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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金报讯 长江后浪推前浪，全球最年轻亿万富翁易主——美国“阅后即焚”软件Snapchat创办人、现年24岁的埃文·托马斯·斯皮格尔(Evan Thomas Spiegel），以近15亿美元的身价，从脸书（Facebook）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手里夺得这一宝座。
Snapchat是一款手机通信软件，近年来在欧美国家深受年轻使用者的喜爱。用户可以拍照、录制视频、添加文字和图画，最大的特色是，信息发送出去后会根据用户的预先设定，在1到10秒内自动销毁，不会留下任何记录，受到许多爱自拍又顾忌隐私者的青睐。
根据Snapchat上月底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文件显示，Snapchat最近完成了4.85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估值约100亿美元。与快速融资相比更让人惊讶的是，脸书与谷歌（Google）也都曾分别提出30亿与40亿美元的高价收购案，但却都遭到斯皮格尔的拒绝。
急于自己创业，不愿为别人打工
年轻小子有颗不安分的心
斯皮格尔长得高高瘦瘦，身着领扣衬衫、名牌牛仔裤和白色运动鞋，看上去还像个稚气未脱的少年。
出生于1990年6月4日的斯皮格尔，是两位成功律师的长子。在读小学时是个电脑迷，沉醉于技术的世界里，六年级时打造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在学校的计算机实验室里开始使用Photoshop，周末总泡在当地一所高中的艺术馆里。
读中学时，斯皮格尔就尝试实践自己的创业梦——他在会所和酒吧里推销红牛饮料，斯皮格尔的母亲说，那段无薪实习经历让斯皮格尔学会了营销。
中学毕业后，斯皮格尔顺利进入斯坦福大学。2010年，在读大二期间，他搬到了Kappa Sigma兄弟会宿舍，后来的合作伙伴鲍比·墨菲在读大四，专业是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就住在过道对面。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句话，放在这个美国小伙身上也挺合适。在大学期间，斯皮格尔受到了关注。财捷集团的斯科特·库克在彼得·温德尔的研究生课程《创业与风险资本》上进行客座授课时，被斯皮格尔的回答打动了(创业网:
库克马上聘请斯皮格尔开发txtWeb，财捷集团的这个项目通过手机短信在印度播送网络信息。
但斯皮格尔急于自己创业，不愿为别人打工。2010年夏天，他和墨菲开发了一套帮助父母、中学生和指导老师管理大学申请的在线软件，不过这一软件“只有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会用一下”，斯皮格尔说，应该还有更好的创业机会。
“我希望有款应用可以使发出的照片自动消失”
朋友的一句话推开幸运之门
寻觅之时，幸运之门开启了。
一个偶尔的机会，Kappa Sigma兄弟会另一位成员弗兰克·雷金纳德·布朗，和斯皮格尔说起了一张不该发出的照片，“我希望有款应用可以使发出的照片自动消失”。
布朗说，斯皮格尔变得“异常兴奋”，那天晚上，他们着手寻找开发人员，此时刚刚毕业的墨菲成了合适的人选。
最初的角色分工非常明确：墨菲担任首席技术官，斯皮格尔担任CEO。布朗是英语专业的学生，不懂编程，只能负责营销工作，所以担任首席营销官。
2011年4月，斯皮格尔在斯坦福大学的产品设计课上进一步完善了这个创意。这款应用最初命名为Picaboo（后因收到一家同名相册公司发来的禁止通知函，后更名为Snapchat），第一个版本在2011年7月登陆iOS应用商店。
Snapchat最主要的功能便是“阅后即焚”——所有照片都有一个1到10秒的生命期，用户拍了照片发送给好友后，这些照片会根据用户所预先设定的时间按时自动销毁。
虽然这一款软件最开始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但“阅后即焚”的功能还是很快为Snapchat赢得人气，有人评论说，这款应用像病毒一样蔓延——这种独特的分享方式深受年轻用户喜爱，因为他们喜欢偶尔“放纵一下”，发布一些“重口味”的内容。
在用户迅速增长的同时，服务器费用也水涨船高。斯皮格尔和墨菲急需援助。光速创投的杰里米·刘成为了救星。2012年4月，光速创投向Snapchat投资了48.5万美元。
“那是我有生以来感觉最美好的时刻。”斯皮格尔说，当钱出现在账户里的时候，他从斯坦福大学退学。那时他还有几周就要毕业了。
有钱的孩子就格外任性？
先后拒绝脸书和谷歌收购
自获得第一笔投资以来，Snapchat的规模不断扩大，也得以搬往新的办公室。
随后投资接踵而至：2013年2月8日，Snapchat获得1350万美元的A轮资，估值在6000万到7000万美元之间；6月 7日，Snapchat完成新一轮1亿美元的融资，投资机构是一不具名的对冲基金，估值达到5亿美元；6月23日，Snapchat完成了一笔高达8000万美元的B轮融资。
和快速融资相比，更为人津津乐道估计是2013年秋天，斯皮格尔拒绝Facebook提出的30亿美元的全现金收购。之后的事情是这样，斯皮格尔“拿着Facebook的收购邀约单”找到了谷歌，谷歌在研究后给出了40亿美元的收购方案。不过最终，斯皮格尔选择了继续等待，并筹备进行新一轮的募资。
