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guakaob.com--经济师考试】
14——23课
第十四课：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九一八事变：时间1931年9月18日 地点：南满铁路柳条湖 制造者：日本侵略军
原因：①日本发生经济危机，为了转嫁经济危机 ②日本蓄谋已久 ③中国国内正在内战，为日本侵略制造条件
事件：借口南满铁路事件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哄沈阳城 结果：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沦陷 影响：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
部队：东北人民和为撤走的东北军组成抗日义勇军（代表马占山） 2、一二九运动：1935年由北平学生组成的抗日爱国运动 3、西安事变：（或双十二事变） 目的：逼蒋抗日
时间：1936年12月12日 发动者：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 结果：在各界的努力下获得和平解决
和平解决的意义：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15课 八年抗战
1、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 时间: 1937年7月7日 地点：卢沟桥 发动者：日本侵略军 标志: 全国性（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从此爆发 2、台儿庄战役
时间——1938年春 地点：徐州台儿庄 指挥官：国民党李宗仁
意义：歼敌一万多人呢，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军想要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3、百团大战
时间——1940年8月 目的：打破敌军的“囚笼政策” 破坏敌人交通线，摧毁日伪军的据点 地点：华北地区 指挥官：彭德怀
意义：歼敌四万多人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决心。抗战时期，八路军主动出击日军的最大规模战役
第16课：侵华日军的暴行
1、南京大屠杀：（识记、理解、应用）
时间: 1937年12月13日 被屠杀人数：30万人以上，长达六周
认识: 对于我们中国人——不容忘记，牢记历史；对于日本人——不容否认和篡改。基本态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对战争，珍爱和平。”
2、731部队，毒气战 731部队是日军在华培植的一支世界上规模最强大的细菌作战部队 3、王伪政权的建立
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1940年在日本的扶持下，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残害中国人民
第17课：抗战胜利与中共七大的召开
1、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领导的抗日武装（英勇善战，消灭了60%以上的日军）
2、中共七大
召开时间：1945年4月 召开地点：延安 报告：《论联合国》
地位、意义：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和实现中国的光明前途准备了条件，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3、抗战胜利的历史意义：
时间：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国内意义：1、是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反侵略战争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2、为中国民主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奠定坚实基础；3、促成中华民族空前的觉醒和团结。
国际意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要贡献。 胜利的原因：①中国军民的英勇善战，不屈不挠的精神（主要原因）②得到世界个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支持 ③日本国内出现经济危机 ④抗日战争是正义的战争 ⑤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五单元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第18课 重庆谈判与内战爆发
1、重庆谈判：（识记、理解）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商谈国内和平问题。其真实目的：赢得准备内战的时间，欺骗人民，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的身上。
目的：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1945年8月，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的陪同下，到达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达成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 2、全面内战爆发 时间：1946年6月
表现：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发动进攻
3、转战陕北 目的：敌强我弱，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毛泽东带领军队主动撤离延安 4、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1947年夏，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直接插入国民党兵力空虚的中原地区，开辟大别山根据地，严重地威胁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湖北重镇武汉。 意义：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战略反攻。 第19课 战略大决战
2、渡江战役：
1949 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分三路渡江作战。 4月23日，南京的解放。 意义：标志着统治中国22年的国民党政权垮台。 第六单元 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迁
第20课 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1、张謇和大生纱厂：（识记）
清末状元张謇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深感要挽回中国的利益，必须发展本国的工商业。于是他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回到江苏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等一系列企业。 2、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识记、理解） 发展历程：
① 洋务运动到清朝末年（19世纪六七十年代） 出现一些民族工业萌芽，但难以生存和发展 这些民族工业受到封建制度的阻碍
② 辛亥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原因：辛亥革命的成功，冲击了封建制度，使民族资产阶级一度受到鼓舞。（内因）
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掠夺。（外因、主要原因） 使用国货，抵制洋货的运动
④ 一战以后 民族工业再度受挫。原因：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⑤ 抗战胜利后至建国前 迫
3、发展特点：总体落后，发展不均衡，夹缝里曲折发展。
总体落后原因：中国近代的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 发展不平衡表现：从行业上看，主要集中在轻工业部门；从地区上看，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像上海、武汉等沿海大城市比较发达，而广大内地却非常薄弱。 第21课 社会生活的变化
1、轮船、火车、电报、照相和电影等在中国出现：（识记）
传入的大致时间：鸦片战争后陆续传入 19世纪传入我国的交通工具有轮船、火车。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架设有线电报，商人可以用它来传达生意信息。 2、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西方发明的照相和电影传入中国，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中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京剧《定军山》，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第一部获奖电影《渔光曲》。） 3、《申报》、商务印书馆：（识记）
鸦片战争以后，在上海等城市出现了中文报纸，其中最著名的是1872年在上 海创办的《申报》，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了解社会的主要传媒工具。
1897年在上海创办的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
逐渐萎缩。原因：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
4、剪发辫、易服饰、改称谓：（识记）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强令男子剪掉辫子，女子停止缠足，用新式的礼服代替过去的翎顶补服，人与人之间行文明简单的鞠躬、握手礼，称呼对方“先生”、“君”。 第七单元 科技、教育与文化的进步 第21课 科技与教育（一） 1、詹天佑与京张铁路：（识记）
詹天佑的成就：1905－1909年领导了京张铁路的修筑，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他出色地完成了居庸关和八达岭两处艰难的隧道工 程，设计出“人”字型路轨，以减缓坡度，确保行车安全。
2、侯德榜的成就：20世纪20年代，我国著名化学家侯德榜，制出纯碱，并撰写了《制碱》一书，探索出制碱新工艺，称为“侯氏制碱法”。
3、冯如何他的飞机 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和飞行家 4、京师大学堂
中国第一所国家创办的近代新式学堂，当时的最高学府，后改名为北京大学。 5、科举制度的废除
清朝末期，张之洞等人奏请废除科举制，1904年清朝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著名的“葵卯学制”，废除科举制，1905年存在中国1300多年的科举制终被废除。 第23课：思想与文学艺术 1、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魏源
魏源：鸦片战争期间地主阶级的代表，他编成《海国图志》一书，系统介绍了南洋、欧美各国的历史地理，其主要思想（编写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严复：戊戌变法时期的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翻译了大量外国思想家的著作，以第一部译著的《天演论》影响最大。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步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启发了知识界去探索西方先进的社会，也打击了封建顽固势力。 鲁迅、徐悲鸿、聂耳、冼星海的代表作：（识记） 类别 文学 美术 音乐
聂耳 冼星海
《义勇军进行曲》 《黄河大合唱》
徐悲鸿
《愚公移山》
作者 鲁迅
代表作
《狂人日记》、《孔乙己》
1905：废科举与清廷丧失合法性
1905年度事件：废除科举
“旧清廷”寿终正寝，“新清廷”未能重建合法性
1905年的废除科举，意味着传统中国“立国之本”的消亡，也意味着旧中国的寿终正寝。 ●“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一个传统乡绅日记里的“废除科举”
山西太原县赤桥村的乡绅刘大鹏，出生于1857年，1894中举，此后三次入京参加会试未中。为求生计，从1886年起，刘大鹏在山西太谷县一富商家塾中担任塾师，前后近二十年。1905年，废除科举的消息传来，刘大鹏陡然自觉丧失了安身立命之所，对人生价值也产生了幻灭之感。这些，都被他记录在了自己的日记里：
“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散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1905年10月15日）”
“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惟所积之德庶可与天地相终始。但德不易积，非有实在功夫则不能也。日来凡出门，见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再阅数年又将变得何如，有可忧可惧之端。（1905年10月17日）”
“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吾邑学堂业立三年，而诸生月课尚未曾废，乃于本月停止，而寒酸无生路矣。事已至此，无可挽回。（1905年10月23日）”
“凡守孔孟之道不为新学蛊惑而迁移者，时人皆目之为顽固党也。顽谓梗顽不化，固谓固而不通，党谓若辈众多不能舍旧从新，世道变迁至于如此，良可浩叹。科考一停，士皆殴入学堂从事西学，而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再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矣，安望文风之蒸蒸日上哉！天意茫茫，令人难测。（1905年11月2日）”
“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1905年11月3日）”
“近来读书一事人皆视之甚轻，凡有子弟者亦不慎择贤师而从之，所从之师不贤而亦不改从，即欲子弟之克底于成，夫岂能之乎？今之学堂，所教者西学为要，能外国语言文字者，即为上等人才，至五经四书并置不讲，则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而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矣。（1906年3月15日）”
“去日，在东阳镇遇诸旧友藉舌耕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出门遇友，无一不有世道之忧，而号为维新者，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旧制变更如此，其要天下之治，不日可望，诸君何必忧心殷殷乎？‟”（1906年3月19日）” …… 刘大鹏日记里充满了对废除科举的失望，以及对时局走势的忧虑。历史进程的发展，也印证了刘大鹏的忧虑。所谓——“今之学堂，所教者西学为要，能外国语言文字者，即为上等人才，至五经四书并置不讲，则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而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矣”——岂不正是刘大鹏在忧虑维系帝制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随着科举的废除也正在消亡？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消亡，也确实带来了辛亥年的土崩瓦解。 ●清廷的困境：废除科举是“救国”的良药，同时也是“亡朝廷”的催命符 刘大鹏所虑，清廷高层并非不知。晚清最后数十年，“救亡”始终是最重要的政治命题，但许多时候，救国家之亡与救朝廷之亡，往往是分离甚至彼此对立的。在废除科举这一问题上，亦是如此——“兴学堂”已成朝野内外救亡之共识；“废科举”则意味着“帝制”失去了“四书五经”所构筑的意识形态的庇护。
故而，清廷对废除科举曾长期持犹豫不决的观望状态，用当时士子朱峙三的话说，是“迭次提倡学堂、废科举，但现在仍并重”。这种两难的态度，也反映在当时的科考试题当中——1903年武昌府试，曾将“废科举”与“兴学堂”的两难矛盾作为试题，让考生各抒己见；1904年会试二场的题目之一，亦是论述设学堂的三项要旨：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三者哪一项最为急迫。在科举考试中出题讨论废除科举，可见当日时势之所在。
但站在朝廷利益角度的出题者，却无法控制自己的倾向性。上述1903年武昌府试考题，即对“新学堂”存有明显的偏见。考题曰：
“海学生，猖狂流荡，不率教、不勤学，学生果可恃欤？然则主持学务者，若不废科举，恐无自强之时。若不惩学生，益重自由之弊。将何道之从，试深虑而畅言之。”
“若不废科举，恐无自强之时”——这是救国形势之所迫；“若不惩学生，益重自由之弊”——这是救朝廷形势之所迫。出题者显然怀有深深的忧虑，故而要求学生作文论述，“试深虑而畅言之”，如何才能将“救国”与“救朝廷”合二为一。
这种沉重的忧虑，尤其真切地反映在清廷科举政策的演变过程当中。1901年4月，“变法上谕”刚刚颁布，两广总督就奏请“变通科举”，并要求朝廷“暂遵”和“按照”百日维新期间的谕旨和章程办理，朝廷没有给予任何答复；稍后，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王之春、李锐兴、张百熙重臣亦相继提出“变通科举”，结果与陶模一样，基本上没有得到响应，朝廷仅以强调考试形式要用策论而不得用八股程式敷衍了事。
1902年，新学堂建设虽在推进，改革科举则始终没有引起朝廷的兴趣。1903年3月，张之洞、袁世凯联名奏请递减科举，理由有二。第一，科举的存在使读书士子心存犹豫和侥幸，学堂难以解决生源和师资问题；第二，科举的存在使学堂难以获得士绅的支持，经费无法解决。其结论则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但折子上成之后，光绪批示了“政务处会同礼部妥议具奏”，却始终未有下文。 1904年1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再次联名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为了安抚朝廷之心，奏折中婉转地表示：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并不会导致传统中学地位的沦丧：“议者或虑停罢科举，专重学堂，则士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兹臣等现拟各学堂课程，于中学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张之洞们希望以这种全盘“继承”科举考试内容的方式，曲线完成对科举的改造。而这种策略，果然得到了朝廷的积极响应，应允自1906年起，逐科逐年递减科举考中名额。 按照1904年的设计，清廷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停止科举。但1904年在中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清廷无奈保持“中立”，其屈辱之甚闻所未闻，其统治合法性亦历史性地降至了最低点，“排满革命”的呼声风起云涌。借此契机，1905年9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一批封疆重臣，联名奏请立刻停止科举。与此前诸次奏请有所不同，本次奏请所列举的理由当中，赫然将“开启民智”提到了极重要的地位—— “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可以说，正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所带来的痛切的亡国危机，促成了科举的废除。没有这场战争，则清廷之统治合法性不能发生严重危机，则不能如此“痛快”地屈服于袁世凯等人“逼宫”式的奏请；袁世凯等人也不敢在奏折里将废除科举与“开启民智”相提并论——清廷必须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不改革则不能救国，不能救国，则朝廷亦丧失了存在的必要。 ●士绅们没有因为科举的废除而被边缘化，大多数转型成了“宪政议员”
虽然乡绅刘大鹏在日记里对废除科举一事牢骚满腹，但在当日，科举的废除并没有造成什么社会动荡，甚至于可以说，士子们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其中原因有二。
其一，早在科举废除之前，参加科考就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入仕的主要路径。数据统计，太平天国以前，朝廷捐官的总人数不过3.5万，而19世纪的最后30年，捐官人数竟达到53.4万。具体到刘大鹏所在的山西太谷、安泽、虞乡等三县，学者的统计数据也表明，自1860至1905年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
其二，正因为科举已不再是大多数读书人上升的畅通渠道，所以，与废除科举同时出台的《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反而得到了士子们的热烈拥护。该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因为这一善后政策的切实实施，以致于在科举停废至清廷灭亡的6年时间里，举贡生员的入仕就职机会，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机会与高概率，其优先录用的待遇也是闻所未闻。直到1909年，甚至还因善后待遇过于优厚而引起舆论的不满。 这种优厚待遇，与清廷竭力想要防止士子们倒向革命，有莫大关系。清季预备立宪，其《各省谘议局章程》就有规定，“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是构成议员的选举与被选举资格的重要条件。在清末各省谘议局中，有科举身份的绅士议员，一般占到议员数的90.9%以上。譬如，对奉天、山东、陕西、湖北、四川等省的统计统计，议员中进士、举人、贡生、生员分别占总数的4.7%、19.1%、43.1%和24%，也就是说，士绅们并没有因为科举的废除而远离政治核心和权力核心，更没有与清廷决裂而走向革命。激烈抨击废除科举的刘大鹏，1908年也当选成为了山西省谘议局议员。 ●辛亥前后十年，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知识阶层，对“改革”的肯定始终超过“革命” 应该承认，1905年的废除科举，第一次实质性地坚定了士大夫对清廷“改革”的信心，对日趋高涨的“革命”呼声起到了有效的阻击。此后，辛亥前后十年，对“改革”的肯定始终超过对“革命”的赞誉。【张之洞奏请废除了科举制吗】
