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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 政治委员篇一
《法国大革命政治派别》
法国大革命政治派别
右派
斐扬派
法国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1791年7月16日君主立宪派从雅各宾俱乐部分裂出去，因在斐扬修道院举行集会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有西哀士、拉法耶特、巴伊、巴纳夫、拉默特兄弟等。他们主张君主立宪制，反对民主共和制。革命初期，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君主立宪派（斐扬派）取得政权。大革命初期一度当政，制定废除封建特权、没收和拍卖教会财产、废除贵族制度、取消行会等一系列反封建政策，制定君主立宪制的宪法，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同时颁布压制群众的法令《勒霞白列法》。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乔装出逃（参见路易十六出逃事件），企图勾结外国力量扑灭革命，中途被识破押回巴黎。广大群众要求废除王政，实行共和，但君主立宪派则主张维持现状，保留王政。君主立宪派制定了《一七九一年宪法》，召开立法会议，维护君主立宪制，反对革命继续发展。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推翻君主制度，斐扬派随之消亡。
吉伦特派
从1792年9月国民公会开幕之日起，吉伦特派一致反对山岳派(Montagnard)。这两个集团所以敌对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深刻的私仇，但也由于社会利益的对立。在随后的争斗中，吉伦特派
的特点是忽视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温和政治观点，反对政府控制贸易和物价的经济自由主义，以及依靠各省同巴黎抗衡。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后，吉伦特派取得政权。9月20日法国军队在瓦尔密战役中打败外国干涉军。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于9月21日开幕，9月22日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吉伦特派执政期间颁布法令，强迫贵族退还非法占有的公有土地，将没收的教会土地分小块出租或出售给农民，严厉打击拒绝对宪法宣誓的教士和逃亡贵族。1793年1月21日，国民公会经过审判以叛国罪处死路易十六。在审判国王时(1792.12～1973.1)，由于吉伦特派中的一些人反对处决国王，所以人们谴责吉伦特派是保王党。同时，舆论认为吉伦特派应对1793年春军队遭受的失败负责。从5月31日开始，巴黎发生反对吉伦特派的群众运动。
中间派
平原派
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中间派。多为自由资产阶级和共和主义者的代表。因其座位在会场最低处而得名。在议会中人数最多、拥护革命、赞成共和、提倡经济自由，但无坚定的政治主张，以不危害自身的安全和利益为准则。1792年9月至1793年5月支持当时得势的吉伦特派。吉伦特派倾覆后，赞助山岳党，甚至容忍雅各宾专政的恐怖政策。后又联合反对雅各宾专政的分子，在国民
公会发动政变，尔后成为热月党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对手常讥之为“沼泽地的癞蛤蟆”，故又被称为“沼泽派”。
左派
山岳派
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公会的激进派议员集团。其所以称为山岳派，是因为他们在开会时坐在议会中较高的长凳上。1792年秋，山岳派是作为国民公会中较温和的吉伦特派的反对者出现的，他们由巴黎和其它城市选出的代表组成，依靠小资产阶级和无裤党的支持，并与巴黎的雅各布宾俱乐部关系密切。吉伦特派被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的群众起义推翻后，山岳派支配了国民公会，并在救国委员会中占据多数，而在1793∼1794年间，该委员会实际上统治了法国。1794∼1795年发生热月反动，许多山岳派人士不是被处决，就是被清除出国民公会。他们在国民公会中下降为少数派，称为「鸡冠」，不再有影响。 忿激派
一译“疯人派”，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对代表城乡贫民利益的革命派的讥称 。法国大革命中代表贫苦劳动群众利益的激进派别。领导人有J.鲁、J.F.瓦尔莱等 。在1792 年底限价运动高潮中出现。他们要求政治平等、公民权平等与社会平等，主张全面限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征购粮食，统一管理供应，救济贫苦
人和义勇军家属，严厉惩办投机商人，以恐怖手段打击反革命分子等。在忿激派和广大群众促进下，国民公会于 1793 年4～5 月先后颁布了强制 流通指券，限制粮食价格 ，向富人借款等法令。 积极参加1793年5月31日-6月2日巴黎人民起义，支持雅各宾派战胜吉伦特派。雅阁宾专政建立后，因抨击雅各宾宪法而遭到镇压，于1793年8-9月被镇压。
平等派
巴贝夫平等派运动，督政府在法国执政时期，法国社会极不稳定，王党叛乱时有发生，各种政治俱乐部纷纷出现，国库空虚、物价飞涨，市场萧条，人民群众十分不满。农民出身的格拉古巴贝夫创办《出版自由》（后改为《人民保民官》，他因攻击热月党人而被捕。在狱中，其共产主义理论形成，开始了平等派密谋活动。1795年10月出狱后，他便组织起平等派。
雅各宾派
法国大革命时期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政治团体。雅各宾）俱乐部正式名称为宪法之友社，前身是三级会议期间的布列塔尼俱乐部，1789年10月迁到巴黎后在雅各宾修道院集会，故名。开始时包括后来成为斐扬派、吉伦特派的许多成员，到巴黎后又吸收一批巴黎的非制宪议会成员。因政见分歧，1791年7月、1792年10月，立宪派、吉伦特派先后分裂出去，雅各宾派成为以M.F.M.I.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
派。在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众多革命团体中，雅各宾俱乐部是唯一的全国性组织，拥有数千地方组织。雅各宾派的成员中以小业主最多，也包括许多富有的资产者。它的激进主张，得到无套裤汉的拥护。1792年8月推翻君主制后，俱乐部成为领导大革命的主要团体之一。
埃贝尔派（雅各宾左派）
1757年11月15日出生。大革命开始后，他发表拥护革命的小册子。1790年11月，出版《杜申老爹》报，他以笔名写了一些政治讽刺作品，受到下层民众的欢迎 。埃贝尔成为科德利埃俱乐部里的有力人士，追随他的人叫作埃贝尔派。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时，他是巴黎公社的重要成员。12月2日当选为公社副检察长 ，积极参与推翻吉伦特派的活动。1793年5月被捕，随即获释。同年6月2日，埃贝尔领导无套裤汉驱逐吉伦特派的主要议员，成为雅各宾派的激进左翼领导人。雅各宾专政建立后，埃贝尔与肖梅特等积极参加1793年9月4～5日巴黎人民的武装示威 ，迫使国民公会限制物价，打击投机商，成立由无套裤汉组成的革命军以征集粮食，实行革命恐怖政策，对制定雅各宾政权的革命政策起了推动作用。还将巴黎圣母院和其他约2,000座教堂改为崇拜理智。埃贝尔既反对丹东派的宽容政策，又攻击罗伯斯庇尔政府采取的措施 ，提出极左口号与要求，试图发动新的起义，由巴黎公社直接掌权。1794年3月14日救国委员会逮捕了
法国大革命 政治委员篇二
《法国大革命与政治制度的近代化》
法国大革命 政治委员篇三
《高毅 法国大革命对现代政治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对现代政治的影响
高毅《世纪大讲堂》2006年01月06日
2005年的10月底，巴黎郊区有两名青少年因为躲避警察的追捕，进入了变电站，最终触电身亡。这一事件引发了巨大的骚乱，并且波及到了法国的其他地区和其他城镇。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在37年前的1968年5月，当时法国一共有一千万的学生和工人走上了街头，引发的全国性的罢课和罢工，后来那场运动被人们称作是“五月风暴”。其实如果追溯得更久远一些，无论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还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当时的巴黎也曾经到处都是街垒，到处都是巷战。那么法国大革命对现代政治产生了哪些影响，在一个民主政治相对发达的法国，为什么人们还是会愿意采取一种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法国大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末，但是它对后来的整个世界历史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革命家列宁有一句名言，整个十九世纪，也就是给全人类带来了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其实何止十九世纪，整个二十世纪又何尝不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呢？为什么？就是因为法国革命所开启的是一个全球性的政治民主化的时代，法国革命的最终目标是要让全世界每个国家的人民大众都能真正成为自己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那么只要这个目标没有达到，法国革命的现实意义应该说就不会消失。