2014年年末，Snapchat在新年夜提交监管文件称，该公司刚刚完成了4.86亿美元的融资。Snapchat此轮融资的投资者包括KPCB和雅虎，创下了美国有史以来第十大风险投资交易，媒体称，“由于Snapchat创立至今只有3年时间，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营收，所以这番成就堪称惊人”。
市场研究机构GlobalWebIndex去年11月底公布的当年第3季社交平台研究报告指出，最近半年成长最快的社交软件为Snapchat，同时也是年轻人使用率最高的社交软件。数字显示，Snapchat用户每天分享的图片量超过7亿张，如果按照片分享数量计算，其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了社交网络巨头 Facebook。
延续
创始人纠纷和解
2014年9月10日，在言辞激烈地否认指控一年多之后，“阅后即焚”照片分享应用Snapchat两位创始人终于承认，该产品不是他们两个人的创意。
Snapchat宣布，其已经与弗兰克·雷金纳德·布朗(Frank Reginald Brown)达成和解。
2013年2月，布朗起诉称，他应该拥有公司三分之一的股权，因为他与斯皮格尔和墨菲一样，同为公司的创始人。布朗还表示，在Snapchat于2011年7月上线的前一个月，斯皮格尔和墨菲把他踢出了局。
声明中Snapchat称：“当雷金纳德·布朗还在斯坦福大学念书时，他就想出了要研发一款能令发送的信息和图片消失的应用。随后，他在Snapchat的早期形成阶段，与斯皮格尔和墨菲一道进行产品研发。”
至于具体的和解协议，属于机密，Snapchat尚未披露。
斯皮格尔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很高兴能以这种方式处理这一问题。对这一结果，布朗和公司都能感到满意。”
Snapchat选择发布声明的时间颇有深意。该新闻稿发出的时间恰是苹果正在举行产品发布会，有关新产品的消息则是当仁不让的头条，Snapchat希望其和解声明不被人注意，淡化处理此事。（综合《东方早报》、福布斯中文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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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催眠术
作者：苏光路
来源：《现代养生·上半月》2014年第09期
因为缺少明确的数据，致使催眠术一直饱受争议。有人说它是意志与潜意识的混合物，有人说它是意志与抑制胶着状，还有人说它是想象与知觉的嫁接体。由此可见，要想清楚解释催眠，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古已有之，不稀奇
历史上最早有关催眠术的记载是中国的《素问·移精变气论》：“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祝由者，乃催眠治病也。
两千多年前，国人治病除中医外，还有祝由十三科。祝由科是指古代医术的一种流派，即祝说病由。是在催眠的状态下，医患双方的一种互动，不需要针灸、用药，或较少用药的一种治疗方法。唐代太医署中设立咒禁科，到了元明之际太医院设有祝由等十三科。“祝由”的概念很广，包括禁法、咒法、祝法、符法，翻译成今天的词汇就是，暗示疗法、心理疗法、催眠疗法、音乐疗法等。
1775年，奥地利的麦斯默用磁铁作为催眠工具，最早把催眠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并临床施用，建立了一种神秘的“动物磁气说”。1841年英国外科医师杰姆斯·布雷德才对催眠现象作了科学的解释，认为是治疗者所引起的一种被动的类睡眠状态，并借用希腊文“hypnos”（即“睡眠”）创造了“hypnosis”（催眠）一词，至今一直沿用。
被误导的潜意识
人类虽然早就意识到催眠具有神效，但是它展示的一些现象扑朔迷离，难以解释，所以催眠术尚不被主流科学所接纳。近年来美国科学家的一些精深拓展研究，逐渐破解了它的一些奥秘。其实，人类潜意识世界五彩缤纷，奇妙无比！
被催眠者可躺可坐，少时平静，催眠师开始催眠，其声音轻缓而富韵律：“请抬头……慢慢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把气呼出，放松双眼，让身体飘起来……想象你正漂浮在浴盆中、平静的河面上，或正漂浮在碧蓝静谧的天空中……呼吸要一次比一次自如……让身心都融入这美妙的仙境……”【斯皮格尔】
随着催眠师不断重复的话，被催眠者渐渐进入催眠状态，有的稍有困意，有的轻声酣睡，有的身体僵直。但无论他们处于何种状态，都能听从催眠师的指令，活动自己的肢体。 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教授戴维·斯皮格尔和他的父亲老斯皮格尔都是催眠术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尤其是老斯皮格尔，一生矢志不渝，身体力行。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首次在战地
“李嘉图恶习”和熊彼特“厄运”
一
马克.斯考森在《现代经济学的历程》中称李嘉图为“令人爱恨交加”的经济学家。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斯考森之所谓“爱”或者“恨”都与经济自由主义有关。李嘉图之所以“可爱”，因为他的理论维护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他的“比较优势原理”为自由贸易开辟了道路；而李嘉图之所以“可恨”，则是因为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利益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实质。李嘉图之“令人爱恨加价”还体现在后人对其研究方法的矛盾态度上。