金观涛教授穷十年之功所建立的包含了约一亿两千万字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的关键词搜索结果，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正如其《观念史研究》一书中所得出的结论：
“1900年前，„革命‟一词的使用次数相当少。……其使用中有不少是负面意义的，因为在1900年前，革命尚没有正当性，维新仍是一种澎湃汹涌的新思潮。如1898年，„革命‟只出现36次，同年正值戊戌维新，„变法‟一词达1000余次，„维新‟500次左右，„改革‟约180次，都远远多于„革命‟。戊戌政变的发生意味着改革的失败，1899年„革命‟一词急增到140次左右，1901年更急骤上升到200余次。……1900年以后，“改革”与“革命”同样有1903和1906年两个高峰，这对应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或改革的两极化态度及大辩论。”
“统计还表明，„革命‟一词的第一个使用高峰出现在1903年，达1400次左右。这一年，邹容《革命军》问世，章太炎为之作序，„革命‟从此正名，大行其道。同年6月，章太炎发表针对康有为的„驳革命驳议‟，论述中国正面临维新还是革命的抉择，只有革命能救中国。……值得注意的是，1903年，提到与法国革命相关的使用次数达到200多次，评价也由负面居多变为大加推崇。”
“继1903年高峰后，„革命‟一词在1906年再次勃兴，使用达2800余次。这是因为1905年11月，革命派创办《民报》，由章太炎主编，这份以宣扬革命为宗旨的刊物中，大量使用„革命‟一词。1906年革命派和立宪派进行大论战，„革命‟一词的使用在这一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继1907年„革命‟一词的使用突然下降到1600次左右，1908年又减至700余次，到1909年更减至100余次，呈锐减趋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近十年。令人惊异的是，即使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时，„革命‟的使用次数仍很少。事实上，1919年前，„革命‟一词的使用次数一直在低水平徘徊。”
“1906年„立宪‟一词的使用由1905年的400次左右急遽增加到近2000多次，直追„革命‟的
2800余次；在辛亥革命前一年，1910年„立宪‟使用约800多次，远多于同年„革命‟的500多次。也就是说，该统计现象再一次证明革命和改革之间存在着互相取代的关系。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1911年为辛亥革命爆发的年头，清王朝终于被推翻，但这一年„革命‟出现200多次(主要用于指涉革命党)，只有„立宪‟400余次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支配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并不一定是革命观念。”
——虽则如此，但历史给出的答案毕竟是“革命”，而不是“改良”，这样一种结局，该如何理解？其历史教训何在？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经典著作《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曾如此评价废除科举的历史地位：
“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它（科举废除）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
这种评价，就意识形态层面而言，是恰如其分的。“旧中国”寿终正寝之后的第二年，“新中国”亦艰难启程——1906年，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新的政权合法性开始围绕着“宪政”而构筑。
1905年的废除科举是“破”，1906年的预备立宪是“立”，破立结合之际，正是新旧中国转换的关键。
但清廷没有认真处理好这个关键。一破一立之间，支撑帝国统治的中坚力量，也就是传统士绅们，本已平静完成自身的身份和角色转换，从传统士大夫蜕变成了近代宪政政治里的“议员”；如果清廷也能够主动、顺利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从以“孔孟之道”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传统中国，转型为以民主宪政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近代中国，则可以与已完成转型的知识分子完全接榫，从而实现从帝制到立宪的平稳过渡。
但可惜的是，清廷最终拒绝以民主宪政为核心来构筑自己新的政权合法性。1908年11月，慈禧去世，临终前“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据恽毓鼎《澄斋日记》）慈禧临终前夕的这一反悔，直接导致此后一系列的反改革事件——包括袁世凯被驱逐、张之洞被迫告假，以及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
换言之，“革命”之所以成功，不在于“革命”有多么诱人的号召力，而在于“改革”已死；士绅们愿意接受“革命”，也不在于“革命”是最好的选择，而在于最好的选择、最适宜安置他们的新身份的“改革”已死……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质量大提高，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由社会发展滞后向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突破性转变，国际地位与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然而，当我们回首过去，心中充满无限骄傲与自豪时，又是否清醒的看到了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一些障碍呢？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大多数产品都比较单一，没有自己的技术品牌，面对原材料价格不断上行，同行业间日趋激烈的竞争，以及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不少企业已经开始飘零不定。
美国《财富》杂志此前评选出的世界企业500强中，中国内地仅有11家企业“榜上有名”，而且多数属于电力、石油、银行等国家垄断性行业，不具备自己的品牌；在2016年公布的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100个品牌中，中国大陆仅一个品牌入选。
然而，“MadeinChina”却已深入世界每个角落，并逐渐占据了各个生活场所。所谓的“中国制造”指的是通过为别国的品牌、用别国的技术、替别国公司做加工而赚取微薄的收入和利润，还有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拥有自己的品牌，但所使用的核心技术是别国的。但随着科技水品的不断发展，“中国制造”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了。在中国制造迫切需要确立核心竞争力，成为“中国创造”。毕竟，仅仅是制造而没有创新，制造就没有生命力。
中国之所以仍处于“不发达”阶段就是因为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科学技术水平还不够高，所以要摆脱“不发达”阶段，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就必须要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实现我国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而大力发展教育，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战略主动地位。科技创新能力，已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在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如果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科技落后的局面。
我国已经从低成本时代向高成本时代过渡，因而企业也必须由“成本优势”向“技术优势”转变，而“技术优势”的核心就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只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品牌，中国才能在国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要真正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脚步，真正参与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蛋糕”，我们必须拥有创新能力，并以此向经济价值链的高端发展，最终加入科技创新国家之列。
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作为青少年学生，我们要提高自己的科学素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我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而努力．
第2篇：孙中山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贡献摘要：在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孙中山以其杰出的理论和不懈的实践不仅影响了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历史。实现以自由、平等、宪政民主和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现代化是孙中山现代化方案的核心。孙中山不仅精心设计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理论方案，而且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关键词：孙中山；民权主义；政治现代化；民主共和国
鸦片战争以来，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以与西方列强比肩而立，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和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从早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到办洋务的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再到维新派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睁眼看世界”、“卓然识大势”的少数“先知先觉”者，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或办工厂、设学堂、建海军，或呼吁“商战”进而提出全面变法改良主张。至五四运动，人们寻觅现代化强国之路的内在冲动愈加强烈。在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孙中山以其杰出的理论和不懈的实践不仅影响了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历史，他的三民主义理论以及《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构成了近代以来至他为止的最为完整系统、兼具中外精华的中国现代化蓝图，化作了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矢志不移的宏伟目标与社会实践。在孙中山的现代化方案中，实现以自由、平等、民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现代化是其核心内容。孙中山不仅精心设计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理论方案，而且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精心设计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理论方案
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是近代中国民主运动的主题，也是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主权在民是其合法性依据，民主共和是其最高形式。这与中国传统的“君权神授”、“主权在君”的君主专制有天壤之别。
1.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
中国古代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君主集政治、经济、军事诸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尤其是在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政体不断发展和强化，皇权专制越演越烈，到明清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造成君主专制的恶性发展。进入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君主专制制度是造成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根源，进而不同程度地提出了政治变革的主张或方案：龚自珍倡导“更法”［1］；魏源力主“变古今官家之局”［2］；王韬强调“变法自强”必须首先改革政治，认为“君主立宪制最合于中国”［3］；郑观应、陈炽、陈虬、何启、胡礼垣都主张“开议院”［4］；康有为、梁启超提出了君主立宪的全面方案。然而，他们又都认为，中国民智未开，不可立即实行。
孙中山旗帜鲜明地提出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明确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鲜明提出：“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选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5］68-691906年12月21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的演讲
。他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颠覆君主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是“政治革命的结果”。［5］741912年1月，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表示：“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国家之本，在于人民”。［5］82-83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孙中山勾勒出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完整轮廓。
2.否定君主立宪制，批判民智未开论
针对中国人“缺乏共和知识程度”的谬论，孙中山通过比喻予以批驳：“今使有见幼童将欲入塾读书者，而语其父曰：‘此童子不识字，不要使之入塾读书也’，又通理乎？惟其不识字，故须急于读书也。……故今日中国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6］155-156民主政治并非上天先赋，要靠全体国民共同创造（
3.抨击军阀暴政，倡导“人民独裁”
他在分析民国以来军阀暴政原因时指出：“八年来之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步，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地底陈土的缘故。”［6］423什么是“地底陈土”？武人、官僚、政客是也。“须先搬去这三种陈土”，方能使“国基巩固”。［6］157在论及苏俄政体时，孙中山指出：“近来苏俄新发明了一种政体，……是‘人民独裁’政体……当然比较代议制政体改良得多。”［6］722
4.指出西方政体之不足，独创“五权分立”之政体
孙中山并不盲目崇拜西方民主政体，他敏锐发现西方政体并不完善，“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行，适成压迫平民之工具”［6］707。“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6］764，以防“少数人所得而私”。为了使人民真正掌握国家政权，孙中山提出，人民不但要有选举权，而且要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为了弥补西方“三权分立”的不足，他发掘中国传统政治资源，创造了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政体。对此，孙中山颇为自豪地说过：“五权分立”，“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5］81
5.改“官治”为“民治”，倡导平等与自由
中国传统社会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即“行政权力支配社会”［8］693。而行政权力的主体是君主专制国家的从上到下的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换言之，中国古代实际上是一个官吏主宰的社会，官吏掌握的行政权力覆盖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此即孙中山所说“官治”。如何“移官治为民治”［9］924？孙中山主张实行普选制、政党政治和权能区分，力主“地方自治”。实行“民治”，其前提条件必须是人人平等和自由。他说：“四万万人一切平等，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9］319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10］124一方面，平等、自由有赖于民主制度的保障；另一方面，平等、自由又巩固了民主制度，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更是一个伟大的实干家。他不仅描绘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蓝图，而且身体力行，为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呕心沥血，终生奋斗，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1.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府
孙中山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呼吁改革遭到拒绝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首先，在组织上先后成立了兴中会、中国同盟会以领导革命。1894年，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这一革命组织。1905年，他又将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了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组织——中国同盟会，确立了同盟会的纲领，创立了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其次，在政治思想上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进行论战。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政府已经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只有推翻清政府，“兴民权，改民主”，中国才有出路。他认为改良派维护君主政体，反对共和，实为“中国之罪人”。通过论战，革命派取得了思想上的领导权，从而使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最后，在军事上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于1906年发动了江西省萍乡县和湖南省浏阳县、醴陵县一带的农民和矿工起义，起义队伍发展至3万人。1907-1908年，同盟会在广东、广西和云南接连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1907年，还在安徽、浙江发动了起义。1911年4月，孙中山又发动了震动全国的广州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革命党人前赴后继流血奋斗的精神，坚定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意志。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改元建历、剪辫易服、保障人权、解放贱民、废除刑讯等37项法令，并在各地得到程度不同的推行。黄炎培在《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中回忆说：“辛亥以后，（1）很少见口头上、书面上被称或称人‘大老爷’、‘老爷’、‘少爷’；（2）‘磕头’、‘三跪九叩’、‘打请安’都没有了；（3）男子一律剪辫子，女子裹脚从此解放了……（4）鸦片一时没有消灭，但较辛亥以前渐减。”［11］68孙中山在南京还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临时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辛亥革命的一大政治成果。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暴力手段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颁布了具有革命性、民主性的《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府，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从此，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迈出了艰难的步伐。