为什么法国革命会产生这么大的世界历史性的影响，这就是它的彻底性，或者说激进性。在法国革命之前，也发生过两个很有名的革命，一个是英国革命，1640年的英国革命。还有一个是1775年的美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这两个革命意义都很伟大，对于现代世界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都有奠基之功，可是我们从来不称这两个革命是大革命，就是因为它们不如法国大革命，来得那么激进或者彻底。
实际上英国革命是很保守的，只满足于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横统治，让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获得了自由。资产阶级、新贵族是社会上层。而对于广大的下层民众，尤其是广大的小农，对于他们的自由权利，英国革命就丝毫不予照顾，这里就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平等，英国革命是不讲平等的。
后来的美国革命要好一些，因为美国革命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理念，就是“人人生而平等”，比较关注平等的问题，但是美国革命它主要关注的其实还是一个自由的问题，这就是要摆脱宗主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自由。
这两个革命，都基本上是停留在政治层面上，就是说它们只满足于解决政治制度的改造问题。一个目标是要建立君主立宪制，另一个目标是建立独立的共和国。一旦这个目标达到，革命就嘎然而止，不再继续搞下去。可是法国革命就远远不是这么简单，法国革命它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它同时还是一场社会革命，最后还发展成一场文化革命，在政治层面上，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推翻波旁王朝的专制王权或者叫绝对王权。在社会层面上，它的目标很高，它要建立一个不仅人人机会平等，而且人人还大致上财富平等，就是一个没有大贫大富的，也就是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那种现象的一个大同社会，这是它的社会目标。它后来发展成文化革命，在文化层面上要把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培养成或者改造成一种具有爱国美德的、大公无私的那么一种新人，当时叫共和主义的新人。共和国的原则，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是美德，所以他们非常强调美德，美德就是爱国，把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要大公无私。所以法国革命，它实际上是要对整个
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要来一个彻底的改造。因此在法国大革命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很多在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当中都看不到的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现象。
法国革命中出现的一个新词“旧制度”，把革命前的社会状态说成是旧制度或者是旧社会，这是法国革命区别于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情况。这说明法国革命者对革命前的法国社会是完全失望的，甚至是深恶痛绝的。而且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旧时代、旧制度的那个东西带到新社会当中来。这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心态，把历史完全否定掉了，把过去完全否定掉了。这种心态，实际上在观念上构成了法国革命激进性的最主要的根源。法国革命者在平等的问题上，也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那种执着，那种迷恋。比如美国革命《独立宣言》，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理念，就是“人人生而平等”。法国革命也有一个宣言叫做《人权宣言》，在这个问题上比美国的《独立宣言》要远远地跨出了一步。《人权宣言》说的是“人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在这里面加了“始终是”这么三个字。这三个字加进来意义就非同寻常，实际上它反映了法国革命者不仅承认起点的平等，同时它又比美国人多了一种对终点平等的关怀。那么这里面就含了一种未曾道明的理念，未曾道明的意向，就是说他反对贫富分化，一个人生下来是和大家一样，是平等的，但是一直到死，整个生命过程当中，他都应该是和大家一样是自由平等的。这个平等里实际上包括财富平等，包括着他不受人剥削，他不受人压迫这样一种关怀。
英国革命没有照顾到下层民众的这个利益，尤其是英国小农的利益，它没有解放英国小农，没有给小农土地，它最后还通过议会立法，把小农的土地几乎全都夺走了，所谓“议会圈地运动”。英国的小农失去了土地怎么办呢？那只好去给资本家打工，当雇佣工人，所以当时的情况是非常悲惨。美国革命其实也没有注意到解决小农土地的问题，它后来想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是很晚很晚的时候，南北战争期间，由林肯总统来解决的，通过《宅地法》，这样使美国小农基本上都获得了自己的小块土地。
可是法国革命很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革命发生以后没几年，在1793年，它就通过雅各宾派的土地立法，让法国的小农基本上是无偿地获得了自己的小块土地。这也反映了法国革命者在平等的问题上，不仅他们通过《人权宣言》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对平等的一种强烈的追求，而且他们在实际行动上也真正地落实到了平等的这个原则。另外在法国革命的高潮的时候，还看到了英美革命当中都没有看到的情况，这就是法国革命者特别强调公民美德的培养，要使人人都要变成所谓的共和主义的新人。为此他们还采取了一系列的超常的举措，比如，它要人人都佩戴红、蓝、白三色徽，这是在当时是一种革命的标志；到处布置自由树，小红帽等革命的象征物，使人一抬眼就能看到一些革命的标志，革命的象征物。另外它还取消了先生、太太、少爷、小姐这样一类的称呼，所有的人不论男女，一律称“公民”，这样以示平等。提倡在人和人之间称呼啊，要称“你”，而不称“您”，“您”是在法国贵族社会常用的一个称呼，法国贵族社会从来不称“你”，都是称“您”，这是当时法国革命者所不能容忍的。另外他们还改掉了很多旧制度，带有旧制度色彩的人名、地名。在法国革命当中，他们还搞了一系列革命的节日。主要像7月14号攻打巴士底狱，8月14，8月10号推翻王政等都变成革命节日，拿来取代传统的宗教节日。他们还创制了一套新的历法——《共和历》，又称《革命历》，来取代统的《格里高里历》。这说明，法国革命到这时候就已经真正演成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了。
那么革命革到这个份上，当然就不可能是温文尔雅的了，事实上众所周知，
在法国大革命当中充斥着很多惨烈的现象。比如有党派斗争，有革命阵营的分裂和互相欺压，有国内的反革命叛乱，还有国外的反革命干涉，还有像“9月屠杀”那样的暴民私刑，一群无套裤汉冲进巴黎的监狱，把监狱的犯人，普通的刑事犯人，拉出来胡乱地杀了好几千人，像这样的暴民私刑，然后还有革命政府，主要是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革命政府的恐怖统治，也是滥杀了很多无辜。所以法国革命时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是血雨腥风，个人的自由受到了践踏，人民承受着惨痛的、惨重的生命和财富的牺牲，这些都是法国革命特有的现象。法国革命也因此常常遭到后人说它太不人道，太残酷了。
为什么法国革命会革到这个地步？那都是由革命前法国社会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那个时候的法国，阶级矛盾尖锐，社会不平等的状况严重。英国自“玫瑰战争”以后，就没什么大贵族了，剩下一些小贵族。这些小贵族又被称为新贵族，他们相当平民化或者叫资产阶级化，像平民一样地去从事工商业，从事投资牟利这样一些经济活动。因此他们也很容易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王权的压迫。
革命前的美国，居民主要是来自英国的移民，基本上都是在英国比较落魄的、潦倒的、穷困的一些人，他们之间关系是比较平等的，他们没有贵族，也没有特权，没有封建等级制度，社会关系比较和谐。
