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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事业单位申论热点：老龄化
材料：
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据预测，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超过4亿，届时每3人中就会有一个老年人。
民政部部长、全国老龄办主任李立国表示，我国空巢和独居老年人近1亿人，60岁以上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约3500万人，要把帮扶困难老年人作为发展老龄事业的重中之重。
根据联合国定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时，通常认为这个国家进入老龄化。
全世界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只有中国。2亿老年人口数几乎相当于印尼的总人口数，已超过了巴西、俄罗斯、日本等人口大国的人口数。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总人口数，也能排世界第四位。
预计2033年前后将翻番到4亿，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将达到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银发潮”将对我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失能老人”的总数已经超过3700万人。未来几十年里，老龄化浪潮将会席卷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将会迅速提高，预计2015年，这一比例将 达到15%，2012年和2013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中形成的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2005年，相对每100名适龄工作成年人，仅有16名中国老 年人。这一老年抚养比到2025年将会翻番到32%，到2050年会再翻一翻，达到61%。到2050年时，将会有4.38亿中国人年龄达到或超过60 岁，其中1.08亿人超过80岁，2050年劳动者的负担将增长3倍。蓝皮书说，2012年和2013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中形成的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 高峰。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是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拐点，推动人口机会窗口逼近关闭，老年抚养比 从2012的20.66%上升到2013年的21.58%。
蓝 皮书介绍，由于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特征日益凸显。老年人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2012年全国约有2300万老年人属于 贫困和低收入者。城镇老年人口的宜居环境问题十分突出，七成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口居住的老旧楼房无电梯，高龄、失能和患病老年人出行困难。2012年农村留 守老年人已达5000万人。高龄、失能和患病老年人的照料护理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问题：结合材料里所讲的情况，联系实际，谈谈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参考答案】
一 是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不足，影响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人口老龄化导致老年抚养比提高，加重现有劳动人口的经济、精神等负担。三是人口老龄 化引起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致使家庭养老危机加大。四是人口老龄化使老年社会保障费用大幅增加，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社会影响”社会调查
报 告 书
题 目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姓 名肖俊廷 董兆阳 朱世杰 骆飞 高伟斌 宁俊杰 刘子言
学 院 健康科学学院
组
武汉体育学院教务处、思政部
2016年5月
武汉体育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成绩评定表
2015 — 20 16学年第2 学期 健康科学学院（系）应用心理专业 2015级【老龄化,中国2016,60,比例】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调研实践报告
导言：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重大问题，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人口老龄化导致经济资源配置关系的变化，将深刻影响经济增长色潜在动力。人口老龄化的效应是改变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即作为非劳动力的老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这是人类的人类资源结构的一种重大改变，而这种改变必然对应着经济资源配置关系的改变，即国民收入格局的改变。由此决定了，人口老龄化必然具有深刻多方面的经济效应。
一、我国老龄化高速发展的原因
1、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高生育率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过去在战争时期受到抑制的生育率产生反弹，与全球这时期的“婴儿热”一样，结婚、生育出现高潮，当时每对夫妇平均生育子女数一度超过7个，出生率最高的年份 超过40‰，这些婴儿在60年后陆续在各个年龄段形成人口高峰，最终进入老年期。
2、死亡率急剧下降，平均寿命迅速上升
解放前，中国人口平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建国后卫生事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全民健康水平，平均期望寿命在短短的10多年间提高到近60岁，每年增加1岁多。在平均寿命延长的初期，最大的受益者是婴儿和儿童，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前的200‰左右急剧下降至两位数，这就使得50至60年代出生的绝大部分婴儿有更为良好的生存机会活到老年。在我们庆贺社会发展、健康长寿的同时，也将迎来本世纪的银发高峰。
3、成功的计划生育工作缩减了总人口
计划生育在改革开放后成功的实施，50年代至60年代出生的人口基本不变，而后来的人口急剧减少，使得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幅度上升。总人口数量增长缓慢却使老龄化的过程突出起来，更加引人注目。
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老年人口规模巨大
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3亿人，2014年将达到2亿人，2026年将达到3亿人，2037年超过4亿人，2051年达到最大值，之后一直维持在3亿-4亿人的规模。根据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1/5，21世纪下半叶，中国也还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老年人口大国。
2、老龄化发展迅速
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
年以上的时间，其中法国130年，瑞典85年，澳大利亚和美国79年左右。中国只用27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
3、地区发展不平衡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特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早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宁夏（2012年）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
4、城乡倒置显著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中国的情况则不同。目前，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到21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这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
三、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不仅导致劳动适龄人口总量减少，同时导致劳动适龄人口的年龄结构趋于老化。而与人口老龄化相伴随的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这降低了新增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当劳动力新增数量地狱退出数量、新增速度慢于退出速度时，劳动力市场上年轻劳动力的数量越来越少，这必然使得劳动力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会劳动生产率。
虽然年长生产力的经验积累比较丰富，能在实际工作中发挥较强的指导作用，但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来说，生产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劳动者体力的好坏，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重要作用。老年劳动者在体力上、精力上都远远不及年轻人。这样一来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严重制约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另一方面。由于年长劳动力的技能更新相对较慢，不容易接受新的知识和技术。随着社会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新的行业，新的职业和新的工种将不断涌现，社会分工将更加复杂和频繁，而这些都要求劳动力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较新的知识技术结构，显然中老年劳动力过多将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老化，特别是一些专业技术人员的老化，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2、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将提高人口赡养比率，2005年10个劳动力赡养1个老人，到了2050年只要1.7个劳动力就要赡养一个老人。这就意味着在不降低养老保障待遇标准的条件下，劳动力的人均养老保障负担将一直不断加重。虽然养老保障成本由不同的责任主体所承担，但是人口老龄化提高养老保障成本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这些最终都会转化为劳
动力成本。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又会对产业竞争能力带来不利影响。现如今我国不少产业部门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有了很大加强，近年来，我国各类产品的出口仍然以较快速度增长。但是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大比较优势的产品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比较优势归根到底来源于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实际上，劳动力成本不仅包括工资，还包括养老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税费。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必然会对我国是产业在国际市场上造成冲击，从而阻碍我国经济发展。
