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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斯大林，留待后人评
在人物评价教学中，作为教师，我感觉掌握评价人物的原则、标准和方法并不难，难的是搜集课程资源，依据史实材料进行评价，做到“论从史出，史由证来，证史一致，史论结合”。本文通过虚拟历史情境，粗线条勾勒出人物面目，让学生走进历史时空，体验真实人物，还原历史真相，为换一个“视角”评价历史人物，作出一些有益的尝试。欢迎各位方家献花，更欢迎拍砖。
为了全面准确地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2011年3月5日（3月5日，斯大林逝世的日子），我校派出了一个9人考察团，乘坐“时光列车”，穿越“时空隧道”，分赴莫斯科、华沙、北京等地，进行实地调查，搜集了许多人物信息，形成了一个不太成熟的“考察报告”，功过是非，见仁见智，留待后人评说。
【列宁】1924年1月21日下午，首都莫斯科，考察团成员首先采访了弥留之际的列宁。我的遗嘱：“……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但他能不能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同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是不可容忍的了。”
那么真实的斯大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先来听听一位苏联农民的评价。
【苏联农民】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晚上，考察团成员采访了一位劳作一天刚刚收工回家的农民：“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国家作出农业集体化的决议4年后，我才加入集体农庄的。我原来是个体农民，现在成了集体农庄的庄员。不过，很多农民不是自愿加入农庄的，而是政府用行政命令强制的。”
【苏联工人】在莫斯科的一家拖拉机厂的集体宿舍，考察团成员采访了一位刚刚上完夜班轮休的工人：“我们工厂刚刚建立不久，能生产出自己的拖拉机，感到很自豪。在我们工厂，还经常开展劳动竞赛，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劳动模范，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我的很多朋友在汽车厂、兵工厂、水电站等工厂企业工作，工作热情都很高。
【美籍移民】苏联的一位美籍新移民：“当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席卷资本主义国家时，相对于西方各国的哀鸿遍野，此时的苏联经济却高歌猛进。这时，很多欧美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开始转向苏联寻找出路。全球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也第一次出现向外移民的倾向，先后有十多万美国人申请移居苏联。我就是刚刚移居苏联的一位美籍移民。”
【丘吉尔】英国首相：“他（斯大林）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个拥有核武的强国。”
【考察团】您是一贯坚决反共的，但是，您为什么又如此赞扬斯大林呢？
【丘吉尔】这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把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
【结论一】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在短期内一跃而起，成为当时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大工业国家。这正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进行的，也是其主要功绩之一。
【苏联农民】伊万诺夫。一天，我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高兴地回到家里对老婆说：“看，我们有炸鱼吃了！”老婆说：“没有油啊。”我说：“那就煮！”老婆说：“没锅。”我说：“那就烤！”老婆说：“没柴。”我气怀了，走到河边把鱼扔了回去。那鱼在水里划了一个半圆，上身出水，举起右鳍激动地高呼：“斯大林万岁！”
很多人都说是一个笑话，这可是我的亲身经历啊！别人感觉好笑，可我怎么也笑不起来。不仅笑不起来，我简直就想哭。这是为什么呢？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农民的生活状况啊！
【考察团】您是不是应该去认真反思你们的生产发展的模式呢？
【苏联农民】是啊，国家从农民身上拿走的太多，使我们的负担过重，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毋庸置疑的是，人均农业粮食产量也是逐年递减的，1928年人均470公斤，到1933年是440公斤，到1940年是420公斤。这么微薄的收入，怎么养家糊口啊？！这可叫老百姓怎么活啊！
【结论二】说到底这是苏联领导人所推行的体制的弊端，使得农村经济和生产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并得不到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粮食供应状况受到极大影响。
【列宁秘书】列宁的贴身秘书：列宁病危，召斯大林来到床边：“斯大林同志，我很想把我的位子交给你，可是我担心人民不肯跟你走！”斯大林回答：“放心吧，列宁同志！如果他们不跟我走，我就叫他们跟你走！”虽说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从另一方面也能看出斯大林凶狠残暴，并且对人民犯下了大量罪行。这种管理国家的方法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结论三】这是事实。在30年代苏联的“肃反”运动中，成千上万的干部遭清洗、被镇压。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给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障碍。这是斯大林统治残暴、专断独裁的一面，也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之一。
【苏联老兵】经历过苏联卫国战争的老红军：“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他统帅苏联红军打败法西斯德国，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不管怎么说，最终是取得了胜利，即使我们损失很大。”
【波兰老兵】波兰“卡廷事件”的幸存者：“二战中入侵波兰的不仅是德国，苏联在背后同样插了波兰一刀，占领的土地多于德国。之后，斯大林下令对波兰战俘实施清洗，其中以震惊世界的“卡廷事件”最为著名。在这次事件中，2万余名以波兰军官为主的战俘和犯人被枪决。这是经过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审批的。”
【结论四】斯大林为苏联卫国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苏联也在东欧进行了侵略扩张，对波兰的入侵和对波兰人民的大肆屠杀，是非正义的，也是应该遭到谴责的。