同斯密相比，李嘉图的方法论是一个进步。在斯密那里，抽象主义和经验主义，逻辑演绎和描述归纳同时存在。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斯密方法论的二重性导致其理论的矛盾性。李嘉图采用的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方法：在简单公理基础上，通过逻辑演绎建立体系。如果说科学意味着对本质的揭示，对规律的探索，那么抽象和演绎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如亨利.庞加莱所说：“科学是由事实逐步建立的，正如房子是由石头渐渐垒砌的一样；但是，一堆事实并不是科学，正如一堆石头不是房子一样。”①【斯皮格尔】
李嘉图并不是最早应用抽象演绎研究经济学的思想家，比他早一百多年的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可以看成是抽象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早期尝试。但是，由于李嘉图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成功，由于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作为经济学经典的特殊地位，其抽象演绎方法的应用在经济学历史也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如罗伯特.F.赫伯特和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所说：“李嘉图严密推理的分析体系显示了一种方法论的严密性，这种严密性是他的前辈或他的同时代经济学家所不
及的，而且这对羽毛未丰的科学的成功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②马克.布劳格也给予李嘉图极高评价：“如果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部分析的机器，是一种思维方式，而非一大堆具体的结论，那么就是李嘉图真正发明了经济学这部机器所使用的技术。”③基于李嘉图对经济学方法论发展的贡献，萨缪尔森将其称为“卓越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④
二
抽象分析和逻辑演绎的目的是建立科学体系，而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解释世界。当李嘉图“用严格的逻辑把经济整体简化为几个变量，然后在他看来自明的假设的基础上推理出结论”⑤时，他的体系比斯密更加严密，更加接近于科学。但是，抽象了现象和事实，割裂了制度和历史，这样一个“科学”体系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甚至是丧失了。
抽象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必要手段，毕竟，科学是系统的分析而不是简单的描述。李嘉图方法的问题不是抽象和演绎，而是过分的抽象和演绎。与李嘉图同时代的西斯蒙第对李嘉图的过分抽象也非常不满，他挖苦说，李嘉图的经济学“陷入抽象的概念里，可以说已经变成一门占卜学了。”⑥他说，自称只有25人能够理解的李嘉图经济学与其说是新经济学还不如说是新语言学。
在《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将李嘉图这种——在不现实的假设前提下建立抽象模型，借助于演绎推理和数学分析，证明想要得到的结论的——方法，叫做“李嘉图恶习”。按照马克.斯考森的解释，“李嘉图恶习”就是“理论和历史的长期分离。它剥离经济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是纯粹的演绎推理加上数学公式，完全无视历史、社会学、哲学和制度框架。它是在不现实的、甚至是错误的假定下进行抽象的思考，建立抽象的模型。”⑦
形式化是经济学实现其科学目标的法宝。“李嘉图恶习”——对抽象和演绎的过分依赖——于是成为新古典以来经济学方法的痼疾。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中，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数学基础》中，在新李嘉图主义者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中，技术而不是思想，数学而不是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的主体。这样的“经济学”同斯密的经济学相比已经面目全非，科斯嘲弄其为“黑板上的经济学”。
三
