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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诗。 篇一:《关于叙事诗》
叙事诗是运用诗歌的语言，通过某一特定的生活场景，表现人物或事件的相互联系，创造优美的意境，真实地表现情感的文学样式。
叙事诗大多依靠情节或人物串缀展开诗序，但不一定要求故事情节的完整，情节结构允许较大的跳动，是带着浓郁的诗情去抒写人和事的。
童年的水墨画
张继楼
街头
听不见马路上车辆喧闹，
哪管它街头广播声高。
书页在膝盖上轻轻地翻动，
嘴角漾着丝丝抹不掉的笑。
阳光从脚尖悄悄爬上膝盖，
也想看“黑旋风”水战“浪里白条”。
溪边
垂柳把溪水当做梳妆的镜子，
山溪像绿玉带一样平静。
人影给溪水染绿了，
钓竿上立着一只红蜻蜓。
忽然扑腾一声人影碎了，
草地上蹦跳着鱼儿和笑声。
江上
像刚下水的鸭群，
扇动翅膀拍水戏耍。
一双双小手拨动着浪花，
你拨我溅笑哈哈。
是哪个“水葫芦”一下钻入水中，
出水时只见一阵水花两对虎牙。
赏析：《童年的水墨画》通过“街头”、“溪边”、“江上”三个小标题，摄取了一组儿童生活的镜头，展现了儿童俏皮的生活场景，静、动交织，构成了一幅幅令人向往的纯真童年画面。
《街头》──读《水浒传》的孩子，那样的专注，尽管马路街头是那样的喧闹，却丝毫不能影响他，对时间的推移也浑然不觉。无边的喧闹和一隅的安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溪边》──钓鱼的孩子，那样的快乐，静静的溪水映着爱美的柳树，映着钓鱼孩子的倒影，静静的钓鱼竿，立着红蜻蜓，我们仿佛觉得空气都停止了流动，似乎大家都怕鱼受惊，而鱼上钩的一刹那，这种静立刻被打破了，溪水动了，
人影碎了，鱼跃人欢，寥寥几句，勾勒出一个现代垂钓儿童的形象。(叙事诗。)
《江上》──戏水的孩子，那样的调皮，一群孩子像鸭群一样跳入水中，在水里互相你泼我溅地嬉戏，就在这嬉戏中，一个孩子钻入水中，不见了，突然一阵水花，他出现了，调皮地笑着，露出两对小虎牙。一群孩子的嬉戏和一个孩子的特写，给人以鲜明的形象感。
叙事诗。 篇二:《席勒哲理诗与叙事诗》(叙事诗。)
席勒的哲理诗与叙事诗
与歌德齐名的德国文学家、伟大诗人弗里德里希·席勒被誉为“天才般的诗人”“真善美”的代表，而在他自己眼中则是“不屈服于任何王侯的世界公民”。他一生创作了许多体裁的作品，其诗歌是继戏剧后最主要的艺术成就。
1787年，席勒脱离狂飙运动，由于无力改变德国现状，他企图逃离现实，于1787—1796年间沉醉于康德哲学与美学中。1794年席勒与歌德联盟，在歌德的鼓励下重新开始写作，开始了与歌德十年的合作，这十年正是古典主义的最高峰，也开始了席勒人生的另一个辉煌的时期。期间，他写下了许多哲理诗及叙事诗，如哲理诗《理想与生活》，并于1797年同歌德共同完成了一系列优美的叙事诗，如《潜水者》《手套》，而这一年也被称为“叙事诗年”。
席勒的一系列哲理诗与叙事诗是在古典主义特殊的历史、文化、写作背景下诞生的，必然会深深烙下古典主义的印记，它们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的艺术特色。
一、体现了艺术的典雅性
古典主义的核心就是温克尔曼《关于模仿古希腊绘画与雕塑艺术的思考》中关于古希腊美的观点：高贵单纯，静穆伟大，即艺术要表现典雅。诗作不能太理性，也不能太感性，要达到二者的统一；诗中人物不能大悲或大喜，否则无典雅可言。如，在叙事诗《手套》中，诗末骑士将手套还给贵妇时只说：“女士，我不贪图你谢恩！”便离开了她。言语没有多少激情，少了席勒在狂飙时代激昂的言语
叙事诗。 篇三:《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
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叙事诗。)
——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
刘兴林
汉代乐府民歌产生于辞赋和散文兴盛，而文人诗相对消沉的时代，数量虽然不多，但却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成就。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赋比兴的手法，而叙事艺术前所未有，开启了后世乐府叙事诗的先河，影响到魏晋建安文人诗、南北朝乐府诗和唐代文人乐府诗，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中国诗歌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现实主义精神
汉代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与《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一脉相承。其实质在于根植于现实的生活，表现现实的人生，用朴实的手法，朴素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情感，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汉乐府民歌大多是发自社会最底层的声音，直接表现人民的痛苦、愿望和爱憎，对封建权贵作大胆的揭露、讽刺、抨击和抗争；对下层社会父子不能相保、兄弟不能相保、夫妻不能相保等，作出细致地描绘；对战争造成的灾难和兵役徭役造成的痛苦作出真实地反映；对爱情遭受的压抑和女性遭受的遗弃表现出深沉的忧患。