【毛泽东】我对斯大林的评价：“斯大林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而是在一些问题上犯了错误”，“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不能跟着转。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考察团】毛泽东同志给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提供了比较中肯的评价原则（应将历史人物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评价）、评价标准（以历史人物对于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去评价，要看其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进步、时代潮流与人民利益等）和评价方法（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发展的观点，避免简单化、绝对化；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既要看到积极性进步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其消极性局限性的一面，还要看到哪一方面在历史上起了主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
【自我评价】应该如何评价斯大林呢？功过是非，见仁见智，自有后人评说。请你依据考察团的“考察报告”，评价人物的依据、原则、标准和方法，对斯大林进行评价。要求：题目自拟，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条理清晰，语言流畅，字数不少于200字。
斯大林对中国的影响
摘要： 斯大林，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30年的领袖，领导苏联取得卫国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其“斯大林模式”让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工业化强国，第一次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促进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同资本主义阵营分庭抗礼。本文回顾了斯大林从大革命时期至解放战争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分析了“斯大林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最后进行了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结。
关键词： 斯大林 “斯大林模式”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斯大林（原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苏联重要的领导人，领导苏联30年之久，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对二十世纪的苏联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事业，领导苏联党和人民，顶住资本主义包围的压力，在苏联一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的胜利提供了模范，其领导的苏联和盟军共同击败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推动了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发展。战后他扶植了东方集团，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峙。
斯大林作为一个政治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探索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和贡献。苏联在他当领导人的30多年期间内形成了独特的“斯大林模式”，在短时间内，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战后又迅速恢复经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虽然他实行的农业集体化和大规模工业化，虽然曾造成了大饥荒，却成功把苏联建造成一个工业和军事大国。在后期的“大清洗”运动中，斯大林实行集权统治，个人专权，在党内斗争中 滥用专政手段，大批共产党人遭镇压。此外斯大林凭借大国大党的地位，树立自我中心，对外发号施令，推行大国主义， 实质是谋求霸权。之所以造成这些错误，有历史条件的原因，有管理体制的原因，也有个人素质的原因。
但是总体来说，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对我们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影响深远。让我们回顾一下大革命时期至1953年斯大林病逝及病逝后其“斯大林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大革命时期
斯大林有一个著名论断，对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启示很大：“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这条论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的依据，也成为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以武力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理论的基本依据。
遗憾的是斯大林讲这番话的时间是1926年底。“武装的革命”之所指并非当时还未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而是指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大军。斯大林一开始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中国夺取政权。陈独秀在苏联的指导下，采取了右倾保守主义路线，放弃了武装力量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直接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苏联高官参加斯大林葬礼】
国内革命时期
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斯大林认为：在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转入了反革命阵营以后，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就只有农民和城市贫民了。斯大林的这种观点误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当作了革命的对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就被认为“脱离革命”而排除在同盟军之外。中共“六大”决议接受斯大林的理论，在革命对象的问题上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提。从此在我国共产党内先后出现了三次“左”倾路线倾向，给中国革命带有极大的危害性，引发了党内的两条路线激烈斗争。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无视中国的客观现状，极力主张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强调中国现阶段中反资产阶级斗争，把十月革命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加以教条化和凝固化，把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情出发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视为异端。在这段时期内，斯大林甚至怀疑毛泽东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受到排挤，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权被剥夺，直到遵义会议后，才结束了“左”倾路线的影响，恢复了毛泽东在军内党内的领导地位。
