喻；焦仲卿与刘兰芝重逢之时因误解而相责难：“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既是重复前时的比喻，又是意含讽刺的对比。
2、顶针联珠。顶针又称为联珠，是一种辞格，即用前句结尾的词语做后句的开头，使前后句子首尾蝉联。无论用于叙事、说理或抒情，都能够使内容衔接紧密，环环相扣。《诗经》和楚辞尚无此格，在诗歌创作中或当起于乐府古辞。譬如《平陵东》，采用三三七的句式，每三句为一小节，节与节之间全用顶针。用“劫义公”、“两走马”、“心中恻”三个词组联系四个小节，一气呵成，连绵不断，又显得跌宕有致。再如《相和歌辞》中的乐府古辞《饮马长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思。
这首诗的前八句用顶针，每两句一顶，用“远道”、“梦见、”“他乡”三个词语联系八个句子，由起兴到梦幻，如行云流水，格调清新而深沉。顺便提及，诗的后十二句也很有特色。枯桑兀立，却能够感受天风的刺激；海水动荡，却能感受天气的寒冷；用具体的形象来表达自苦自知的感受，生动而耐人寻味。“入门”二句用他人的家庭情趣来反衬自己的孤独，自然而别开生面。后八句叙述鱼腹传书的情节，颇具传奇色彩，与前八句的梦幻描写相照应，显出凄清的浪漫情调。
3、铺排、夸饰和烘托。铺排、夸饰和烘托是汉乐府民歌常用的表现手法，在《陌上桑》里有集中的体现。《陌上桑》最早著录于《宋书·乐志三》，题为《艳歌罗敷行》。徐陵将它辑入《玉台新咏》，亦题为《艳歌罗敷行》。在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辞·相和曲》，题为《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命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但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以上第一解（段），以夸张的手法，极写罗敷体态容貌之美，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是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以上第二解，写五马太守相戏，罗敷严辞相拒。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晳，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姝。
以上第三解，写罗敷盛夸夫婿以拒太守。
《陌上桑》是一首民间故事诗，叙述采桑女秦罗夫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作品采用铺排、夸饰和烘托的表现手法，利用喜剧性的矛盾冲突，刻画了一个美丽、坚贞、聪明、机智的采桑女形象，歌颂了劳动妇女不慕富贵，不畏权势的高尚品质，同时揭露了五马太守的丑恶和愚蠢，反映了官僚权贵的荒淫无耻。晋人崔豹《古今注》说：“《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桑》之歌
以自明。赵王乃止。”这个创作背景传说未必可靠，但它与《陌上桑》先后在民间广泛流传，说明豪门权贵掠人妻女，当时已是严重而普遍的社会问题。辛延年的《羽林郎》与此相似，揭露一个“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的霍家奴，朱乾《乐府正义》认为是借以讽刺权贵窦景及其豪奴，可见罗敷的遭遇在当时决非偶然。 《陌上桑》的语言特色是广用铺排夸饰，除第二解以对话推进情节之外，首尾两解全用铺陈排比构成。一解写罗敷之美包括两段铺排：先写罗敷的器具、发型、耳饰、衣着之美好，后写众人旁观神态之专注；二解写罗敷夸夫则包括三段铺排：一夸气派，二夸官职，三夸仪表风度。铺陈排比中还有不少偶句，排句与偶句套用，相同的句式和节奏，形成强烈的气势，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
诗中的五处铺排在语义上全是夸饰。夸饰即夸张的修饰手法，《诗经》中已有先例。罗敷“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穿戴十分讲究，似乎不必采桑。她的夫婿率领千余骑，“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何用妻子辛苦采桑呢？以常理推论，则忽视了文学艺术的夸饰。尤其是民歌，作者喜爱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将一切美好的东西加到她身上，完全是正常的艺术处理。夸夫全属虚拟，以显示出罗敷的智慧。不夸夫则不足以拒绝使君，盛夸夫婿的气派、官职和堂堂仪表，使使君相形见绌，自惭形秽，也就镇住了使君，阻遏了他的非礼。众人忘情地观看罗敷的美貌，以至于“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以俏皮话为夸张，体现了民歌的原始风貌，切勿仅以好色论之。
烘托如烘云托月，不作正面描写而注重侧面烘托，具有特殊的艺术效果。《陌上桑》中的烘托最为特色。开篇的起兴“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二句是环境烘托，为主人公的出场泼洒一片灿烂，有清水芙蓉之妙。器具、发型、耳饰和衣着的铺写，烘托出秦罗敷的容貌体态之美，令人想见于言外；行者、少年、耕者、锄者全都为罗敷的美貌所吸引，驻足观看，忘乎所以，只因观看了罗敷的美貌，回到家中竟然都对妻子发怒，进一步烘托出罗敷的美妙绝伦。诗中对于罗敷的美貌不作任何具体的描写，也就没有丝毫具体的限制，给人们留下想象的空间，让人们根据自己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标准去随意想象，形成了各种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眼目中共同的美。这种烘托手法为后来的诗人所借鉴和运用，曹植《美女篇》中“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显然脱胎于此。第二解“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写马匹原地踏步，徘徊不前，正是烘托车上的太守惊羡罗敷的美色而不能离去。第三解罗敷夸夫，夸气派，夸官职，以及结尾的“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姝”，也都有烘托的成分，“为人洁白晳，鬑鬑颇有须”二句，才是正面描写。结尾戛然而止，矛盾冲突还未见分晓，给读者留下悬念，留下思索的余地，有助于读者对作品的思想内容作深入的开掘。
关于成熟的诗句篇四
《论中国赠答诗发展成熟的轨迹》
第13卷第4期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Vol113No14论中国赠答诗发展成熟的轨迹
郭灿辉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
[摘 要] 赠答诗是一种很重要的诗体。自它产生之日起,后世文人鲜有不作赠答诗者。赠答诗的发展由“赠言”
发轫,经过不关个人性情的赋诗阶段,后由无“赠答”之名到以“赠答”名篇,由礼尚往来的应酬对答到抒写个人性情,表现人际的真情往来,再到两汉文坛出现完整的赠答诗以及千古传唱的优秀作品,本文为赠答诗描述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 赠答诗;赠言;赋诗;发展轨迹
