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为什么出家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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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为什么出家的深层原因篇一
《李叔同出家之谜》

红尘内外 一代奇才李叔同出家之谜

核心提示：他是通才也是奇才，书法篆刻，音乐美术，成就横跨东西，他叫李叔同。他是一代律宗大师，盛年出家遁入空门，潜心戒律，实践躬行，他叫弘一。在盛名之时毅然出家，红尘内外有着怎样的故事，《文化大观园》为您揭秘。

王鲁湘：由李叔同填词的这首《送别》歌，经百年传唱，历久不衰，已经成为经典。李叔同的才华不仅限于音乐，他是集诗、词、画画、篆刻、戏剧、文学于一身的奇才。李叔同是我国最早出国学习文艺的留学生之一。是最早演出话剧，最早研习油画，也是最早研究西方音乐的艺术教育家。他终身的“艺事”书法，更是达到极高的境界。被誉为20世纪中国十大书法家之一。这位20世纪初，闻名一时的艺术家，中国现代艺术启蒙教育的先驱者，不啻如流星划过夜空，林语堂曾经这样评价，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但是在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李叔同斩断俗情，遁入空门，法号弘一。风华才子从此成为云水高僧。这一极具戏剧性的转折令人愕然。而关于李叔同皈依佛门的缘由更是众说纷纭。让我们追忆红尘内外，探寻李叔同由俗入佛的心路历程。

解说：李叔同出家并非一时起心动念。他正式剃度的时间是1918年8月19日，这一年李叔同不过39岁，而早在一年前，李叔同就曾在杭州大慈山下的虎跑寺中暂住。想通过断食疗法，来缓解自己长年所受肺病，神经衰弱之苦。但在此次断食静修之后，李叔同便开始流露出出家意愿。李叔同断食，最初是因为好友夏丏尊的建议，两人同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夏丏尊对李叔同日益强烈的出家意愿深表不满。

金梅（传记作家）：结果夏丏尊跟他说，一看（李叔同）头发还留着呢。 王鲁湘：又穿一个海青（僧服）

金梅：穿了一个海青。他说你不僧不俗的，像个什么样子。索性出家当和尚才好了。这句话，夏丏尊真是带有一种，因为夏丏尊是不同意他出家的，不赞成他出家的，带有一点气愤的性质，有些发牢骚了。

王鲁湘：发牢骚。

金梅：发牢骚的话，但这个话，李叔同啊，听了以后，带有一种这个激励的。 王鲁湘：激励的性质。

金梅：激励的性质，因为他是做一样像一样的。你到庙里住着，你怎么能不僧不俗的样

子。你什么也不是，不像。结果这夏丏尊从老家回来以后，一看啊他。

王鲁湘：他真的剃度了。

金梅：头发也剃了，剃度了。（1918年）阴历七月十三，他剃度了。所以有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中，李叔同当着夏丏尊的面，他说我的出家，也要感谢夏丏尊先生这个恩德。这是近因，这是李叔同自己说为什么出家。

王鲁湘：自己说过的近因。

解说：李叔同入山归佛的消息，在他离开浙江一师的当天，就传遍了杭州。再过几日，也传遍了上海。没过多久，便传遍大江南北。又传到了他曾经留学的日本和东南亚各地，成为民国以来，中国文化教育界哄动一时的新闻。但李叔同自己，却并没有把出家的事，预先告知家人。且不说远在天津，几年未见的发妻幼子，就连住在上海，不时相聚的日籍夫人，事先也一无所知。

王鲁湘：那也就是说您祖父要出家这件事，其实朋友是都知道了，您祖母应该也是多少知道一点？

李莉娟（李叔同孙女）：不知道。

王鲁湘：完全不知道？

李莉娟：因为他生活一直在南方，一直在上海。上海我祖父还有一个家，就是日本的那个夫人，在上海，所以他每个礼拜呢，要回到上海那个家里去居住，天津呢，很少回来。所以日本那个夫人呢，我们现在就不太了解她，因为她已经回日本了。反正天津这个家庭，没有任何信息。

王鲁湘：晴空霹雳？

李莉娟：晴空霹雳。

王鲁湘：那这个震惊是可以想见的。

李莉娟：对对对。封建家庭啊，有封建的一些个规矩，她（祖母）也是，也不能说别的，那时候也不能说别的，就只好自己默默地承受。

王鲁湘：就是只能承受了。

李莉娟：默默的承受。

王鲁湘：那也相当不容易了。

李莉娟：是是。

解说：李叔同的元配夫人俞氏，和两个儿子一直在天津祖居生活，李叔同在1918年成家，但早在1912年之后，他就也没有回过天津。没有再踏入这座他曾经生活了二十年的庭院。李叔同出生盐商巨富之家，他的父亲李筱楼中过进士，后弃官从商。李家既经营盐业，也开设钱庄，在天津盐商中，财力与名望兼具。李家注重诗书传家，也虔信佛教。李叔同讲过，自己信佛的因子，在幼年时已经种下。

金梅：他父亲开始是研究理学的，后来信佛，说要做善事嘛。做了很多善事。开这个粥场啊，开义学啊，他去世的时候，找了和尚来念了七天经嘛，李叔同是目睹了这个全过程的。包括一些除了念经以外，还包括一些仪式，佛教仪式，他目睹了这个的，这个对他是有影响的。另外他家里头，佛教的气息比较浓厚，李叔同小时候，跟他那个大侄媳妇，这附近有个叫无量庵了，跟着她去听经去。李叔同很小啊，那个时候才五六岁啊。

王鲁湘：到庙里头去听经去。

金梅：听经去，他的侄媳妇去听经，他也去听，听什么《往生咒》啊，《大悲咒》啊，听了一遍，他回来就能念，就能背出来。

王鲁湘：嗯，有慧根啊这也是。

金梅：所以就是说他从小就，种下了那种佛教的因子，一种因素吧。这个家庭氛围的影响。

李叔同是一个比较孤独的，孤寂的人

解说：李叔同后来在自己的文章《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讲到，自己出家的远因，便是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而近因，则是西湖周边的佛教氛围。是李叔同任教的浙一师校长，著名教育家经亨颐先生，也不赞同李叔同出家。他在学校的毕业仪式上特意告诫师生，李先生出家为僧“可敬而不可学”。后来经亨颐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李叔同出家的原因，“一半勾留在西湖”。

金梅：所谓一半在西湖，就是指西湖的那个寺庙的氛围，那个气息对他的影响。李叔同到了杭州以后啊，经常这个课余没事间，没事的时候，到一个茶楼上去喝茶，一个人在楼上靠窗户坐着喝茶，一边喝茶，一边看下面一些苦力来来往往，同时从远处传来的那个，庙里头的那个梵呗钟声啊。他这个你想，杭州那是寺庙林立的地方啊，你经常听到这个，他听完以后，吃完茶以后，他就出去遛遛，有的时候路过庙里头呢，进去看看，看见出家人，他觉得出家人这个生存方式挺好啊，挺有意思的。后来由于呢，他专门租房子，居住在在家人，可以住的那个庙里头一个房子，里头住了一段时间，他就更具体地目睹了，这个僧人的生活习惯啊，这些。这些对他来说，对他后来的出家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王鲁湘：就喜欢到这一些庙里头去。

金梅：喜欢到这些地方去。李叔同是一个比较孤独的，孤寂的人。所以他一个人上那去，这些个我想是有影响的。

解说：李叔同出家后在西湖边见的最后一位家人，是他的日籍夫人。两人在湖边的一家小店会面。李叔同劝日籍夫人回日本，并把手表留给她做为离别纪念。然后登船离去。夫人在岸边大哭，李叔同没有回头。

他是通才也是奇才，书法篆刻，音乐美术，成就横跨东西，他叫李叔同。他是一代律宗大师，盛年出家遁入空门，潜心戒律，实践躬行，他叫弘一，《红尘内外》，《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

弘一大师在俗时，有两位最亲近的学生，他们是刘质平和丰子恺。刘质平是我们现代著名音乐教育家，丰子恺是著名画家、散文家。李叔同1918年出家时，刘质平受他资助正在日本留学，另一位学生丰子恺一直相伴左右。丰子恺亲眼见证老师出家前后的情形，多年之后，丰子恺撰文就老师出家一事发表看法，在他看来，人生分为三个台阶，一为物质生活，二为精神生活，三为灵魂生活。弘一大师经历过锦衣玉食，在艺术上也有卓人成就。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事。