抗日战争
在中国抗日战争前，斯大林对中国有明确的观念，他站在世界反法西斯高度上，很清晰的将中国划为反法西斯阵营成员国之一，他为了将全部精力用在反击德国侵略军的同时，并希望中国军队对日本军队起到牵制作用，并对中国共产党有明确的指示：“联蒋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斯大林明确表态不主张杀蒋介石，主张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战”， “和平解决”“西安事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人特别尊重斯大林的意见，实际上毛泽东与斯大林在 “西安事变”许多方面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毛泽东将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内重要领导人派到西安，积极协调各方，使“西安事变”达到和解，释放了蒋介石，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打开了全面抗战的新局面。
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斯大林鼓励蒋介石将国民党军队投入抗日的正面战场，并派出苏联红军飞行员协同作战，同时要求共产党积极参与抗战，使中国真正能够牵制住日本军队，这样苏联可以调动大量军队反击德国法西斯。苏联红军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与德国法西斯展开了生死大搏斗，最终斯大林指挥苏联红军打败了德国侵略军，取得了反法西斯的胜利，然后斯大林回过头来，又指挥苏联红军，向中国的日本“关东军”展开全面的进攻，并使“关东军”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的抗战也在苏联红军的大力协助下，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日本政府只好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解放战争
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组建联合政府，和平共处。一条是打内战。历史表明，蒋介石没有一丝一毫和共产党商量的打算，只考虑怎样以武力手段消灭共产党，而“双十协定”也只是蒋介石用做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烟雾弹。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作出了一个很不明智的举动，斯大林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宋子文、蒋经国等人，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现在看来斯大林是中了蒋介石的圈套，在蒋介石看来，如果毛泽东不来重庆谈判，那么正好把内战的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如果来谈，他们也可以利用时间，作好发动内战的准备。而且，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给毛泽东。内容很明确：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并且称：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蒋介石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
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来承担？你到重庆去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国负责。毛泽东经过左右权衡，决定飞往重庆。于是就有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握手。
毛泽东对斯大林强迫他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做法，在内心是不认同的，但是以大局为重，忍气吞声，还违心地向党内其他领导人做解释工作。 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斯大林对中国的形势以及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中共中央曾经反对前去重庆，因为预料蒋介石方面会进行挑衅。但是，我不得不前往，因为这是斯大林所坚持的。”
当解放战争取得“三大战役”胜利后，斯大林认为中共应与国民党“划江分治”。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这种意见，他向解放军发出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过长江，终于打败了蒋介石，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将国民党残兵败将赶出中国大陆。
历史证明，斯大林一方面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另一方面受制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国民政府过于妥协，对解放战争保守不坚定。正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国内形势的正确把握，领导共产党坚持原则，决不放弃武装斗争，决不放弃根据地建设，才有效地捍卫了共产党在当时中国的历史地位，并领导了中国人民赢得了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很快，斯大林就发来电报，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反应之快，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空前的，在全世界更是空前的。
不久之后，就有了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1949年12月，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后不久，百废待兴，毛泽东第一次离开这块生他养他造就他的土地远赴苏联进行访问，与斯大林就两党之间相互关心的普遍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在中国方面的努力下，双方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会谈达到了一致，取得了应有的成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得了访苏成功的效果。