3、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趋于老化，年长劳动力因智力衰退，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下降，创新精神不足，不能适应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职业的转换和必要的调动，不利于企业的改革创新。而随着社会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新的行业、新的职业和新的公众将不断涌现，传统的产业和行业逐渐衰退消失，社会分工将更加细致和频繁，劳动者变换职业的速度更快，老化的劳动力对职业变动的适应能力较差，较难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所以，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不仅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不利于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老年人作为一个有别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由于生理、心理、经济情况等特征的特殊性而产生消费的特殊性。老年人口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都有其自身需求和消费的特点，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和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的需求和消费特点对市场和产业结构产生越来越大的冲击。使原有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再适应人口老龄化社会的需要，从客观上要求由老年市场需求增长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中包括所有满足老年特殊需求的生产、经营、服务等方面的发展。因此人口老龄化又从多方面影响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为老年人口群体消费服务的产业迅速崛起。
4、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赡养率提高所带来的直接影响。由于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的下降，我国赡养年龄人口相对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即人口赡养率相应地不断上升。赡养率的提高还体现在我国社会养老保险计划中，参保的退休职工相对于在职职工的赡养率的不断上升。每负担一位退休职工的在职职工人数，在20多年中缩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城市地区的情况更为严重。
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险的影响。退休人数急剧增加，医疗总费用增加；在职人员趋于减少，缴费者人数相应减少；退休后平均期望寿命提高，享受医保的时间相应延长；退休人员
人口老龄化调查报告（一）
随着我市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老龄问题与老龄事业发展已成为人们高度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为了解我市人口老龄化发展状况，解决老年人的需求问题，促进老龄事业发展，市政协于近期组织调查组，就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市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
国际人口学会编著的《人口学词典》定义：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或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0%的人口结构称为“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4%、或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20%，称为“老龄社会”。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20**年11月，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了8811万人，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已步入老龄化国家行列。截止到20**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8.87%。我市相对全国大部分地区而言，人口老龄化发生时间更早，发展速度更快，最近十几年，本市人口总量连续负增长，截止到目前，全市共有60岁以上老年人49.05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9.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
老年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且老年人口的高龄化速度持续加快，势必对经济、社会、家庭等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老年抚养比上升，加重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老年人养老金支出总额将不断增大；二是人口老龄化改变了消费人口和生产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而消费结构的变化必然影响到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等的变化，从而引起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催生老龄产业的兴起与蓬勃发展；三是老年阶段慢性病取代了急性病和传染病，成为健康的主要威胁，医疗模式向侧重长期保健和疾病预防方面转变，高龄人口的增加将导致医疗保障资金的迅速增加；四是“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和高龄老人不断增加，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弱化，将引起代际关系在供养方式、居住方式、照料方式、交往和沟通方式等方面的变化，家庭养老功能部分向社区和社会养老转移已成为必然，导致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加大；五是在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不断攀升的情况下，老年人群体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越来越大。
二、我市老龄事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市委、市政府以及民政、社保等职能部门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制定了一系列的老龄政策，在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提高老年人社会福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几年，我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各项政策不断得到调整、补充和规范，已渐成体系，在实践应用过程中得到了较大发展，也取得了较好成绩。但总的说来，该体系尚不完善，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形势、老龄事业的总体要求和老年人的期盼与需求还不尽适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本养老保险“空账”运行。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试行的是现收现付加部分积累的“统帐结合”制度，由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时，政府没有承担相应的转制成本，个人账户中的资金被挪用去发放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十几年来一直处于“空帐”运行状态，财政承受的现收现付运营方式的压力很大。
二是老年社保总体水平不高。我市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已基本覆盖了城乡全体居民。尽管能够将没有社会养老保障的老年人全部纳入在内，但当前能够实行的只是广覆盖、保基本的低水平保障，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相比，与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相比，城乡居民养老金基数太低，仅能起到最低生活保障的作用。
三是养老设施不能满足需要。目前，我市有各种养老机构82处，总床位1.3万张，占老年人口总数不足2.7%。该比例离欧美地区5%—7%的水平相距较远，现有养老设施在数量上还无法满足老年人的需要。另外，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的积极性不高，这也是与先进国家和地区存在较大差距的重要原因。
四是老年社会救助能力偏低。当前，严格的城乡低保准入制度，将部分处于贫困线边缘的老年人排除在外，且由于老年医疗保障整体水平较低，少数老年人家庭还存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而在社会慈善事业还没有完善的社会捐赠法规、未形成稳定的善款筹集和增值渠道，在老年社会救助方面的能力还偏低。
五是公共服务力度仍需加大。我市实行老年社会优待政策以来，受到了广大老年朋友的普遍欢迎。但由于受当前公共服务能力的制约，再有，由于部分服务场所属于非政府投资主办或控股，在对老年人提供免费、优惠服务方面，还缺少必要的财政资金支持，因此对老年人的优待力度还比较小。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几点建议
据专家分析预测，**年—**年，我国将进入加速老年化阶段，预计到**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将达到31%以上。我市老年化进程相对全国来得会更早，来势会更猛，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民生目标，营造关心关爱老人的社会氛围，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高度重视老龄事业，促进老有所养制度化、常规化。“白发浪潮”来势很猛。老龄问题不仅仅是老年人个人、老年人家庭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必须着眼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充分认识解决老龄问题的艰巨性、长远性，在现阶段老龄化形势相对缓和的条件下，未雨绸缪，做好各项基础性工作，以迎接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一是加强政策研究。吃透国家关于养老、医疗保险等相关政策的精神，制定符合我市实际的普惠政策，逐步完善养老金支撑体系。一方面，建立多层次的基金筹集模式。改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鼓励和指导有条件的单位建立企业和职业年金，鼓励个人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增加养老储蓄，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另一方面，加大政府对社会养老事业的投入，建立科学合理的城乡低保准入制度，将部分处在贫困线边缘的老年人纳入到保障范围中。加快医疗体制改革，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扩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改革公费医疗制度，提高城镇居民大病医疗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水平，提高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二是加快设施建设。建议市及各市区政府拿出部分资金，抓紧对现有养老设施进行升级改造，特别是对一些农村敬老院，要由市民政局制定统一的改造标准，统一进行资金调拨和改造验收，进一步强化养老服务机构承载能力。要有计划地投资兴建一批示范性老年设施，根据实际需要，修建集居住、休闲、文化、康复、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颐养中心、养老院、敬老院等。对一些闲置的场地如空闲的托儿所、小学、培训中心等，可转办成为养老设施。三是加大扶助力度。完善社会敬老优待政策，适当扩展优待项目，适度扩大优待人群，以使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便捷、优惠的社会敬老优待服务。制定社会慈善事业发展和社会捐赠免税减税政策，增强社会参与慈善事业的责任感，建立稳定的善款筹集和增值渠道，拓展慈善资金劝募方式，拓宽老年社会救助面。建立贫困老人应急救助制度，对因突发事件陷入特殊困难（如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年人给予应急救助。