以其广泛的生活题材，浓厚的生活气息，反映出社会生活本质的深度和广度，成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珍品。作品源于情感的郁积，不得不发，因情而生文，并非为文而造情，故语言朴素生动，情感真实充沛，不待雕琢，自然成文。与汉代的京都田猎大赋内容上的歌颂功德，粉饰太平，艺术上的华而不实，辗转模拟相比较，更可以见出汉乐府民歌的可贵。汉代乐府民歌促进了文人诗歌的复苏，使它们展现出新的风貌。后世文人诗歌创作中，建安作家借古题写时事的古题乐府，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以及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都继承了这种创作精神，在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流派的创作中，汉乐府民歌承前启后，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和影响。汉乐府民歌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某些作品或用夸张抒情，如《上邪》；或用拟人叙事，如《战城南》；或用寓言说理，如《枯鱼过河泣》；或创造非现实的情节意境以寄托理想，如《孔雀东南飞》的结尾；不同程度地具有构思奇特、想象丰富的浪漫色彩。(叙事诗。)
二、叙事艺术成就
先秦时代的诗歌无论《诗经》、楚辞，还是古逸诗，都属于抒情诗的范畴。《诗经》民歌中的《卫风·氓》、《郑风·溱洧》和《豳风·七月》等，是具有一定叙事性的诗，但缺乏具体展开的故事情节，只能是叙事民歌的萌芽。楚辞《离骚》被认为是屈原的自叙诗，但叙述只是为抒情服务的框架，从根本上说，《离骚》是中国第一篇最长的政治抒情诗。汉乐府民歌除《上邪》等个别作品之外，一般都是叙事诗，叙事的内容和形式都远远超过《诗经》民歌，将中国叙事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汉乐府民歌善于截取生活的横截面加以详细地描述，注重细节的刻画和人物语言的描写，故事情节简洁生动，人物性格鲜明。譬如《平陵东》揭露官府、官吏在光天化日之下拦路绑票，勒索钱财，情节简单，却清楚地交待了地点、环境、事件、人物和人物的心理活动状态。《妇病行》以“三哭”连缀成的故事情节悲悲惨惨：病妇托孤，“泪下一何翩翩”，是一哭；丈夫上街买食，“泣坐不能起”，“泪不可止”，是二哭；“孤儿啼，索其母抱”，是三哭。通篇如泣如诉，令人顿生同情。《东门行》截取一个贫困家庭中短暂而典型的场面，写一个城市平民在饥寒交迫中铤而走险。主人公出而复回，本不想铤而走险。但看到家中无吃无穿的困境，便又坚定决心，“拔剑东门去”。妻子甘愿忍受贫困的煎熬，苦苦阻止丈夫；丈夫不甘忍受煎熬，毅然决定抗争。冲突中显示出“逼迫为非”的道理，夫妻不同的性格也刻画得很突出。《上山采蘼芜》截取一对离异夫妻山路中相遇的一幕，情节十分简单，通过人物对话，使昔日弃旧迎新的情形，两位女性的容貌和织绢的情形，以及男子的后悔心态等，
都跃然纸上。《陌上桑》截取生活中最富于冲突性的场面展开描绘，矛盾更为集中，人物心理和性格的挖掘也更为深刻。《孔雀东南飞》采用复线交叉的纵向叙述方式，通过完整而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刻画人物的性格，展示人物的命运，使中国叙事诗的成就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汉乐府民歌多用第三人称的叙述统摄全诗，诗中多采用人物对话或独白，恰到好处地穿插抒情性的旁白，往往画龙点睛，激起读者的共鸣。多种语言形式与行为细节相配合，有助于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推动情节的发展。
三、赋比兴的传统
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民歌所创造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直叙其事的“赋”用得最多，如《战城南》、《平陵东》、《有所思》、《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等都是。用“比”的作品数量较少，质量却很高。譬如《上邪》开头直抒胸臆，是“赋”，抒情主人公一口气列举五种不可能发生的事物，用来比喻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则是连珠炮般的“比”，抒发感情淋漓尽致。再如《相和歌辞》中的《怨歌行》：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此诗早见于《文选》和《玉台新咏》，题为班婕妤作。《玉台新咏》中诗前小序说：“昔汉成帝班婕妤失宠，供养于长信宫，乃作赋自伤，并为怨诗一首。”《汉书·外戚传·班婕妤传》只说作赋自伤，全文收录其赋，未提及作“怨诗”之事。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认为李陵、班婕妤的诗均为后世所怀疑。今人一般认为此诗系乐府古辞。诗中层层比喻，环环相扣。以“霜雪”比“齐纨素”，以“齐纨素”喻美女之待嫁；以“明月”比“合欢扇”，以“合欢扇”喻美女之既嫁；以“怀袖”喻恩爱，以“微风”喻柔情；以“秋节至”喻爱弛，以“夺炎热”喻情移；以“弃捐”喻抛弃，以“箧笥”喻冷漠；直到最后一句“恩情中道绝”才将寓意点明。意象美好，喻意切至，忧郁凄清之美充溢于字里行间。汉乐府民歌的起兴有的作为环境烘托，有的作为统摄全诗的关目，自然贴切。《陌上桑》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起兴，如清水之托芙蓉，奠定了全诗的喜剧基调。《孔雀东南飞》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写灵禽之失伴侣，奠定了全诗的悲剧基调。