可是法国革命前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法国在中世纪就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国家，大贵族比较多，封建割据的状态比较严重。当时法国的大贵族，一个个都是独霸一方的封建主，财大气粗，而且豢养了自己的军队，能和国王分庭抗礼，这样就导致了法国长期的封建割据状态。贵族和王权之间有矛盾，法国贵族只承认暴力的逻辑，而不屑于使用法律的武器来和国王、王权作斗争。这样就导致了法国始终没有能够出现像英国那样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一种约束王权的法律文件，因此也没有能够培养出，或者发展出自由主义的法制传统，也正因为法国的贵族只承认暴力的逻辑，后来法国的统一也只能用秦王扫六合的暴力征服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暴力征服之后形成的法国的绝对王权，也就成了欧洲最典型的绝对君主制，那就是这个王权特别强大，因为他把所有的大贵族都制服了。这样一种情况也为后来法国革命增添了许多困难，增添了许多难度。
另外像中世纪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法国也是有三个等级的划分。三个等级实际上是两个等级，一个是特权等级，一个是非特权等级。特权等级就是第一、第二等级，教士和贵族。没有特权的就是第三等级，平民等级了。特权等级地位极高，权势极重，享有各种优惠，不仅基本上垄断了法国的政府、军队和教会的高级职位，而且还拥有大片地产，不用怎么纳税。长期地养尊处优，还使法国的特权等级养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也是非常顽固的一个心态习惯，一种文化心态，就是他自认为血统高贵，瞧不起平民等级，拒不承认自己和平民等级之间有什么平等，即使有些平民他比较成功，当然人数比较少，他后来也做了大官，也成了富豪了，但还是被这些贵族，被这些特权等级瞧不起。
法国的特权等级还表现出一个强烈的倾向，就是特别珍惜珍视自己的免税特权，顽固地反对当时一切税制改革，有一个叫做巴黎高等法院的机构出来阻挠，说这样不行，他也不说这违反祖制，他就说这种做法，让贵族和平民一样纳税这种做法，违背了人类的本性。因为人类本性是讲高低贵贱这个等级秩序，你如果让贵族和平民一样纳税，你就是破坏了这种，违背了人类这种本性，所以行不通，所以他就拒绝批准这样子这个法令，所以，所有的改革基本上都没有成功，那么这样就彻底地堵死了法国通过渐进的改良，来实现社会变革的社会转型的道路。 可是在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贵族还想按在中世纪那样，继续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
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么经过几百年的持续的发展，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了，已经有了力量向贵族等级，向贵族特权说“不”了。那么这样一来，一场异常激进的革命也就在所难免。而人民大众一旦被动员起来，一旦冲上了政治舞台，这个革命也就小不了了。由于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主权的观念，也就是民主的观念，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扬，法国大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主的革命。
可是法国革命有没有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理想的模板呢？很遗憾，没有。实际上法国革命者有没有把本国的革命做好，从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革命太激进了，法国革命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还有一种民族再生的狂想，那都是非理性的东西。同时，法国民族，法兰西民族还有一种特有的崇尚暴力的传统，结果它在革命当中，自觉不自觉地要诉诸专制的、专横的强制手段，最终损害了法国的革命事业。法国大革命，的确一贯地带有某种和现代民主格格不入的“专制”主义的气质。开始，法国革命搞的是“议会专制”，就是什么都是议会说了算，它通过的决议就是法律，那就立刻得到执行。但是后来需要动员民众的时候呢，法国革命又搞起了一种“群众专制”，这种群众专制就类似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就是群众说什么是什么，群众要什么，要怎么干，那就随他去。法国革命当中盛行的这种专制主义倾向，不仅为后来的拿破仑专制，拿破仑个人独裁铺平了道路，而且严重地压抑了个人自由。个人自由是什么？个人自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个人自由一被破坏，政治民主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看到法国革命这些失误的同时，不能因此就否定了法国革命的正当性。首先法国革命的激进性，它不是无源之水。大革命时代的法国人之所以那么强烈地渴求平等，追求平等，以至达到了不讲理性的程度，那无非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现实太少平等，太多腐败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别的选择。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不可调和。
法国革命的这种激进性还有一种历史的功绩，也是不容抹煞的，就是对平等价值的执着追求。大革命不仅彻底捣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从而为以后人民主权在法国的实现开辟了道路。同时它还在世界历史的层面上，做出了一项英、美革命所不能企及的贡献，这就是它以空前的力度高扬了民主的正当性，这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这种小革命做不到的事情，只有法国大革命才做到了。事实上许多现代政治思潮，都是在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当中萌生的。这里边有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又称法兰西自由主义，还有民族主义，还有社会民族主义，同时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基本的东西。甚至还包括了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所有这些思潮，它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承认人民主权的正当性、合法性，因此它们都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的侧面，对现代世界的政治民主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什么人们都说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是从法国革命开始的，而不是从英国革命或者美国革命开始的，原因就在这儿。
英、美革命和法国革命各自都有自己的片面性，英、美革命它的片面性在于，它是片面地倡扬了自由的理念，自由的价值，而法国革命的片面性就在于，它过于迷恋平等的价值，也正因为各自有自己的片面性，所以才有两者不可偏废的互补性。只有将这两个革命情况，这两个革命的思潮、思想、原则给它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结出正果，才能建立健康的现代民主政治。
法国革命它对法国社会起了一个很大的分裂的作用，法国革命以后，法国社会实
际上就分裂成左右两大派了，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在法国革命史学上也是这样，也是分成左派的观点和右派的观点，两个不同的看法。后来我们中国，基本上很长时间只接受了它的，就是左派观点。因为右派的观点也曾经来过，也有人翻译了一些右派的像马德兰的《法国革命史》，都是说法国革命不好的，有很多阴暗面的东西。但是这个书一出来以后，在1930年翻译出来，但是出来以后马上就受到了批判，后来就消失了。中国人还是比较喜欢接受左派的观点，这和中国二十世纪特有的那种革命崇拜的心态是密切相关的。而二十世纪中国那种革命崇拜，实际上也是和二十世纪初，法国革命在中国的那种宣传是密切相关的。
在西方的史学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就是把这种希特勒后来成为纳粹主义，这种极权主义思潮，像斯大林这种极权体制都归纳到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这里。 提这种观点的看法就是孚雷，法国革命的修正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是一个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思考法国大革命》最近也被翻译成中文了。他对法国革命的观点相当尖锐。他认为法国革命不是像传统史学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他觉得法国大革命主要是一种观念上的革命，或者一种政治上的革命，这种政治革命闹得特别地极端，实际上它的雅各宾主义，法国革命最激进的雅各宾主义的理念，实际上构成了后来极权主义的根源。像希特勒、斯大林，那样一种政治体制。国家把什么都统在自己的手里，人民，个人，完全失去了自由的权利，是这样一种统治体制。他觉得这种极权主义的根源在雅各宾专政。但是这个观点也遭到另一派法国革命史学家的批驳，就觉得这种观点实际上是非常片面的，完全忽视了法国革命特有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使它承担了很多它不应该承担的历史的责任。这种看法非常不负责任，不符合历史事实。