二、扶持培育老龄产业，促进老有所养市场化、社会化。老年人群是“夕阳人群”，而老龄产业却是货真价实的“朝阳产业”。不断壮大的老年群体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消费大军，无论是对食品、饮品、保健品、医疗药品、保健器械还是娱乐用品，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消费需求，形成了庞大的消费市场。从提高社会养老服务能力，推动老龄产业理性发展着眼，当前应抓好三个方面：一是制定发展规划。把老龄产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规划，列入服务业整体发展中综合运筹，在制度规范、政策引导、计划协调、经费支持、宣传教育等方面，充分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特别是在建设用地上早做打算，提前编制养老服务设施用地规划，将养老服务项目需要的土地指标落实到空间布局上。各级政府设立的服务业发展扶持资金中，应安排给养老服务业一定份额，主要用于扶持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和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二是鼓励社会投资。启动社会投资机制，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实行“谁投资、谁管理”，依法进行经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从多方面创造条件，包括给予政策扶持，支持老龄产业发展。如优先审批建设用地、享受减免税政策、优惠贷款、优惠用水用电等，鼓励养老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三是发展相关产业。随着老年人需求层次的提高，养老服务形式和内容将逐渐走向社会化、多样化。要顺应老年人物质、文化消费等需求，引导支持各医疗机构开展老年护理、医疗保健、临终关怀等服务，引导支持家政服务业，开展日间照料、文化娱乐、精神慰藉服务等等，切实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镇（街道）敬老院、老年公寓要努力扩大服务范围，向居家老人提供日间托养、短期寄养、配送餐等服务，开放老年文体活动场所；完善服务功能，建立和完善集供养、寄养、社区照料和居家养老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服务体系，实现向区域性社会养老服务中心转型。
三、着力规范老龄行业，促进老有所养专业化、规范化。当前为老年服务的大市场尚未完全形成，落实各项老龄政策，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需要大力加强老龄行业的专业化、规范化建设。
一是制定行业规范。抓好养老服务机构的标准化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扶持培育行业组织，加强养老服务机构的自我管理能力。发挥民间团体的作用，建立居民与行政机关沟通的有效桥梁，将老年人的需要及时反映到有关部门，再针对需要对实行中的政策和规范及时做出调整。充分发挥各级卫生资源作用，加强社区和农村基层医疗队伍建设，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降低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和生活活动的失能率。
二是建立专业队伍。有计划地在高校、职业院校、中等技校增设养老服务的相关专业和课程，为服务老龄人群打下良好基础。经劳动部门批准，有关机构和单位可以开展养老服务培训业务，利用专业培训班、社区学校等形式，加快培养社会义工、老年医学、管理学、护理学、营养学以及心理学等方面的人才，提高社区及农村基层卫生技术人员的专业素质。
三是提高服务水平。加强职业道德培训，不断提高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和服务人员素质，定期进行养老服务工作专业教育、在职教育，走老年社会服务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之路。同时推动志愿者服务制度化和规范化。民政部门组建以医疗机构和志愿者为主的家访服务队，重点对高龄老人、残疾老人定期进行保健知识传授和辅导。重视预防体系建设，使只需生活护理的老人从医疗体系中剥离出来，让医疗保险制度起到应有的实效，节约医疗资源。
人口老龄化调查报告（二）根据国家统计局20**年4月28日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是宝贵的一手资料，从中揭示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一、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根据国际通行的判断标准，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从我国第六次普查数据可以看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占8.87%，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更确切地说，(
三、老龄化社会的形成原因：
目前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主要是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和出生率的下降引起的。
四、老龄化社会的应对方法：
1、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农村的医疗和养老体系，将是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仍旧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并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过渡到以社会养老为主，家庭养老为辅。
2、建立和健全关于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和法规是我国司法部门将要面对的问题。另外，我们也应该加强社会道德宣传，重拾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全社会共同关爱老年人。
3、重视“银发产业”的开发和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
4、注重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在医疗保障中，不仅要有身体保障，还应有精神保障。
5、充分利用老年人多样的人生历练、丰富的社会经验、积极平和的心态，让一部分有能力、也愿意为社会发挥余热的老年人，在社区建设、文化交流方面占据一席之地。
人口老龄化调查报告（三）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资料显示：人口老龄化将是中国21世纪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而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了，而这将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影响。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正确把握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规律，并积极采取相关措施，按照正确的思路和方向切实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一、我县人口老龄化情况介绍
（一）调查情况
【老龄化,中国2016,60,比例】
我县老龄办在全县范围内对老龄人口基本情况进行了一次初步调查，全县总人口****人，其中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人，占总人口的**%;65岁以上****人，占总人口的**%;80岁以上****人、90岁以上**人、100岁以上*人。全县空巢和独居老人***人，占老龄人口的**%;基本生活有保障或受到救助的老人***人；全县老少人口比为**l**。
（二）成因分析
促使我县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另一方面，成功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人口出生率不断降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县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日臻完善，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1964年“二普”时人口死亡率为15.59‰，1982年“三普”时下降到7.75‰左右，下降到6.04‰。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逐年增长，1989年为66.81岁，达到69.7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四普”以来的17年是我县老年人口增长较快的时期，以近10年发展最快。同时，1980年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县人口出生率下降，由1964年的45.34‰下降至的6.62‰，少儿人口逐年减少，从1990年的111491人下降至的39135人，从而更凸显了我县人口老龄化的局面。
（三）发展特点
1、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从最近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推测，我县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用了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进入老年型以后，又以每年接近4%的高速发展（全国为3%，湖北省为3.73%;）。
2、人口老龄化发展水平不均衡。受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影响，我县乡镇之间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不平衡。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是磨坪乡（25%），最低的是茅坪镇（12.23%）；超过全县平均数15.99%的有6个乡镇（磨坪、郭家坝、周坪、屈原、归州、梅家河），低于15%的有5个乡镇（茅坪、水田坝、沙镇溪、两河口、泄滩）。
3、高龄老人增速较快。虽然目前我县仍以60—69岁的低龄老人为主，但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增长速度较快，目前高龄老人已达7117人，占老龄人数的11.4%。
二、我县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
我县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会在21世纪继续发展。理由有三：其一，我县少儿人口比重逐年下降，按前10年的速度推算，到20**年将下降至9%。其二，老年人口呈阶段性增长。目前至20**年，我县老龄人口年增长速度仍保持在4%左右，60岁以上的老年人总数将达到7.4万，占总人口的19.2%;65岁以上人口将达到4.3万，占总人口的11.2%。由于我县50—60年代有过两次人口出生高峰，20**年至20**年，50—60年代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老年期，年增长速度将突破6%，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8万多，占总人口的21%;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5.04万，占总人口的13.3%;20**年至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高峰，以后逐渐下降。其三，老年人口内部的高龄化发展较快。目前至2020年，我县老年人中仍以60—69岁的低龄老人为主，20**年以后的20年，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比例将逐年增大，逐渐达到20%。
三、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对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种种挑战，目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抚养体系发生变化，地方负担加重
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三普”时我县的总抚养比为56.27%，其中少儿抚养比为47.94%、老年抚养比为8.33%;“四普”时总抚养比为48.64%，其中少儿抚养比为39.39%、老年抚养比为9.25%;“五普”时总抚养比为41.27%，其中少儿抚养比为28.4%、老年抚养比为12.87%。虽然从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看，都在下降，但老年抚养比却在逐步上升，而且到一定的时间，少儿人口相对稳定，其抚养比不会再下降，而老年抚养比仍将在较长的时间内快速增长，势必加重国家或地方的负担。
（二）家庭功能弱化，老人赡养问题突出
【老龄化,中国2016,60,比例】
随着高龄老人的不断增多及老龄人口自身健康状况的变化，老人自我料理生活的能力不断减弱，而现代家庭不断“小型化”，老年人与其子女“
分家”现象极为普遍，加之劳务经济的兴起使得大部分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老人、空巢老人大量存在，这些老龄人口难以得到较好的生活照料或无法得到照料，主要靠老年配偶之间的相互照顾或自我照顾。尤其是一、二十年以后，社会上将大量出现“四二一家庭”，即一对夫妻要照料四位老人和一个子女，届时家庭养老的模式将受到严重挑战，子女即使在主观上有十分孝敬老人的愿望，客观上却无照料老人的条件和能力。
（三）老龄人口看病受限，福利设施无法满足需求