2.反对军阀独裁统治，捍卫民主政体
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后，残酷压制民主势力，建立独裁统治。他派人刺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以流氓手段强迫国会议员选举他为总统。袁世凯当选总统后，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1914年5月，他废除《临时约法》，公布反动的《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并把总统的权力扩大至无限，实行专制独裁统治。1915年12月，袁世凯经过“筹安会”的所谓“公民请愿团”活动，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孙中山的愤怒和反抗。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1916年5月9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解散国会，公然破毁我神圣庄严之《约法》，诸民权制度，随以俱尽”，表示“决以一身奋斗，报我国家，乃遂组织中华革命党，为最严格之约束，将尽扫政治上、社会上之恶毒瑕秽，而后复纳之约宪之治”，号召人们“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有所姑息”。［5］100-103在孙中山的推动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稍后，黎元洪恢复了《临时约法》和国会。
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孙中山在上海召集革命党人和军界人士开会，严正声讨复辟势力。后来，孙中山又掀起了护法运动。
历史证明，孙中山反对军阀独裁统治，捍卫民主政体的行动是坚决的、一以贯之的。
3.直接促发国民革命，将民权置于法律、宪法之上
20年代初，孙中山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发动了旨在“扫除”建立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障碍”的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耕者有其田”成为国民革命的最强音。这是一场空前的社会运动，自由、平等、民权已经深入到农民心中，成为一种“最时髦”、运用“最广泛”的学说，甚至路上碰见不肯让路的地主，农民都会愤然喝道：“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么？”［12］172正如有专家所说：“新三民主义的普及促发了大革命，在几千年封闭落后的中国农村中普及与宣传了现代化理想与具体目标，为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社会基础。”［13］
4.甘当“公仆总统”，图谋民生幸福
孙中山当选总统后，从不把自己看作是高人一等的大人物，始终以“人民的公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总统府举行的就职典礼上庄严宣誓：“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就职典礼结束后，孙中山不顾冬夜寒风凛冽，亲自送各省代表至大堂外，大家几次劝他留步，他盛情地对各省代表们说：“民国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总统是人民的公仆，各位是主人的代表，我应送至阶下。”在封建专制制度刚被推翻，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的第一天，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破天荒地提出了“总统是人民的公仆”这个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至理名言，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壮举，它开创了革命领袖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新纪元。
孙中山还身体力行“人民的公仆”。一次，孙中山身穿便服到临时参议院参加会议，被门卫拦住了。门卫不认识他，对他说：“你知道吗？今天大总统要来！”孙中山和蔼地对门卫说：“大总统不过是众百姓的一个公仆，他是人，我也是人，进去看看有什么不可以呢？”门卫仍然不让进去，孙中山先生在无奈之下拿出自己的名片。门卫看后，慌忙赔罪。孙中山先生和蔼地说道：“你不要怕，我不会责备你，只要你晓得，总统和百姓都是一律平等的道理就行了。”当时，有很多人都想亲眼见一下这位“公仆总理”。扬州有一位肖姓老人，专程来南京探望总统。当他见到孙中山先生时，急忙行三跪九叩之礼。见此情形，孙中山立刻上前将老人扶起，请老人落座，并对老人说：“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扬州老人点头称赞，并问：“如总统去职呢？”孙中山先生朗然答道：“总统离职以后，又回到人民队伍，和老百姓一样。”［14］
三、深刻影响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功绩
孙中山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在这些深刻影响中，以下两点尤为突出：
第一，批判和废除封建专制主义，使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并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孙中山对专制主义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他尖锐指出：“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5］82，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制不是爱国，而是“祸国”。他以西方进化论为武器，论证民主取代专制，乃时代之大势，不可逆转之大潮。他认为，事物的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政治制度的变革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辛亥革命一举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即宣布：“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二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第五条）自此之后，虽然有袁世凯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拥溥仪复辟；段祺瑞假共和、真专制，但由于民主观念的普及，全国人民集合在孙中山张扬的民主旗帜下，与袁世凯、张勋、段祺瑞之流展开坚决的斗争，一切倒行逆施无不以失败告终。袁世凯宣布帝制后，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组织“护国军”，全国人民反袁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内外交困之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在绝望中死去。张勋复辟丑行上演了仅仅12天，就在一片唾骂声中草草收场，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政治上，这个“大势”就是民主化的历史必然趋势。
孙中山的政治现代化理论还深刻地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无论是政制、党制如五院制、“以党治国”、地方自治等，还是军政、训政、宪政以及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理论上均出自孙中山的初衷。当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程度的异化，如民权主义变成了yī dǎng zhuān zhèng的独裁统治。但是，毋庸讳言，孙中山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在相当程度上被国民政府加以实践，从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第二，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文明，借鉴中国传统的文化精髓，开启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传统影响极为深厚的国家。从夏朝始，中国就走上了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道路。夏商西周春秋时期，中国实行的是宗法等级制的君主专制政体；战国秦汉以后，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政体。梁启超在论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时曾有愤青之语：中国万事不进，而惟有专制政治进焉！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相比，中国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显然落后了，并且导致了宋元明清时期发展的迟滞与近代的落后挨打。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中国实行了数千年之久的专制制度，成为救亡图存的首要前提。为此，孙中山远涉重洋，系统考察欧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主张将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引入中国，“要从最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7］282。在通过反复比较后，他将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制约体制引入中国政治架构。但是，西方的三院制毕竟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为此，孙中山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适合中国国情、并在中国行之有效的科举考试、监察言谏等制度精华，并加以现代性改造，从而开创了考试院、监察院与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相辅相承、有机统一、中西合璧的五院体制。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政治民主化、政治现代化理论的态度是一贯的。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高举民主的旗帜，将自己领导的革命称之为民主革命。1937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明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的原则和目标，将新中国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国”，就是同君主相对立的国家，即民主的国家。还制定了体现共和精神的《共同纲领》。1954年，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充分体现了民主的原则。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等著名论断。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监督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将孙中山开创的中国特色政治现代化不断推向前进。
历史是一条不断发展的长河。今天的历史是昨天历史的发展，也是未来历史的起点。在这一连续发展的长河中，后人总是在不断地超越前人，这种超越当然是建立在对前人历史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2］522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今天，总结孙中山政治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借鉴其政治现代化方案与实践的成败得失，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与现代化视角重新审视孙中山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性贡献，可以更好、更快地推进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第3篇：政治小论文范文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改革开放
改革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改革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对外开放是以洋为中外的原则来批判继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要改革。
总结历史的经验，旧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来搞建设是不可能成功的，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已形成了一个以沿海开放地带、沿江开放地带和内陆省会城市为代表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总额在世界上的位由1978年的32位跃升到1999年的第9位；从利用外资来看，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国，也是连续6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坚持对外开放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实行对外开放，我们要特别注意增强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把握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加快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青少年更要加强政治、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增强识别真、美和假、恶、丑的能力，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第4篇：从野蛮资本主义到道德资本主义[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发展
[摘要]本文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入手,说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构成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而资本主义经济则力求开辟新的空间突破这种限制,当新的空间被资本开发殆尽时就会出现严重的全局性危机。文章回顾了20世纪资本主义通过资本输出、国家干预、经济金融化等几个阶段突破基本矛盾的限制,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通过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与世界战争、70年代滞胀和当前的金融危机一次次对资本主义发展构成新限制。文章认为当前危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今后,资本主义只有找到新空间才能获得新一轮发展。
自2016年7月开始出现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已经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它不仅严重威胁到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而且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美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走上衰退的道路。从当前各种主流的观点来看,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着重大缺陷以及监管不足等。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发现此次金融危机不只是所谓的金融监管与金融技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下周期性危机爆发的一个突破口。这次危机的特殊性也反映出,它不同于传统的每隔十年左右爆发一次的常规性周期性危机,不能简单地设想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又重新回到原有的方式。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逻辑结果。因此,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一判断启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应当对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和运行方式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新阶段上的外部环境。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当前正在发生和蔓延的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的特有运动方式和必然结果。这里我们首先简单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与特征,然后分析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通过这些分析说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中矛盾的积累与当前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及其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商品经济普遍化并成为社会物质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第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个基本特征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具体矛盾。
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生产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这一特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产品取得了与其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价值形态的物质产品,尽管使用价值各异,但都是作为价值存在的,这就使它们具有统一的、共同的性质,从而增强了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可互换性和财富的流动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成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直接追求的东西。因此,商品经济成为一种直接为取得货币的经济活动。从商品经济本身的规律来讲,价值是劳动产品在商品经济生产关系下所取得的社会形式,货币不过是价值形式演变的最终结果。因此价值只能由劳动所形成,货币也不过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代表。从人类整体来说,价值、货币的源泉只能是人类的劳动。