法国大革命 政治委员篇四
《法国大革命与政治制度的近代化》
法国大革命 政治委员篇五
《法国大革命中不同政治派别所起的作用》
法国大革命中不同政治派别所起的作用
作者未知
一般来说，提到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派别，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就是雅各宾派了,但是实际上，其他的一些政治派别也起到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下面就让不才来简介一下：
从表面上看，从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攻克巴士底狱开始至1794年“热月政变”结束，法国大革命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先后上台执政，在大革命中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先说君主立宪派。
君主立宪派是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代表，其主要人物有西哀士、拉法耶特、巴伊、米拉波等，由于他们追求的政治目标是君主立宪制，故称君主立宪派。君主立宪派执政后，面对革命的形势，首先颁布了《八月法令》，以法律的手段来改造封建制度，特别是在土地问题上，《八月法令》以赎买的方式废除了源于土地的封建义务和赋税。接着，君主立宪派又通过制宪会议发表了著名的《人权宣言》，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法制和财产权等一系列原则，成为后来资产阶级立法的重要依据，并且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1791年，君主立宪派制定了法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宪法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在政治上，改封建专制政体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中央实行三权分立，地方上消除封建割据，政令统一；经济上，废除各种贸易垄断，统一国内市场；宗教上，打击天主教。从上面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君主立宪派执政后所采取的措施和颁布的法令明显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既打击了封建专政制度，又启发了人民的革命意识，因此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革命的，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然而，由于君主立宪派是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代表，他们势必要维护本阶级的权利，所以，其政策又体现出了其保守性的一面，如在1791年宪法中划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颁布《沙白利法》限制工人的权利等，也正因此，才使得君主立宪派逐渐失去人民的支持，在1792年巴黎
人民的第二次起义中被推翻，政权由此而转到了吉伦特派的手中。
吉伦特派代表的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其主要人物有罗兰、布利索、佩迪昂等，由于他们大多来自吉伦特郡，故被称为吉伦特派。吉伦特派执政后，进一步废除封建义务。在1792年9月宣布成立共和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法国社会进行了改革：政治上，严厉打击王党分子和君主立宪派，并取消原来“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划分，实行普遍选举制，成立国民公会；经济上，吉伦特派进一步改革土地制度，以扩大小农土地数量的方式来废除封建权利，扶植资本主义小生产者。吉伦特派的这些措施，无疑也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吉伦特派的保守性也日益显露出来：在政治上，他们忙于同其他政治派别争斗，并多次庇护叛逃的国外；经济上，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无能为力，又反对实施限价政策，任由形势进一步恶化，因此也逐渐丧失了人心，致使其在1793年巴黎人民的第三次起义中被推翻，政权于是转移到了雅各宾派的手中。
雅各宾派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主要人物有罗伯斯比尔、丹东、马拉等，因常在雅各宾修道院集会而得名，起初参加者有民主派、共和派、君主立宪派，后经两次分裂，才成为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雅各宾派上台后，随即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来解决当时严重的国内外问题和危机：在经济上，雅各宾派用革命手段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1793年6 月---7月下旬，雅各宾派先后颁布了三个土地法，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使得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小农土地所有制所取代因而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同时雅各宾派又推行限价法令，严惩投机奸商，从而阻止了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在政治上，雅各宾派颁布了1793年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性质和人民的权利；为了加强革命专政，雅各宾派又实施了恐怖政策，有利地打击了国内外敌人的反动气焰，保卫了革命政权。在军队方面，动员民众，改组军队，抗击外国军队的干涉入侵。所有这些措施，都在客观上把革命不断地推向前进，直至到达它的顶峰，使它成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可以说，雅各宾派对革命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但是，由于雅各宾派的措施过于激进，也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尤其是恐怖政策，虽然在保卫共和国，拯救革命方面有着不容抹煞的作用，但也带来了许多消极的甚
至是有害的后果：在恐怖统治期间，违反法制，滥行杀人的现象相当严重；而对于已经被捕的人，特别是雅各宾派的政敌，当政者更是不肯放过。结果，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心态，同时也使一部分官员滋长了权势欲，贪污腐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就使雅各宾派也逐渐失去了民心。而恐怖政策原是一种战时体制，一种非常手段，当危机过后，就应当终止，但雅各宾派的首领们为维护其权力，不肯果断地结束恐怖统治，这就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最终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随着雅各宾派自身再次分裂，随着反对罗伯斯比尔的人越来越多，终于在1794年发生了“热月政变”，结束了雅各宾派专政，法国大革命的高潮过去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是一步一步地不断发展、升级的。在这过程中，法国的各个资产阶级派别推动和促进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又由于不适应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潮流而相继被淘汰掉。然而，他们所领导的革命，却摧毁法国的封建专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开辟了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新时期；他们所倡导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这些资产阶级原则，对后来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任何政治派别对大革命所起的作用。
写于2000年8月
法国大革命 政治委员篇六
《从法国大革命的故乡看中国的政治改革》
从法国大革命的故乡看中国的政治改革
[2687] (2010-06-28)
为什么称“西式民主”?因为只有西式民主，没有东式民主。民主被西方视为自己对人类文明的一大发明和贡献，是西方的专利，它怎么可能与其它文明共享呢？而且在西方，民主更有文化化的趋势。法国社会普遍认为俄罗斯不是民主国家，尽管政治制度上俄罗斯已经全盘移植了西方民主，但从文化的角度，法国百姓仍不把它划归到民主国家行列。这有点像儒家文明。儒家文明就是制度与文化的结合，是中国文明的象征。一提到儒家文明，大家自然想到的必然是中国，而不会认为东方儒家，西方儒家.