老龄人口大多患有与年龄相关的疾病，且三分之一以上的老年人需要自己或配偶支付医药费。据统计，我县农村老年人患病率为60.42%，而目前我县农村医疗网点设施落后、医治水平不高，加之近几年医药费上涨幅度较大，许多老年人因医疗条件或自身能力的限制，无法得到较好的治疗。我县现有城乡福利机构21家，共有床位1600张，容量十分有限。同时，老年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目前能供养老年人活动的场所较少，已有的活动场所由于活动器具少、无人组织、内容枯燥等而无法较好地开展，仍以打麻将、看电视为主的老年生活单调而无味。
（四）老年商品稀缺，供需矛盾突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龄人口的购买能力不断增强，对具有老年特色的商品（如拐杖、助听器等）需求量越来越大，但目前我县范围内适合老年人的商品不多，需远远大于供，直接给老龄人口的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同时由于老龄产品的缺失，从某种意义上缩小或削弱了我县社会消费。
四、迎接挑战的基本途径
早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中对加强老龄工作、发展老龄事业提出了一系列原则，我们应进一步强化认识、高度重视，正确认识我县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早做好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积极迎接我县人口老龄化高潮的到来。
（一）切实加强对老龄工作的领导
建议县委、县政府每年集体听取一次全县老龄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县的老龄工作提出任务和要求，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尽快理顺我县老龄工作机构，明确其任务和工作职责，配强工作人员，积极开展调查研究、综合协调、督促检查等工作。乡镇、街道一级配备老龄工作专职干部，村一级设老年协会，确保老龄工作任务落实到基层。对农村老龄人口、贫困老龄人口，在工作力度和财力支持上给予适当倾斜。
（二）将老龄事业列入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社会问题，时间跨度大，既要解决现实问题，又要考虑长远计划，应将老龄事业列入县、乡（镇）、村三级长期发展规划，在资金安排、市政设施建设等方面予以充分考虑，使老龄工作与其它社会事业同步发展。发展规划的制定应尽可能符合本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目标明确具体，便于操作。并将老龄事业的发展规划分解到各相关部门，年终进行检查考核，避免计划落空。
（三）不断健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坚持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鼓励各村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对现有的老年人实行集体所能承受的养老生活补助，努力让农村老龄人口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加快实施城镇养老金社会统筹步伐，不断扩大养老保险收缴面，改变养老金现收现付，甚至入不敷出的局面，真正实现社会统筹“积累储备”的功能，确保养老保险广覆盖、养老金正常发放。
（四）着力完善基层、社区老年服务体系
努力加快村（居）老年服务设施和为老服务组织建设，一方面将老年生活、活动设施纳入城乡建设发展规划，逐步做到每个村（居）都有活动室、医疗室、托老所和老年教育点；另一方面成立一批老年服务队伍（包括志愿者），为老年人开展低偿或无偿的医疗、娱乐、生活照料等服务。
（五）加强教育，促进健康老龄化
对各年龄阶段的人群开展各种健康知识宣传，为健康进入老年期、延长老年健康期奠定良好的基础。加强敬老养老道德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大力普及老年保健知识，鼓励老年人加强身体锻炼，提高自身修养，确保身心健康，促进社会实现健康老龄化。
（六）合理开发老龄产业，扩大社会消费。充分考虑老龄人口的各种现实需求和供应缺口，将大力开发老龄产业转到积极调整老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上来，既解决老龄人口之所需所急，又有效拉动社会消费。政府应加强产业引导，为相关企业提供老年消费需求信息，提供商品开发、产品生产的政策支持；同时引导老龄人口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帮助老年人合理消费，愉快生活。
综合新华社、《新京报》报道 今后，全国各地征收社会抚养费标准有望统一，县级财政部门应主动公开社会抚养费年度征收总额。近日，国务院法制办网站公布《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向社会征求意见。
近年来，我国社会抚养费(俗称超生罚款)征收存在征收标准全国不统一且差异较大，资金管理不规范、屡受公众质疑等问题。为此，新规拟统一征收标准，限制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明确规定，对符合政策规定，但不符合程序规定生育的，不予征收社会抚养费;
已生育一个子女，不符合政策规定再生育一个子女的，对双方当事人分别征收计征标准(城镇和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多胎的，加重征收，具体征收标准授权各省份制定。
根据新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一律由县级计生部门作出。这意味着，乡镇一级无权实施超生罚款。针对部分地方社会抚养费不纳入预算，变成政府“小金库”的现象，《条例》明确：社会抚养费上缴国库后，作为地方预算收入，统筹安排使用，不得返还或者变相返还征收机关。
同时强调：计划生育工作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财政予以保障，不得与社会抚养费征收数额挂钩。擅自改变社会抚养费征收范围、擅自调整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社会抚养费征收指标和任务、征收社会抚养费不出具合法收据、向征收机关返还或者变相返还社会抚养费、其他违反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的行为，都将追究责任。
《条例》还明确，社会抚养费征收有关规定必须向社会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社会抚养费征收的依据。
2016年卫计委二胎最新政策：
8月初，有媒体报道称：“延宕数年的‘单独二胎’(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个孩子)政策，有望在近期重启，如进展顺利，将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试行;同时，关于2016年之后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也正在拟议中。”
披露这一消息的是“接近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人士”。关于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的消息，披露上述消息的媒体称：“相关权威专家进一步透露，一项‘更为大胆’的方案也在酝酿中，那就是2016年，即‘十二五’结束之后放开‘二胎’政策，即届时夫妻双方，无论是否是独生子女，均可生育第二个孩子。”
其实，早在2016年11月，一份题为《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的报告，就曾引发类似的报道。如果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那将意味着我国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已实行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此类报道引发了社会上热烈的讨论。
在某论坛上，网友的反应十分热烈——网友“兔兔加宝宝”：希望“二胎”放开，要放开了我还想再要一个啊;网友“紫星缘”：放不放都不会再生了，养孩子实在是太费精力了，没有哪个心气了，也养不起;网友“灰灰” ：可能啊!人口老龄化严重了，未来没有劳动力!网友“环宇飞扬”：不信，一旦放开，人口会急剧增长，国家压力会很大……
上述网友的观点，正是关于“二胎”问题讨论得最多的。那么，2016年我国全面放开“二胎”，会是真的吗?
计划生育不动摇，完善政策不等于“放开二胎”
放开“单独二胎”的传闻，引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卫计委”)的高度关注。一周之内，卫计委宣传司先后三次回应此事，明确表示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不动摇。
8月2日，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在回应中强调，考虑到我国国情，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但他并未否认放开“二胎”，而是透露卫计委正在研究提出完善生育政策的思路和方案，新方案将以我国目前的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为考量。
毛群安的这一回应并未平息围绕此事的议论，而是引发了更多的猜想。8月6日，毛群安再次面对媒体解释此事，强调生育政策十分庞杂，完善政策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二胎又有放开的迹象”。
8月9日 ，卫计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宣传司副司长邓海华表示，卫计委对完善生育政策进行了大量的调研论证，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将积极稳妥推进。
从卫计委的三次表态中可见，我国对于现行生育政策的调整，已经进入调研阶段。但这是否包括调整二胎政策，还要等待时间来验证。
对于卫计委的表态，有专家分析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是早晚的事，根据我国在很多领域的成功实践经验，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也极有可能会采取分步走的策略，然后在适当时机全面放开。也有观点认为，卫计委的表态虽然含糊，但也没有一口否定，似乎是给近几年“全面放开二胎”的可能性“留了一个口子”。
我国生育率接近超低水平，本世纪末人口或仅剩7.5亿
对于是否应该放开二胎，在学界的争议最为激烈。
综合人口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目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4至1.5之间，也就是我国一个妇女平均生育1.4至1.5个孩子，接近于老龄化严重的日本、俄罗斯等国。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总人口13.40亿，0至14岁人口占16.6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下降6.29个百分点。
年轻人口比例的下降，将会造成未来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更令人担忧的是，推动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或将消失。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末，我国15至59岁(含不满60周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第一次下降。
在专家们看来，这已经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进入拐点，将呈逐渐收缩的态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认为，人口红利下降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社会上吃饭的人越来越多，创造财富的人越来越少，储蓄率会大幅下降，转化为投资的资金变少，整个经济的增长活力也就会减慢。
有专家预计，若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中国的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将较快下降，到2100年，中国总人口规模可能将缩小至7.5亿以内。
考虑到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会给中国长远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阵痛，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支持为计划生育松绑。他认为，实行“单独二胎”政策，意在让中国的人口结构朝着正常、健康的方向调整，使得新增人口“可以预见，也能承受”。
京沪穗深四地育子成本过高
放开二胎的消息，在普通百姓中的反映各有不同。北京市民刘菲菲对此非常兴奋。她在某网络社区论坛上发了一条帖子——《国家要放开“单独二胎”了，真想再怀个宝宝!》。刘菲菲目前已经有了一个三岁的女儿，但是她考虑到“两个子女可以相互做伴”，就很想再生育一个孩子，“我本身就是独生女，感觉到一个孩子实在太孤单了。”
一上午的工夫，就有二十多条跟帖参与议论。跟帖的网友态度各异，有人喊赞，有人认为近几年政策很难放松，还有人则说，即使“放开了也不想生了”。真正放开“单独二胎”后，百姓的生育意愿是否会更加强烈呢?