作为历史学派的传人，熊彼特对“李嘉图恶习”的排斥态度可以理解。 在熊彼特出生那一年——1883年，奥地利学派的卡尔.门格尔发表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提出演绎和抽象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同年，德国历史学派的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在公开演讲中对此进行了恶意评论。双方于是展开了持续十年的方法论斗争。这场争论对熊彼特经济学方法论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熊彼特同情强调抽象和演绎的奥地利学派。在他看来，只有应用抽象和演绎才能揭示规律，只有应用数学，才能统一支离破碎的经济学。在他看来，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非瓦尔拉斯莫属，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智力成就。同时，在熊彼特成长过程中，历史学派是德国经济学的主流，其对历史和事实的强调毫无疑问渗透进了熊彼特的方法论观念中。——熊彼特曾经同桑巴特一起被称为施穆勒的门墙桃李。历史学派的影响强化了熊彼特方法论中对历史和事实的依赖，对“李嘉图恶习”的批判又削弱了熊彼特的抽象能力，这一切成为他科学研究的严重障碍。
熊彼特和凯恩斯同生于1883年，——那一年，19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去世。对熊彼特来说，与凯恩斯生在同一个时代似乎是他的“厄运”——尽管他有着卓越的天才，但凯恩斯的存在使他未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1911年，熊彼特完成《经济发展理论》后，开始研究货币问题。熊彼特不满于李嘉图或凯恩斯那种通过简单模型进行逻辑演绎的方法。他试图构建一个动态的货币理论模型，这一模型包括众多的参数，每一个参数又包括众多具体而现实的影响因素。在这样的前提下，熊彼特的“理论”只能是对现象的说明或描述，但熊彼特却力求使其理论化和一般化。纠缠于理论和现实的冲突，在一般性和简化性之间进退维谷的熊彼特到死都未能完成其货币理论。而凯恩斯借助于熊彼特所反对的“李嘉图恶习”却在1923年和1930年分别出版了《货币改革论》和《货币论》。
大危机之后，传统周期理论失效了。熊彼特计划以创新理论为基础，对周期作出新的解释。1934年，熊彼特开始写作《经济周期》。对“李嘉图恶习”的反感以及对历史和事实的过分依赖使他不断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研究难度增加、研究周期延长。1939年，《经济周期》才得以出版。而此前的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已经出版。相比之下，凯恩斯的《通论》模型更简单，结论更简明，方案更可行。而熊彼特的著作，模型过于复杂，无法提供简单的数学结论也没有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
在与凯恩斯的两次竞争中熊彼特都失败了。熊彼特的失败，实际上是方法论上的失败。历史学派的影响使熊彼特过分依赖历史和事实，而对“李嘉图恶习”的反感和拒斥成为他疏离抽象和演绎的重要因素。
四
科学的研究和体系的建立需要借助于抽象和演绎。离开抽象和演绎，无法实现对象的统一，研究只能是分类和描述。其实，即使是分类和描述，也不能离开对对象的整体把握，而整体性只能借助于抽象来理解。
对经济学来说，成为科学的手段同样是抽象和演绎。没有抽象和演绎，就没有分析和理论，就没有科学和体系。就如同一堆建筑材料，不经由一定的程序、工具和方法，就不能组合成为建筑。
经济学是用来解释现实世界的。抽象和逻辑有助于理解事物的本质，探索事物的联系，预知事物的发展。但抽象需要一个适当的度。过分的抽象可能会丧失对真实现象的把握能力，而过于依赖演绎所把握的可能不是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仅仅是抽象范畴之间的抽象联系。——而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张图纸而是一座大厦。
对经济学的发展而言，“李嘉图恶习”确实危害深远，过于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丧失解释力就是一个证明。但是，摒弃“李嘉图恶习”并不意味着摒弃抽象和演绎。将洗澡水和小孩一起倒掉，其结果只能是熊彼特所陷入的“厄运”。
附：本文刊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8年7月18日
①亨利.庞加莱：《科学与假设》，转引自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P87 ② 罗伯特.F.赫伯特、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P139
我们可能是宇宙中唯一智慧生物
人类的兴起，充满着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如果地球的温度、水、大气等等条件有一项达不到，地球肯定不会有人类存在了。同样，在宇宙里，虽然恒星如沙，也必然会存在着生命体，但是能否进化人类这样的程度，一切都是未知数。
依据外星人存在论的假设前提，多年以来科学家一直致力于搜寻地外智慧生物，但到目前为止仍未探测发现外星球的智慧生命。目前，最新一项分析可能破灭科学家关于外星人存在的乐观态度。