由于1789年大革命的缘故，法国被称为大革命的故乡。而且其影响远远超过之前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但是从1789年到今天，法国经历了五个共和、两个帝制、一次复辟、两次君主立宪，还有一次巴黎公社。平均每二十年就发生一次大的制度变革。而每一次变革都是暴力：战争、革命、政变、起义。我这里重点讲一下第四共和。第四共和是二战胜利后建立的，结果仅仅十四年，就走向崩溃：政府完全靠借债（外债、内债）和银行透支维持。政治上则由于阿尔及利亚危机，发生了伞兵军事政变，后来漫延到科西嘉岛，中央政府派去镇压的治安警察倒戈。这个时候，总统科蒂向议会发表谘文，指出内战正在迫近，呼吁军事强人戴高乐将军组阁。最后建立今天的第五共和，才最终化解危机。
从这个过程中看，法国的民主化之路有三个特点：一是 从 君主专制到民主制度的转型，是极其动荡，代价极高的，各种形式的暴力成为唯一的演变工具。二是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法国几个高峰期都是在高度集权时期。如拿破仑时代，第二帝国时期（就是这个时期法国才完全工业革命）、戴高乐时期。三是多数推进都是依靠强人，而不是制度。是强人改变制度，而不是制度产生强人。
回顾法国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转型模式的代价在今天的世界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你仍然把民主作为唯一的目的地，这就是绝路一条。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其实看看今天的泰国就明白了。我去年在台湾观选，一位学者讲：台湾民主是一个奇迹。因为从威权向民主制度演变没有发生流血和暴力。我当即发言：什么是奇迹？奇迹就是概率极小的事情。由此看来，大陆如果进行民主化尝试，必然难以避免暴力与流血。可是以大陆的规模，将是什么后果呢？
法国建立第五共和国后，出现了稳定和经济增长，但到今天，又陷入困境：一是经济增长乏力，今年第一季度仅增长0.2%。中国接近12%。二是财政赤字、公共债务庞大，都超过欧盟规定的3%、60%标准（中国则是远远低于这个标准），而且仍然迅速增长。2007年法国总理费永就宣布财政破产。三是改革无法推进，陷于僵局。
原因还是它实行的这一套民主制度。由于普选，百姓可以用选票或者罢工等街头政治绑架国家。政治人物推出的改革方案往往胎死腹中。甚至都出生了，也照样夭折。德维尔潘政府推出的CPE法案就是一例。这个为了扩大青年人就业推出的微调方案，被国会批准，希拉克总统也签署成为法案，但最终在此起彼伏的街头抗议中宣布废除。过去我们看到的都是公权对私权，民权的侵害，但在法国却是私权，民权对公权的侵害。 另外就是法国公民社会的恶质化：只要利益，不要责任。2005年法国公投欧盟宪法，尽管这是法国人主导起草的一部宪法，对法国的利益进行了很大的照顾，而且朝野两党都罕见地意见统一，联手呼吁百姓投票支持，却最终被否决。实际上大多数百姓都没有看过这部欧盟宪法，只所以投票反对，是因为对政府不满。在法国人人都知道财政赤字主要来自医疗保险和退休养老制度，但却不接受任何改革。当然这在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被称为“美国的心跳”的通用公司，面对经济危机，既不能削减福利，也不能缩短工时，减少工资，以共度难关。最后只能选择共同毁灭式的破产之路。
总之，现行的民主制度在法国已经成了制约这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且到现在也都看不出任何解决的希望。如果回顾法国这两百年的历史，恐怕会不会还是要靠暴力、革命、政变、战争、起义当中的某种形式进行解决呢？
民主在整个西方遇到的挑战。任何制度问题，一般会首先表现在经济上。自2007年开始，整个西方经历了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直到今天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至于主权债务危机之后是什么，现在谁也不知道。就如同次贷危机发生时，我们没有想到后面还会有金融危机。
危机发生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共识：资本的贪婪和政府的监管不力。然而真的是政府不知情吗？事实上并非如此。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做证时承认早就发现了次贷问题，但他振振有词的质问：我能让银行破产，穷人失去住房吗？大家知道，美国的两房破产危机是次贷危机升级的转折点。而对两房，二十年前就有学者发现问题并呼吁解决。这就是现年六十多岁的汤姆.斯坦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政府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教授。在他的力推下还将监管方案提交国会听证。但由于两大巨头百般阻挠，在听证会上甚至不让他们说话，最后虽然允许成立了一个监管机构，但权限甚小，根本约束不了贷款巨头。直至2007年9月，斯坦顿教授还发表论文呼吁警醒“两房”的问题。这一次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就是由于政府刻意隐瞒，最后纸里抱不住火，才由新上台的政党公布了真相。我们是不是要打一个问号：为什么号称民主的西方这样对待选民的知情权呢？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社会是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个阶层。根据西方的民主理论，统治者要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和选择，并以被统治者同意的方式进行治理。而问题就出在建立在这一套理论之上的制度模式。
美国政府是通过选民选举产生的。因此必须时时回应民意。比如对福利的永无止境的追求。这可称依赖民意治国。问题在于，民意并不总是正确的，还经常处于变动之中，甚至前后矛盾。当年小布什入侵伊拉克，多数美国民众支持。但几年之后，美国深陷泥潭，民众又转而反对。其实，像伊战这样复杂的地缘政治事件，民众怎能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进行判断？而且如此依赖民意治国，政治精英的责任何在？岂不把自己等同于大众？别忘了，老百姓选你是因为认为你能力出众，可以领导一个国家。这应该是政治人物占有权力的自私，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而这又和选票决定选举结果的制度密切相关。其实这样的事情是民主国家的通例，绝非美国个案。印度人口增长失控，但无政党敢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否则就会被选民抛弃，也就只能任问题存在并愈演愈烈。
然而，决定美国政府的不仅仅是民意，背后还有更重要的财团，实际上，代表资本的财团才是真正的决策者。这可从候选人的选择到最后的竞选整个民主运作的过程得到验证。全球民主国家，候选人的产生大都是政党提名。这一过程，民众根本无法参与。从美国的政治实践看，候选人都产生于即得的利益集团中。要么是州长（如小布什），要么是议员（如奥巴马），要么是屡立战功的军事强人（艾森豪威尔）。谁出线，都是政党内部博弈、讨价还价的结果。候选人产生之后，才交由民众进行投票。而这个过程，谁拥有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媒体、更多的广告，谁就会赢得大选。而有能力承担这个天文数字般选举费用的，只有财团。民众表面上是自己独立的投出手中一票，实际上却早就被财团以金钱操纵了。而且除了政党推出的人选外，民众根本别无选择。所以西方民主一语以蔽之：选民被动地从有钱人筛选出的几个候选人中行使神圣的普选权。 于是选民一切为了福利，财团一切为了利润，政治人物一切为了选票，这“三个一切”就在民主的旗帜下统一起来。所以也才“银行不能破产，百姓不能没有住房”，直到纸里再也包不住火，成为全面危机。如果说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只是经济危机的话，这一次，就是西方面临的政治制度危机了。
从西方整体来看，大都跳不脱这个制度陷阱。这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希腊百姓强烈反对欧盟附加条件的援助方案，全国一半劳动人口罢工，并引发骚乱、警民对抗等暴力事件，一家银行被焚，8人死亡。此前破产的冰岛，尽管国会通过议案归还欠款，但总统拒绝签署，甚至举行公投时，也被百姓一举否决。
从国家层面看，西方各国无不负债累累。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被认为正在步希腊的后尘。欧盟的发动机法国和德国也一样负债累累。仍然勉强维持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公债占GDP的比重以超过200%。而西方目前解决的办法是借债还债。欧盟在美国的支持下（G7先达成共识），推出了高达7500亿欧元相当于1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4400亿欧元由欧元区国家以政府间协议的形式提供,600亿欧元将由欧盟委员会从金融市场上筹集，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提供2500亿欧元。然而对于欧盟这种“把整个老本都押上”的做法（英国《每日电讯报》），也引起了强烈的质疑：以债还债能解决问题吗？