金梅：人们崇敬他，佩服他，原因，其中原因之一，因为他经过的这个人生经历啊，这个落差太大了。

王鲁湘：太大了，对。

金梅：他是享受过锦衣玉食，荣华富贵的人啊。

王鲁湘：反差太强了。

金梅：一下子你进入这个佛门，相当的清苦啊。就是三年破衣服，一两双鞋，他还信那个过午不食戒，这一天吃两顿饭，还都得上午。早上老早起来吃，到7点以前必须吃完饭，到了12点，他就不吃饭了，那就得到第二天早上才吃，多清苦啊。寺庙里头那个饭，本身就是没多少油水的。

王鲁湘：对。

生活很清苦可他很快乐

金梅：多清苦啊。其中有一次夏丏尊请他在宁波碰见他了，宁波有个小庙里头碰见他了，夏丏尊一看，那个铺盖卷用破席子包着的，他这个铺床的时候还非常仔细铺，一看那个被子，那铺的破旧得不行，完了又把破衣服卷起来做枕头，他那个手巾啊，又黑又脏又破，他说你这个手巾太旧太破。挺好的，蛮好啊。等到吃饭的时候，无非就是吃白菜、萝卜啊，他吃得是津津有味，这时候夹起一块菜来，好像是郑重其事地吃。夏丏尊在旁边看着流下眼泪。

王鲁湘：流眼泪，嗯。

金梅：想不到当时，享过荣华富贵的公子哥，到今天这个地步，他还很快乐。

王鲁湘：还很快乐。对，主要是还很快乐。

金梅：是吧？他还很快乐。

王鲁湘：一般的人说，叫做由简入奢易嘛，由奢入简难嘛，他这个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由奢入简。

金梅：所以他这个，他确确实实享受了荣华富贵，你变成这样子穷困啊，你不是大彻大悟的人是做不到的。

解说：在李叔同出家的原因中，有一个人的影响绝对不能忽略。那就是马一浮。马一浮是近代思想家，国学大师。佛学造诣精深。李叔同与马一浮本是旧识，1917年李叔同长居杭州后，开始与马一浮频繁往来。在丰子恺的回忆文章中写道，老师在出家前几天，又去拜访马一浮，两位先生的谈话他“全然听不懂”。只是地片断地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谈话持续了好几个钟头，在这次长谈后，没过几天，李叔同毅然决定，正式出家。

金梅：北京是以李大钊为主，有一拨这个民主革命派，杭州那边以马一浮为首的有一拨文人，包括夏丏尊啊，还有一拨人，这些人都信佛。当然马一浮没出家了，夏丏尊他们也没出，但是他们都属于信佛的，这拨朋友，你交接在一块经常谈啊，这种人文的环境，对他也是有影响的。

王鲁湘：有影响的。有一点可不可以这样说？就说当时和马一浮他们这些人，一起经常这个

李叔同为什么出家的深层原因篇二
《李叔同为什么出家？》

如果单单从宗教角度来谈的话，就要涉及到佛教的教义，李叔同的出家是有一定巧合性的，原本是他在同事那里听说了关于断食法的好处，出于新奇，便在假期跑到虎跑寺尝试断食，在近一个月的断食时间里，他接触了很多佛经，由此感到世间名利原是如此虚妄，于是抛妻弃子，决然出尘，以至于他的妻子倍感肝肠寸断在其后呼其之时，他也不曾回头，大步飘摇，绝尘而去。

李叔同为什么如此决绝的抛妻弃子去行菩提之道呢？原因之一是因为他在断食期间亲身体会到了佛法的可行性，证悟了万法无常的道理，感受到了由正法带来的益处，信解佛法，了知其法的真实不虚，故此出家。

原因其二其三有很多人持不同观点，不赘述。

中心的问题要看你怎么看？你相信佛教的思想么？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你的信或不信的问题可以确立一个你的文章的中心思想，再加一番论述。 依据你可以搜，有很多解释。

文章不能代写，以上是我的个人建议。

李叔同为什么出家的深层原因篇三
《李叔同曾风流倜傥看破红尘才出家》

李叔同曾风流倜傥看破红尘才出家　　李叔同本是富家子弟，生于天津，长在上海，曾就读南洋公学，后到日本求学。他年轻时被称为“翩翩浊世佳公子”，“厮磨金粉”，结交娼优，风流倜傥；出家前涉猎极广——绘画、音乐、戏剧、诗文、书法、金石等无所不通(后屏除一切，仅书法终生不弃)。正是由于出家前后生活境况的巨大反差，他被视为尽享荣华之后从朱门入空门的典型一例。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李叔同的骨子里，本来就有许多不入流俗的东西，倘若换个角度看，他的出家，与其说看破红尘，不如说是一种势所必然的归宿。　　他曾屡屡“不近人情”　　李叔同一向漠视世俗观念下的人际关系准则，他的“不近人情”，在出家前就屡有表现。留学日本时，有一次他约欧阳予倩早8点到其家。两人的住所相距甚远，欧阳予倩因电车耽搁，迟到了几分钟。名片递进去后，不一会儿，李叔同从二楼打开窗户，对欧阳予倩说:“我和你约的是8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5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吧。”说罢关窗而去。欧阳予倩也只好掉头回去。这个例子很典型，却并非孤证。李叔同的弟子丰子恺回忆说：　　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当教师的时候，卧室的外面安上个信插，他不在的时候，送来信件就搁在信插里。他早起晚睡有一定时间，很少改变。一天晚上，他已经睡了，忽然学校收发员来扣房门，说有电报，他在里面回说:“把它搁在信插里。”到下一天早上，他才开房门取看电报。有人问他:“打电报来总有紧急事情，为什么不当晚就拆看呢？”他说:“已经睡了，无论怎么紧急的事情，总归要明天才能办了，何必急呢！”　　以上两例，虽说与出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至少可以说明，世俗认可的思维和行为，在李叔同身上，往往是不灵的，这就为他日后脱离尘世多少埋下了一些伏笔。说他“漠视”，是因为他并非不明白这些道理。出家前两三年，李叔同去日本洗温泉，行前还写信告诫一个学生，处世要圆通，否则不能与世相水乳。　　他的“脱俗”有目共睹　　他的“脱俗”，不仅仅体现在待人接物上。李的友人韩亮侯曾忆及两人相识的经过，听起来也有些戏剧性。韩亮侯当时也在东京留学，一日，去听西洋音乐会，身边坐着个衣衫褴褛的观众，与满堂附庸风雅的阔人们形成鲜明对照，韩一时不免诧异:“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呢？这门票又怎么会给他买到的呢？”散场时，彼此打了个招呼，这人便是李叔同。李邀请韩到家里坐坐，韩被好奇心所驱使，就跟着去了。步行片刻，两人来到一所很讲究的洋楼，李住

二层，一进门，韩便吃了一惊:满壁皆书，书架上摆着许多富有艺术品位的玩意儿，屋角上还有一架钢琴。韩亮侯越看越糊涂。此时，李叔同退去破衣烂衫，换上一身笔挺的西装，邀韩外出就餐。从室内布置看，李叔同当时尚无入空门的迹象，但他出家以后直至圆寂时的衣着，几乎就是这副衣衫褴褛的装扮的翻版。　　李叔同出家前在浙江第一师范教书，他的一个学生回忆说:“在学校里很少见他的面，就是同事房间里好像也不很走动的，教员休息室里也不常去。到上课时，总是挟了书本去上课，下课直接回到房间。走路很迅速，不左右顾盼。冬天衣服穿得很少，床上被子也很薄，严冬并不生火。”他此时的生活状况，与“苦行僧”已经相去不远了。　　他39岁时剃度出家　　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中有如下记述：阴历新年，马(一浮)先生有一个朋友彭先生，求马先生介绍一个幽静的寓处。马先生忆起弘一法师前几天曾提起虎跑寺，就把这位彭先生陪送到虎跑寺去住。恰好弘一法师正在那里，经马先生之介绍，就认识了这位彭先生。同住了不多几天，到正月初八日(1917年1月30日)，彭先生忽然发心出家了，由虎跑寺当家为他剃度。弘一法师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大感动。可是还不想出家，仅皈依三宝，拜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演音的名，弘一的号，就是那时候取定的……假期满后，仍回到学校里来。从此以后，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经，室中挂佛像了。　　1918年8月19日，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时年39岁。此前，他把所有家当分送给友人、同事和学生，将平生所刻印章送给西泠印社。夏丏尊回忆说:“我所得的是他历年写的字，他所有的折扇及金表等。”　　民国时期的一些所谓高僧，如不少名刹的住持，往往视佛门典律于不顾，结交权贵，锦衣玉食，乃至男盗女娼，无所不为。弘一法师则自出家时起，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苦行僧。1936年春，弘一法师到青岛讲律。市长沈鸿烈和名士朱子桥将军慕名请他吃饭，事先曾约定好。未料弘一法师当天爽约，托人带来一张纸条，上写打油诗一首：　　昨日曾将今日期，短榻危坐静维思。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沈鸿烈读罢，表情颇有些难堪，大约是认为堂堂大市长，请个穷和尚吃饭，对方居然不给面子，让他下不来台；朱子桥将军看了纸条，则欣喜若狂，说:“今天得到一张极珍贵的墨宝，收获可不小啊！”　　这就是弘一法师。他的一个学生曾这样评价他:“他放弃了安适的生活，抛妻别子，穿破衲，咬菜根，吃苦行头陀的生活，完全是想用律宗的佛教信仰