价值形式虽然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但这并不是无条件的,它们必须是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分工及劳动在各种生产上按比例分配的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生产关系。这里所指的生产关系也包括社会生产者建立在合理物质需要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比例关系,“合理”与“比例”产生于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应该指出,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总是会带有强烈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烙印,因此,所谓“合理”与“比例”也体现特定生产关系所派生的特有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需要中包含着许多事实上不合理的内容。
价值形式所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只有在货币形式上才能成为现实,因此,劳动产品作为商品生产出来,虽然取得了价值的性质,但并未直接取得被社会所承认的货币形式。因此,它们还必须经过那“惊险的跳跃”。
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占有社会生产条件的资产阶级能够通过控制和支配他人劳动来占有社会剩余产品。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一特征,使得占有和掌握社会生产条件的阶级——资产阶级可以人为地把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人阶级的消费控制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水平,从而使社会形成大量的社会剩余产品。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经济的普遍化使得剩余产品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马克思说,“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1](p651)剩余价值的占有与分配形成了十分复杂多样的经济范畴与运动形式、运动机构。
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特征使它与生俱来背负着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运动又产生出以各种具体形式存在和运动着的具体经济矛盾。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只有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力基础上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化的生产力形成了生产之间的广泛联系,这一性质要求社会从生产的整体关联性出发,理性地处理生产中人与自然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妥善处理的关系内容也在日益丰富。然而,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部分人对物质生产过程及其结果的控制,使得社会生产不是按照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安排,而是按照少数人控制他人、占有他人财富的利益要求来安排的。生产的商品形式使价值与货币成为追求财富的直接目标,占有剩余价值成为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内容。价值、剩余价值作为独立的范畴,它们的存在与运动使生产活动可以超越其物质形式的限制,获得了一种巨大的弹性。也正是生产的商品形式,价值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也使人们看不清甚至看不到价值生产背后的物质联系,使价值拜物教成为根深蒂固的普遍观念。生产服从于少数人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使资本主义生产内在地具有危机的倾向。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使危机成为现实,这时,尽管社会已经掌握着巨大的生产力,但是却不能用来为社会成员生产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劳动者与生产条件分离,物质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
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生产赋予了生产条件以及财富的一般形式——货币以资本的属性,这样,即使不在生产领域也可以通过价值形式实现对生产条件所有权的控制,来占有生产领域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货币的资本属性不仅产生了借贷资本,而且进一步发展成虚拟资本、土地价格乃至众多的价值增值工具。它们的运动远离生产领域,但是它们却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实际物质财富的运动,从而产生了在金融领域触发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以上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征,仍然是当前波及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二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和平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矛盾中发展演变,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和特征,这些新现象与特征赋予了当前金融、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与形成逻辑。
2.二战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像西方学者想象的是一种按照常规运行、永恒不变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成长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它发展变化的基本推动力。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基本逻辑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生产形成限制,而资本主义则是利用它自身结构所提供的手段、机制不断创造新的活动形式、扩充新的活动领域,用以暂时突破在原有运动形式和领域内社会基本矛盾给予的限制,其结果是使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运动的新形式、新领域进一步展开。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垄断资本主义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垄断加剧了社会基本矛盾,导致各国竞相通过资本输出缓解国内市场矛盾。资本输出一方面扩展了资本的增值空间,使它们可以利用海外资源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也扩大了销售市场以带动商品输出。因此瓜分世界、争夺势力范围成为20世纪前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特征。这一阶段,虽然垄断已经形成并成为社会经济中的突出现象,但是笃信自由市场的新古典经济学仍固守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理念,推崇国家不干预经济的政策,使得社会经济矛盾最终以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为结果。
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20世纪前期无政府状态的世界经济格局下各国互相倾轧、以邻为壑、两败俱伤的教训,试图建立一个有管理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由于战后初期美国在各方面的实力雄厚,使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秩序为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推动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挤压下难以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继续扩展的空间。因此,出现了战后最初20年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这期间,不仅世界市场在扩大,而且各国经济在生产领域的联系日益增强,出现了经济国际化的趋势,成为后来经济全球化的开端。
有管理的世界经济秩序所带来的外部稳定只是在一定时期内提供了资本主义经济扩展的空间,但是它并没有改变以追求剩余价值为基本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基本矛盾及各种具体矛盾。在新的扩展空间使用殆尽的时候,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各种具体矛盾便以新的形式重新激化起来。
到20世纪70年代,此前20余年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结束,进入了一个矛盾凸起的新阶段。在前20多年中有管理的世界秩序下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为新阶段的逻辑和历史起点。
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突出表现在,资本的增值和积累更多地在货币金融领域寻求突破,使得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更多地在这一领域展开。这一特点源自世界货币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带有强烈世界倾向的经济,需要有恰当形式的世界货币作为价值在世界范围的运动载体和一般代表。马克思认为,在世界市场上只有黄金才能充当世界货币。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世界经济的形成总是与那些具有强大势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霸权与扩张联系在一起的,随之,这些国家的货币在世界上也就占据了世界货币的地位,客观上执行着世界货币的职能。这种情况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状况、经济政策的结果会通过世界货币的职能扩散到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更进一步说,他们可以利用货币、金融手段创造有利于己的资本积累方式,并把自身内部的矛盾、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1971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黄金是世界货币的价值基础,美元承诺兑换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基本固定的汇率。黄金作为货币的价值基础,对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任意增发货币的行为形成约束力量。1971年至1973年的美元危机导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解体,世界货币进入了浮动汇率的时代。在这个浮动汇率体系中美元仍处于中心地位,但是,由于世界货币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基础,使得美元纸币的膨胀失去约束,给以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马克思说,“商品流通领域有一个口,金(或银,总之,货币材料)是作为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从这个口进入流通领域的。这个价值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即在决定价格时,是作为前提而存在的。”[1](p140)然而,在黄金非货币化以后,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进入商品流通这个口时,却不是作为有价值的商品进入的。这样,它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即在决定商品价格时就失去了必要的前提。这就为以后的通货膨胀、虚拟资本的膨胀开了口子,开辟了资本以金融形式获取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的新天地。
资本是一个运动中的价值,然而这个运动只有通过货币形式才能明确地表现资本的增值,因此,马克思指出,货币资本的循环是资本运动最典型的形式,“从价值生出剩余价值,不仅表现为过程的开始和终结,而且明显地表现在金光闪闪的货币形式上”。[2](p68)20世纪70年代世界货币领域发生的变化,也使资本的增值过程、增值方式发生了变动。在货币失去相应的价值基础以及浮动汇率制度下,“价值革命”①出现的机率大大提高。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时,也就是在它作为独立化的价值进行它的循环过程时,因而只有在价值革命按某种方式得到克服和抵消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2](p122)20世纪70年代以后,没有价值基础的货币使产业资本的循环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增强。但是,这种不确定性却给金融资本带来了获利的机会,由此引起资本市场繁荣并向全球扩展。
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这一基本性质,使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市场不断地扩大,资本积累才能顺利进行。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会通过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来扩大市场,而是采取扩充信贷的方式来刺激市场的扩大,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正常进行。这种方式在扩大市场的同时也为金融垄断资本利用货币、金融手段赚取剩余价值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美元的发行失去了黄金的价值约束,适应金融垄断资本的需要,没有价值基础的美元纸币大量发行,为金融垄断资本提供了廉价的资金来源。因此形成了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经济的金融化、金融的全球化的显著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蓬勃兴起,使金融垄断资本进一步将货币、金融手段赚取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的活动在世界范围展开。当代金融垄断资本利用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在世界范围内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第一,那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需要有广阔的市场,而美元的世界货币和国际储备地位,使得美国市场成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支撑自身经济的重要去向。这样,美国就可以在国际贸易中,以廉价美元购买别国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人民花费实实在在劳动生产出的物质产品,通过巨额贸易逆差无偿占有提供产品的国家人民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国际融资的形式向世界出售没有相应实际资产做保证的债券收回美元以维持其国际收支。第二,利用自己在国际经济中的霸权地位,迫使持有大量美元储备国家的货币升值,实现对别国剩余劳动的最终无偿占有。第三,过量发行的美元也通过贸易途径把通货膨胀输出到其他国家,使对它具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增发货币,形成这些国家的货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局面,从而给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困难。第四,利用投机手段制造国际金融危机,无偿占有别国社会财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性货币危机、金融危机频频发生,尤其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这些地区的经济带来严重损失。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世界资本主义在近几十年通过全球化的经济联系,运用各种市场经济机制,通过货币、金融手段把全世界置于它的剥削之下,成为资本积累新的形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空间。
二、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矛盾诱发当前的危机
然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资本积累的制约使它不可能长期无限制地发展下去。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资本力求通过创新突破既有限制获取新的积累空间,同时新形式的资本积累又使社会基本矛盾以新的限制形式出现的历史。当前,由美国次货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就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道路上进行积累所走到的一个新的极限。
1.当前的金融危机是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积累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精巧、隐蔽的剥削方式,它以价值的形式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这就使得对剩余劳动的占有突破使用价值的界限具有无限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掩盖了价值的源泉,使资本可以通过对货币的创新,以流通的方式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货币变革使世界货币脱离其价值基础仅成为一种纯粹的价值符号,由此开创了经济金融化的时代。在经济金融化的时代,借贷资本成为垄断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主要途径,与此同时,金融垄断资本又在金融市场上不断地对信用工具进行花样翻新,在扩大贷款对象和贷款规模的同时,通过创新信用工具,收回货币资本并转嫁金融风险。信用工具的创新又使资本市场上债券价格不断涨落,为投机性金融资本获利带来新的机会,使资本可以既远离生产活动又能更加迅速、便捷地赚到钱。对此,《资本论》早就指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2](p67-68)但是,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狂想病却不完全与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周期性的狂想等同,这一次不同的背景在于,第一,经济的全球化扩大了剩余价值的源泉,不仅本国的工人阶级,而且世界工人阶级特别是工业化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在为世界垄断资本提供着剩余价值。而金融垄断资本所要做的只是按照市场的规则,利用商品价格、利率、证券价格等的变动,通过货币金融的方式把剩余价值据为己有。第二,货币性质的变化使得美国无节制地大量发行货币,用以购买发展中国家人民辛苦劳作生产出的物质产品,并凭借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出售债券的形式重新占有货币资本。这些变化,使得资本的金融投机行为不再被看做像马克思时代那样由于经济的繁荣、生产的高涨所派生出的现象,而是被看做资本通过创新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使自己增值和积累的新领域。因此,金融投机活动不再是“周期性”的狂想,而是作为一项“新兴产业”持久地加以开发。
经济的全球化和货币性质的变化形成了金融垄断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新机制。虽然剩余价值的源泉存在于生产领域,但是对于剩余价值的占有却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最为基本和原始的形式是马克思所讲的通过生产直接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除此以外,它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被资本所占有。例如,它可以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商品转移到买者手中,这又通过降低劳动力价值形成有利于资本的收入分配。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对外投资的利润、不等价交换,以及各种虚构的服务收入等方式占有剩余价值,形成发达国家金融垄断资本盈利的来源。在金融市场不断翻新的情况下,金融垄断资本又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将剩余价值形成的剩余资本加以集中。金融垄断资本又进一步利用集中起来的剩余资本发放贷款,并再发行证券以集中货币资本。