专家指出，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因而不易掌握清晰的数据。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参考“双独二胎”的情况。在我国现行生育政策中，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二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风笑天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成都五个城市的调查显示。
已婚的双独夫妻中，超过60%依旧只希望生育一个孩子，希望生育二胎的“双独夫妇”只有30%—40%。风笑天说，他通过研究发现，“双独”夫妇的生育意愿与非“双独”夫妇之间也不存在明显差别。
“双独夫妇”的性别、出生年代、文化程度、有无孩子等因素，均与其二胎生育意愿没有关系。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有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家庭的育儿成本较高是原因之一。
“一方面与目前的物价水平上涨有关，另一方面中国有望子成龙的传统观点，为了孩子成长、成材，父母们不惜一切代价培养。这两方面都推高了育儿成本。”就在上个月，一份“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榜”在网上热传，根据这份榜单所做的统计，我国生育成本最高的城市是北京。
一个孩子从怀孕期到大学毕业，共需要276万元;同时，上海、广州和深圳的生育成本也超过200万元。网友“可爱淘”在跟帖中感慨，虽然排行榜中的数据有些夸张，“但真心觉得孩子养不起啊，怀孕到现在，(养孩子)三年得花销有十多万了，对于我们工薪家庭，占到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了”。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一）
1.调查设计
（1）CHFS抽样设计：经济富裕地区（东部地区）的样本比重相对较大（样本市县中东中西部省份的比例为32:27:21，全国为34:27:38），城镇地区（相对于农村地区）的样本比重相对较大（样本中城镇居委会与农村村委会比例为181:139），城镇富裕家庭占比较大，样本的地理分布比较均匀。
（2）数据核查：事后对所有受访者进行（电话）回访。
（3）拒访率：CHFS的拒访率低于国内外相似或同类调查的拒访率。
（4）数据代表性：人口统计学方面，CHFS调查数据在家庭规模、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方面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比较一致，其中城市人口比例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有差异（20**年CHFS数据按户口计算为0.369，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0.513，但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不是户籍概念）。在居民收入总额上，CHFS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收入总额、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总额、人均收入方面比较一致，在农村和城市人均收入内部构成上二者差距比较大。
（5）国内有影响力的家庭调查数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健康与养老跟踪调查（CHARLS）。
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抽样，它是一种使用辅助信息，从而使每个单位均有按其规模大小成比例的被抽中概率的一种抽样方式。ppS 抽样是指在多阶段抽样中，尤其是二阶段抽样中，初级抽样单位被抽中的机率取决于其初级抽样单位的规模大小，初级抽样单位规模越大，被抽中的机会就越大，初级抽样单位规模越小，被抽中的机率就越小。
2.家庭人口和工作特征
（1）20**年CHFS样本数据显示平均家庭规模为2.94人。少儿（15周岁以下）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3:100，劳动年龄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00.5:100，老年（60周岁以上）人口的男女性别小于1。
（2）无论是根据人口老龄化指标1（60周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0%，根据CHFS我国20**年该数据为16.34%）还是指标2（65周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7%，我国为10.65%）都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少儿抚养比低于老年抚养比，且城市人口老龄化趋势高于农村。
（3）根据CHFS数据，我国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比例高达63.58%，年龄组越低的人群高学历的比例越高。
（4）根据CHFS我国城市剩男、剩女（30周岁以上的未婚男女）的比例41:62，农村为59:38。
（5）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占从业人员的比例高达62%，其中38.44%在私营或个体企业工作，大力发展工商业可能是解决中国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大力支持私营或个体企业的发展，中国劳动力就业压力将可能得到缓解。
（6）具有博士学历职工的工资收入低于硕士学历职工的工资，在这个阶段教育收入回报为负。
（7）随着人口年龄降低，初中学历以下人口比例显著降低，义务教育效果明显。
3.家庭非金融资产
（1）从土地的闲置率上看，在被征收土地归为农用土地的假设下，限制土地的占比也有9.97%。（这一数据与我观察到的家乡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种粮补贴及苹果价格上涨，农民们甚至把部分荒山都开垦成土地了，根本看不到土地闲置的情形。）
（2）农村劳动力的输出比例为35.22%。
（3）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16?25周岁，26?35周岁的农村居民供给人数显著小于其他年龄组，据此分析，劳动力输出可能持续不足，“用工荒”现象可能长期存在。
（4）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中，有66.88%的农业家庭以及72.68%的非农业家庭没有使用机械。
（5）政府对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补贴差异仅能缩小两类农作物生产收益差距的2.2%，富裕家庭可能获得了更多的农业生产补贴资金。（这是否与富裕家庭的生产规模更大有关系？）
（6）20**年非农业户籍家庭11.79%从事工商业，农业户籍家庭14.73%从事工商业项目。行业分布方面，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其他行业分列前5位。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家庭从事工商业活动更为积极。
（7）从户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20**年从事工商业的家庭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77年，高于未从事工商业家庭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后者为8.86年。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中，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家庭户主与未从事工商业活动家庭户主获得这些学历占比差距不显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家庭中创业比例低于大学本科以上学历）随着家庭工商业项目资产规模的增加，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增加。
（8）按行业来看，绝大部分行业对应的工商业项目资产规模小于40万元。从工商业项目的取得方式看，通过创立工商业项目的方式获得经营项目的家庭占比为79.69%。从家庭对最主要工商业项目的占有份额来看，农业户籍家庭占有份额平均为93.27%，非农业户籍家庭为87.85%。从项目的组织形式来看，个体户/个体工商户是最为普遍的组织形式。
（9）个体户/个体工商户家庭每周平均工作时间6.51天，家庭独资企业6.34天，有限责任公司5.41天，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分别为6.18天、5.62天。
（10）20**年家庭主要从事的工商业项目以盈利为主，仅少数项目存在亏损现象。
（11）从银行贷款的资金流向来看，大企业或工商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更大。贷款申请被拒及害怕被拒而未提出申请的家庭占所有从事农业或工商业家庭的10.7%。从贷款的年利率来看，农业家庭与非农业家庭非别为7.11%、5.96%。随着贷款规模的增加，贷款的年利率大致呈递减趋势。非农业家庭主要采用抵押贷款，农业家庭主要采用信用贷款。不管是农业家庭还是非农业家庭向民间金融住址借款的占比均较小。不管是农业家庭还是非农业家庭，绝大部分借款都没有收取利息。
（12）非农业户籍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5.39%，农业户籍家庭为92.60%。20**年中国城市有房家庭户均拥有住房1.22套。11.88%的城市家庭未拥有住房，69.05%的拥有一套住房，15.44%拥有两套住房，3.63%的拥有三套以上（城市家庭有房率比较高，但炒房的比例并不高，未来商品房的需求可能在于城市化）。20**年城市人均建筑面积为38.89%，人均使用面积上升到33.76%。中小户型商品房（建筑面积小于等于90平方）占比为44.89%。20**年中期，有13.94%的非农业户籍家庭为购买住房而向银行贷款，还有7.88%的非农业户籍家庭通过银行以外的其他渠道借款以获得住房。（住房贷款的比例低于我以前的预期）户主年龄在30-40周岁之间的家庭，贷款总额平均为家庭年收入的11倍之多，收入处于最低25%的那部分家庭贷款额达到了年收入的32倍之多。