，去唤醒那沉沦于悲惨恶浊的醉梦中的人群——尽管这注定要失败，但我们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离开先生的经历，苛求于他。”

李叔同为什么出家的深层原因篇四
《李叔同出家思想探微》

杭州研究

李叔同出家思想探微

徐　承

(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杭州310012)

摘　要:初到杭州,李叔同在对待生命的基本态度上,主要是持守人文主义立场的。,一方面有了佛教的解脱愿想,另一方面又掺杂进道家的隐逸情怀、,弘一大师的思想完全转向佛教,很快形成了融净土、戒律、,但顺应近世佛教的主流,仍以净土信仰为圭臬。关键词:李叔同;出家;佛学思想;融通

中图分类号:B946;B949.9:文章编号:1674-2338(2009)04-0101-08

　　1918,中国现代艺

一师范学校,出家受戒为僧,在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颇引起一番震动。李叔同之出家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他选择的道路完全不同于五四知识分子的狂飙突进,也与现代新儒家重建文化道统的努力方向有所差异。但是,他却以一种看似平淡的方式,在佛教艺苑栽出奇葩,为中国人的审美经验奉献出新质,又以毕生心血推动佛教复兴,言传身教,为尽显颓势的近世佛教输入积极的文化力量。可以说,作为僧人的弘一大师,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虽不如作为艺术家的李叔同那般显而易见,却可能更为深刻、长远。当前学界对弘一大师在佛学思想方面的成就已有较多评述,但是,对李叔同出家事件的研究,却大多围绕其弃世缘由而展开,尚无单纯以思想描述为目的的论著出现。本文无意加入揣测李叔同出家动机的行列,而是本着治史的态度,考察、描述其出家前后的思想转变,比较、辨析其思想内容与中国传统文人的同异,从而为清理弘一大师精神遗产、揭示民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做出一些实质性的工作。

一　以人文主义传统为起点

1912年,李叔同应浙一师校长经亨颐之邀,

赴杭任该校音乐与美术教师。他刚到杭州不久,便与姜丹书、夏丏尊两位好友同游西湖,并为此次出游写下游记一篇,从中可以管窥他当时的思想面貌:

壬子七月,予重来杭州,客师范学舍。残暑未歇,庭树肇秋,高楼当风,竟夕寂坐。越六日,偕姜、夏二先生游西湖。于时晚晖落红,暮山被紫……颇涉遐想,因忆旧游。曩岁来杭,故旧交集……岁月如流,倏逾九稔。生者流离,逝者不作,坠欢莫拾,酒痕在衣。刘孝标云:“魂魄一去,将同秋草。”吾生渺茫,可喟然感矣。[1](P13)

这里呈现于世人面前的,是一颗极敏感的心。其所深深感喟的,乃是时令之迁逝,以及与之俱来的生命之凋零。与千余年来许多悲秋伤春的文人士大夫一样,面对良辰美景的李叔同,并不止于单纯的欣赏,而是用回忆把自己置入感时叹逝的境地。可以看出,此时的李叔同,对生命现象是极珍爱却也极无奈的。

收稿日期:2009-05-08

作者简介:徐　承(1980-),男,浙江长兴人,文艺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美学史与思想史研究。

徐承ζ

李叔同出家思想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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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两年后的五言律诗《题梦仙花卉横幅》,也寄托了与之相似的情思:

人生如梦耳,哀乐到心头。洒剩两行泪,吟成一夕秋。慈云渺天末,明月下南楼。

寿世无长物,丹青片羽留。[2](P46)

此诗借哀悼许幻园亡妻宋贞之作意,表达对人生苦短的感叹。叹生命之短促易逝是中国诗歌的一大传统,如汉末曹操《短歌行》所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不过,把人生的转瞬即逝比喻成梦,却是一个佛教命题。弘一大师多年后手书的明代蕅益智旭“万古是非浑短梦”一偈,便把无限绵延的时间喻为短梦此说明法空。李叔同此时所写“”,有直接的佛教寄寓,某些影响。结无,丹青片羽留”,,这种“世俗”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倒是与佛教空观颇有不同。弘一大师晚年诗曰:“扩大劫来,一时一刻皆梦中。破尽无明,大觉能仁,如是乃为梦醒汉,如是乃名无上尊。”[2](P186)那是说,如梦人生一切都当勘破,连片羽都不必留存。可见,出家前后,李叔同的生

(或“)的命价值观经历了从“有”转向“空”妙有”变化,而此时尚处于将变而未变的那个点上。

再看三首作于浙一师的歌词:《悲秋》《落花》《长逝》。三首歌词的体例虽大不相同,其基本诗思却是一致的,即感物叹逝以抒情。前两首的内容是典型的悲秋伤春,除句式上比同类型的古诗略为自由以外,创作的目的和方法都没有越出人文主义传统的美学套路。中国美学史上,抒情诗与儒家人文主义传统密切相关,而与重感知重体悟的佛禅传统分属不同的美学系统,后者往往是偏于自然主义乃至现象主义一路的。具体地说,抒情诗因感叹生命易逝而抒情,其根柢在于对今生今世个体性命的执着,所谓悲秋,所谓伤春,只是引起悲叹情绪的一种手段,这与佛禅境界中不以个体性命去留为挂碍的节情态度有很大区别。

悲秋传统可上溯自战国时代的《楚辞》,宋玉《九辨》中“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语汇在历代诗文中被反复引用,李叔同的《悲秋》显然在有意接续这一传统。同样,在他的《落花》与《长逝》中,“春秋其代序以递嬗兮,俯念迟暮”和“惟春与秋其代序兮”这样的句子,也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7月ω第4期

是有意模仿屈原《离骚》的名句“日月忽其不淹

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从而在对古典资源的援引中取得所抒情感的饱满与深厚。

为进一步明确此种诗思与佛教思想的区别,可举弘一大师晚年所写的歌词略作比较:

山　色

近观山色苍然青,。远观

山色郁然翠,,山,,易青为翠,,,非唯翠幻,而青,是幻,万法皆然。[2](P181)花　香

庭中百合花开。昼有香,香淡如;入夜来,香乃烈。鼻观是一,何以昼夜浓淡有殊别?白昼众喧动,纷纷俗务萦。目视色,耳听声,鼻观之力,分于耳目丧其灵。心清闻妙香,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古训好参详。[2](P183)

这两首歌词同样以自然景物入诗,诗思却仅限于观想,全无抒情可言。前一首把山色看作因缘聚合而成的幻相,以此证悟万法皆幻的佛理;后一首同样视花香为现象,用以说明凝聚心识方可获取清净自性的古训。前述那种一去不复返的绵延时间意识和个我生命感喟在此已无迹可寻,唯余一片涤尽尘劳的静谧与空灵,这,才是佛的境界。

简言之,处于思想转变前夕的浙一师教师李叔同,在对待生命的基本态度上,是持守人文主义立场的。

二　新的信息

李叔同在信仰上转向佛教,自有其思想铺垫。他曾说:

当民国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在西湖的广化寺里面住了好几天……当时我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也曾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心里却感觉得很有

意思呢!