但是,贷款对象的扩大必须以生产领域的相应发展为前提,而生产的扩大又必须以市场的扩大为条件。经济的金融化并未消除社会基本矛盾对资本积累的根本限制,而当代金融资本突破这种限制的方式则是通过扩大贷款来强行地扩大市场。在此,所谓的“金融工程”为扩大贷款对象开发出种种技术手段,例如,美国金融资本创新出“次贷”、“Alt-A”、选择性可调整利率贷款等贷款形式,诱使人们借款消费,以扩大剥削对象。然而从本质上讲,借贷资本收入的最终源泉只能是生产领域形成的剩余价值,发放消费信贷所获取的利息收入事实上也是间接来自于剩余价值。因此,当金融垄断资本将既有的剩余价值源泉开发殆尽,转而将非剩余价值收入作为攫取对象时,危机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可见,当前的金融危机是资本对于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形成的增值与积累新领域开发殆尽的结果,不能被看做是一次常规的周期性衰退。据此推测,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节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有资本增值方式的重大调整才能实现。
2.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措施及其本质。
当前的金融危机给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严重的困难,直接威胁到金融体系的生存,并已经对生产领域造成危害,因此,近几个月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台救助措施,通过巨额政府支出拯救那些陷入金融困境的金融机构。就现有的资本主义运行结构看,这些措施是使资本主义金融体系解脱困境所必须的,不如此它们就直接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但是,也应当看到这些措施即使奏效,所能够解决的也只是当下金融体系因债务链断裂出现的流动性不足的问题。马克思指出,“货币流通的缓慢则表现这两个过程分离成互相对立的独立阶段,表现形式变换的停滞,从而表现物质变换的停滞。至于这种停滞由什么产生,从流通本身当然看不出来。流通只是表示出这种现象本身。一般人在货币流通迟缓时看到货币在流通领域各点上出没的次数减少,就很容易用流通手段量不足来解释这种现象。”[1](p143)目前各国采取的向金融体系注入资金的求助方式,正是基于马克思所提到的这种错误认识。根据前面的分析,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流通领域流动性缺乏,相反,长期以来美国联邦储备实行低利率的政策为美国金融注入了大量的资金,有力地支持了虚拟资本的膨胀,使金融垄断资本迅速地积累。当前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膨胀起来的虚拟资本找不到足够的剩余价值源泉继续支撑现有的金融方式的资本增值。因此,当前的救助措施只能解救金融体系的当务之急,并不能彻底解决当前的危机。
当前主流观点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直接原因来自于华尔街的“贪婪”加之金融当局“监管不力”,尽管这种看法仍停留在对直接现象的观察,它也反映出人们对自20世纪90年代逐步兴盛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放松管制”、“解除监管”政策的反思。从当前的救助措施来看,它仍是维护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一种措施。本质上看是资本主义政府用劳动人民创造的财政收入来维护金融垄断资本所构造的价值增值体系。而正是这种价值增值和资本积累方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由此可以设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容许的范围内,危机过后如果资本不能开辟新的增值领域、找到新的增值形式,那么资本主义就只在一定时期内以一种“有管制的资本主义”的形式存在和发展。因此,靠财政手段的救助只能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只有采取必要的调整,建立真正为实际经济运动服务的金融体系才有可能使资本主义摆脱当前的危机。
第5篇：政治小论文范文关于思想品德，我有太多感触了，总而言之：思想品德离不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也离不开思想品德，思想品德源于生活。
一天我和我的朋友去一家外国快餐厅里吃东西，我上完洗手间洗完手出来，我没有烘干我的手，而无意识地把手的水甩干。此时，原看似高尚的两名中年妇女贸贸然摆着凶恶、狰狞的面目冲着我，破口大骂道：“你怎么做人的啊！一点思想品德道德都没有，中国礼仪最基本的礼貌都不会，你有没有家教的你！你以为我们会怕你吗？我们两个也可以把你打败吧！你以为你年青就够我们打吗？…”她们口若悬河地说，说得很暴力，我在一开始就已经连声说：“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觉得很突然，一时反应不过来，随声便道歉。她们的话过于极端了，已经不是教育和提醒人的程度了，已经论到我终身、家人及我的自尊和原则去了……
我没有和她讲任何道理。第一，我有错在先。第二，因为我知道和她们讲道理是徒劳的，何况她们的声音也掩盖全场。第三，我尊重她们，我尊重和我母亲同辈以上的人。就算真的谈到要打要怎样的，我自身条件也是比她们好一点点，可谁会如此不理智呢？
我自认倒霉走了，她们仍然在大吼大叫……
我觉得这是关乎一个人素质的问题，她们已经谈不上是有良好素质和良好思想品德的人了，动不动就要动粗似的，内在的品质掠夺了她们那高尚的外表，思想过于极端化了，很不理智，意气用事，体现出一种很小气、斤斤计较的内在，这种人是很少接受过优良教育的，没有经过过教训，往往得意洋洋，占着自己是本地人就歧视我们这些外来人士。
还有一次，在我骑着单车在上学的途中我似乎听见有人叫我，便回头瞄瞄，却忘记顾着看路，前面的的士突然停了下来，我“嘣”地一下撞上去了，我的单车把他的车壳撞凹了，我也伤了。
他先是送走了客人，看见我在地上，皱着眉头地问道我：“啊！小妹妹！你有没有受伤啊？还好吗？”我完全惊呆了，我本身已经做好道歉和赔偿的准备了，可他却第一时间问我的伤势，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都关乎到思想品德中。
我被他大量的品质所感化，他不但不怪罪我，还关心我，我实在是惭愧。
一个人的内在不是表现在他的外表多么做作，而是发自内心地表达出来，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体现在这里。
第6篇：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依法治国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把政治文明作为独立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文明形态，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目标，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丰富和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也是我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正确理解和认识政治文明的本质和基本特征，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生产关系决定社会阶级关系。社会政治文明进步和发展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使社会阶级关系和体现这种阶级关系的社会制度和运行机制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文明形态，具有历史性、阶级性，进步性、民族性和兼容性五种基本特征。
当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政治文明的一种新的发展产物，他既具有政治文明所包含的内容、特征及本质，也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首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先进政治意识.它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形成开放、民主、和谐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人民团结、政府廉洁高效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其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精髓是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小平同志曾指出：“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党的十五大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是否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关系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精髓。第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标志是依法治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更谈不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第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主要为政治与经济辩证关系的理论、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理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理论等，这些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显著特征，也表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巨大的作用。
一、全面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1毛理论指导下.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国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存在以及两种制度间的对立和矛盾，在不同政治文明间的反映，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不良后果日益加剧，国内政治文明方面存在制度优越但体制不够合理、权利真实但法制不够健全、形式多样但机制不够完善、有物质保障但发展不平衡等诸多不足，体现在现实经济生活领域表现为：国企改革一直不能取得突破，党在农村政策在一些地方执行中出现偏差，政府职级转变步履艰难，许多改革方案在执行中严重走样，腐败现象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等等。出现这些总是有多种复杂的原因。笔者认为，从人类历史不断发展的观念、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出发，在经济全面提速的同时，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1.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驱动力，政治发展又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党在新的阶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反对脱离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并不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可有可无、完全被动的地位，甚至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常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这说明若不想触动政治体制，单纯就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已经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2、近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大有滋长蔓延之势，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制度建设滞后，体制有缺陷。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碑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从根本上扫除腐败现象，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3.经济全球化浪潮必然对世界各方面各领域带来影响和冲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也面临挑战。苏东剧变表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必须重新认识和选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开拓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文明的发展道路。目前，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最大的政治挑战，就是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企图使我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防止西方资本主义的“西化”、“分化”，就必须改革和调整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等各方面的体制，这给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人世之后，pTO规则对各成员方面的政府行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每一成员要享受WTO的权利，同时这些原则、协议又要求对zhèng fǔ 部门的职能、管理法规、管理体制、管理方式进行调整和改造，增强政府改革的透明度，以保证政府为市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游戏规则。
5.我党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研究和探索，实际上已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到了议事日程，已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文明观，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了研究和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社会主义文明比资本主义文明具有优越性为出发点，以一种忠诚的精神来捍卫社会主义文明，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宝贵的}S。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休.通过历史的反思，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文明不是建立在纯粹的精神理念之中，而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基础.以这一理论逻辑为起点，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基本内涵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文明的前进方向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的根本标志是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文明的价值取向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立了不朽功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依据世界多样化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解决各种新问题过程中，又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提出了社会文明应该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奋斗目标，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为核心内容，以制度创新为行为导向的社会主义文明观。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文明观的思考和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文明观，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文明理论的新页。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是当前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物质文明搞上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和目标，体现我们党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致要求，繁荣和发展先进文化，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社会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需要，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体现。十六大提出的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要求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倡导政治文明建设，是新世纪的新理念，是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体现。因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将最大程度地维护和巩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问题，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程
多年来，我国的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建设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我们应该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一个新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一个根本问题，从“六个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十六大报告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纳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的重要目标之一，即通过政治文明建设所实现的小康社会必须达到这样的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政治文明建设必将大大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化、法制化建设，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任务，因此把握这一根本问题在于认识、理解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地位和作用，有利于在实践中坚持和正确贯彻并不断改进。
1.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的地位，源于党的理论、纲领和组织上的先进性，源于中国近现代各种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源于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的历史选择。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江泽民同志也指出：”要把十几亿人的思想和力量统一和凝聚起来，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设想的”