对外星智能探索(SETI)科学家使用德雷克公式(Drake Equation)来计算外星人使用无线电进行通讯的可能性，据悉，德雷克公式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SETI协会的弗兰克-德雷克(Frank Drake)提供的外星人计算公式，它以一系列因数乘积公式来粗略地计算宇宙中发射无线电信号的智慧生命，这些因数包括：恒星数量、拥有行星的比率、适宜生命的比率、行星上出现生命的可能性，以及出现智慧生命可能性等。
德雷克公式中的所有因数具有较高的推测性，尽管如此，德雷克和其它研究人员对这项研究寄予较高的猜测，估计宇宙中大约存在10000个具有科技理解能力的智慧文明，它们很可能在向地球发射无线电信号。这使得一些科学家认为未来二十年内将探测到外星人的无线电信号。地球人可能是宇宙中唯一智慧生物
目前，科学家对德雷克公式过于乐观，在该公式中，拥有水资源、岩石表面和大气层的适宜居住行星存在生命体的可能性接近100%。相同的基本定律将应用于整个宇宙，依据德雷克公式在地球较早历史时期会出现生命体。俄罗斯天体物理学
家安德烈-芬克尔斯坦(Andrei Finkelstein)在近期召开的对外智能探索记者招待会上称，生命起源是不可避免的，就如同原子结构的形成。
在arXiv.org网站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中，普林斯顿大学天体物理学家大卫-斯皮格尔(David Spiegel)和东京大学物理学家艾德文-特纳(Edwin Turner)称，依据德雷克公式来计算外星人的存在是大错特错的!
他们使用一种叫做贝叶斯定理(Bayesian reasoning)的统计方法推断出地球上的生命体在宇宙范围来讲是非常罕见的。基于最新分析，斯皮格尔和特纳称，他们抹去了一个科学家感觉“确定性”较高的德雷克因数，并以一个问号进行代替。 地球上出现生命仅用了几亿年时间，但研究人员指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地球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进化形成现今的人类。事实上，人类的出现是幸运的。对于智慧生命在地球上进化形成需要至少35亿年时间，使现今生命体在地球上出现的唯一原因就是物种进化启动时间较早，其中必不可少的幸运因素是适宜居住行星真实生命出现概率是完全不受支配的。
地球人可能是宇宙中唯一智慧生物 （3）
天文学家宣称，尽管目前发现大量的系外行星，但发现外星人的概率却几乎为零，很可能地球人类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在数以百万的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均有不同程度的神秘外星人的想像。日前，天文学家宣称，尽管目前发现大量的系外行星，但发现外星人的概率却几乎为零，很可能地球人类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
大数据与企业战略
大数据（Big Data，Mega DataA），或称巨量资料，指的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
19世纪以来，因为信息缺乏和信息流通收到限制，社会对数据的运用停留在抽样调查和样本分析层面，调查结果并不精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很多互联网公司可以获得大量有价值的数据，这开启了大数据模式。大数据时代不再用随机分析方法，而是从采用全数据或者所有数据的方法：样本=总体。
《大数据时代》一书中记载：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储存数据，而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获得由巨大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或深刻洞见；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大数据还是改变市场、组织结构，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方法。
大数据与云计算密不可分，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大数据搜集和储存是基础，大数据计算和分析才是关键。例如：谷歌利用重复使用搜索关键词来检测流感传播；IBM利用分析模型来确定电动汽车电池充电的最佳时间和地点；百度利用人们上网浏览的页面和输入信息，来推荐广告；去哪儿网利用机票销售数据来预测未来的机票价格等等。再比如；MasterCard Advisors搜集和分析了210个国家15亿张信用卡用户650亿条交易记录，用来预测商业发展和客户的趋势，如果一个人下午四点左右给汽车加油，很可能接下来一个小时去商场购物或餐厅吃饭，商家正是需要这样的信息，来促销它们的产品。
大数据在运用中发挥了巨大价值潜力，但同时大数据还会带来威胁，大数据分析会威胁到人们的隐私，会损害到个人利益。
针对人们这种威胁，斯坦福大学两位学生埃文·斯皮格尔（Evan Spiegel）移动图册鲍比·墨菲(Bobby Murphy)创办是一款“阅后即焚”照片分享应用，即Snapchat（快照）。利用该应用程序，用户可以拍照、录制视频、添加文字和图画，并将他们发送到自己在该应用上的好友列表。