但是，苏联真的是全无二心的帮助我们经济建设吗？其实不然，在很多方面，苏联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比如苏联专家的问题，苏方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的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这些条件对苏联专家待遇要求过高(后来连专家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还规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时，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苏方审理和处理。他们这样做是为俄罗斯人民的利益着想。在谈判时，苏联人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铁路要中苏共管，旅顺口要做苏联海军基地，斯大林曾同我们签订一个在新疆联合开矿的协定，斯大林这样做是错误的。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个耻辱，好多世纪以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也步其后尘了。
还是那句话，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斯大林逝世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病在莫斯科去逝。【苏联高官参加斯大林葬礼】
毛泽东对苏联发去了唁电，他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30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
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同时，从3月7日至3月9日全国下半旗志哀，这期间，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为一个外国人举行这样的活动，在中国还是史无前例的。周恩来去苏联参加了斯大林的葬礼。
“斯大林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尽管斯大林已经逝世，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分子，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其“斯大林模式”的影响，
“斯大林模式”，是指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体制的统称。其基本特征是高度集中。
工业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实施高速工业化路线，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农业方面实行全盘集体化，忽视人民生活急需的轻工业和农业。
经济体制上表现为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实行包容一切的行政指令性计划和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资源绝对垄断，忽视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斯大林模式”要求国家对经济运行的绝对控制。
文化体制上表现为绝对的统一意志，思想上表现为搞个人崇拜、 教条主义；对外政策方面表现为大国主义、大党主义。
斯大林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曾发挥过巨大作用，斯大林靠它把苏联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着手恢复国民经济，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早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就对新中国的经济构成进行了设想，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说明我国领导人对当时的形式认识得很透彻，认清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
但是随着与苏联关系日益密切，加上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共党内冒进情绪渐渐抬头，认为可以照搬“斯大林模式”，而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激烈对峙也亟需中国领导人表明立场，以此作为获取苏联援助的砝码。苏联毕竟在十月革命后，在斯大林时期发展起来了，从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使人觉得它的模式好像有点道理
195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规定：“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政策很大程度上模仿和复制了苏联的“斯大林模式”，期间我们党按步骤、分阶段的“化私为公”，三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
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建立起来。这种体制建立了新中国工业格局，然而，农业和手工业一直未取得较大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升。相反大规模不协调的工业致使资源严重浪费，环境受极大破坏，全民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严重削弱了农业，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事业，造成国民经济比 例失调，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政治的高度集中使得党和人民的生活缺乏民主，政治领域中的官僚主义，领袖崇拜之风
盛行，“无产阶级专政成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的个人专制”，这也直接导致了文革十年动乱，使国家蒙受不可估量的损失。
自然灾害和十年文革动乱使党中央认识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不符合中国实际国情，深刻认识到其危害，并进行整顿。重新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么一个连发源国都没有搞清楚的模式是必须摒弃的！
正是在邓小平的英明决策下，我们国家才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设社会主义道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积极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使中国人民从国家的发展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生活与福利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我们的国家才焕发了勃勃生机。
总结