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按照这一要求，一方面要以改革的精神深人探讨党的领导和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探讨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形式问题，解决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权力体系并轨的问题和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在权力机构框架内进行的问题，使党的领导和人民执掌国家政权更好地统一起来增强实效，更有利于党领导和支持人民直接参与国家政权管理和监督国家事务。另一方面党要按照宪法的规定，使自己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使党的意志通过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变成国家的意志，逐步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政治民主化。
2.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态，它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广大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体现着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根本原则和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具体体现。
当前，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除了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种必要的机制和法律保障之外，还要通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逐步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范围，使人民在实践中不断增强政权意识、公民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
3.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实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翅步的重要标志，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依法治国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人民群众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管理国家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和程序化。
在依法治国的问题上要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不断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自主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健全责权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同时还要增强司法过程的透明度，让人民能够真正行使监督的权利。另一方面要通过宣传教育、培养人民群众的法治、法律意识，增长人民群众的法律知识，使人民掌握法律的武器，并学会运用这个武器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使党和国家的权力配置、运行机制和相互作用达到更为科学合理，就必须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要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要求，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党执政的方式继续完善，人民的权利进一步实现，法律法规不断完备，各种监督渠道畅通并发挥作用。
二是要不断扩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标志，也是重要保证。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的同时，实行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相结合，发挥舆论监督，拓宽监督的渠道，增加公开性和透明度，并在制度和法律上加以保障。
三是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她的地位和权利范围，势必也影响着社会民主的发展程度，所以党内民主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具有很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要以形成“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为进一步健全和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目标，使党员的权利和地位得到应有的体现和保障，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建设。
四是要大力提高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水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要求公民要有较高的民主素质和现代化政治文化氛围，要不断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增强公民的民主意识、平等观念和法制精神，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深人人心。
五是要迅速发展基层民主二基层民主是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广泛实践，要健全全民民主选举制度，不断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并适时予以监督推进基层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第一单元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一、分封制
目的：巩固国家政权
内容：①分封对象——王族、功臣、先代的贵族，②受封者义务——服从周王的命令、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朝觐述职。③受封者权利——职位世袭、设置官员、建立武装、征派赋役。
作用：①加强了周天子对地方的管辖。②扩大了统治区域，开发了边远地区；③形成对周王室众星捧月一般的政治格局；④周成为一个延续数百年的强国。但诸侯国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埋下分裂割据的隐患。
二、宗法制
定义：宗法制是依据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维系政治等级、巩固统治的一种社会制度。
特点：嫡长子继承制
宗法制与分封制的关系：分封制和宗法制是西周政治制度的两大支柱，互为表里。
影响：宗法制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也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特点：以宗法制为核心，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
三、秦的统一：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秦王嬴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秦朝。
四、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形成
内容：①建立“皇帝”称号，确立皇帝制度。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由皇帝总揽，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官吏由皇帝任免。
②设置三公九卿中央官制：丞相——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御史大夫——监察百官；太尉——负责全国军务。
③在地方推行郡县制：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称县令或县长，均由皇帝直接任免。
影响：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对中华民族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消极作用：加强对人民的压榨，容易导致暴政，造成阶级矛盾的激化。
五、秦朝巩固统一的措施：
①颁布秦律、统一法令；②统一货币、度量衡；③统一文字；④修建驰道、灵渠；⑤修筑万里长城；组织移民。
秦朝灭亡的原因是秦的暴政
六、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
背景：汉初郡国并行，出现王国问题
措施：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汉武帝实行推恩令
作用：解决了王国问题，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和发展了大一统局面。
唐末至五代出现了藩镇割据局面
七、宋初中央集权的强化
措施：①军事上：杯酒释兵权，解除朝中大将和地方节度使的兵权；加强禁军、强干弱枝。②行政上：派文臣任地方长官；设通判负责监督。③经济上：地方赋税一小部分作为地方开支，其余全部由中央掌控。
影响：①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消除了藩镇割据现象。②造成冗官、冗兵、冗费，埋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
八、唐实行三省六部制
唐朝中央设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分散了相权。尚书省下设吏（
九、元朝实行行省制度
背景：疆域空前扩大
概况：中央设中书省；地方设十个行省和宣政院辖区
意义：加强了对全国的管辖；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统一。是中国行省制的开端，对后世影响深远。
十、选官、用官制度的变化
朝代制度
汉代察举制
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
隋唐宋—清朝科举制
十一、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
明太祖调整中央和地方官制，加强中央集权：①废丞相，设六部；废行省，设三司。②内阁的创立。实质：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
清朝雍正帝设军机处（上传下达）——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
第二单元古代希腊罗马政治制度
一、希腊的政治制度
古希腊民主政治产生的原因：①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小国寡民的国情；②海外贸易和工商业的发达。
城邦的基本特征是：小国寡民和独立自主
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历程：梭伦改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基础；克利斯提尼改革——确立雅典民主政治；伯利克里改革——把雅典民主政治推向顶峰。
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人民主权、轮番而治。
雅典民主政治的评价：
积极方面：①实行民主政治，社会相对公正一些，有利于社会安定。②促成了雅典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高度繁盛。③为后来欧美资产阶级建立民主政治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消极方面：①妇女、奴隶和外邦移民没有政治权力，真正能够享受到民主的只是少数人，实质是奴隶主阶级的民主。②过于泛滥的民主，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泛滥。
二、罗马法
1、罗马法的起源和发展历程：
早期的罗马国家只有习惯法，没有成文法。成文法诞生标志是《十二铜表法》的颁布。
公民法：适用范围仅限于罗马公民，用来调整罗马公民之间的关系的罗马法律，被称为公民法
万民法：在古罗马对外扩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普遍适用于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自由民的法律，即“万民法”
6世纪，《民法大全》标志罗马法体系的最终完成。
2、罗马法的评价
积极方面：①罗马法的制定和实施维系了帝国的统治，稳定了社会秩序。②罗马法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备的法典，极大影响了近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司法制度；是近代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有力武器。
局限性：维护奴隶制度。
第三单元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一、英国革命
背景：根本原因：斯图亚特王朝实行专制统治阻碍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过程：1640年英国爆发革命。期间，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成立共和国。但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88年光荣革命，标志英国革命的完成。
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特点：①保留国王，实际上“统而不治”的地位，作为国家的象征而存在。②国家的最高权力在议会，实行代议制。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内阁掌握行政权并对议会负责。
1689年《权利法案》的颁布是正式确立的标志。18世纪责任制内阁逐步形成。
三、美国政府的建立：
1776年，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独立，美国诞生。独立之初的美国实际上是13个州的松散联盟（即邦联）。1789年联邦政府成立，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19世纪中期，美国形成民主党、共和党轮流执政的格局
四、美国1787年宪法：
1787年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通过了一部联邦宪法。
评价：①是世界上第一部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宪法。②加强了国家权力，实践了三权分立原则，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局限性：承认黑人奴隶制，印第安人没有公民权，妇女地位低下。
五、艰难的法兰西共和之路：
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第一共和国的建立；1870年第三共和国的确立。
六、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张之洞奏请废除了科举制吗】
1875年初，国民议会通过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
意义：从法律上正式确立了共和政体（议会制共和国），标志着法兰西共和政体的最终确立
七、德意志的统一：
俾斯麦领导下，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完成了德国统一。1871年，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八、德意志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
特点：皇帝不是虚位，而是握有实权。皇帝和首相掌握国家的大权。议会对政府没有监督权。第四单元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
一、两次鸦片战争
鸦片走私与虎门销烟：英国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向中国走私鸦片。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1839年6月，虎门销烟。
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要求扩大海外市场和大量掠夺原料
两次鸦片战争的起止年代：1840-1842年，1856年—1860年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时间及其内容：1842年。《南京条约》内容：割香港岛给英国；赔款2100万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协定关税。
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和焚毁圆明园
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了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增开十口通商、外国军舰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等
1860年《北京条约》规定了增开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司等
沙俄侵占我国北方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英国侵占我国领土香港地区（条约及地图）经过：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割占香港岛；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九龙司地方一区；1898年强行租借新界。
二、太平天国运动
1851年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永安建制初步建立政权，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正式建立与清廷对峙的政权。通过北伐、西征，1856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全盛时期。
1856年发生天京内讧。1864年曾国藩指挥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洪仁玕著《资政新篇》：是先进的中国人首次提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设想
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内容及其评价
内容：①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无处不均匀”的原则，以户为单位，不论男女，按人口和年龄平均分配土地。②关于产品的分配，根据“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每户留足口粮，其余归圣库。
目的：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评价：①它是太平天国的建国纲领。②反映了农民要求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是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③但它体现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严重脱离实际，根本无法实现。
三、甲午中日战争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主要战役有平壤战役、黄海战役（邓世昌牺牲）、辽东战役、威海战役（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危害：
①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②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③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④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在《马关条约》刺激下，列强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四、八国联军侵华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
《辛丑条约》1901年签订。内容之一是赔款4、5亿两白银。
总之，《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五、辛亥革命
中国国同盟会的成立（时间、地点、性质、纲领）：1905年在东京成立。是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其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孙中山把它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定都南京，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时间、性质：1912年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宪法。（分析其体现的民主精神：主权在民；确立公民的基本权利；三权分立；建立责任内阁，确立议会共和制政体）