Snapchat该应用最主要的功能是所有照片和用户信息都有一个1到10秒的生命期，用户拍了照片发送给好友后，这些照片会根据用户所预先设定的时间按时自动销毁。而且，如果接收方在此期间试图进行截图的话，用户也将得到通知 在2011年9月上线，如今用户每天通过Snapchat上传1.5亿张照片。2013年11月13日，Facebook向Snapchat提出30亿美元的收购要约，此后不久，谷歌提价竞购，出价40亿美元，但都被拒绝。2015年1月3日，Snapchat刚刚完成了4.86亿美元的融资，跻身美国十大风投交易。
《华尔街日报》将大数据时代、智能化生产和无线网络革命称为引领未来繁荣的三大技术变革，麦肯锡公司的报告指出数据是一种生产资料，大数据是一个创新、竞争、生产力提高的前沿，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认定：大数据为新财富，价值堪比石油。
随着全球互联网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网络用户通过多种终端、多种平台输出数字内容，驱动整个互联网世界迈入“大数据时代”。有资料显示，1998年全球网民平均每月使用流量1MB（兆字节），2000年是10MB，2003年是100MB，2008年是1GB(1GB等于1024MB)，2015年超过10GB。
当我们把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当作抒情或者发议论的工具时，华尔街的敛财高手们正在挖掘互联网的“数据财富”，先人一步用其预判市场走势，而且取得了很多收益
1、华尔街根据民主情绪抛售股票；
2、对冲基金根据购物网站顾客评论分析企业产品销售状况；
3、银行根据求职网站的岗位数量，推断就业率；
4、投资机构搜集并分析上市企业声明，从中寻找破产的蛛丝马迹；
5、美国疾控中心依据网民搜索，分析全球范围内流感等病疫的传播状况；
6、奥巴马的竞选团队依据选民的微博实时分析选民对总统竞选人的喜好。 大数据到底能给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商业机会呢？
1、数据租售服务：服务提供商聚焦某个行业或者领域，将数据集合发送给客户，以销售或者租赁来获取报酬的方式；
2、数据分析报告：对通过多种策略获取的大数据集，运用数据统计，数据挖掘等科学方法，对数据的特点、规律、未来变动趋势进行分析与判断，把分析判断结果提供给客户的服务；
3、数据分析平台：通过弹性租赁的方式为用户提供集数据存储能力、运算能力与分析能力为一体的平台服务；
4、决策外包服务：对通过多种渠道获取的大数据集进行分析预测，并基于分析预测结论，为客户提供某些业务流程的决策外包服务；
5、数据分享平台：平台服务商基于其拥有的数据资产，为用户提供云数据库，数据推送，数据集成服务，同时开放数据接口，提供开发环境，供开发者进行基于数据的应用开发从而获取利润分成；
6、数据交易平台：平台提供商为数据所有者和需求者提供数据交易，交换的第三方服务平台。作者：华智晟远（北京）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 石泽杰
阐幽发微与断章取义
“阐幽发微”语出《易经》：“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作为认知方式或者认知过程，其意思是将深奥而隐含的思想阐发和挖掘出来。就经济思想研究而言，阐幽发微可能代表某种境界；从前人的经典中挖掘出适于解释今天现实或者验证现代学说的思想，应该是洞察力的一种表现。达到这样的境界，要求研究者既熟练掌握现代经济学，还要具备关于思想史以及经典著作的相当素养以及一定的学术想象力。不过，即使具备相同的学养，面对相同的经典，不同研究者的解读也会有不同的认识，这涉及到解读或研究的视角问题。研究视角可能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价值相关性”有关。我们相信任何研究者对经典的解读总有特定的目的，特定的目的决定了特定的视角，而特定的视角又决定了特定的认识结果。于是，阐幽发微就可能面临客观性或者真实性的问题。现代的研究者对经典的解读是否吻合经典作者的愿意，解读者在多大程度上在表达了原作者的思想，又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借经典来阐发自己的思想，这似乎是一个问题。
实际上，解读经典只是解读者表达自己思想或者观念的一种形式。客观性或者真实性归根结底只是一个伪命题。斯密已经死了，不管你怎么说他，他是奈何不了你的。美国左倾经济学家迈克尔.佩罗曼在其《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经济学的一种诠释》中，就别有用心地将斯密诠释成一个重商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的坚定维护者被描绘成自由主义的反对者，没有比这更歪曲更丑化更耸人听闻的了。但斯密死了，佩罗曼怎么说都无所谓了。在学术或者学说的市场上，一种思想或者理论的生命力不是取决于其客观性或者真实性，而是取决于其市场竞争力。思想或者学说的市场竞争力又取决于其引导或者迎合学术潮流的能力、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贴合度、其对主流或者强势阶层的维护或辩护能力，等等。对经典的解读也是这样。一种解读成为真理还是谬误，不是取决于解读的客观性或者真实性，而是取决于这种解读最终被学术市场接受的程度，取决于它是否构成主流思想或学说的支持力量，是否构成主流阶层利益的辩护力量。从如此现实
的角度理解问题，如果对经典的解读是一种有价值的研究方式的话，不可避免的断章取义也就具有合法性了。