四、杂言与五言句式
《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兼有少量杂言诗。汉乐府民歌的句式有杂言和五言两种，一般说来，西汉乐府多杂言，而东汉乐府多五言。汉乐府诗的句式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形式，增强了诗歌的容量和表现力，展现了中国诗歌由四言到五言的发展过程。杂言诗形式自由，句式长短随意，从一字句到十字句均有，根据内容需要，灵活穿插使用。如《战城南》、《有所思》、《上邪》、《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都是杂言诗。自由的句式增强了叙事、写景和抒情的随意性，也体现了民歌的原始风貌。杂言诗后来发展为唐代自由奔放的歌行体，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汉乐府民歌中出现完整而成熟的五言诗，更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进步。五言诗比四言诗每句多一个节拍，便于组合单音词和双音词，寓变化于整齐之中，适应了社会语言的发展。如《陌上桑》、《怨歌行》《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和《孔雀东南飞》等，都是成熟的五言诗。汉乐府民歌促进了五言诗的成熟与繁荣。《汉书·五行志》所载汉成帝时的童谣已是定形的五言，而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说汉成帝时“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谓李陵、班婕妤的五言诗已经受到怀疑和否定。钟嵘《诗品·总论》中也说“东京二百载中，唯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可见五言诗首先成熟并流行于乐府民歌，然后才为文人所吸取。《杂曲歌辞》所载辛延年的《羽林郎》，无论人物或情节，都明显受到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的影响。曹植的《美女篇》主题虽然更新，而内容却直接脱胎于《陌上桑》。这些都是文人五言诗向民歌学习的明证。中国文人诗正是因为吸取了乐府民歌的艺术营养，才产生出象《古诗十九首》那样文情并茂的“五言之冠冕”。
五、多种表现手法
1、对比反衬。对比反衬的手法在汉乐府民歌的某些作品中表现突出。譬如《上山采蘼芜》，通篇都是新人与故人的对比。一是容颜对比：“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二是境遇对比：“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三是劳动技能即织绢能力的对比，包括质量的对比：“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数量的对比：“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最后是结论的对比：“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通过对比，新人和故人的差别一目了然，故夫的后悔溢于言表，然而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暴露出人们评价女性价值的标准，显示出女性地位的卑微可怜。《陌上桑》第三解罗敷夸夫一节，虚夸出仪表堂堂、官运亨通的夫婿，用意就在于与猥琐好色的使君形成鲜明的对比，以阻止他非礼的念头。《孔雀东南飞》中也有不少对比。譬如铺写太守家准备迎亲的热闹排场，与刘兰芝自作“嫁裳”的冷落凄清，就是一种强烈的对比。刘兰芝与焦仲卿曾经发誓：“君当作盘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这本是生动形象的比喻；焦仲卿与刘兰芝重逢之时因误解而相责难：“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既是重复前时的比喻，又是意含讽刺的对比。
2、顶针联珠。顶针又称为联珠，是一种辞格，即用前句结尾的词语做后句的开头，使前后句子首尾蝉联。无论用于叙事、说理或抒情，都能够使内容衔接紧密，环环相扣。《诗经》和楚辞尚无此格，在诗歌创作中或当起于乐府古辞。譬如《平陵东》，采用三三七的句式，每三句为一小节，节与节之间全用顶针。用“劫义公”、“两走马”、“心中恻”三个词组联系四个小节，一气呵成，连绵不断，又显得跌宕有致。再如《相和歌辞》中的乐府古辞《饮马长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思。
这首诗的前八句用顶针，每两句一顶，用“远道”、“梦见、”“他乡”三个词语联系八个句子，由起兴到梦幻，如行云流水，格调清新而深沉。顺便提及，诗的后十二句也很有特色。枯桑兀立，却能够感受天风的刺激；海水动荡，却能感受天气的寒冷；用具体的形象来表达自苦自知的感受，生动而耐人寻味。“入门”二句用他人的家庭情趣来反衬自己的孤独，自然而别开生面。后八句叙述鱼腹传书的情节，颇具传奇色彩，与前八句的梦幻描写相照应，显出凄清的浪漫情调。