斯大林作为苏联30年的领袖，在任期间，对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中国革命，我们应该肯定斯大林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作为世界革命的领袖，希望世界各国革命都能向前发展，但是斯大林对中国的国情了解太少，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脱离了实际，导致了负面影响的发生。后来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从思想理论上，矫正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正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领到我们走向革命胜利。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及其领导集体创立的“斯大林模式”让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这条长征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斯大林模式”在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工业基础的形成、国防战线的巩固等方面，曾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它严重削弱了农业，造成国民经济比 例失调，使人民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也造成权力过分集中，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盛行，难以防止官僚主义和国家机构的官僚化，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也得不到充分保障，在这些方面，“斯大林模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 我们相信中国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开拓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在纷乱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立稳脚跟，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实现最终理想：共产主义社会。【苏联高官参加斯大林葬礼】
参考文献： [1]《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毛泽东与斯大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1993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斯大林的再评价问题
李全
2013-1-9 21:28:33 来源：《西伯利亚研究》2006年第1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001)
[摘 要] 经历了赫鲁晓夫的“解冻”,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问题显得非常突出。从1964年到1982年,分三个阶段,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最开始的维护苏共20大、22大决议到最后实质上为他恢复个人名誉,但在形式上却没有太大的变化。
[关键词] 斯大林;评价;勃列日涅夫时期
[中图分类号] D73.5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961(2006)01-0070-10
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尤其是1956年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极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使人们认识了另一个斯大林,自此开始,苏联党内基本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到苏共22大召开,也就是1961年10月,苏共继续坚持否定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根据代表的建议,甚至将斯大林灵柩从列宁墓中迁出,深埋在克里姆林宫外的红墙脚下。总体说来,在赫鲁晓夫时代,特别是1956年之后,苏联官方对斯大林完全持批判、否定立场。但1964年十月全会以后,也就是解除赫鲁晓夫党内职务、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23大以后成为总书记)以后,苏共党内对斯大林的评判有了微妙的变化。从刚开始的简单试 探,到后来实际上为斯大林“正名”,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不是随着赫鲁晓夫的倒台而立即进行的,而是前前后后经历了很长时间。大体说来,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观点的微妙变化
从1964年的十月全会到1966年苏共23大,苏共及苏联官方对斯大林问题的态度总的看来是表面上继续保持苏共20大、22大的既定方针,但苏联党内、国内出现了两种完全相左的声音与倾向。呼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为其辩护的人不仅有斯大林的忠实拥护者,也有部分知识分子,还有来自苏共的党务工作人员,其中不乏很多高级干 部。恢复斯大林名誉的想法和呼吁在苏联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很大一部分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强烈反对恢复斯大林的个人名誉,要求继续苏共20大、22大的路线。这两种路线本身就带有不可调和性。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所言,“1965—1966年间苏联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实际上已展开了非常明显的搏斗。”[1]应对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情绪和反应,作为政治家的勃列日涅夫小心谨慎,一方面,继续保持赫鲁晓夫时期的做法,官方不会对斯大林歌功颂德,在党和国家的主流媒体上不会出现有关斯大林的正面报道;另一方面,又在默许党内对恢复斯大林名誉的有限尝试,这种试探不仅来自党员和基层,也出自党的高层和中央的文件。1964年的十月全会,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苏联党和政府的一切领导职务,并对其执政的十年(1953—1964)进行了全面清算,在政治、军事、外交、与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关系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严肃的批判。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上,赫鲁晓夫同样受到了强烈的批评,不仅认为他在处理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上操之过急,还批评他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同时树立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几乎所有发言的人都强调,报纸、电台、电视到处都充斥着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 拜。”[2]