约翰.海尔斯（？—1571）的《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中讲到各类知识的作用时有这样一段话：“要是任何一位统治者或顾问都没有读过哲学，特别是教导举止行动的那部分，那么，会有什么样的正确态度，会有什么样的秩序井然的正直国家呢？„„道德哲学所忽视的是国家的那一部分呢？难道它没有首先教导每一个人应当诚实而有利地控制他自己吗？其次，它还教导他应当怎样英明地管理他的家庭；第三，它指明一个城市、王国或其他任何性质的国家无论在承平时期或战时都应井然有序和治理有方。哪样的国家可以不必保有一位精通这种学问的统治者或顾问呢？这涉及到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如果执政者咨询和听从许多精通这门科学的人的意见，国家就会有条不紊，很少有人能理直气壮地表示不满。所以那位天才的哲学家柏拉图说，要算国王是一位哲学家或一位哲学家是国王的国度最幸福了。”（伊丽莎白.拉蒙德 编：《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P41）
要从海尔斯的这段话中解读出他对确立经济学在正式的学科体系中的地位的努力是不容易的。至少，海尔斯的表述即使不是很晦涩，也不是那么明确；即使联系前后文，也很难得到清晰的线索。但是，在经济思想史学家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的解读中，海尔斯的这段话表现出他对在正式的学科体系中为经济学寻求合法地位的一种努力，他将有关财富管理的学问置于正式的学科“道德哲学”之下，使其成为“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从此经济学就有合法的学科地位。斯皮格尔说：“海尔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知悉将其新创思想条理化的必要性，因而试图为其思想在科学的等级体系中找到一个位置。……海尔斯毫不犹豫地宣称，经济思想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他以此确立了一种传统。英格兰思想中最有才智的头脑纷纷遵循这一传统，从洛克和休谟到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亨利·西奇威克和约翰·内维尔·凯思斯。通过令哲学家对于世俗事务的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负有责任，柏拉图式的使哲学家成为国王的理想得到了最接近的实现。„„倡导经济学成为道德哲学的分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英国
经济思想的卓越发展并且与大陆的政治哲学鲜明地区分开来。”（亨利·威廉·斯皮格尔： 《经济思想的成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P72）
由于从海尔斯的文献中得不到明确的关于确立经济学学科地位的解说，我们只能说是解读者斯皮格尔希望找到关于经济学学科地位确立的历史依据，而在海尔斯那里，有着解决这个问题的线索——尽管这个线索很模糊。斯皮格尔认为是这样，海尔斯也就只能这样了。当然，我愿意承认斯皮格尔的这种解读，愿意相信约翰.海尔斯为确立经济学的学科地位作出了努力。因为这种努力对于经济学提高其学科地位，彰显其学说影响是有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就算斯皮格尔的解读有着断章取义的嫌疑，也还是可以接受。
更加意义重大的阐幽发微和更加明目张胆的断章取义来自罗伯特.巴罗对大卫.李嘉图（1772—1823）的解读。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第十七章“农产品以外的其他商品税”中，有着这样一段关于举债或者征税的影响的论述：“如果为了一年的战费支出而以发行公债的办法征集2000万英镑，这就是从国家的生产资本中取去了2000万英镑。每年为偿付这种公债利息而征课的100万英镑，只不过是由付这100万英镑的人手中转移到收这100万英镑的人手中，也就是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实际的开支是那2000万英镑，而不是为那2000万英镑必须支付的利息。付不付利息都不会使国家增富或变穷。政府可以通过赋税的方式一次征收2000万英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必每年征课100万英镑。但这样做并不会改变这一问题的性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 年版，P208）在这段文字中，如果要说存在关于“等价”意思的话，我相信李嘉图说的是——政府为筹措战争经费，采取一次性征税或者发行公债，其经济影响是相同的或者等价的。这种“等价”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政府为战争筹措经费，无论征税还是举债，都使生产资本减少相同数目；（2）为公债支付利息，不会使国民财富增加或者减少，也就是说，公债并不比征税更好或者更坏；（3）无论征税还是举债，都减少居民的消费支出，征税和举债的区别仅仅在于一次性还是多次性减少居民消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李嘉图的阐述中有着“等价”的含义的话，指的是征
税和举债对国民经济都有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等价的。罗伯特.巴罗的解读却不是这样。