曾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位名人来演讲。那时,我和夏丏尊居士两人,却出门躲避而到湖心亭上去吃茶了。当时夏丏尊曾对我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

JournalofHangzhouNormalUniversity

102　[SocialSciencesEdition]

No.4.Ju.l2009

做和尚倒是很好的。’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远因了。[1](P17)

看来,就在李叔同写着那些慨叹人生短暂无常的抒情诗篇的时候,他已经对出家人了脱生死的平静生活心向往之了。或许,文人和僧侣的精神世界,原就只一纸之隔,只待机缘相契,便能破尽世相差别,使人文主义理想向着清净佛地迅速转化。

1914年,国学大师马一浮倡议同道在杭州成

佛教唯心哲学展开,应该不至与事实有太大出入。不过很显然的是,后来弘一大师的佛学思想虽以华严为境,却对其唯心论哲学作了某种方式的转化,此是后话,留待下文再表。

无论马一浮给李叔同以怎样的佛理启示,这一时期李叔同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遽变,则是无需辩驳的事实。下面这首作于1913-1917年之间的歌词,表现出与前引抒情诗大不相同的美学风味:

,花事已阑,低回软语语呢:,呢喃,呢喃,呢喃。雕梁春去梦如烟,绿芜庭院罢鼓弦,乌衣门巷捐秋扇,树杪斜阳淡欲眠。天涯芳草离亭晚,不如归去归故山,故山隐约苍漫漫。呢喃,呢喃,呢喃,呢喃,不如归去归故山。[2](P156)

在这些诗句里,因感物叹逝而起的忧伤沉郁的情怀已经不存在了,前三句虽布满自然景象,

却没有一个可以起兴的时间点(如“悲秋”时秋的固定节令),一切自然物都被置于春去秋来的循环时序之中,以证明世俗生命的空幻如烟。“雕梁春去梦如烟,绿芜庭院罢鼓弦,乌衣门巷捐秋扇”,接连调用古诗文中的意象典故来说明盛极而衰的轮回之无奈,又紧接一句“树杪斜阳淡欲眠”来看淡、看空这一切。随后,诗的主旨出场了:“不如归去归故山,故山隐约苍漫漫。”此与东晋陶潜“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盛唐王维“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的山水田园诗意正一脉相承;而诗句的语气也与陶潜《归去来兮辞》的首句“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相仿佛。这表露出李叔同的思想意识正在向亲和自然的归隐传统靠拢。

再看同期的《天风》。这是一首典型道教传统的游仙诗,想象雄伟瑰奇,尽是“咳唾生明珠,吐气嘘长虹”“散发粲云霞,长啸惊蛟龙”的仙趣。丰子恺和夏丏尊曾各自在回忆文章中提到李叔

①同喜读道家书的事实。不过,并无直接证据表

立了“以入佛知见、圆悟自心为宗,转化含识、同

证法界为趣”[3](P863)的民间佛学研究组织“般若学会”,李叔同与其他一些浙一师师生也都欣然加入。缘。1916年底,断食,,化,,李叔同一浮,,并从马一浮处取得一些佛经回去研读。1918年正月,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大慈寺皈依,并于当年夏天出家为僧。

从事情经过来看,马一浮对当时李叔同的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丰子恺曾回忆说:“他(按:指弘一大师)自己对我说:他的学佛是受马一浮先生指示的。”[4](P150)关于李叔同与马一浮在会晤中所谈论的佛学话题,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仅限于丰子恺的回忆文章《陋巷》:“我其实全然听不懂他们的话,只是断片地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又有一个英语‘philosophy(哲学)’出现在他们的谈话中。”[5](P202)另外,弘一大师自述“在冬天的时候,我即请了许多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经”[1](P17),这些经可能就是从马一浮处借得的。《楞严经》《圆觉经》《大乘起信论》都是属于大乘晚期如来藏真常唯心一系的作品,而《华严

(经》《普贤行愿品》原为《四十华严》的标题,后亦用来专指其最后一卷)虽属早出,但它强调主体自由之“佛境界”与融通一切法之整体的“法界”,与如来藏思想实有相通之处,后经中国佛教徒造论,终于形成一导归真常义之大教宗———华严宗。马一浮在哲学上特重心性论,其思想特色便是以心性本源的一如来统摄儒释道三教,以取得中国文化诸种面相的圆融,因此,真常唯心思想在马的理论体系中实具有特别崇高的地位。如果认为马一浮与李叔同的谈佛论道主要围绕

徐承ζ

李叔同出家思想探微

①参见丰子恺《为青年说弘一法师》,载《丰子恺文集》第6卷,浙

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49-150页。夏丏尊《弘一法师之出家》,载《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6-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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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Cheng:AStudyofLiShutongπsThoughtWhenHeConvertedtoBuddhism

明李叔同对羽化成仙的神仙方术产生过大的兴趣,与其说他是在向往神通无碍的仙客生活,不如说只是借穷极的想象抒隐逸之怀。“绝尘于尘埃之外……超于万物之表,与世长遗”云云,与《归燕》的旨趣大致相同。

《幽居》《幽人》两首歌词亦有类似的消息。这两首诗的语言和内容都非常接近。其“振衣”“濯足”的语典,出自西晋左思的名句“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其内容也同样表达了欲出尘离世、独自归隐山林的方外之志。所谓“吾以天为徒”,便是尊“天道”为师,向自然回归。但注意,这里的自然主义内涵并不十分纯粹,“抱贞独”“怀灵芬”“浊世泥途污”等表述,原式的道德主义。换言之,,在,李叔同还写有:

题陈师曾荷花小幅

师曾画荷花,昔藏余家,癸丑之秋,以贻听泉先生同学。今再展玩,为缀小词。时余将入山坐禅,“慧业”云云,以美荷花,亦以是自劭也。丙辰寒露。一花一叶,孤芳自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2](P47)从“余将入山坐禅”的题记看,他“断食”的目的显然并不仅仅是休养生息,更带有宗教目的。诗中“一花一叶”“染”“慧业”等词,均已显出浓郁的佛教旨趣,尽管“孤芳自洁”的寓意仍属儒家比德传统。可以断言,李叔同之寻求归隐,并不似庄周、陶渊明般仅以归向山水田园为单纯目标,他的理想有自然主义的成分,甚至不乏道德内涵,但究其根底,却是对终极的彼岸世界的渴慕。且看这首饱含宗教情感的歌诗:

朝　阳

观朝阳耀灵东方兮,灿庄严伟大之荣光。彼长眠之空暗暗兮,流绛彩以辉煌。

观朝阳耀灵东方兮,灿庄严伟大之荣光。彼瞑想之海沉沉兮,荡金波以飞扬。

惟神,惟神,惟神!创造世界,创造万物,锡予光明,锡予幸福无疆。观朝阳耀灵东方兮,感神恩之久长。[2](P171)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7月ω第4期

前半是对朝阳东升之辉煌景象的描绘,后半

笔锋一转,联想到大自然的存在根据———神明,并进而对其展开赞叹与感恩。注意,此处李叔同所尊崇的,并非佛陀或菩萨,而是一个“创造世界,创造万物”的“神”。佛教并未吸纳印度教的创世神话,佛仅是世间的觉者,即便佛的法身也只是超越于物质世界的智慧的本体,不涉及创世说。诗中创世神的观念,感恩”的提法,倒是更接近于西方基督教《,:

,。祷诸大,故决定之。

改自明日起断食,奉神诏也。是晚感谢神恩,誓必皈依。暗记诵《神乐歌序章》。敬抄《御神乐歌》二页,暗记诵一、二、三下目。是日午后出山门散步,诵《神乐歌》,甚愉快。入山以来,此为愉快之第一日矣。敬抄《神乐歌》七页,暗记诵四、五下目。

到菜圃诵《御神乐歌》。……今日抄《御神乐歌》五页,暗记诵六下目。坐菜圃小屋诵《神乐歌》,今日暗记诵七下目,敬抄《神乐歌》八页。[1](P13-16)

虽然李叔同在佛教寺院中断食,期间也常诵读佛经、临摹佛像、观览《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图》,但其进行断食的每一个具体步骤,却都是在天理教的仪文指导下进行的。其中尤以这句话至关重要:“是晚感谢神恩,誓必皈依。”李叔同皈依的是佛教,感谢的却是“神恩”,这告诉我们,在李叔同深入学佛以前,他的思想是神佛合一的,他把佛当成了其他宗教所尊崇的神。林子青指出:“大师在入佛之前,曾一度信过日本天理教,似系受其日籍夫人之影响,此为以前所未知。据日本学者滨一卫考证,她归日后成为天理教信徒云。”[6](P94)天理教是日本近现代最有影响的宗教之一,1838年,天理教教祖中山美伎自称得到创造主天理欧诺弥格多的启示:“吾乃宇宙元神、万界真神,此宅院因有元始因缘,今为拯救人类而降临世间。欲将美伎做吾神龛。”乃以拯救世界、给予人类康乐生活为宗旨开宗立教。不难发现,天理教“创造主”“天理”“启示”“拯救”“真神降临世间”等