3、铺排、夸饰和烘托。铺排、夸饰和烘托是汉乐府民歌常用的表现手法，在《陌上桑》里有集中的体现。《陌上桑》最早著录于《宋书·乐志三》，题为《艳歌罗敷行》。徐陵将它辑入《玉台新咏》，亦题为《艳歌罗敷行》。在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辞·相和曲》，题为《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命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但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以上第一解（段），以夸张的手法，极写罗敷体态容貌之美，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是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以上第二解，写五马太守相戏，罗敷严辞相拒。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晳，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姝。
以上第三解，写罗敷盛夸夫婿以拒太守。
《陌上桑》是一首民间故事诗，叙述采桑女秦罗夫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作品采用铺排、夸饰和烘托的表现手法，利用喜剧性的矛盾冲突，刻画了一个美丽、坚贞、聪明、机智的采桑女形象，歌颂了劳动妇女不慕富贵，不畏权势的高尚品质，同时揭露了五马太守的丑恶和愚蠢，反映了官僚权贵的荒淫无耻。晋人崔豹《古今注》说：“《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桑》之歌
以自明。赵王乃止。”这个创作背景传说未必可靠，但它与《陌上桑》先后在民间广泛流传，说明豪门权贵掠人妻女，当时已是严重而普遍的社会问题。辛延年的《羽林郎》与此相似，揭露一个“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的霍家奴，朱乾《乐府正义》认为是借以讽刺权贵窦景及其豪奴，可见罗敷的遭遇在当时决非偶然。 《陌上桑》的语言特色是广用铺排夸饰，除第二解以对话推进情节之外，首尾两解全用铺陈排比构成。一解写罗敷之美包括两段铺排：先写罗敷的器具、发型、耳饰、衣着之美好，后写众人旁观神态之专注；二解写罗敷夸夫则包括三段铺排：一夸气派，二夸官职，三夸仪表风度。铺陈排比中还有不少偶句，排句与偶句套用，相同的句式和节奏，形成强烈的气势，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
诗中的五处铺排在语义上全是夸饰。夸饰即夸张的修饰手法，《诗经》中已有先例。罗敷“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穿戴十分讲究，似乎不必采桑。她的夫婿率领千余骑，“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何用妻子辛苦采桑呢？以常理推论，则忽视了文学艺术的夸饰。尤其是民歌，作者喜爱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将一切美好的东西加到她身上，完全是正常的艺术处理。夸夫全属虚拟，以显示出罗敷的智慧。不夸夫则不足以拒绝使君，盛夸夫婿的气派、官职和堂堂仪表，使使君相形见绌，自惭形秽，也就镇住了使君，阻遏了他的非礼。众人忘情地观看罗敷的美貌，以至于“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以俏皮话为夸张，体现了民歌的原始风貌，切勿仅以好色论之。
烘托如烘云托月，不作正面描写而注重侧面烘托，具有特殊的艺术效果。《陌上桑》中的烘托最为特色。开篇的起兴“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二句是环境烘托，为主人公的出场泼洒一片灿烂，有清水芙蓉之妙。器具、发型、耳饰和衣着的铺写，烘托出秦罗敷的容貌体态之美，令人想见于言外；行者、少年、耕者、锄者全都为罗敷的美貌所吸引，驻足观看，忘乎所以，只因观看了罗敷的美貌，回到家中竟然都对妻子发怒，进一步烘托出罗敷的美妙绝伦。诗中对于罗敷的美貌不作任何具体的描写，也就没有丝毫具体的限制，给人们留下想象的空间，让人们根据自己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标准去随意想象，形成了各种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眼目中共同的美。这种烘托手法为后来的诗人所借鉴和运用，曹植《美女篇》中“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显然脱胎于此。第二解“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写马匹原地踏步，徘徊不前，正是烘托车上的太守惊羡罗敷的美色而不能离去。第三解罗敷夸夫，夸气派，夸官职，以及结尾的“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姝”，也都有烘托的成分，“为人洁白晳，鬑鬑颇有须”二句，才是正面描写。结尾戛然而止，矛盾冲突还未见分晓，给读者留下悬念，留下思索的余地，有助于读者对作品的思想内容作深入的开掘。
叙事诗。 篇四:《叙事现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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