[中图分类号] I052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136(2006)04-0099-03
OntheMatureDevelopingPathofthePresentablePoems
GUOSan-hui
(ChangshaSocialWorkCollege,Abstract: Thepresentablepoemisimfewdescendantwritershaven’tcomposedthepoem1from“thewordsofadvice”,andpassesthroughthestageofcomposingapoepersonality,lateritdevelopsfromthestageofnotexchangingthenametoexchangingnames,sintercourseofcourtesydemandingreciprocitytoexpressingindividualpersonality1Thepresent2ablepoemdisplaystheinterpersonaltruefeelingsintercourse,andalsoshowsustheintegratedoutstandingworksoftwoChineseliteraryarenas1Thisarticledescribesaclearerdevelopingpathforthepresentablepoem1Keywords: thepresentablepoems;wordsofadvice;composingapoem;developingpath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言志”的传统基本上代表了我国诗歌的主要功能。从诗作者自身来说,用诗歌表达思想感情和理想追求,可以“娱己”;从诗作者与他人的关系来说,诗歌可以交流思想,沟通感情,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又可以“娱人”。关于诗歌的起源,《诗经・毛诗序》有较为经典的论述。后代大学问家朱熹在《诗序》里也谈到了诗歌产生的原因: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也,则不能无思;既有思也,则不能无言;既有言也,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之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又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①
形式寄赠与人的习惯,而且按中国人“来而不往非礼”的社会心理和交际规则,对方也会尽可能的用诗歌的形式作出相应的回应,从而在这种诗歌往还之中,达到沟通心志、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的目的。这就是赠答诗。梁时萧统所编《文选》列诗类二十三,收梁以前各类诗歌,以数量计,赠答诗居第一。这正表现了人们对赠答诗的喜爱以及赠答诗所取得的高度的艺术成就。当然,这种诗歌相互赠答的方式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首先,赠答诗的发展过程应该经过了“赠言”的阶段。我国是一个文明礼仪之邦,体现在人际交往中,讲求情感的对等往还,所谓“礼尚往来”。这种“礼”又不仅仅限于实物交往,相反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性的往还。表现在情感的相互沟通和理解上面,即“赠人以物,不如赠人以言”。关于此点,《艺文类聚》有记载,其人部十五“赠答”条曰:
《毛诗》曰:无言不詶。
《孙卿子》曰: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宝;劝人以言,
美于
这段话说到了诗歌产生是因为要表现人类的情感,即要表现那种不得不说的“咨嗟咏叹”。这种“感物说”很有代表性。“感于物”而“有欲”,即包括有人们以诗歌来沟通人际关系、交流思想感情的欲望。很早以前,人们就有用诗歌的
[收稿日期] 2006-10-15 [作者简介] 郭灿辉(1971-),男,湖南益阳人,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
研究。
②
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员)出于礼仪规则或是政治目的,定当有所应答,且答赋之诗意,不但要与首赋之诗相连,还要合乎当时的场合、情景及双方的身份特征。虽然“称诗”可能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言辞,套用《诗经》成句,且其身份多是代言人,所以不大关乎个人性情。但这种赋诗风气,已经具备了一来一往的应对形式以及“称诗”以“见志”的内容特点(虽然其“志”多不涉个人性情),对后来赠答诗的形成无疑作了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准备。《艺文类聚》对这种“赋诗”风气也作了很多的归纳:
又,周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焉。又,吉甫作颂,
④
同样《论语・为政》也有这样的记载: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③
子张要去学习求取功名利禄,孔子没有以钱物相赠,而是以谆谆的言语进行教诲,希望自己的学生在求取功名利禄时谨言慎行。这种赠言传统在《论语》里还有多处体现。例如其《乡党》篇:
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达”,但实在是表示对它的轻视。又如《阳货》篇: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尔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尔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⑤
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
《穆天子传》曰:穆王飨西王母于瑶池之上,上赋诗往来,辞义可观。
⑨
虽然孔子领受了人家的礼物,但却不尝,原因虽说是“未
以上我们探讨了赠答诗产生的两个重要阶段,即“赠言”与“赋诗”阶段。可以说“赠言”是赠答诗的远源,而“赋诗”是其近支,因为它已经具备了赠答诗形式和内容上的某些特点。当然,并不是说在“赋诗”阶段就没有后来意义上的赠答诗的出现。例如《诗经・东门之墠》:
?⑩
孔子因鄙视阳货而不见他,阳货以“归孔子豚”逼孔子“往拜”,的言语说教之后,的话,临别赠言”的传统。如《晏子春秋》就这样记载着:
曾子将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赠人以轩,不若以言。吾请以言之,以轩乎?”曾子曰:“请以言。”老子送之曰:
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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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赠答的形式,又如《诗经・大雅・崧高》最后两章: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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