JournalofHangzhouNorm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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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Ju.l2009

核心观念,都与基督教教理极其相似,而与佛教教旨大异其趣。《朝阳》中那个“创造世界,创造万物”的“神”,很可能是一个被泛化地理解成佛菩萨的天理教“真神”。

循着这一思路,李叔同《月》《晚钟》中的神秘主义取向就可以得到解释了。这两首诗将神秘宗教体验和佛教观念糅合一处,在思想表达上混沌复杂。“清凉”“众生”“病苦”“罪过”“正觉”“皈依”“入定”“七宝”“慈云”等等,皆是佛教语词,然两诗的整体风貌,却是一派沉郁幽玄,全无佛教的清凉空明之感。尤其《晚钟》中“惟神悯恤敷大德”“拜手承神恩”“神恩永存在。神之恩,大无外”等句,满怀感承神恩的虔敬之心,的异教气息。可与此同时,”成可以“拯吾罪过成正觉”、“瞻”的“慈云”,充分反、相融互用的信仰策略。

这便是李叔同出家前夕的思想面貌,源自道家传统的隐逸情怀有之,承自屈子与儒家传统的道德追求有之,出于异教教义的神恩观念有之,成就无上正觉的佛家愿想更有之。若说出家后的弘一法师是一位专心致力于佛法传习的大德高僧,那么此时的李叔同,正是最后破茧之前,假借他途以迂回至佛地的一名艰辛的摸索者。

三　究竟佛地

1918年旧历正月十五,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大

这是弘一大师1918年旧历六月入山修行后

写给夏丏尊的信:

父病日剧,宜为说念佛往生之法。临终一念,最为紧要。(临终时,多生多

)劫,小来善恶之业,一齐现前,可畏也。

但能正念分明,念佛不辍,即往生可必。

(释迦牟尼佛所说,十方诸佛所普赞,岂有虚语!)自力不足,,尤善。劝亲生西方,,世间大孝,万不可,

)《净土,至要至要。》,昭庆经房皆备,可以请阅。

[1](P119)

信中所言,一字一句都表达了强烈的净土信愿,念佛与往生的观念不仅深入其心,且充分体现在他对夏丏尊父亲临终安排的每一处具体建

议之上。他力劝夏丏尊阅读《净土经论集说》,可知他此时对净土经论已经非常熟悉。前引范古农语说他在虎跑出家后严忏地藏课、瓣香净宗九祖灵峰蕅益、奉蕅益智旭的《宗论》为圭臬,也都真切反映了弘一大师初为僧时对净土宗理论与实践的深入修习。

再看大师次年春天写给杨白民的信:

前奉片及《生西日课》等,甚感。君有暇便至有正代请:

《梵网经菩萨戒疏》二本,金陵板《阿弥陀经义疏》一本,同

《弥陀经通赞》一本,同[1](P87)

大师请杨白民居士从有正书局代请的经书中,《阿弥陀经义疏》和《弥陀经通赞》是净土宗“三经一论”中的《阿弥陀经》的义解,亦反映当时弘一大师的净土信仰。而《梵网经菩萨戒疏》,则是唐代法铣对《梵网经》下卷《菩萨戒》的疏解,内容与华严、戒律皆有牵连。《梵网经》取大梵天王因陀罗网之喻,通常认为本与华严经同部,汉文《大藏经》把它编入大乘律部。此经上卷讲卢舍那佛为释迦牟尼佛说菩萨修道阶位,下卷讲释迦牟尼佛在婆娑世界复述卢舍那佛初发心时所诵大乘菩萨戒,既与其他华严经论一样强调对佛性的自觉,同时又是大乘律的第一经典。弘一大师圆融三宗的佛学思想格局,从这些经书内涵的多向性上便可初见端倪。

弘一大师自述:

XUCheng:AStudyofLiShutongπsThoughtWhenHeConvertedtoBuddhism

慈寺皈依三宝,但未出家,待返校一段时间处理

完俗世杂务之后,于当年旧历五月下旬入山修行,并于旧历七月十三日落发出家。

范古农居士说:“师初出家在虎跑寺,见其忏地藏课甚严,瓣香灵峰蕅益,奉宗论为圭臬,又知法门唯净土为最方便,教义唯华严为最完备,而华严普贤十大愿王又有导归极乐之功,与净土法门有密切之关系,其弘律宗南山,南山之于教亦依贤首,故综师之佛学,于律于教于净,一以贯之。”[7](P148-149)这段话很好地描述了弘一大师佛学思想的体系结构,同时也告知我们,大师初出家时,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净土信仰为根基、华严义理为上层展开、戒律行持为日用实践的修习态势。前一时期混杂进其思想的道家自然主义和异教神秘主义成分,都已经完成了助缘的任务,逐渐被转化成纯粹的佛教思想内容了。

徐承ζ

李叔同出家思想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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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为什么出家的深层原因篇五
《李叔同出家思想探微》

李叔同为什么出家的深层原因篇六
《落花化泥不消息——李叔同出家》

落花化泥不消息——李叔同出家

斯舜威

1918年春节期间，李叔同是在虎跑寺度过的。他拜了悟和尚为师，成为其在家弟子，取名演音，号弘一。过了半年多，在农历七月十三日那天，正式出家，时年39岁。 此前李叔同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神经衰弱严重，已经到虎跑寺去尝试过“断食”。1916年12月，好友夏丏尊向他介绍了日本杂志上关于断食疗法的文章，说是有利于调养身心，他很感兴趣，经过一番准备，他在校工闻玉的陪同下，前后历时18天，“断食”的细节，在《断食日志》里有详细记录。“断食”期间，并非完全不吃任何东西，根据“断食”三个阶段的不同要求，还是可以吃适量的稀饭、蔬菜，以及喝水等，但都极为简单粗糙，以能够维持最起码的生理需要为限。“断食”结束回校后，他的饮食也都变得非常简单。这次“断食”，或许已经成为他开始另一种人生——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向灵魂生活升华的发端。 李叔同在出家前，写了不少悟世的歌曲。如用“骚”体写成的《落花》：“纷，纷，纷，纷，纷，纷，惟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寂，寂，寂，寂，寂，寂，何春光长逝不归兮，永绝消息„„”又如他出家前最后一首歌曲《晚钟》：“大地沉沉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烟残。幽鸟不鸣暮色起，万籁俱寂丛林寒。浩荡飘风起天杪，摇曳钟声出尘表„„”

这些作品，可以看作是李叔同对尘世的最后一瞥。从此以后，他“非佛经不书，非佛事不做，非佛语不说”，完全按照南山律宗的戒规：不做住持，不开大座，谢绝一切名闻利养，以戒为师，粗茶淡饭，过午不食，过起了孤云野鹤般的云水生涯。

李叔同在俗世时的最后一件书法作品是《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书于1918年出家前夜。一年多前，姜丹书的母亲患胃病去世，姜丹书即请李叔同为其母书写墓志铭。李叔同答应了，但迟迟没有动笔。一直到出家前的一天晚上，方才恭恭敬敬点燃蜡烛，书写了这件他在俗世的绝书。书毕，即将毛笔折成两截。翌晨，即出家为僧。

姜丹书闻讯赶到书房，已经人去楼空，唯见一残烛，一断笔，一墓志铭。

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期间，自己雇了一位人体模特。这位名叫雪子的日本少女，是房东的女儿。为了满足学习油画的需要，他请雪子做他的人体模特儿。时间长了，两人便产生了感情。毕业回国，李叔同曾将雪子带回国内一起生活。

1918年夏，李叔同出家为僧。他托友人杨白民将雪子送回日本。雪子不能接受，问：“日本和尚是允许有妻室的，为什么要送我回日本呢？”杨白民向她解释了中国佛教的清规戒律，她提出要到杭州见李叔同最后一面。于是，杨白民夫人詹练一、黄炎培当时的夫人王

糺思陪她一起到杭州找李叔同。她们要求李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见面时，三人有问，李叔同才有答。终席，李叔同始终不自动发一语，也从不抬头注视三人。