（13）约14.53%的家庭拥有常见车辆如轿车、客车和货车等。排名前3位的汽车品牌分别是大众、丰田、别克。第一辆汽车从银行借款或通过其他途径借款的占拥有汽车家庭的24.33%，为第二辆汽车负债的家庭占拥有两辆以上汽车家庭的14.29%。家庭为汽车购买保险比较普遍，但为其他车辆购买保险较少。每类汽车险种，没有理赔的家庭购买占比都比理赔家庭的购买占比低，汽车保险的逆向选择明显。
（14）在其他资产种类的分布上，农业家庭和非农业家庭持有金银首饰最为普遍。
4.家庭金融资产
（1）金融市场参与率分别为：银行存款60.91%，股票8.84%，债券0.77%，基金4.24%，衍生品0.05%，金融理财产品1.10%。其中股票市场、基金市场、银行存款以及民间金融的参与率与学历（博士以下）成正相关，与年龄成反相关。博士在股票市场与民间金融市场的参与率显著低于硕士，在基金与银行存款市场的参与率高于硕士。
（2）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6.38万元，中位数为6000元，金融资产在家庭之间的分布不均匀。户主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持有金融资产（或无风险资产）总量成正相关（博士除外），与年龄反相关。户主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持有风险资产总量正相关（博士除外），在年龄段的分布上44周岁以下家庭持有家庭风险资产最多，60周岁次之，45-59周岁最少。家庭风险资产的占比平均为9.98%，与户主受教育程度正相关（博士除外），与年龄反相关。（博士群体更保守么？）
（3）从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来看，城乡家庭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的中位数分别相差4000元与3万元，城乡差距较大。农村家庭股票账户现金余额均值、中位数均高于城市家庭，表明农村家庭股票账户资金闲置情况更严重。股票投资盈利的家庭占比为22.17%，学历与炒股赚钱之间没有必然关系，随着年龄的增加，炒股赚钱比例递增。炒股借贷的比例为1.70%，平均借贷金额为6.29万元，比例较小，但金额较大。50%以上的家庭没有从基金投资中获利。
5.家庭负债
（1）家庭房产负债比例为（2513/8438）29.78%，其中银行贷款比例为（846户）10.03%，贷款均值为22.85万元；民间借款比例为（1667户）19.76%，借款均值为5.37万元。家庭教育负债比例为7.93%，均值为12798元。
（2）除了住房、汽车、商业、教育、信用卡负债之外，其他负债的主要目的是看病，占40.41%，其次是娶媳妇，15.40%。家庭其他负债的主要来源是近亲。民间借款的家庭比例为34.95%。
6.家庭保险与保障
（1）44.2%的被调查居民没有养老保险。农业户籍居民64.36%主要靠子女养老，非农业户籍为49.17%。目前离休金与退休金之间，以及离退休内部行业之间差距较大（养老保险改革势在必行）。0.38%的农业户籍居民与4.76%的非农业户籍居民有企业年金。从行业来看，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拥有企业年金的比例为6.26%，占比最高，其次为专业技术人员为4.4%。年金人均领取余额，前者为1627元，后者为5131元。年均缴纳方面，二者差距不大。
（2）社会基本医保的平均覆盖率为89.17%，城乡差别不大。商业保险方面，农业户籍居民92.86%没有任何商业保险，非农业户籍居民，85.37%没有任何商业保险。
7.家庭支出与收入
（1）家庭总支出由食品支出（27%）、衣着支出（6%）、生活居住支出（17%）、日用品与耐用消费品支出（6%）、医疗保健支出（8%）、交通通信支出（20%包含交通工具的购买支出）、教育娱乐支出（14%）及其他支出（2%）构成。农村居民年均消费支出为城市居民的51%，且家庭消费不均等的程度在农村居民内部更加突出。城乡居民在医疗保健支出上相差无几，考虑到城乡收入差别，农村居民的医保负担更重。城镇居民的转移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约为11%，农村为14%。
（2）居民家庭年收入的均值与中位数之比约为2.9:1，意味着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高。20**年我国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为3884元，转移性支出为6052元（差额去了哪里？）。公务员家庭相对于非公务员家庭来说，年转移收入的总量高出32%，来自非亲属的转移收入比例也大大高于后者。
（3）无论是城镇家庭还是农村家庭储蓄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子女教育。子女教育和结婚、养老以及买房是我国家庭储蓄的三个主要原因。
8.家庭财富
（1）城市家庭资产达到均值的占14.30%，农村家庭资产达到均值的占21.34%。
（2）样本家庭中没有负债的占到61.78%。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二）5月13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正式发布全国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下称“报告”）。
报告的发现包括，中国家庭储蓄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储蓄率为60.6%。中国较高储蓄的根本原因是储蓄分布的差异，广大民众并不缺少消费动机，而是没有足够的收入。
在住房资产方面，中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远高于市场想象和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家庭第一套住房市价与成本之比为4.4，城市住房收益可观。
该报告历时三年，对全国25个省份、80个县（市）、(
家庭金融的相关数据直接反映了家庭在经济金融活动中的行为决策，对于央行进行宏观调控，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在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SCF）是美联储投入巨资与芝加哥大学合作完成的一项长期性调查。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为直观了解美国家庭财务受金融危机影响状况，甚至将本因20**年进行的调查提前到了20**年。而我国，之前在此领域仍是空白。
收入前10%家庭储蓄占比74.9%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全国范围收集并统计家庭金融行为的微观信息，主要包括：住房资产和家庭金融财富、家庭负债和信贷约束、家庭保险与社会保障、家庭支出与收入等方面内容。
报告显示，中国的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是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是没有足够的收入。
目前，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日益成为世界的焦点。政府一直在采取措施刺激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但效果甚微。
截至20**年8月，中国家庭总储蓄占总收入的19.25%，处于较高水平。然而从储蓄的分布来看，家庭储蓄分布极为不均。一方面，有55%的家庭在调查年份的支出大于或等于收入，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另一方面，收入最高的前10%的家庭储蓄率达60.6%，储蓄金额占当年总储蓄的74.9%。可支配收入占所有家庭可支配收入的56.96%，收入不均现象非常严重。也就是说，中国家庭储蓄都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
“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最有效的政策是减少收入不均。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收入去消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西南财大经管学院院长甘犁教授认为，可以通过各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改变收入不均的现象，从而实现中国政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
提出的“工资增长和GDp增长速度要求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认为，增加消费可以通过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升级完成。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结构正在改变，市场力量正在推动着消费力的提高。“消费力从2016年开始，每年提高0.7%。原因就是劳动力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廉价劳动力供给开始小于需求，可支配收入在提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微博） 补充道。
自有住房拥有率近90%
报告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高于世界平均住房拥有率为63%的水平。20**年，中国城市户均拥有住房已经超过1套，平均为1.22套，农村为1.15套。我国的自有住房拥有率，农村高于城市，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
但这并不与市场上旺盛的刚性需求存在矛盾。
“一方面，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群离开已有房产的家乡，到外地或大城市生活，这是房产刚性需求的一种表现。”李稻葵解释。
另一方面，房产已成为中国家庭资产增值最快的财产。“拥有房产的家庭这几年都有很高的收益率，有房子的家庭还想买两三套。”甘犁补充。城市中第一套住房的总收益率均值为340.31%，第二套为143.25%，第三套为96.70%。