有许多人认为民主化可以制约政府开支，建立小政府，大社会。但看看无不负债累累的西方各国政府，真不知该做何感想？
谈完西方，我们再看中国。首先就是从什么角度和立场来看的问题。我非常赞同目前在海外的两位学者的看法。一位是文学理论家刘再复。他认为今日中国是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另一位是哲学家李泽厚。他认为看中国一定要看宏观，如果看微观，哪就永远只是问题。我结合自己在法国的体验，再补充一条：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阶段，因此不能用西方已经发展完善了几百年的标准来衡量和理解中国。
关于中国有三点。一是中国的政治、社会传统。二是中国的成就。三是中国的问题。 西方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将中国视为一党专政国家。其实，政党、一党、多党都是西方的话语体系，并不适合中国。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就认为“中 国的 君主制度不是独裁。集权不等于独裁”。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其专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也提出同样的观点：从先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
原因就在于中国独特的“天命观”和“家国一体”。在中国没有“君权神授”一说，更没有法国路易十四“朕即天下”的绝对皇权。在中国，皇帝是代表上天来治理国家，如果失职就失去合法性，就要被推翻。因此，在实践上，中国设有谏议制度，所有官员都可以对皇帝提出建议和异议。出了问题皇帝要承担责任，下“罪已诏”。“这种不称职就要被更替”的政治共识，如果套用西方的话语体系，不妨看作是中国的民主观。“家国一体”则皇帝是一家之父的象征（还有国母一词、一职），与百姓一家。皇帝有责任和义务为百姓谋福利，从百姓的角度讲，也有孝顺的义务。这和西方利益博弈、权力限制的政治范式完全不同。所以说，中国没有阶级，没有贵族，政权是代表整个国家。这就是中国传承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面对这种制度，也难怪伏尔泰如此感叹：“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 其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这个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仍然无所不在。更不用说执政党的基础就是来自工农。江泽民时代提出的“三个代表”、胡锦涛时代提出的“以人为本”，不妨看作这个政治传统在新时代的延续和表现。
最后关于权力的合法性，东西方也相当不同。中国并不重视权力是如何产生的，衡量的标准是执政的有效性。象唐朝的李世民、明朝的朱棣以及东汉末年的王莽。这三个人的权力来源都不具合法性，但由于李世民和朱棣创造了中国盛世，所以得到历史认可和景仰。而王莽则由于新政失败，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在二十世纪下半页的崛起被视为当代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巨大成就。更根本的是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社会，一个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商业社会，工业社会，而且几乎和全球同步进入
信息社会。中国也终于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而且从大历史的角度讲，正是由于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中国也终于打破朝代更替、自我循环的发展演变模式。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崛起真正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崛起的原因，我们可以归功于对内市场导向的改革和对外的全面开放，同时抓住全球产业大转移和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体制在符合国情基础之上进行的不断演变和调整，是中国传统文化理性实用主义的再现。这应该是北京模式的核心要素。
中国虽然重新成为世界性的大国，但不容否认却也是当今大国中情况最为复杂、内部矛盾最多、制度建设最为欠缺的大国。整体上仍然属于全球公共物品的搭车者而非提供者。这都是中国进一步崛起的挑战和目标。
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污染、社会的公平正义缺乏。 贫富差距有如下几个角度。第一，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世界公认的警戒线0.40。但放到全球看，超过警戒线的并不只是中国，也包括最发达的美国。中国香港甚至达到0.5。第二，中国的基尼系数分别在城市和农村并不高，但城乡综合就高了。第三中国全局性的贫富差距主要是城乡和东西部。但人类历史的经验证明，消除城乡差别唯一的办法是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三十年来是全球的两倍，农村人口迅速减少。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贫富差距在缩小，因为农村人口在减少。再过二十年，当农村人口降到20到10%之时，中国整体上悬殊过大的贫富差距就可降到社会可接受的程度。至于东西部差距，则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如果不实行非常规政策，很难解决。比如美国允许拉斯维加斯开赌场。第四，中国对贫富差距的敏感度要超过其它文化的国家。这和中国传统的均贫富观念有关。因此，对贫富差距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不能仅仅套用西方的基尼系数。
关于腐败，有如下几个角度：首先，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其次，中国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同一进程的国家（根据总部在德的透明国际2008年数据，中国腐败程度列72位，印度85位，俄罗斯147位）。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第三，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尽管合法，却无法改变其钱权交易的本质。就如同色情业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无法改变其钱色交易的本质。但合法化的效果是腐败减少了，因为这些行为已经不属于腐败。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这
法国大革命 政治委员篇七
《法国大革命开世界政治现代化的先河》
法国大革命 政治委员篇八
《沙龙与法国大革命》
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文科基地班学生文选
沙龙与法国大革命
萧
琦
２０００６２）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上海
摘
要：１８世纪的法国沙龙彰显出文学性、批判性、消遣性和礼仪性的特征，是启蒙运动的重要阵
地。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沙龙的关注重点由文学转向哲学思想领域。大革命中，沙龙具有政治俱乐部的性质。大革命后出现过短暂的沙龙的复兴，但这一时期的沙龙已失去了其最初意义。随着贵族制度的彻底消亡，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来临，沙龙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关键词：法国；沙龙；大革命；政治；公共领域
中图分类号：Ｋ５６５．４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５６３６（２００６）０２－００８１－０４
沙龙一词的原文ｓａｌｏｎ是指客厅。波德莱尔在１９世纪中期关于巴黎沙龙展览的评论
［１］
和以库贝尔、莫奈为代表的
印象画派的形成使得作为展览制度的沙龙（ｔｈｅｓａｌｏｎ）广为人知。与这种作为欧洲近代展览制度源头的巴黎沙龙展览不同，本文所要探讨的沙龙是作为上流社会社交中心的沙龙，说明从１７世纪末到１９世纪初这段时间里沙龙的演变过程，着重论述其与大革命的相互作用。
一、大革命前的沙龙