1912年2月12日清朝结束
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
辛亥革命的功绩：①是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②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③客观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④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崛起
五四运动的爆发时间、口号、中心、主力：1919和5月4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第一阶段的中心在北京，主力是学生，第二阶段的中心在上海，主力是工人。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①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
动（性质）。②青年学生是先锋；工人阶级是主力军；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①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性质）。②青年学生是先锋；工人阶级是主力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指导作用。③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
①领导阶级不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指导思想不同：（三民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前途不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历史条件：①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及其登上政治舞台——阶级基础；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思想基础；③共产国际的帮助——外部条件；④陈独秀、李大钊开展早期建党活动——组织基础
标志：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
1923年中共三大决定同国民党合作；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形成。
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开始时间、主要对象：1926年；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①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②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③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七、国共的十年对峙
南昌起义：时间：1927年8月1日；领导人：周恩来、贺龙；意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qiāng，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1927年“八七会议”结束陈独秀右倾错误领导
1927年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红军长征的起止时间：1934年10月——1936年10月
遵义会议：1935年召开，意义：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八、抗日战争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
1937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国抗日战争开始。面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威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组织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多次重大战役。
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的一次大规模战役。
日寇在南京屠杀中国军民30多万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取得胜利。
抗战胜利原因：（1）日本发动的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法西斯战争；（2）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中国实行了全民族抗战（根本原因）；（3）中共及领导的人民军队起了中流砥柱作用；（4）国民党爱国官兵的抗战；（5）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配合支持。
九、解放战争
重庆谈判：1945年8月底，毛泽东赴重庆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但人民军队、解放区的合法地位未达成协议。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
1947年6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
与国民党的战略决战：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统治中国22年的国民政府覆灭
第五单元从科学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促使社会矛盾日益激化。1825年开始的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英国和德意志爆发了大规模工人运动，工人阶级开始独立的政治斗争，登上政治舞台。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德意志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此无产阶级的斗争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社会主义运动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
1871年3月18日，巴黎革命爆发。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二。俄国十月革命
1917年3月，俄国发生“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
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在列宁的领导下，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第六单元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
一。新中国的民主建设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①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暂时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
②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③大会决定以北京为新中国的首都，五星红旗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采用公元纪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但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
195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与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政策：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根两基”：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二。民主政治建设的曲折发展【张之洞奏请废除了科举制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民主法制受到严重践踏。
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2年，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完善。
三。祖国统一大业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从此台湾与祖国大陆处于分离隔绝状态。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一国两制”：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1997年7月1日，中国正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香港回到了伟大祖国的怀抱。
1999年12月20日，中国正式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人民解放军进驻澳门。澳门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第七单元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
一。新中国的外交
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1953年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基本准则。
1954年，中国以五大国之一地位出席了日内瓦会议。
1955年，中国参加了亚非国家万隆会议。
二、外交新局面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阐述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和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样，中美两国结束了二十多年的对抗，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第八单元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提出“遏制共产主义”主张，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
“冷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除武装进攻之外的一切敌对行动，称为“冷战”。
“冷战”的主要表现：
（1）“杜鲁门主义”——标志美苏“冷战”的开始。
（2）“马歇尔计划”是遏制共产主义，稳定资本主义的重要政策。
（3）1949年，美、英、法等国在华盛顿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1955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组成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欧洲出现了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峙的局面，美苏两极格局形成。
1949年，在美苏的主宰下，德国被分裂为东德、西德两个国家。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61年，美国发动越南战争。1973年美军从越南撤军。
苏共党领袖戈尔巴乔夫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使苏联改革走入了误区。
1989年，东欧国家发生剧变。
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也随之瓦解。
1967年，欧洲共同体成立。1993年，欧洲联盟正式成立。
世界格局呈现出“一超多强”的局面，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
第1篇：土司制度
大多土司的隶属关系属宗族关系
划定隶属关系时，“令覃、田、黄、向诸大姓各有所属”。（《蛮司合志·湖广》）施州所属田、覃二姓，自“永乐以来，二氏子弟分为十四司，传之后世”（同治《来凤县志》），此即“部领蛮落”（万历《湖广总志·兵防三》）之制，其目的，在于维护土司对土民的世袭统治。
始行长官司与蛮夷司分设之制。宣德二年（1427年），设剑南长官司，隶忠路安抚司；摇把峒、上爱茶、下爱茶三长官司及镇远、隆奉二蛮夷长官司，皆隶东乡安抚司；东流、腊壁峒二蛮夷长官司，隶散毛宣抚司；西关峒长官司、西坪蛮夷长官司，隶金峒安抚司。土司武职，“皆以其酋长为之。先是，忠路安抚司等各奏，前元故土官子孙牟酋蛮，各拥蛮民，久据溪峒，今就招抚，设长官司，授以职事。兵部以闻，帝以驭蛮当顺其情，宜有等杀。兵部议以四百户以上者设长官司，四百户以下者设蛮夷官司。元土官子孙量授以职，从所招官司管属。皆从之”（《明史·湖广土司列传》）。这种以四百户作为区分长官司与蛮夷政司之法，从此作为一代定制推行全国，并为清朝所承袭。
鄂西土司的各项政治制度
土司官制及承袭。元、明、清三朝代的土官官职，可分为文官属与武官属两类。鄂西地区土司的职官，属于武官属。按其职位尊卑，入流的大致有宣慰使、宣抚使、招讨使、长官等。其秩位品级与各司官位多少，则因朝代不同而略有差别。到了清代，宣慰使司为从三品，宣抚使司为从四品，安抚使司为从五品，长官司、蛮夷长官司为正六品。土官之属，有同知、经历、都事、吏目、儒学、教授、训导，皆以流官为之。清朝还设有土游击（从三品）、土都司（正四品）、土守备（正五品）、土千总（正六品）、土把总（正七品）等。以上均为朝廷命官。在土司统辖境内，还可自行任命官职，其职务有总理、家政、舍把、旗长、亲将、总爷、峒长、寨长等职。这些职务一般都由土司家族成员担任。
承袭，土司同封建帝王一样，子子孙孙世代相传，以保持独家统治特权。鄂西土司的承袭制度为封建世袭制，“所设宣慰、知州、长官，不问贤愚，总属世职”（《永顺县志》卷3），这种承袭制度是从古代发展而形成的，“自相君长”成为后世授世职的基础。到“唐初，溪峒蛮归顺者，世授刺史，置羁縻州县，隶于都督府，为授世职之始。宋参唐制……其酋皆世袭”（《明史·湖广土司列传》）。唐宋王朝，通过控制少数民族首领来达到控制少数民族人民的目的，沿用“以夷治夷”的羁縻之法，一律实行世袭，并用政令把世袭固定下来。后来，元王朝总结前代控制西南少数民族首领的经验，以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千户、百户等官职封予各少数民族首领，并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府、州、县设立土官，逐渐形成土司制度。明参元制，对湖广等地土司的承袭办法、手续作了严格的规定：“土官承袭，务要验封司委官体勘，别无争袭之人，明白取具宗支图本，并官吏人等结状，呈部具奏，照例承袭。移付选司附选，司勋贴黄，考功附写行止。类行到任，见到者，关给札付，颁结诰敕。”作为湖广都司所辖的鄂西地区土司，也一循其例。
“承袭须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明史·土司序》），这种承袭制度具有密切特殊君臣关系的作用。封建王朝由上而下进行控制，使土司臣服于王朝，土司接受册封后为朝廷命官，取得了对土民统治的合法权。封建王朝坚持“一朝天子一朝臣”，改朝换代之时，需要土司向新王朝贡表“投诚”、“归顺”，换取新王朝册封与颁发新的印信，才能成为新王朝命官。新王朝刚刚建立时，这样做对稳定边疆社会秩序、笼络少数民族首领都有好处。袭职者应持有袭职依据，这种依据元代为金、银、铜牌，明代为铜印，清代除土司印外，还需持有号纸。尤以清代的号纸最为完善和严密。
朝廷对袭位者是谁，一般没明确限制，原则上是“其子弟族属、妻女，若婿及甥之替袭，胥从其俗。”（同治《来凤县志》）多数是父死子袭，子死孙袭，代代相传。土司有子则长子袭，无子则弟或婿、妻以及侄辈都可袭。
土司承袭的年龄朝廷也有所规定。明代规定为十八岁，清代改为十五岁。年幼不能承袭，必须由本族土舍或母能抚孤治事者护理。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明孝宗规定土司职官子弟，凡要承袭土职者，必须入学。不入学者，不准承袭（《明史·湖广土司传》）。自此，鄂西各土司均办学设馆，请汉学儒师任教，并派子弟去外地学习。
第2篇：民国云南土司制度初探经过清代的改土归流，云南境内的土司只剩下22家。土司绝大部分分布在云南的边境沿线，即当时的中（甸）维（西）沿边、腾永沿边、澜沧沿边、思普沿边和河（口）麻（栗坡）沿边5个边境地区。
民初，土司制度不仅与“三民主义”背道而驰，而且阻碍着民国政府在边疆统治的深入。因此，改土归流之议再起。但民初政局动荡，中央政府对此毫无兴趣。云南边疆全由各“督边大员”相机行事，能改则改，能留则留，各地情况不尽一致。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国民政府“完成”了全国统一，英帝国主义者又在云南边疆制造了“班洪事件”，云南改土归流之议再起。当中央迭令改流时，云南地方政府提出，“首应提倡文化，普遍施以教育，并须移植多数人民充实边地，由多方面开发生产”，“当务之急乃是兴办学校、修筑公路。但此非一时能办之事，且耗资巨大，故特采渐进办法，一面分划土司地区加设行政官吏，一面于二十三年由民政厅长丁兆冠厘订各土司地方行政建设三年实施方案”，继续实行“不改之改”的政策。
总之，民国中期改土归流的主要内容仍是“存土置流”，这虽然进一步加强了流官在土司区的统治，进一步削弱了土司的职权，但终未能废除土司制度。直至抗战爆发以前，云南地方当局基本上维持了相同的政策，即通过设治局来进行统治，逐步削弱土司权限，但对各土司及上层仍予以安抚笼络，土司名称仍如其旧，文职有土知府土同知、武职有土守备土千总等类，均由省有关机构予以认可。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大敌当前，难以再继续“改土归流”（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政府对土司制度的改革问题又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政府方面，《云南省民政厅关于废除土司制度的批复给省政府的报告》中说：“查土司制度，在现行法令中，已不复存在，即应渐次废除，以符现制。”“土司身后不许子孙承袭，以达逐渐废除之旨。”自后各司继承人呼为“代办”。代办的出现，使土职及土官政权发生一点微弱变化。即代办虽仍长其民，但已不是国家正式任命的世袭土职，而近似明清之舍，其衙门也不再是国家法定的地方一级政权机构。而且云南政府对“出缺”的土司不再予以承袭。这自然遭到了土司们的极力反对。为了保留土司制度，各位土司联合一致针对“改土归流”统一了看法与行动
。为此，土司们召开了几次大集会。正因为土司们的反应过于强烈，云南省第十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也在《关于暂不废除土司制度的建议报告》中提出：“查土司制度，自不容于今日民主之时代，唯诚如原案主张，不宜操之过急，否则外诱之分子既多滋生事端，即有如为丛驱雀，况当此之严重之戡乱时期，尤宜以怀柔政策，争取内向团结。……即由土司暂行分层统制，较县局统制为有力量，且射人射马，擒贼擒王，我各级政府，但求六辔在手，控制土司，随时宣导，渐纳之于正轨，即可收即之效。边陲既安，我政府即可无外顾之忧，所有部队，可多调赴戡平匪乱。一俟戡乱结束，时局澄清，即不难以一纸公文，便如以律令之行也。”“严重之戡乱时期”确也道出了当时云南省政府的几分苦衷和实情。
到1949年8月，整个国民党政府面临全面崩溃，当时云南省政府派往滇西的军队指挥官余建勋提出的《土司政治改革纲要草案》也就力主缓和：“为适应边地特殊情形，司官制度，仍旧保存，惟继承法统，应予改善，凡司官出缺，有子成年，其能力可以继任者，仍由其子继任。”“县局对司署居于监督指导地位，不必强令土司政制与内地完全划一，致生干预。”这个草案实际上为民国时期在云南边区前后推行三十余年改土归流的历史打上了一个句号。
由此可见，抗战胜利后，云南改土归流的情况是：政府方面是“有心无力”，虽仍有改流之想，实际上无法采取有力之措施，土司们则从他们一贯的立场和自身利益出发，坚持要求保留土司制度。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崩溃，边疆土司制度终于作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由新中国去解决。
第3篇：恩施州土司与土司制度自元朝开始，恩施地区实行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也称“土官制度”。统治者当时在恩施推行的土司制度，是为了“以夷制夷”，也是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管理统治的羁縻制度。土司由朝廷颁发印信，每年需向朝廷进贡，并有征调赋役的义务。土司实际上就是本地的土皇帝，其地位世代相袭以保持独家统治特权。他们掌握着军、政、经济、文化及诉讼、刑罚等。政治上依靠封建王朝，册封世袭，划疆分治，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农奴组织成土官武装。在土司制度下的百姓皆为农奴，他们没有土地，除了为土司提供繁重的无偿劳役和当土兵外，还要向土司缴纳或进贡各种实物。这种封建农奴制，就是土司制度的经济基础。
恩施地区土司以明代为最盛时期，当时的大小土司35个，其中宣抚司4个，安抚司9个，长官司17个，蛮夷长官司5个，这些土司的品级也时有变动，有时为宣慰司，有时为宣抚司、安抚司、或降为长官司。明末清初土司制度走向衰落，清王朝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后，土官制度方宣告结束。
恩施地区土司制度存在数百年之久，如今仍有丰富的土司文化遗存，主要有墓葬、遗址和文物等。如久负盛名的唐崖土司皇城、容美土司保留下来的万人洞、万全洞、九峰桥、百顺桥等。在这众多的土司遗存中，唐崖土司皇城遗址是目前全国土司历史文化古迹中保存最完整的遗址之一。该遗址依山傍水，气势恢弘，其占地面积1500余亩，拥有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共历经了三朝四百余年。明天启年间朝廷赐建的“荆南雄镇、楚蜀屏翰”的牌坊位于土司城中央，威严的土司墓位于土司城后部的玄武山下，墓门外石刻精美，厅门壁嵌有八扇石门，后部为灵寝，并排四间，整墓全石结构，其精雕细刻堪称土墓之冠，显示出了土家族独特的墓葬文化，它将恩施州民族历史文化推向了一个高峰。