甘犁教授认为，此份报告提供了详尽的基础数据，人口结构、家庭信息、教育需求、储蓄状况等。希望社会各界能充分利用这些数据资源，从不同角度和视野来分析包括房地产在内的中国经济问题。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三）“一天不工作，就会被世界抛弃”，这句话经常被拿来形容“房奴”。没想到，如今这个群体的苦楚，却被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名为《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给“意淫”了。这份具有“神奇功效”的报告一经问世，就在网上炸开了锅。有网友疾呼：在“被就业”、“被增长”、“被小康”、“被幸福”之后，我们又“被有房”、“被有钱”了。
调查统计为何总与公众的实际感受相差甚远？“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89.68%”以及“中国城市家庭平均资产247万元”的结论，究竟是因为数据的来源不准，还是调查的方向本来就“跑偏”了？
活在报告里，真的很幸福！
这份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远超世界平均住房拥有率63%的水平（美国为 65%，英国为70%，日本为 60%），处于世界前列。报告指出，在受访的3996个城市户籍家庭中，有3412.36个家庭拥有各种类型的自有住房，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5.39%；农村更高达94.6%。在拥有住房数量方面，城市户均拥有住房1.22套；农村户均拥有住房1.15套。
按理说“领先世界”的美誉，足以让国人陶醉在“超越英美”的自豪中，但对于这个“幸福”的结论，网友却纷纷表示有种“不靠谱”的感觉。12581苦涩道：“又被有房了”；“迷鹿”则自嘲说：“我就是那一成人，拖国家后腿了”；“gdsq008”更是感叹：“穷得只剩下房了”。
“不食人间烟火”的调查结论吸引了地产界名人的集体围观。易居中国总裁周昕就坦言：“90%高了！”而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则认为“城市户均住房总量尚达不到1：1，尤其是成套住宅。”在任志强眼中，20**年中金公司发布的“我国家庭平均拥有0.74套住房”更加可靠。
面对扑面而来的质疑，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出场救火”：“这是一个全国的平均值，其中农村自有住房率远超过城市，老年人的自有住房率远超过年轻人，小城市的自有住房率远超过‘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甘犁认为调查数据被媒体断章取义了，“之所以数据与网友感受存在巨大的落差，和各自定义不同有关。”
甘犁解释说，此次调查对“家庭”的界定为：受访家庭中不同个体必须至少满足下列三个条件之一，即同屋居住、共享收入、共担支出。例如，城市中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因为与父母共同承担家庭支出，所以父母的居所也被认为是该年轻人的自有住房；如果在城市打工、父母无固定工作，需要其承担老家中父母的生活费的，其在老家的房子也算作他的自有住房。“因为定义不同，很多城市的年轻人心理上认为自己没有住房，但在我们的统计中，他们其实应划归拥有自有住房的一类人，因此才会出现数据与感觉不符的情况。”
甘主任言辞凿凿、“有理有据”，遗憾的是公众并不“买账”，与现实感受“南辕北辙”的数据被公众嗤之以鼻。“心理学的疯子”就反问：“假设你有10套房，我没房，你能说我俩每人都有5套房子吗？取平均值难道不是掩耳盗铃吗？”中原地产市场研究总监张大伟则表示，中国正处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在城市打工的人口比例非常高，也许这些城市移民在老家或多或少都有住房，但是大部分人一年最多回老家几天，在城市里对住房的刚性需求才是关键。他认为，农村和城市的自有住房不能混为一谈。
一时间，围绕“有房没房”的争论四散蔓延，一份耗时三年的调查报告，换来了舆论“一地鸡毛”。其实，研读这份被称为“填补行业空白”的“全国首份家庭金融微观数据领域的报告”，争议之处还远不止于此，报告中关于“中国城市家庭资产平均247万元”的结论，似乎更像是“重磅炸弹”。
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年8月，中国家庭资产平均121.69万元，城市家庭平均247.6万元，农村家庭平均37.7万元。”看到这个“幸福”的数字，很多人“哭笑不得”。不少网友形容“被有钱”的感觉就像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只是美梦醒来后却发现“自己还欠银行好几十万贷款呢”！
对于这一串惊世骇俗的资产数值，甘犁主任坦言，抽样调查的样本里非常有钱的人很多，资产最多的一成家庭占全部家庭总资产的比例高达84.6%，这样一来，平均数就被拉高了。“我们还有个数据比较准确，那就是看中位数，比如城市家庭资产的中位数仅40.5万元，与平均数247.6万元差距悬殊。”
至于网友对“报告基于8438个家庭抽样调查，是否可以概括所有中国家庭？”的追问，甘犁表示，“关键在于样本的选择是否全面……美国进行相似的调查，样本比例还不足此次调查的1/2……从抽取的80个市县样本与总体的人均GDp描述统计可以看出，样本与总体在人均GDp的分布上是非常接近的。因此我们有信心可以代表全国的情况。”
耀眼的数据，让欧美那些挣扎在金融危机泥潭里的“老外”羡慕嫉妒了一把，也让为了房子和票子“奔波在路上”的国人头晕目眩了一回。有网友感慨“活在报告里，真的好幸福”！
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富裕
乍一看，房子和票子的“双丰收”让人振奋：“中国人有钱了！”我们似乎应该为骄人的成绩欢呼雀跃，但各自回家盘算家底儿后，很多人却痛苦地发现，其实光鲜亮丽的数据中掺杂着“水分”。
有首“打油诗”比喻得很恰当：张家有钱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报告中“城市家庭资产平均247万元”的结论，更像是这首“打油诗”的翻版。难怪有网友调侃，要是能在调查样本中，多拽进几个像李嘉诚或是比尔·盖茨这样的超级富豪，中国家庭资产的平均值肯定能突破千万！到时候国人可以浸泡在“数据幸福”中笑傲全世界。
只可惜，著名的“木桶理论”提醒我们，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富裕的关键，不是看富人有多富，而是要看穷人有多穷，只有这样，才能洞察秋毫并补齐“短板”。正如网友所言：“我们想要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平均富裕”。然而，一个简单的“平均”，却使社会矛盾“消失”在无声无息中，数字被人为地制造出欺骗性，看似科学合理，实则掩盖了贫富差距的真问题。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过分质疑“城市家庭资产平均百万”也有些刻薄，毕竟在“北上广”这些房价动辄百万元的一线城市，对于那些拥有房产的人来说，账面上的资产数值就是百万元甚至更多，非常吻合调查的结论。但不能忽视的是，纸面上的“富翁”终究不是真正的“富翁”。对于大多数仅有一套房子的家庭来说，对住房的刚性需求，锁定了百万资产只能停留在纸面上，除非变卖房子否则并不能兑换成票子。更何况很多人的房子还是向银行“贷”来的，倘若不能足额还款，所有权必将易主。这么来看，他们只是背着重重躯壳的蜗牛“负翁”而已。
曾经一部热播电视剧《蜗居》，让人们零距离触摸到“房奴”的辛酸与悲苦。片中女主角海萍曾有句经典的台词：“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连串数字蹦出：房贷六千，吃穿用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费三百四，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至少！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
艺术来源于生活，海萍的感叹生动地刻画了底层的生活状态——处于金字塔下端的人们为了得到一个梦寐以求的“安乐窝”，承受着精神疾苦。很多贷款买房人自嘲为“蜗牛一族”，他们不敢轻易跳槽，不敢花钱旅游、娱乐，害怕银行贷款加息，担心患病、失业……他们经常调侃自己正在坚定不移地叩响“忧郁症”的大门，“我们其实穷得只剩房子，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说过：“分母越大越不靠谱”。那些“强加”于数据中的幸福，对“被平均”的个体而言，其实并无真实的关联感。正所谓“生活是有体温的”，对一个社会而言，那些处于平均线以下的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才是更能体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真实指标，而“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平均数，不仅脱离个体的感受，也有悖现实的状态。
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数字幸福”经常会迷惑眼球，成为“注射”在各级官员头脑中的“医学专用剂”。倘若官民“心心相映”，明辨现实状况，“一笑而过”倒也罢了。就怕在官民沟通存在隔膜的现实中，在“政绩”引领行动的思维里，一旦某些官员轻信了数据带来的虚幻的“幸福”，误认为“房价高”、“住房难”已经得到良好解决，那现实生活中的民生疾苦，又该与何人说？
“统计数字会撒谎”
相声大师马三立有个著名的段子叫《逗你玩》，讲述了一个睿智的小偷把粗心的主妇骗得团团转。生活中，用“逗你玩”来形容那些诡异的调查结论带给人们的感受，似乎也不为过。
最近的例子同样发生在这几天。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容5月11日在香港廉政公署第五届国际会议上发言：过去30年，中国共有420余万党政人员受处分，其中90余名省部级官员因贪腐被追究司法责任。“民众对防治腐败成效的满意度，由2016年的51.9%上升到20**年的72.7%”。数字一出便惹来非议，许多网友对这项“不接地气”的民意调查，表现出本能排斥，很多人留言表示“我就属于剩下的27.3%”。
相比于这种“自己调查自己，调查结果良好”的轻描淡写，生活中有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统计数据，也总是带有几分“调皮”。20**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较上一年同比上涨1.5%。这个“一眼假”的结果，让不少人笑掉大牙。有网友沿用同样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算了一笔账：20**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增长43.9%，销售额也增长75.5%，以此为基准掰手指也能算清，20**年房价的涨幅远远高于1.5%。不知道坐在空调房里的研究员们，怎么没算明白这笔账？