１８世纪的法国社会充盈着大张大阖的剧变，思想的空前活跃使沙龙的发展走向鼎盛。此时的沙龙既继承了１７世纪沙龙基本特征，又不再像１７世纪的“蓝色沙龙”、“周六沙龙”那样仅仅是优雅、悠闲的智力消遣和娱乐中心。对１７世纪的道德和文学的反叛成为推动１８世纪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一股重要力量，沙龙已成为这一动力的源头，它和咖啡馆、
报纸等一起被历史推向了公共舆论的最前沿。这一时期的沙龙，概括起来有以下特点：
（一）是礼仪教育的学校。１７世纪沙龙的礼仪建立在骑士文化的基础上。１８世纪作为精神底蕴的陈旧伦理道德标准已失去其实质力量，但礼仪的形式却被保存下来。这种礼仪体现在社交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谈话的礼仪为例，
有人说
卢森堡元帅夫人（Ｍａｒｅｃｈａｌｅｄｅ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的沙龙塑造了法兰西。她每两周举行的两次晚宴都会精挑细选地邀请客人。有一次，一位先生在她的沙龙里大谈有损他人声誉的丑闻，他离开后，卢森堡夫人就吩咐道：“把这位先生的名字从我的名单里划掉。”按照画家龚古尔兄弟的说法：“（那个法兰西）是如此之以其声誉为荣，如此之充满了优雅和一种稀世的美妙———那个１８世纪文质彬彬的法兰西———以至于它变成了一个社交的世界，影响了全欧洲，成为一切民族的一所
［２］（ｐ．２１８）礼仪学校，成为社会风尚的准则，直到１７８９年。”
如果说在荣誉高于一切的法国，礼仪、教养始终是巴黎上流社会的通行证，而沙龙则自动成为一个进行社交礼仪教育的场所的话，这种礼仪又不免显得做作。在沙龙聚会中“女才子们竭力装作兴高采烈的样子，不管在游乐和聚会中多么厌倦。”“你不妨尽量使他们厌倦，只要别人看不出她们的厌倦，以为她们在享乐，她们一定会原谅你。”［３］（ｐ．１８７）当卢梭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而写作《漫步遐想录》时曾坦言：“我从来没曾适宜于这种社交活动———那里面充满了虚伪的义务、责任和制约，我无法使我那桀骜不驯的天性接受任何一个同人类交往的人所必须接受的屈从。”［４］（ｐ．１３４）
（二）是思想交流场所、文艺批评中心、启蒙运动重阵。沙龙为人们的思想交流提供了最理想的场所。１８世纪没有一位杰出思想家不是在这样的讨论，尤其是在沙龙的报告中首先将其思想的锋芒展现出来的。
［５］（ｐ．３９）
从１７世纪末到１８世
纪初沙龙的思想交流主题已从文学领域转向了哲学领域，这在１７世纪末文艺美学领域发生的古今之争中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这场以尼古拉・布瓦洛（Ｂｏｉｌｅａｕ）为代表的古典派与以丰特内尔（Ｆｏｎｔｅｎｅｌｌｅ）为代表的现代派的争论发生在巴黎的沙龙，尤其是在朗贝尔夫人（Ｍｍｅ．ｄｅＬａｍｂｅｒｔ）的沙龙里。这场争论的意义已远超出了美学的范畴，这次非同寻常的论争的阵地就是沙龙。启蒙运动的序幕由此拉开，沙龙也自然而然成为启蒙运动的前沿阵地。《波斯人信札》的作者孟德斯鸠奔走于巴黎各著名沙龙，借波斯人之口道出对旧制度下的法国社会的谴责。后来被尊为启蒙运动泰斗的伏尔泰的喜
作者简介：萧琦（１９８４—），女，江西井岗山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２００１级基地班学生，现为在读硕士研究生。
８１
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剧剧本和哲理小说在夏特莱夫人的沙龙里朗诵。在百科全书派文艺女神莱斯比纳斯小姐的沙龙里，达朗贝尔、孔多塞等百科全书的巨匠们关于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争论取得了优秀的成果，而这些成果后来又直接指导着吉伦特派的施政方针。
（三）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这里有两层意义。一是沙龙准入机制上的普遍开放性。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成败始终离不开普遍开放的原则，把某个特殊集团完全排除在外的公共领域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根本就不算是公共领域。但在１８世纪这种公共仅就有文化的资产阶级而言的，教育是一个入门标准，财产是另一个标准。”
［５］（ｐ．４９）
另一个层面上的开放性是指个沙龙之间的开放性。大革命前的许多著名沙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团体归属
感。一些人因为志趣相投背景相似结为朋友，而通过千丝万缕的精神纽带结为一个团体。如德芳夫人的沙龙是贵族化的，莱斯比纳斯小姐的沙龙多为百科全书派学者聚会之所，波尔罗亚修道院一度是宗教派别中心。但各个沙龙之间基本上是开放的，这不仅表现在受欢迎的人，如伏尔泰，同时成为几个沙龙的贵客，而且表现在沙龙的女主人自身就是另一个沙龙的客人。而在波尔罗亚修道院的危急时刻许多沙龙都对它伸出过援手。综上所述，１７８９年之前的沙龙大都为文学性的。哈贝马斯认为，咖啡馆、沙龙等新机构无不先是文学的，再是政治的。政治公共领域从文学领域中产生出来，它以公共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５］（ｐ．３５）
二、大革命中的沙龙
“虽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沙龙谋划了革命，但它的批判精神和脱离一切责任束缚的自由精神却使它的参与者们能够想见当环境发生改变化时，事物可能会产生的相应变化。”
［６］（ｐ．２２）
大革命时代的沙龙的性质变化了。沙龙成为政治党
［７］（ｐ．１４７）
派的集合地，具有一定俱乐部的性质。这时的沙龙领导人物都是行动者，随时准备把理论付诸实践。孟德斯鸠说：“它们（沙龙）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共和国，成员都非常活跃，相互支持帮助，这是一个新的国中之国。”
杰出的政治家罗兰夫人（Ｍｍｅ．Ｒｏｌａｎｄ）的沙龙就是这样一个国中之国。１７９０年罗兰夫妇来到巴黎，１７９２年２月设在其寓所的第一沙龙（ｆｉｒｓｔｓａｌｏｎ１７９２．２－９）开始延客，讨论时政，商定对策。罗兰出任共和国内政部长后，罗兰夫人扮演起了沙龙女主人，每周举行两次宴会招待罗兰的政界朋友，史称“罗兰夫人第二沙龙”（ｓｅｃｏｎｄｓａｌｏｎ１７９２．８－１７９３．１）。沙龙的参加者在政治上属于吉伦特派。１７９３年５－６月起义后雅各宾派上台，随着主人丧生，沙龙也瓦解了。
罗兰夫人的沙龙是大革命中吉伦特派的重要聚会地，对这一沙龙的构成做些分析多少可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情况，下表说明了罗兰夫人第二沙龙组成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巴巴卢Ｂａｒｂａｒｏｕｘ布里索Ｂｒｉｓｓｏｔ蒲佐Ｂｕｚｏｔ沙塞Ｃｈａｓｓｅｔ孔多塞Ｃｏｎｄｏｒｃｅｔ德佩雷Ｄｅｐｅｒｒｅｔ迪普拉Ｄｕｐｒａｔ让索内Ｇｅｎｓｏｎｎé戈尔萨斯Ｇｏｒｓａｓ加代Ｇｕａｄｅｔ朗特纳Ｌａｎｔｈｅｎａｓ卢威Ｌｏｕｖｅｔ佩蒂翁Ｐéｔｉｏｎ拉博・圣艾蒂安
身份律师自由作家律师
［８］（ｐｐ．１７３－１８０）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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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
贵族
／／
律师记者律师出版家律师贵族贵族律师
Ｒａｂａｕｔ－Ｓｔ－Ｅｔｉｅｎｎｅ
瓦拉塞Ｖａｌａｚé
“＊”表明属于此类，“－”表明不属于此类。注：⑴Ｒéｕｎｉｏｎ俱乐部的参加者
⑵１７９３年１２人委员会成员８２
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⑶巴黎革命委员会的请愿代表
⑷１７９３年６月２日被警戒起来的代表
⑸在１７９３年圣鞠斯特提交的法令中被划为叛国者（Ｔ）或嫌疑犯（Ｓ）的人
⑹在１７９３年７月２８日法令中吉伦特派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其成员或被判为叛国者（Ｔ）或判为嫌疑犯（Ｓ）；那
些在２８号的法令中未提及的人（Ｐ）
⑺１７９３年１０月３日在阿马尔（Ａｍａｒ）提交的一份给国民公会的ＣＧＳ报告中提及的吉伦特党人，他把奥尔良公
爵也划归此类
⑻１７９３年吉伦特派的命运：１０月３１号被处决的（Ｇ）；自杀或被军事委员会处决的（Ｄ）；逃亡和藏匿起来的
（Ｅ）；进监狱的（Ｐ）；仍然留在国民公会中的（Ｃ）
⑼１７９４－１７９５年重新加入国民公会的
这个沙龙是无疑是政治性的。从这张表格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宾客中有２人是１２人委员会的成员，２／３以上的人在１７９３年７月间被划为叛国者或嫌疑犯，４／５的人被处决或自杀身亡，２／３的人参与了巴黎革命委员会的请愿。我们还
可以从这些沙龙客人的构成及主要活动情况看出，他们大部分是资产者，也有贵族参与其中，如既是启蒙思想家，又亲身参加了大革命的孔多塞侯爵，他是吉伦特派中最具有共和思想的人。