罗伯特.巴罗是当代最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是理性预期学派的创始人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理性预期学派是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反对派走上历史舞台的。在凯恩斯经济学中，相对于征税，举债对经济具有扩张作用。更一般地说，凯恩斯主义相信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熨平经济周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巴罗早期也是一位凯恩斯主义者，但到了七十年代，他的研究趣向逐渐转到了凯恩斯主义的反面。从李嘉图的著作中“发现”“李嘉图等价假说”并将其扩展到理性预期经济学的研究中，是巴罗完成其研究转向的一个重要努力。他于1974年发表的著名论文《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提出了“李嘉图等价假说”，为理性预期学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前面说过，从李嘉图的文献中，确实可以读出“等价”的含义。但是，巴罗从李嘉图上述文字中读出的“等价”，却与李嘉图所说的“等价”大相径庭。巴罗的“李嘉图等价假说”认为，在完全资本市场、代际利他及公众理性的前提下，举债融资或者税收融资并不影响实际经济变量。以举债融资对消费的影响为例：举债虽然会相对增加消费者的当前收入，但消费者不会增加当前消费，所以凯恩斯主义所期待的举债的扩张效应不会出现。原因在于，即使消费者当前收入相对增加，但具有理性预期能力的人们会预期到未来税收的增加（因为举债不过是移动了征税时间）；况且消费者具有代际利他的行为动机，也就是说消费者会考虑到他目前的消费或者储蓄行为对其后代的影响而且其关心后代的生活，或者说可以从后代人的消费中得到某种效用满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收入相对增加，消费者也不会增加消费，而是会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的税收负担。可见，巴罗所说的“等价”指的是税收融资与举债融资在都不影响实际经济变量的条件下的“等价”，这与李嘉图所说的征税与举债对经济运行具有相同影响的“等价”完全不同。
在李嘉图进一步的分析中，他似乎相信从长期来看税收和举债的影响并不“等价”，举债有着对经济的更大的破坏力。李嘉图提出的两个理由是：（1）举债融资“这种办法会使我们不知节俭，使我们不明白自己的真实处境。假定
战费是每年四千万镑，每人每年应为这笔战费捐纳一百镑。如果立即令其缴纳应缴款项，他就会设法迅速从收入中节约一百镑。但在举债的办法下，他就只要支付这一百磅的利息，即每年五镑，并会认为只须在支出方面省下这五镑，因而错误地认为自己的境况还和以前一样富足。如果全国人民都这样想，并这样做，因而只节约四千万镑的利息即二百万镑；那么所损失的就不仅是把四千万镑资本投在生产事业所能提供的全部利息或利润，并且还有三千八百万镑，即他的储蓄和开支之间的差额。”（2）举债还会导致资金外流，“每一个纳税人都想规避纳税负担并把它转嫁到别人身上。终至使携资外迁、另觅可以免除这种负担的国家的念头变得难以抗拒。”（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 年版，P210、211）
可见，巴罗对李嘉图的解读有着更加明显的断章取义的嫌疑。不过，巴罗的阐幽发微式的解读即使缺乏客观性或者真实性，也不影响它对于经济学尤其是理性预期经济学的影响。实际上，巴罗所阐述的“李嘉图等价假说”成为他最重要的经济学理论贡献之一，也成为理性预期学派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理性预期学派在经济学界的地位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巴罗的“李嘉图等价假说”也成为最有影响的宏观经济学命题之一。而且，在理性预期学派清算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李嘉图等价假说”也是最有力的武器。在最近几十年的宏观经济学文献中，巴罗关于“李嘉图等价假说”的那篇论文有着最高的引用率。
从经典文献中“阐幽发微”是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有效方法。对理论经济学来说，解读经典以挖掘有助于解释现实或者验证及深化、扩展现代理论的思想，可能是理论发展所必须的。从韦伯的“价值相关性”来看，解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题材进行取舍或者对原作者所阐述的含义进行扩展，也有其合理性——只要这种选择或者取舍符合经济学的逻辑，符合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当然，如果功利地或者现实地理解问题，只要这种解读能够吻合学术发展的潮流，能够贴合主流意识形态，能够迎合主流阶层的利益辩护要求，就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愿意赋予“断章取义”至少是中性的评价。不过，即使断章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