饭毕，李叔同即雇一小舟，告辞回庙。三人送到岸边，船行了，李叔同始终不再回头。雪子大哭而归，从此离开中国，下落不明。

李叔同为什么出家的深层原因篇七
《《爱就是慈悲：弘一法师传》读后感》

《爱就是慈悲：弘一法师传》读后感

弘一法师，原名李叔同（1880-1942）。出身豪门的他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在诗赋文章、金石书画、戏剧音乐等众多领域里均有建树。将裸体绘画纳入中国艺术课堂的第一人。然而在他39岁那年，却抛弃世俗功名，出家为僧。

关于李叔同遁入空门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当推丰子恺的“人生三层楼”之说，与其人格本性最为吻合：“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李叔同是个“人生欲”非常强烈的人，在满足了“物质欲”和“精神欲”之后，还“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有生就有爱，有爱就有悲欢。人生在世，悲欣交集，而且悲苦总是多于欢乐。“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生命里消逝得最快的，永远是快乐的时光。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李叔同，慈母病逝之后就如游丝飞絮飘荡无根。他把无限哀思写进歌词《梦》里，并在母亲的葬礼上弹奏钢琴长歌当哭：

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时恍惚以魂驰。

梦挥泪出门辞父母兮，叹生别离。

父语我眠食宜珍重兮，母语我以早归。

月落乌啼，梦影依稀，往事知不知？

汩半生哀乐之长逝兮，感亲之恩其永垂。

在流淌着绵绵感伤的乐曲声中，回首那些如梦似幻的幸福时光，谁能忍得住滚滚热泪？ 作为生活在清末乱世的风流才子，年轻的李叔同曾经浪迹于声色情场，出入于艺妓闺阁之中。对于李叔同寄身声色的这段生活，许多敬仰者经常采取回避或否认态度。其实，这正是凡胎肉身之人的真情常态。而对于悟性极高的李叔同来说，恰恰是因为经历过这些浮华喧嚣，才会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悟，才能看透这个残缺的世界，从而埋下超脱世俗的心灵种子。

在歌曲《送别》里，已经流露出他将要远离人世的心声：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回肠荡气的袅袅歌声，穿过雾霭缭绕的层峦叠翠，悠悠漾出那隐约可闻的梵钟之音。 李叔同是一个心灵非常丰富的人。根据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也是一个高度“心理自由”的人。就是这种心理超常健康之人，往往具有极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该我行我素”的时候就会“我行我素”。开悟了的李叔同视世俗生活为虚幻的镜花水月，他宁愿选择一种简朴宁静的生活，以聚集全部的心智升华灵魂。他知道需求越少，得到的自由就会越多。 丰子恺说，当对人生感到疑惑与虚空的时候，“你就要请教哲学，和他的老兄宗教。这时候你才相信真正的佛教高于一切。所以李先生的放弃教育与艺术而修佛法，好比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庆的。”李叔同出家为僧并非一时兴起，这正是他追求的人生终极目标。

加缪说过，生活的最高哲学就是如何面对死亡。换句话说，人类必须学会一种“由死观生”的死亡智慧。因为只有在意识上“先行到死”，才能发现生命中真正最宝贵的东西。假如在离死神一步之遥时才去思考生命，已是为时过晚。

李叔同领悟这种在意识上“先行到死”的智慧，为此深感时光的紧迫。他在回答夏丏尊为何抛下妻儿的提问时说：“人世无常，如抱病而死，想不抛，也做不到。”人生是获得，也是放弃。为了求证生命，他抛弃名利离别妻儿，淡出世俗归隐佛门。

人往往容易成为奴隶，难以成为自己的主人。惟有李叔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为自己奏响了命运交响曲。在电影《一轮明月》里有这样的镜头： 月光婆娑的卧房里，雪子紧紧搂住丈夫,带着哭音说：“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决定了的事，无法挽回了。”李叔同不无伤感，但心意已决。 “叔同，你不是说过我们是姻缘前定吗？” “是啊，我感到仿佛从我出生以来，一直在注视着你的面目，可是我的眼睛仍然是饥渴的；我感到仿佛把你紧紧拥抱了几万年，可是我的心仍然不能满足。” “叔同，你是个不同寻常的人，”雪子泣不成声，“我早已在你怀抱中融化，我早就没有自己了！” “对不起，真是对不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李叔同挚爱妻子，但对生命的反省，使他割舍小爱以成就大爱。在西子湖上的最后离别时刻，雪子不解大师的情怀，问道：“请你告诉我，爱是什么？”他对雪子说：“爱就是慈悲。”这种世间与出世间人的对话，或许只有学佛的人才能理解。

“无忍则无济，有爱即有忧”，大的悲悯往往交织着大爱和隐忍。 他不惜从荣华富贵中抽身而去，决然挣脱名利情感的桎梏，甘愿埋首青灯黄卷之中。在那电光火石般的转念之间，尘世的一切嘈杂欲念渐渐灰飞烟灭，剩下的是那无色无欲的永恒时空。从此，古刹的晨钟暮鼓经声佛号，成了他心中最美妙的音色旋律。

从繁华的声色情场到清苦的古寺青灯，在许多人眼里，这不啻是有天壤之别的两道风景。人们惊愕 李叔同这种超越世俗价值观的悲壮之举，他对此却是安之若素。从情欲艺术家到空灵宗教家，从文 人李叔同到高僧弘一法师。他是混沌蒙昧尘世之中的智者，是孤独的清醒者和痛苦的思考者。

李叔同悲欣交集的一生，与其所处时代息息相关。他閲尽繁华盛宴聚散如梦，饱览悲欢往事转眼成空。短暂的欢乐，常常让人来不及享受就匆匆消失，恍惚犹如过眼烟云。于是，他将目光转向宗教，转向佛祖拈花时伽叶的微笑。他明白了，原来这一笑，便是整个世界。 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天才的本质在于智慧的异常剩余。„„他们能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一面，这是因为天才的头脑比常人客观、纯粹和明晰的缘故。所以天才不但能洞察眼前的世界，进而能发现另一面世界。”

李叔同看到了“另一面世界”，他从生看到死，从繁华看到凋谢。他痛苦于稍纵即逝的美丽，痛苦于世人在泥淖里的挣扎。对于这些灵魂深层的痛苦，普通人是难以理解的。 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占有什么，而是从生命中体验到什么。对人生的不同态度，就会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选择了不同人生道路，人生收获也就大相径庭。

处于浑浑噩噩之中的芸芸众生，大多没有真正体验世界，做着各自以为该做的事。然而弘一法师独具慧根，在短暂的生命里领悟了人生的真谛。他圆寂后留下一千八百粒色泽斑斓的舍利子，闪烁着永恒的生命之光。

李叔同为什么出家的深层原因篇八
《李叔同的文化结构与文化人格》

李叔同的文化结构与文化人格

一个人生时能虑及死，这并不足奇。但在死后犹能凭借生前的超常智慧给世人留下许多思索和盲点，扑朔迷离，如真如幻，这就非哲人所不能为了。

李叔同1918年以盛年出家，当时曾震惊整个知识界，也给后世留下一个谜。24年后，距他63岁生日还差10天的时候，功德圆满，安祥圆寂于福建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时间是1942年10月13日。临终前写“悲欣交集”四字，以为绝笔。且预作遗书、遗偈数通，于弥留之际分发示友。其偈云：“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而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其生其死，都充满了诗意和神秘色彩，仿佛一切都是事先设计好了的，又仿佛是演完了一场人生大戏，在人们还没有品评出韵味的时候，便卸妆收场了。

一个人生时能虑及死，这并不足奇。但在死后犹能凭借生前的超常智慧给世人留下许多思索和盲点，扑朔迷离，如真如幻，这就非哲人所不能为了。弘一法师终其一生，凡在俗39年，在佛24年，活得虽非轰轰烈烈但却光明磊落，潇洒飘逸。一生充满离奇，一生行谊便是一本没有写完的哲学。正如他的好友夏尊在《弘一大师永怀录》的序言中所概括的那样：“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家，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卒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其行迹如真而幻，不可捉摸，殆所谓游戏人间，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者耶？”这便是当时知识界对李叔同——弘一大师的看法。这里有崇敬，有叹惋，有困惑，有猜测，甚至有误解，有演绎，有讹传„„有的以管窥豹，试图通过李叔同某一时期的言行，形而上地诠释其一生行止，不免得出许多荒唐的结论。就以他的出家而言，他从赫赫朱门到寂寂佛门，从翩翩浊世佳公子到戒律精严的苦行僧，所谓“朱门年少空门老”，这种巨大的生命跨越，超常的生活反差，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于是便引发了种种说法：什么家庭影响说，理想破灭说，经济破产说，性格变态说„„等等。这些说法大都以某一事实（或现象）为依据，加以逻辑推理，想象大于求证，看似有一定道理，往往以偏盖全，似是而非，攻其一端，不及其余。甚至诸说互相抵牾，互相驳诘，夏虫语冰，终不能自圆其说。