大革命时期沙龙原初意义上的文艺批判、思想交流场所、社交功能丧失了。本质上来说沙龙主导的是一种精英文化，而大革命所倡导的，是卢梭看来的大众文化。在雅各宾派统治的大恐怖时期，公共广场的狂欢取代了一切私人的社交活动。哈贝马斯所说的平民公共领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泛滥着。罗伯斯比尔建立在无套裤汉价值观基础上的道德理想国里奉行的是简朴勤劳、忠于共和、崇尚平等、反对奢侈腐化和投机剥削，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国家与个人之间不应当有党派或利益集团作为中介，道德品质与公共政治行为之间是等同的。沙龙所要求的政治环境无疑是与此格格不入的。
三、转型期的沙龙
热月政变后伴随着“社会生活的还俗”，旧时代社交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贵族夫人的沙龙复苏了。沙龙———尤其是旧贵族的“金色沙龙”———恰当地体现着旧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妥协与合流。有良好出身而无杰出才能的旧贵族和更多有才能却无良好出身的资产者在一条中线上相互靠近。定的。
以１７９５年斯塔尔夫人重开的沙龙为例，沙龙的气氛已完全改变了。共和派的贡斯当有时就因为那个沙龙里提出的许多不同意见而感到惊惶失措。他说：“假如我和胜利的共和党谈话，我就听说我们一定要砍掉无政府主义者的脑袋，枪决那些逃亡者。假如我接近一小撮在恐怖时期活了下来的秘密恐怖分子，我就被告知新政府、逃亡者和外国人一定都得扫荡干净。假如我这时听从了温和党人的骗人鬼话（他们的作家们要求恢复法律和秩序）我就听说法国不能没有一个
［３］（ｐ．２７１）
国王，这使我大为惶惑不安，我有共和的热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斯塔尔夫人及其朋友塔列朗（Ｔａｌｌｅｙｒａｎｄ）、西
［９］
但这一切是否表明大革命前那种沙龙复苏了呢？答案是否
哀士（Ｓｉｅｙè谢尼埃（ＭａｒｉｅＪｏｓ．Ｃｈｅｎｉｅｒ）、塔利安（Ｔａｌｌｉｅｎ）、本杰明・贡斯当（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Ｃｏｎｓｔａｎｔ）还是亲ｓ）、玛丽－若斯・督政府沙龙组织ＣｌｕｂｄｅＳａｌｍ的成员。这个组织就是后来宪政俱乐部（Ｃｅｒｃｌｅ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ｓ）的前身。他们从１７９７年开始在ＨｏｔｅｌｄｅＳａｌｍ举行聚会，进行反王党主义的宣传，出版了亲督政府的报纸Ｌ’＇，并成功进行游说使塔列朗成Ｅｃｌａｉｒ为外交大臣。
热月的沙龙既不同于革命前的沙龙，也不同于大革命中有着统一的狂热与理想的沙龙。这一时期沙龙的主导者们是那些一度受到恐怖统治压制的金融家、银行家、军火商和投机商。这种社交活动的热情一方面可解释为长久受压抑的社交活动在压抑突然解除后发生的一种强劲的反弹，另一方面需看到的是，贵族可以凭借出身得到财产和职位，而这些人们则需要通过在社交界的摸爬滚打获得窜升的机会。当拿破仑出现在巴拉斯情妇约瑟芬的沙龙时，和大多怀有野心来到巴黎的人一样，还是个等待机会降临的外省军官，而通过巴拉斯的关系，他逐渐在巴黎上流社会站稳了脚跟，最终登上了第一帝国皇帝的宝座。爱尔维修夫人的沙龙更是直接为导致拿破仑上台的政变提供了密谋场所。［１０］（ｐ．３０２）
柏克曾不无理由地预言：“革命必将以专制而告结束。”帝国时代拿破仑想恢复往昔社交生活的辉煌，大量分封贵族，并请从前的贵族夫人重开她们的沙龙。但是沙龙存在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了。
回顾沙龙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１７世纪以蓝色沙龙为典型的沙龙全面承担起了礼仪教育、文艺批评、思想交流与社交的重任。１８世纪的沙龙，随着拥有良好出身的贵族与自身经济地位、社会影响不断上升的资产阶级的平等相遇，关注点从文学领域的批评逐渐转向政治领域。文学、哲学领域的启蒙促成了人们内心的觉醒，从思想层面上为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大革命在形式上以消灭作为封建制度代表的贵族制度为己任。大革命初期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因为与旧制度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保有一份脉脉温情，使得沙龙得以继续存在。雅各宾派当政期间，哈贝马斯所说的平民公共领域开始了全面的统治。从政治环境、物质和人员基础等诸方面看，沙龙都丧失了在体制内存在的基础。热月和之后的帝国时期沙龙似乎有过复兴的迹象，但较于１７、１８世纪的沙龙而言，这一时期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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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匪等社会不安因素容易引发的时候，这就要求人们更加注意社会组织和管理工作。
以上所述若干内容，都应属于民间传统的主要内容或基本表现形式。由于民间传统有其地域差异和时代变迁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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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和研究［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５］姜彬主编．吴越民间信仰民俗—
特点，因此其难以形容的复杂性，显然不可能通过上述简单的罗列得到充分的体现。其变化的具体轨迹和深层原因，仍有待于细致的个案解剖来加以说明。
［６］［日］滨岛敦俊．近世江南海神李王考［Ａ］．张炎宪．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六辑）［Ｃ］．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１９９７．［７］杜正胜．中国文化史［Ｍ］．台北：三民书局，２００２．［８］嘉兴县志［Ｍ］．崇祯十年刻本．
［９］［明］樊维城．讲乡约条约［Ａ］．嘉兴府志．卷１０［Ｃ］．康熙二十一年刻本．［１０］大明会典［Ｍ］．万历间刻本．
［１１］［明］徐复祚．花当阁丛谈［Ｍ］．借月山房汇钞本．［１２］清世祖实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上接第８３页）
龙已是形式重于实质，功利性、政治性大于文学性、批评性了。从组成人员、沙龙所具有的政治性、封闭性来看，沙龙已完成了其内在的演变。无论是雷迦密夫人、斯塔尔夫人还是塔利安夫人的沙龙无不是一个政治观点的接受者，沙龙由开放走向封闭；随着专职评论员的出现，沙龙的文艺批评的功能被取代了；１９世纪中叶，由于贵族制度的彻底消亡、工业革命的兴起、新闻出版业的发展，文化批判的公众成为文化消费的公众，资产阶级倡导的简朴、物质之风主导着社会的潮流，沙龙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全部基础而淹没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之中。参考文献：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Ｍ］．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１］［法］波德莱尔著．郭宏安译．１８４６年的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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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灯明译．漫步遐想录［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４］［法］卢梭著、
［５］［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Ｍ］．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２．［６］ＥｍｍｅｔＫｅｎｎｅｄｙ，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７］［美］艾米丽亚・基尔・美森著．郭小言译．法国沙龙的女人［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８］ＣｏｌｉｎＪｏｎｅｓ，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ａｎｃｏｍｐｎ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Ｌｔｄ，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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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 政治委员篇九
《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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