“笑话”同样出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年该局公布的国民经济核算结果显示，20**年度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123元/月。其中，占比最多的前四位分别是食品类月支出400元，交通和通信类支出165元，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支出136元以及衣着类支出120元。而备受关注的住房月支出，统计局仅给出111元的“估价”，令人惊诧地排在了“衣食住行”的末位。数据一公布，“天下大笑”。住房一直被称作新“三座大山”之首，然而国家统计局却昭告天下：住房其实比穿衣服还便宜！与现实割裂的数据自然会“雷到众生”，有网友毫不留情地说：“这种‘选择性失明’不过是为了粉饰矛盾罢了。”
美国统计专家达莱尔？哈夫著有《统计数字会撒谎》一书，畅销50年经久不衰。书中引述的事例，大部分来自美国社会。由彼及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统计数字会撒谎”的断言绝非虚言，它时常能在中国社会找到注脚。不论是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还是自有住房拥有率、家庭平均资产等等，统计数据经常被当做“变压器”，让人感觉“祖国山河一片好”。然而，你若静下心观察周遭，却总能发现与数据相去甚远的现实。
恰如坊间流传的一副对联：上联是“下级骗上级级级掺水水到渠成”，下联是“上层压下层层层加码马到成功”，横批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数据中的“幸福生活”在撩拨起颤颤民生心弦后，注定会等来质疑一片。毕竟，望“数”不能止“渴”。
结 语
“数据是数据，现实是现实”。对民生现状，比统计数据更有话语权的是民众实感。房价的高高在上，“房奴”的气喘吁吁，物价的“高歌猛进这些都要比空洞的“幸福数字”更具有说服力。
只怕亮丽的数据迷惑了决策者，到头来只能加剧民生焦虑。
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根据《XX市2016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市常住人口中， 65岁及以上人口为XX人，占9.2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9个百分点。按照国际标准，我市早已迈入老龄化社会，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任务日益繁重。
一、XX、XX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做法
XX、XX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按照机构养老创品牌、居家养老创特色、社区养老辟新径、社会养老促发展的思路，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本地区特色、适合本地区市情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新路子。
（一）政府推动、细化规划
市政府成立全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政府推动、部门联动、政策促动、典型带动”的四轮驱动工作机制；将养老服务业发展放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视野中谋篇部局，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民生工程项目，相继出台了促进老龄事业发展及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和“十二五规划”，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二）项目运作、完善体系
坚持“公办”、“民办”两手抓，强力推进各类养老机构建设，多层次、全方位发展养老机构，养老服务网络不断健全，构建适度普惠的养老服务体系。一是强化“兜底”保障功能，全面推进公办养老机构建设。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着力推进福利院、敬老院、光荣院“三院”建设，新建和改（扩）建相结合，扩大床位规模，并向社会开放多余床位。二是满足多层次需求，大力发展民办养老机构。坚持市场化运作，采取公办民营、民办公助、合资全作等多种形式，多渠道兴办养老服务业。通过招商引资，建成高标准的养老场所，满足不同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三是提升规范化水平，积极打造示范养老机构。提升软硬件条件，强化示范养老机构辐射延伸功能，推进养老机构规范化。
（三）资源整合、建设载体
积极整合资源，加强载体建设中，着重发展居家养老。一是探索居家养老新模式。坚持组织领导、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硬件设施、资金保障“五到位”，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 ，建立了居家养老组织协调机构和生活服务平台。二是打造居家养老服务载体。建立养老服务信息系统，整合公安、劳动、民政等部门信息资源，逐步完善老年人电子健康档案。与通讯服务商合作，建立专业化的居家养老呼叫服务网络，提高居家老人的应急保障和服务能力。
（四）创新引领、解危救难
整合各项政策资源，打好救助、福利、慈善等各项民生政策组合拳，切实保障社会困难特殊群体的基本权益。一是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实施分类保障，加强政策衔接。二是提高保障待遇。提高五保供养标准，发放高龄老人生活津贴，建立健全边缘困难群众的长效帮扶机制。
（五）培育队伍、强化服务
坚持“培养、选拔、使用、激励”并重原则，在养老服务领域建设一支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以专业人员为主体，慈善义工、社工和志愿者广泛参与的人才队伍。大力开展老年文化娱乐活动、志愿者服务活动、老年法律援助，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指数。
二、我市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的几点思考
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加剧，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数量还将持续增长，照料和护理问题日益突出，人民群众的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已刻不容缓。学习先进地区经验，结合我市实际，就加快我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以下思考：
（一）对我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中长期规划
我市积极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各项养老服务事业取得长足发放，2016年，养老服务机构达79家，床位7600张。在取得成绩的同时，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着与新形势、新任务、新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统筹规划，体系建设缺乏整体性和连续性；社区养老服务和养老机构标准低，床位不足，设施简陋、功能单一；政府投入不足，民间投资规模有限；服务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行业发展缺乏后劲等。我市应当对全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中长期规划，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老龄化发展水平相协调，惠及全体老年人口，服务水平较高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二）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平台和服务热线电话
我国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主要由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等三个有机部分组成。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居家养老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方式，是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居家养老相对投入较入、覆盖人群广、社会影响好。建议建立养老服务网络平台和服务热线电话。网络平台起到服务者和老人进行交流和沟通的作用，服务热线电话可提供便民服务和养老服务，居民通过拨打服务热线即可联系卫生保洁、家政服务、电器维修、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服务，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可通过“一键式”终端获得救援。
（三）加强专业养老服务机构示范点建设
加大财政投入，建设公办养老服务机构示范点，充分发挥公办养老服务机构的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通过政策扶持、市场运作，鼓励社会资金建设一批标准、高要求、高起点的示范老年公寓，解决各类层次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
（四）提升社区养老的支撑作用
建设一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完善社区养老服务配套设施，使之具备生活服务、文化娱乐、老年教育、保健康复等基本养老服务功能，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能力。
（五）提高老年人生活保障能力
实施发放高龄老人生活津贴制度；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对城市“三无”老人发放服务卷；在低保、医保及困难救助方面，对老年人给予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