综观李叔同的一生，虽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遍走天涯”，但他走来走去也没有走出文化天地。他始终是一个文化人。就是出了家以后也还是一位文化和尚（见黄福海《弘一法师与我》）。他用文人的才情与习性接会前人，啸傲当世。如果我们抛开他的一些烦琐身世，着重从文化传统和文化站位上来理解他的出家，是否更接近客观实际呢？

李叔同的文化知识结构，大抵由三方面构成：一是儒文化，也就是传统文化。二是新学、或称民主文化。三是洋文化。

从我接触的史料来看，李叔同的文化知识结构，大抵由三方面构成：一是儒文化，也就是传统文化。包括经史子集、诗词歌赋、金石书画，乃至八股文的范文。《格言联璧》、《古文观止》、“四子书”等。这是他十八岁以前所学，是他文化结构中最基本的东西。这一时

期他还受教于赵幼梅、唐静岩等津门耆宿，与严修、周啸麟、王仁安、王吟笙等有文字交往，这些都深刻地奠定了他的传统文化的根基。二是新学、或称民主文化。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严修、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柳亚子、严复等人的社会思想。这一部分主要是他到上海以后在城南文社，特别是进入南洋公学时所受到的教养，后来影响了他的爱国思想和教育思想。三是洋文化。这部分主要指他留学时期通过日本所接触的西方文化。这里包括西方美术（塞尚等人的画风），西方音乐（合声配器以及移植奥尔德等人的乐曲）、西方戏剧（研读原文莎士比亚剧作，演出小仲马的《茶花女》）等。这诸种文化麇集一身，互相渗透、侵寻、碰撞，构成他文化结构的兼容性和复杂性。这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结构，使他一开始就不像梁启超、蔡元培那样对文化建设有什么宏图大略，他更多的是注重文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关怀。所谓“以美淑世”、“以善达人”，实质上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达则兼济天下，贫则独善其身”。他在引进西方艺术（音、美、戏）上开一代风气之先，但他骨子里始终流淌着传统文化的血液，他对它们热衷留恋，一往情深，构成他文化思想的主干。即使从日本留学归来，在艺术教学上尝试了许多超前的方法和手段（包括画人体模特儿），但他在学生中的印象，仍然是一个传统文人的形象。他“穿一身布衣：灰色云章布袍子，黑布马褂，然而因他是美术家，衣服的形式很称身，色彩很调和，所以虽然布衣草裳，还是风度翩然。”（见丰子恺：《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一个人的风度，就是他的精神世界的外延，李叔同以才情入世，以诗文会友，以真知育人，在天津在上海在杭州始终如一，这是他的文化学养最完满的体现。

文化铸造了他的人格，而成熟的人格又推进了他对深层文化底蕴的探求。他从儒到士到佛，在心路历程上始终伴随着传统文化的轨迹。他多才多艺，和蔼慈悲，克己谦恭，庄严肃穆，整洁宁静。他中年以后顿悟前非，处处避世绝俗，又无处不近乎人情。他对美术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的培养和造就，为师为友，都体现了传统文人的典范。由于他性格内向，过分追求自我完善，所以在他生存的那个时代，自然不为世俗所见容。他的大彻大悟，就意味着对人生的大弃大毁，他在虎跑寺一绝红尘，恰如广陵绝响，充满了人世沧桑的悲凉韵味。 他说禅时往往借助艺术的手段把禅境延伸到艺境，使听者感到既生动又容易理解；说艺术时又借禅的玄机妙理把艺境提高到佛境。两只话筒对接，传出的是同一个旋律，同一个宗旨。

他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一切嘉言懿行都出自他的善良的本性。我曾经注意他晚年讲经和开示佛徒的讲稿，这些，同他当年的讲课一脉相承。尽管所讲内容和对象不同，但他作为一位宣讲者，要把自己的知识和义理传授给世人，在这一点上佛堂和课堂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里有两个现成的例子。一是法师的书法弟子黄福海，他在《弘一法师与我》一文中，记述1939年冬与弘一法师在泉州承天寺的一次谈话，其中一段说：“我曾这样大胆地问法师：‘您虽是出了家不愿再谈艺术，但在我心目中老是认定法师是一位艺术家。„„我始终从艺术观点来瞻仰法师。法师在所著《佛法十疑略释》一书中，论佛法非迷信、非宗教、非哲学等等，独未说到佛法非艺术。我可不可以这么说：佛门中的生活，也就是艺术的生活呢？’法师点点头说：‘各人的观点不同，也可以这么说。’”这段谈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师已然默认了佛家生活与艺术生活的关系。二是法师晚年在厦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给学徒作

开示，在讲到书法艺术时，他说：“我觉得最上乘的字，或最上乘的艺术，要从佛法中得来，从佛法中研究出来。所以诸位学佛法有一分地深入，那么字也就会有一分的进步，能十分地去学佛法，写字也可以有十分的进步”。这里他干脆把书法与佛法、学书与学佛完全看作一回事了。难怪当时的人们总是带着三分佛陀七分艺术的眼光去看他。他说禅时往往借助艺术的手段把禅境延伸到艺境，使听者感到既生动又容易理解；说艺术时又借禅的玄机妙理把艺境提高到佛境。综观李叔同的一生，似乎一直是用自己的生命之音，向世人召唤救世之道。两只话筒对接，传出的是同一个旋律，同一个宗旨。

从李叔同的人生道路上，我们发现世上的文人与艺术家，是最容易与佛法接近的，古今中外，不乏其例。因为这两种人都富于智慧和感情。富于智慧便容易参透人生、了事如幻；富于感情便容易体物多变、悟世无常。所以编《文选》的昭明太子精通佛法；作《文心雕龙》的刘勰，后来出家当了和尚。善书的王右军，善画的顾恺之，擅诗的贾岛，工诗擅词的苏轼„„都与佛学有很深的渊源。以此看李叔同的出家，似乎也不难找到一条必然而不期然的轨迹。一个人在个人奋斗的鼎盛期突然收下风帆，或许更能体现他的生命的辉煌。

李叔同为什么出家的深层原因篇九
《弘一法师介绍》

弘一法师介绍

——出家的儒者李叔同

对历史上的高僧，人们关注的是他们的佛学修为，但对弘一法师，人们更关注他出家的动因。破产说、遁世说、幻灭说、政界失意说，不一而足。而事实上，这些解释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因素，背后的深层因素，还在他儿时接受的儒家思想。

郁达夫说，杭州的特产有两样，一是夏天的蚊子，一是庙里的和尚。据郁达夫在西湖边上的观察，每隔五分钟，就可以看到“缫衣秃顶的佛门子弟，漫然阔步在许多摩登士女的中间”。

蚊子多容易理解，而寺庙究竟有多少呢？有人夸张地估计，民国时期，杭州的寺庙多达两千多所，而西湖更是寺院的丛林。

据说，南宋之前的西湖荒凉，人稀，却是和尚的福地。然后，香客来了，文人也开始与和尚交游。再然后，西湖就成了游人如织的景点。

尽管庙宇已经荡然无存，但说到虎跑寺，人们还会隐隐约约知道这是座名刹。事实上，它是西湖边上的大寺之一，高僧辈出，但能为普通人熟记的高僧却只有两位：圆寂在此的济公，还有在此剃度的弘一法师。

佛事鼎盛的杭州，有幸接纳了弘一的剃度，但这一剃度，却引发了千古争议，弘一为什么弃荣华、妻子如弊履，盛年出家？对此，人们提出了破产说、遁世说、幻灭说、政界失意说，还有弘一学生丰子恺的“三层楼”说，不一而足。

其实，诸如破产、遁世、幻灭等原因，只能算是浮在表层的影响因素而异，而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儒者身份。

“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年轻的李叔同意气风发，也希望投身革命，先是追随康梁，而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欢欣鼓舞：“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1911年，他家的产业遭受了两次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叔同对辛亥革命还是没有丝毫怨怼，只是发泄着河山光复的喜悦。