在近十几年的抢救性发掘和收集、整理过程中，发现了大量高价值的文物，其中有施南土司以金凤冠为代表的各种文物78件和以容美土司的“河图洛书”、“大日如来佛”、“土司大铜钟”、“土司官印”为代表的文物近千余件。这一大批文物已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认为国家级珍贵文物。
恩施地区土司制度是一种封建领主制度，虽比封建制度落后，但又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适合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特殊制度，对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加强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捍卫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4篇：藏医藏传佛教及土司制度“布达拉宫不是由人建造的，而是长在那里的。”还有比英国人斯潘塞·查普曼更精彩的描述吗？罗布林卡的小导游不以为然，撇撇嘴说：“西藏人认为，布达拉宫是火焰，红宫是跳动的火苗；拉萨河是酥油。”
谁的描述更真实？坐在布达拉宫广场前，身份的差异成为无可抑止的困惑——藏人、外来人，谁更能认知、描述并解释神秘的西藏？
82年前，法国妇人亚历山德莉娅·大卫-妮尔经过8个月跋涉，终于渡过拉萨河，布达拉宫就在眼前……回到巴黎后，“法国人如同对待女英雄一般热烈欢迎她”。在布达拉宫广场，大卫-妮尔曾经激动当然可以想象。不过，她那本引发法国人欢呼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在这里已经到了高潮。是神秘的拉萨以及布达拉宫，还是接近神秘拉萨的过程让法国人狂热？大卫-妮尔给我们最深刻的提示是：在传媒时代，观察者更容易成为戏剧的主角，而拉萨与西藏只是她的舞台。
很遗憾，我们不是藏人，没法逃遁的身份是外来人。我们有可能接近并认知西藏吗？或者，首先需要警惕的是，我们必须杜绝自我表演，以及由此衍生的观光客般对亮晶晶的西藏片断的热衷，让西藏成为主角。这是一个挑战。
布罗代尔的“内层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最为深远，可历时千年，所呈现的时间最长，漫长得令人完全不易觉察”，可以被当作一个方法论。由此而观西藏，发源自“神山”冈底斯山的雅鲁藏布江最为引人注目。源头亦在此的还有印度河与象泉河（苏特里杰河）。由北而南，怒江、澜沧江与金沙江都穿越西藏。但是，看起来，西藏人对人类文明根本的河流，并没有对神山那般充满敬意。更多被观察被记录的是：“（西藏人）每当到达一个山口，便脱掉帽子，向山神默祷，然后往石堆上抛一块石头作为祭品。插在石堆上的两个木杆间系着一根绳子，上面挂着五彩的经旗。这些旗子上印满了经咒，被山风吹拂着向远方的天际飘扬。这时，行人会大叫一声，并倾听群峰间传来的阵阵回声。作为临别礼物
，可以在旗杆上系一块旧布，就这样把自己的奉献留在多风的高山上。”
高山与河流的这种分别，稍有例外的是从北而南注入雅鲁藏布江最大的支流拉萨河。这一西藏故事的核心河流，其例外甚至也不是河流本身，“它的上游有热振寺，建于公元11世纪，是喇嘛教的教派噶当派的发源地。在富饶的彭波河谷中，坐落着达龙寺，它始建于1178年，一度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的大本营。止贡河流入拉萨河东部的拐弯处，这条河的名字来自一度影响巨大的止贡寺。该寺建于1177年，是噶举派的一个重要分支的根据地。随后，拉萨河蜿蜒曲折地绕过拉萨南郊，这里有著名的三大喇嘛教寺院：甘丹寺居东，色拉寺位北，哲蚌寺处西。拉萨正西，拉萨河的一条南向支流的上游有楚布寺，是噶举派另一有影响的分区教派的据点”。
在那些被研究者称为“写本”的西藏典籍里，没有留下描述山川与河流的空间，有的是寺院与教派。上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英文秘书柳祺在与西藏人讨论民主的定义后，西藏人总结说，“我们的政府是由神组成，被神统治，并为神服务的政府”。
在这一境况里，那位罗布林卡导游的描述，其实更“真实”，也更容易得到认同——对布达拉宫，一座建筑的奇迹，意大利藏学专家图齐的解释是，“建造意味着按照祭坛的模式来重塑世界”。丹麦建筑师克鲁德·拉森（KnudLarsen）在他出版的《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里，从建筑专业的角度发现，“在藏族宗教建筑物中，内外空间的对比可能会引起这样的猜测：受建筑材料和施工限制的建筑师仅仅在内部空间展示了他的真实的构思”——在这里，在内部空间，几乎每一个参观过布达拉宫与大昭寺的观光客都能体会的事实是，“似乎过分地被表现和装饰，这个空间每一个界面都挂有壁画、金属工艺品、木刻、唐卡和装饰性的纺织品。这种势不可当的结果也许真正强调了崇拜的体验，一个神殿内部代表了神在天上的住所，一个在每一方面都与生俱来的富丽世界，而且显示了赐予他们的无限富足”。因此现实，克鲁德·拉森的结论是，“在西藏，正式的公共空间并不存在”。
看起来，真实的西藏人消失在“被神统治，为神服务”的轮回里了，“内层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至少目前尚不是西藏人的兴趣。
神的降临，以西藏人的观点看，他们定义为松赞干布时代，这位赞普被认为引进了佛教。从事实与学术的层面，这一观点未必不值得讨论。不过，纵观西藏历史，真实改变施主与福田关系，创造性地建立宗教权力逻辑与权力事实的，是萨迦派的八思巴。1260年，年仅26岁的八思巴被忽必烈皇帝封为国师。4年后，忽必烈迁都燕京，又命八思巴以国师领总制院事，管理宗教事务。蒙古人与西藏组成世俗—宗教联盟，自此，“驾驭着整个中国，而且一直延续下来。即使内地无数次地改换皇帝”。曾经与唐朝有过无数次对边疆争夺的吐蕃（西藏人），因为佛教或者神的降临，当蒙古人进入时，柳祺感叹，“蒙古人看到的不再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武士之国，而是喇嘛之国，或者是精神导师之国了”。有趣的是，当八思巴获得至高无上的国师地位与权力5年后（1265年），但丁出生于意大利，53岁时，但丁完成了他杰出的《神曲》。薄伽丘在《但丁传》里这样评论：“但丁，甚至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被某些人称为诗人，被另外一些人称为哲学家，还被另外一些人称为神学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描述：“在中世纪时期，人们的视野，无论在观察客观世界，或在认识自己时，都被一层纱幕遮住了。这层纱幕由宗教信仰、毫无根据的幻想、和先入为主的成见织成的。意大利人最早把这层纱幕撕去了，因而认识了客观世界，并且认识了自己。”这一文艺复兴的开始，始自但丁的发现，“人世间的幸福，可以通过道德的和精神的实践而获得；天上的幸福，则需要按照基督教的信仰、希望和仁爱的德行生活才能获得”。之后，神圣世界让位于世俗生活，欧洲开始走出中世纪。
至少在尝试对西藏做出自己界定的欧洲藏学研究者那里，“中世纪”是他们乐于用之测量西藏的一个坐标。
法国藏学专家石泰安引用科尔布恩的中世纪社会制度标准：“主要的关系是君主和臣民的关系；政治活动取决于为数有限的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政治权被看作是一种私人财产；各种职务（军事、法律等）之间的区别相对不大；贵族中明显的等级差别；领地一般是君主为犒赏某些人的效劳而赏赐的土地。”以此标准，石泰安给出的判断，“笼统而言，这些定义也完全适应于西藏”。不过，石泰安这本藏学专著《西藏的文明》，即使出版于1962年，他在书中也谨慎地宣称，“这并不是说西藏文明仅仅是作为另一种样板，或者是以一种人们已经很熟悉的制度的新例证，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神圣/世俗，二元对立的概念使立论者无论选择赞美还是批评，都会依循一个方面建立自己的逻辑起点。在这种情势下，似乎进化论史观更具意识主导性。那本被誉为，“如果你一生中仅仅只愿读一本关于西藏的书，那么，你就读读戈尔斯坦的这本书吧！”——《喇嘛王国的覆灭》核心的诉求便是，“覆灭的原因”。戈尔斯坦理解的原因，“寺院集团在噶厦政府中竭力阻挠实现现代化，在他们看来，现代化既有害于寺院生活的经济基础，也不利于西藏佛教‘价值’垄断”。
解释系统的建构，真实西藏，看起来是个令人绝望
甚至需要放弃的命题。
回到“写本”，回到西藏典籍，梳理众多藏文典籍而成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以及被译成汉文的那些西藏高僧传记，符合强调信史，把历史研究变为“科学之历史”的德国史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所习惯的主题方向：政治与战争。这是一个已经被超越了的过窄的观察向度。在此种历史观念的教导下，兼有“神治社会”的遗留惯性，“超自然”是西藏人真正的兴趣，对此经典的描述是，“他们习惯于用提问的方式开始攻势，在钦佩对方深奥精确判断的同时，含而不露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一旦扯到超自然的话题，他们会无休止地列举西藏盛产的奇人怪事，让你大开眼界又不可思议。”——所以，无论西藏人，还是外来人，西藏仍有待发现。
寻找西藏的谜底，或者说接近西藏的过程，像审视法国人是“神秘的拉萨还是接近神秘拉萨的过程让法国人狂热”一样，来审视我们曾经的种种发现，或许结果不再那么令人沮丧。在那本力图摆脱意识形态控制，却最终被控制的《东方学》里，爱德华·W。萨义德的定义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我们所发现与解释的西藏：“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
或者，西藏当下更具解释力的价值，是作为“他者”的存在。观光客、记者、研究者发现西藏以及不断的阐释与再阐释，其目的是为了“自我身份的建构”。似乎，神圣、世俗结构，可以因此而在更温和的态度下被重新使用。
当然，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些对西藏轰动或不轰动的发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
英国人斯潘塞·查普曼对布达拉宫还有一段容易让人忽略的叙述：“它恰到好处地缺少一棵大树或是一座高山那样的匀称美，但是这种显而易见的漫不经心的芜杂先是突出了红色的中央，继而突出了宫顶金色的亭阁，于是人们的目光被自然而然由不重要之处引到了它的精粹所在，人们的目光和心灵都被牵去了。”那将“人们的目光和心灵都牵走了”的宫顶金色的亭阁，下面是各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在布达拉宫广场仰望这一大体量的建筑，我知晓这一事实后，震惊查普曼无意识的发现，更震惊西藏建筑师的天才——各位达赖喇嘛的肉身就在这金亭之下的灵塔之中。任何一个西藏人都会告诉你，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转世。
也许，即使很偶然，外来人也有可能一窥神秘西藏的真相。
第1篇：礼乐制度
西周春秋时代所讲究的“礼”，是贵族根据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阶段的风俗习惯加以发展和改造，用作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维护其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具有维护贵族的世袭制、等级制和加强统治的作用。当时许多经济和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常常贯串在各种礼的举行中，依靠各种礼的举行来加以确立和维护。
到春秋后期，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些卿大夫在夺取国君权力的同时，不但僭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按礼，天子的舞用“八俏”（“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这时季孙氏也用“八佾舞于庭”，孔丘斥责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按礼，天子祭祖唱《雍》诗来撤除祭品，这时鲁的三家都“以《雍》撤”，孔丘认为这种事不该出于“三家之堂”。按礼，只有天子可以“旅”（祭祀）于泰山，这时季孙氏“旅于泰山”，孔丘又指责他不懂礼（《论语·八佾篇》）。卿大夫这样“僭礼”，实质上就是夺取政治权力的一种表现。
礼乐制度主要用来维护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荀子·礼论篇》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族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所说“礼之三本”，天地代表神权，先祖代表族权，君师代表君权。后来统治者以天、地、君、亲、师作为礼拜的主要对象，就是根据这个理论。
西周春秋时代贵族讲究的礼是比较多的，有籍礼、冠礼、大搜礼、乡饮酒礼、乡射礼、朝礼、聘礼、祭礼、婚礼、丧礼等等。籍礼是用来监督平民在“籍田”上从事无偿的集体劳动，以维护称为“籍”的办法的。冠礼是授予成年贵族种种特权，以维护贵族的利益和巩固贵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大搜礼具有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性质，起着整编军队、检阅兵力和加强统治的作用。乡饮酒礼在于维护一乡之内贵族的宗法制度和统治秩序。乡射礼具有以乡为单位的军事训练和军事学习的性质。朝礼在于尊重国君的权力和地位。聘礼在于维护贵族内部的等级和秩序。祭祀天地和祖先在于维护神权和尊重族权。婚礼和丧礼在于维护宗法制度和族权。
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农田制度的变革，“籍”的方法废除不用，这时籍礼只是统治者用来表示关心农业生产的礼仪。由于军队成分和战斗方式的改变，原来的大搜礼就失去作用。由于地方组织的改变，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的性质也不同了。这时由于中央集权政体的建立，执政者统治的需要，重视的是即位礼、朝礼、祭礼和丧礼。《荀子》的《礼论篇》着重讲究祭礼和丧礼，对丧礼讲得特别详细，就是为当时的礼乐制度制造理论根据的。
第2篇：西周礼乐制度在西周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礼器》曰：“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故《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
西周乐的定义在西周，以五声八音为乐，五声为音阶，即宫、商、角、征、羽。八音为器乐之分类，即埙、笙、鼓、管、弦、磐、钟、柷等。
西周的礼乐制度就是等级制度西周春秋时代所讲究的“礼”，是贵族根据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阶段的风俗习惯加以发展和改造，用作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维护其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具有维护贵族的世袭制、等级制和加强统治的作用。当时许多经济和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常常贯串在各种礼的举行中，依靠各种礼的举行来加以确立和维护。到春秋后期，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些卿大夫在夺取国君权力的同时，不但僭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按礼，天子的舞用“八俏”（“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这时季孙氏也用“八佾舞于庭”，孔丘斥责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按礼，天子祭祖唱《雍》诗来撤除祭品，这时鲁的三家都“以《雍》撤”，孔丘认为这种事不该出于“三家之堂”。按礼，只有天子可以“旅”（祭祀）于泰山，这时季孙氏“旅于泰山”，孔丘又指责他不懂礼（《论语·八佾篇》）。卿大夫这样“僭礼”，实质上就是夺取政治权力的一种表现。礼乐制度主要用来维护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荀子·礼论篇》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族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所说“礼之三本”，天地代表神权，先祖代表族权，君师代表君权。后来统治者以天、地、君、亲、师作为礼拜的主要对象，就是根据这个理论。西周春秋时代贵族讲究的礼是比较多的，有籍礼、冠礼、大搜礼、乡饮酒礼、乡射礼、朝礼、聘礼、祭礼、婚礼、丧礼等等。籍礼是用来监督平民在“籍田”上从事无偿的集体劳动，以维护称为“籍”的办法的。冠礼是授予成年贵族种种特权，以维护贵族的利益和巩固贵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大搜礼具有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性质，起着整编军队、检阅兵力和加强统治的作用。乡饮酒礼在于维护一乡之内贵族的宗法制度和统治秩序。乡射礼具有以乡为单位的军事训练和军事学习的性质。朝礼在于尊重国君的权力和地位。聘礼在于维护贵族内部的等级和秩序。祭祀天地和祖先在于维护神权和尊重族权。婚礼和丧礼在于维护宗法制度和族权。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农田制度的变革，“籍”的方法废除不用，这时籍礼只是统治者用来表示关心农业生产的礼仪。由于军队成分和战斗方式的改变，原来的大搜礼就失去作用。由于地方组织的改变，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的性质也不同了。这时由于中央集权政体的建立，执政者统治的需要，重视的是即位礼、朝礼、祭礼和丧礼。《荀子》的《礼论篇》着重讲究祭礼和丧礼，对丧礼讲得特别详细，就是为当时的礼乐制度制造理论根据的。
第3篇：礼乐制度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音乐
也不同；关于乐队和歌舞队的编制也有严格规定。所有这些关于礼乐的规定，都是为了加强等级观念，最后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周代是最早对“礼”（祭祀、朝飨等仪式）和“乐”（伴随“礼”进行的乐舞）作出规定的时代（
因为礼乐完全是局限于社会上层的活动，所以，为了了解周的礼乐制度，有必要先了解其社会上层的结构。从历史上考察，商代就有分封诸侯的现象，因为领土大了，分封便于统治。但商代没有把自己的同姓封到各地去。周代也搞分封，应该说是取法于商的，但周人的分封，绝大部分封的是同姓，也就是把周的族人分封到全国各地去成为当地的统治者。例如周初封到商的故地建立卫国的就是周公的弟弟叔康，西周末年被封建立郑国的则是周宣王的庶弟友。因此周代的分封诸侯，是把“宗法”与“封建（封侯建国）”结合起来的做法，由此便形成了围绕姬姓宗族的层层“大、小宗”的严密等级关系。诸侯对于周天子，是小宗跟大宗的关系；诸侯又分其领土给卿大夫，这些卿大夫对于诸侯，是另一层的小宗跟大宗的关系；卿大夫再把领土分给末等贵族士，这些士对于卿大夫，又形成一层小宗对大宗的关系。
礼乐制度，正是对于这个严密的宗法等级网的强调和固定。某一等级的人，才能享用这一等级的礼乐。就乐而言，等级的内容包含有对乐舞名目，乐器品种和数量，乐工人数等等的绝对限定，超出规格就是严重违法。在各等级贵族自己以及他们之间的活动中基本采用所规定的雅乐，也就是岐周音乐，无疑能在一定时期内起到加强宗族观点，形成“天下一家”思想的作用。
第4篇：礼乐制度礼乐制度就是等级制度。西周春秋时代所讲究的“礼”，是贵族根据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阶段的风俗习惯加以发展和改造，用作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维护其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具有维护贵族的世袭制、等级制和加强统治的作用。当时许多经济和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常常贯串在各种礼的举行中，依靠各种礼的举行来加以确立和维护。
当周天子孱弱、诸侯卿大夫强大的时候，礼乐制度开始被破坏。春秋后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卿大夫在夺取国君权力的同时，不但僭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按礼，天子的舞用“八俏”（“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这时季孙氏也用“八佾舞于庭”，孔丘斥责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按礼，天子祭祖唱《雍》诗来撤除祭品，这时鲁的三家都“以《雍》撤”，孔丘认为这种事不该出于“三家之堂”。按礼，只有天子可以“旅”（祭祀）于泰山，这时季孙氏“旅于泰山”，孔丘又指责他不懂礼（《论语·八佾篇》）。卿大夫这样“僭礼”，实质上就是夺取政治权力的一种表现。
其实礼乐制度一直影响中国的思想文化，“如果说周公是‘礼乐’的主要制定者，那么孔子就是‘礼乐’的坚决维护者。[李泽厚《华夏美学·第一章礼乐传统·二“乐从和”：情感与形式》]”孔子的儒家思想讲究仁爱、伦理、修己、道义、理性、中和、学习、重教育，这些都与“礼”息息相关。孔子极重视礼教，认为人应当严格遵守礼数，统治者若“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被统治者“不学礼，以无立”。他用仁爱伦理的态度来看待音乐，评价六代乐舞中的《大武》为“尽美矣，未尽善矣”，对其中充斥的暴力内容给予否定。只有尽善的音乐才能挖掘出尽美，而尽善则要靠礼来修养。孔子的“重教育”将其礼乐思想教授于人然后保留延续下来。
礼乐制度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以及音乐格局，它作为统治阶级利用音乐来左右政治的利器控制中国近两千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确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下一篇：朝鲜为什么封闭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