破产说和挫折说都认为，李叔同在家族企业的危机后生活困顿，同时因为缺少抗打击的能力而遁入空门。但事实上，他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到如此不济的地步。

1917年，赴日学习音乐的刘质平经济拮据，向李叔同求援。此时的李叔同基本上靠薪金度日，因此，他从工资的一百零五元薪水中抽出二十元，寄往日本，资助过程直到刘质平学成归国。可见，工资度日已经绰绰有余，生活并不拮据。而从刘质平的角度看，如果不是知道老师有钱，他也是不会开口求援的。

事实上，李叔同的出家，还在于他的儒者身份，他有建功立业的念头，现实却丑恶卑劣，因此，又激发了他文化血液中的归隐思想。

辛亥革命结束后，军阀之间还在混战，南北之间更是吵得不亦乐乎，而许多士人谄媚逢迎。民国初年的气氛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民主被空置，民生仍然凋敝，列强依然环伺„„ 儒家文化有“用行舍藏”的原则，李叔同在革命后期的幻灭中，就是遵从了这样的古训，所谓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是丑陋的，读书人看不破，但他们又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所以，士人可以在革命潮流中放声呐喊，一旦转到丑陋的政治运作，他们就会手足无措，产生“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慨时。这个时候，归隐，就是一条不错的选择。

在中国传统士人的视野里，隐，就意味着依佛傍老。而李叔同首先选择的，还是道家的归隐途径。所以，李叔同这位归国后常研读宋明性理之学的循循儒者，“后来忽然信了道教，

案上常披着道教的经书。自己关起房来研究道学。”

他学道学不是好玩，而是玩真的。他开始试验断食，希望通过“不食人间烟火”求得身心的灵化，从而回归老子所说的“婴儿”状态。事实上，他也真的跑到深山，断食二十余天。据夏丏尊的回忆：“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三星期后，感觉脱胎换骨。

这个时候，他改名李婴，兴起了怀旧、倒退回婴儿期的念头。“茅屋之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又成了诗歌的主题。

对道家文化的推崇，是他决定归隐时的第一次选择，而他最终选择了佛教，则和他的交游圈子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杭州佛事繁盛的氛围，以及周围师友们的影响，加速了李叔同迈向佛门的步履。

从清末直至抗战前夕，浙江文化领域的名士们形成两个圈子。第一个圈子以鲁迅为代表，还有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蔡元培、章太炎，致力革命，壮怀激烈，是儒者中的革命家。而第二个圈子则以马一浮为精神领袖，其中有李叔同、夏丐尊、经亨颐，以及属于晚辈的丰子恺、刘质平，是儒生中的隐逸者。

马一浮在五四运动前后就过着隐居的生活，并在杭州一带宣扬佛学。在现代学者看来，马一浮却是“新儒学”的典型代表，西方文化、佛学以及道家思想，都与儒学相会贯通，成为新儒学一代大师。

据丰子恺的回忆，李叔同学佛，正是响应了马一浮的倡议，对马一浮这位仅仅大3岁的同龄人，李叔同当成了自己的名师，他说，马一浮是“生而知之”高人。

学佛之后，李叔同经常在虎跑寺等寺院留连，有一次还在那边住了半个多月，自己觉得十分愉快，也和大和尚们一起吃菜蔬。回到学校的时候，也就是1917年的下半年，他开始吃素。

到冬天的时候，他请了许多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在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等，天天烧香。放年假的时候，他没有回家，而是在虎跑寺过的年。

1918年正月，他在虎跑寺拜一位老和尚为师。农历二月初五日是李叔同母亲的忌日，他提前两天到虎跑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母亲祈祷。这个时候，他还在学校任教，却已经决定出家了，所以，在五月底，他把自己课程的考试提前，赶回虎跑寺。

这次，他开始穿出家人的衣裳，准备第二年剃度。夏丏尊看他没有出家，却穿出家人的衣裳，就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李叔同最终在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剃度，落发为僧。

马一浮提倡佛法，自己却只是居士，且用佛法来理解儒学，也常常说，信佛不一定要出家。事实上，民国时期的许多名士都有读经的习惯，却并不出家。

号称章疯子，敢骂光绪皇帝为“小丑”的章太炎读佛经，嬉笑怒骂的斗士鲁迅也读佛经，因为佛经可以抚慰心灵，做一种权宜的稳遁。但真正要抛撇妻孥，去忍受寂寞、苦守古佛青灯，他们是做不来的。所以，他们也有隐逸的想法，却难以实现。

李叔同不同，除了作为儒者内心的痛苦之外，还有更多让他抛弃尘世的理由。

李叔同的父亲晚年礼佛，常常请僧人到家中诵经和拜忏。而临去世的时候，更是延请高僧，在病榻前反复诵念《金钢经》，整个丧事期间，按照老人的嘱咐，逐日分班诵经，送他往西天。

每逢这种场合，他都会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扮和尚，用床罩做僧衣，口诵佛号。而年级稍大的时候，更是自封“大和尚”。

家里一位姓刘乳母，也常常教李叔同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荣华尽头是悲哀的意思，也就从这

个时候开始了，所以，13岁的李叔同就能写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的诗句，佛意十足。用佛学的眼光看，他已经具备通达佛门的“根器”和法缘了。

和他相对照的是，鲁迅的童年也有类似的经历，他曾经拜过一个和尚为师，并取法名为“长庚”。不过，他接触到的是佛经中的因果报应，那些“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所以还当过骑马招魂的“义勇鬼”。而老祖母和长妈妈给他讲的故事中，也多太平军等排满的故事。

此外，母亲以及他的日籍妻子也是心头之痛。李叔同奉母至孝，却对母亲有强烈的负罪感。母亲24岁守寡，44岁早逝，用屈辱、痛苦的小妾生活换来了他的快乐童年。李叔同由此对一夫多妻没有好感，他的原配夫人是芥园大街俞家茶庄的小姐，结婚的时候，他18岁，整个婚姻由母亲包办。而在日本期间，他又娶了个日籍女人，这个妻子，他甚至没有留下名字，好事者附会的名字有千叶子、福基、薰子等等。

因此，他难以面对九泉之下的母亲，也同样难以面对异国他乡的弱女子。道德感强烈的李叔同，默默忍受着自责带来的痛苦，最终，他出家为僧，一了百了，“岂为阿女恋尘世，真爱合当断情痴”，正是古代士人们的惯常法门。

所以，遁世说和幻灭说的某些方面是合理的。不过，他的遁世，是为了化解自身内心的道德煎熬，他的幻灭，是对王后将相方面事功的幻灭。但他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也没有对一切说空。他依旧关注自己的儿子的成长，也终身不敢忘记母亲的养育，而当国难当头的时候，佛门高僧发狮子吼，誓以佛门残躯“殉教”救国。

不过，尽管他从儒家的教条出发出了家，当身处佛门的时候，他还是成了真正的佛教徒。谭嗣同说：“佛教精微者极精微，诞谬者极诞谬。”上至慈禧太后、恭亲王，下至深山贫妇、市井贩夫，用佛教来超度亡灵，祈福避祸、生子发财时，大智大慧如弘一法师，看到就是佛学的精深义理。正如章太炎一句话“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

除了佛教精深的义理，弘一法师对戒律也很有兴趣，他选择的是戒律最严的律宗。之所以这样，或许是他内心的结依旧不能完全释然。母亲，异国妻子，还有家国之事，都难让人心安。

他的守戒，让人瞠目。以不杀生为例，他对生命的重视达到了精微的程度。据丰子恺回忆，请弘一法师到自己家小坐的时候。法师每次在藤椅上坐下时，都要把椅子摇一摇。屡次三番，丰子恺忍不住问，大师会答：“椅子藤条间，或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要把它们压死。先摇一摇，以便走避。”

修行期间，穿粗布衣衫，一日两餐，不吃菜心、冬笋、香菇，因为这些菜蔬价格比其他的贵。夏丏尊曾赠送一个进口白金水晶眼镜，他转送泉州开元寺，变卖折大洋五百购买米粮，供僧人斋饭。

纵观弘一法师的出家，首先是在儒学的指引下，开始寻求隐逸的生活，而后，佛教拓展了儒学资源中的隐逸方式，让他过着一种完全苦头陀的修行生活，苦其心志，而修其精神。幻灭，挫折，失意，都是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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