十月全会以后,刚刚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并没有立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是暂时延续了赫鲁晓夫时期的很多做法。但解除赫鲁晓夫总书记的职务,迎来新的第一书记,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对赫鲁晓夫时代的否定,整个社会极有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十月全会到23大召开,苏共中央的几次全会重点放到了农业、工业、经济发展、党的机构改革等等问题上,勃列日涅夫迅
速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的诸多做法。对赫鲁晓夫时期的否定和纠正,使斯大林问题重新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这使斯大林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呼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声音此起彼伏,斯大林主义已在苏联呈现死灰复燃之势。苏联民众积极关注这个问题,各种有关斯大林的流言不胫而走。“斯大林在坟墓中保存得完好无损,因为灵柩是密封的,现在他的遗体要重新放到列宁墓里去,这种说法在民间迅速流传。”[3]
在此时期,苏共中央及勃列日涅夫个人收到许多信件,内容就是要求重新审视斯大林问题,恢复其个人名誉,报刊上也出现了大量类似的文章。比如1965年4月3日,苏共党员普罗科皮耶夫上书苏共中央主席团,共有包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等在内的16名政治局委员或书记处书记阅读过这封信。此人在信中说:“学习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决议,碰到了萦绕在我脑际而自己又无法搞清楚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关于斯大林个人活动非常矛盾的一些信息„„我听了很多党员的意见,并完全同意,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必须重新审视。要坚决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方面,但同时也要对其功绩做肯定的评价„„斯大林在大清洗中是有罪的,但有罪的还有那些当时维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人。”
[4](P57-58)虽然非常重视这封来信,但苏共中央及勃列日涅夫并没有直接给予正面的答复。就斯大林问题而言,随后的行为与表态则比较暧昧,在一定程度上又顺应了这种要求恢复斯大林名誉的民间情绪,似乎是在给斯大林主义者传递某种信息。就在苏共中央传阅普罗科皮耶夫来信一个月以后,在1965年5月8日的纪念卫国战争20周年庆典上,勃列日涅夫的报告破天荒地提及了斯大林的名字,这在十月全会后还是第一次。报告强调了斯大林和朱可夫的领导作用,而朱可夫也坐在了大厅里,被邀请参加如此隆重的集会,这在1957年以后还是头一回。关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对其镇压和个人崇拜等等只字未提,批评的只有赫鲁晓夫时期的做法,并且还第一次提及他的名字,“为迎击敌人,领导所有的力量,
在机构方面成立了以俄共(布)总书记斯大林为首的国家国防委员会”[5](P10)。据历史学家谢马诺夫回忆,当时成千上万的苏联人都在通过电视或广播收看、收听勃列日涅夫的报告。当勃列日涅夫念完这句话后,听到斯大林这个久违的名字,“众多与会者暴风雨般的掌声似乎都震动了克里姆林宫墙。有人开始站起来,并高呼着拥戴领袖的口号”[6]。
而这个报告的出笼也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据当时起草这份报告的主要当事人布尔拉茨基回忆,在谢列平(当时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主持下,早在1965年2月就开始着手准备勃列日涅夫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的报告。布尔拉茨基向勃列日涅夫汇报了这份报告草案的主导精神:“恢复斯大林‘好的名声’;重新审视苏共20大和22大决议;否定确定的党纲和在其中已确定下来的反对个人崇拜的保障、特别是取消干部的轮换制度;取消国民经济委员会,恢复原有的行政系统„„在批判个人崇拜问题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统一战略上向毛泽东让步,恢复同中国的友好关系„„”[7](P284-285)勃列日涅夫没有急于表态,而是将报告草案分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据布尔拉茨基回忆,包括苏斯洛夫在内的“大部分领导都认为要强调斯大林的正面作用。 有些人甚至在草案中还添加了一些段落和字句,以阐述斯大林痛击了反对派的进攻,捍卫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实现了列宁提出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完成了文化革命,这一切,都构成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安德罗波夫的意见,他认为应完全绕开斯大林问题,报告里根本就不要提他的名字。”[7](P291)可以看出,苏共高层的意见也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但勃列日涅夫并没有采取多数派的意见,没有大书特书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也没有完全采纳安德罗波夫的想法,对斯大林问题不闻不问,最终采取的是一种折衷的方案———只是简单地提及斯大林的名字。
与为斯大林辩护针锋相对的是,苏联党内、国内同时又有很多人反对重新评价斯大林。这些人主要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组成部门的工作人员(其中有苏共两个国际部的党务工作者,还有苏共中央宣传部的某些人员,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的部长雅科夫列夫,以及专家学者、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等等[8](P195)。在1965年12月5日苏联宪法日(称之为斯大林式宪法日)到来之际,《真理报》在当年年底和1966年初刊发了一系列文章,主要内容就是要反对赞颂斯大林、恢复斯大林式做法,尤其是在处理党同知识分子关系方面。据当时这些文章的参与者阿尔巴托夫的回忆,“我们完成了这些任务,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谴责了镇压,强调了发展民主的重要性”[8](P178)。但是《真理报》的这些文章却引起了苏共高层的不满,在1966年的春天《真理报》的鲁缅采夫就被解除了总编的职务。换掉鲁缅采夫总编辑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是刊发谴责斯大林的文章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抑或就是导火索。
1966年初,苏共23大召开之前,在斯大林问题上,完全相反的两种力量与观点都在试图影响中央的决策,都希望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能顺应自己的想法。在1966年3月2—5日举行的格鲁吉亚共产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包括部分作家在内的一些党代会代表提出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这在苏联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针对苏联国内为斯大林翻案的潮流,许多知识分子,包括一些作家、剧作家、音乐家、导演、画家、演员等等纷纷上书苏共中央,上书勃列日涅夫,表达自己的强烈不满与愤慨。克格勃给中央的报告中多次提到,“爱伦堡的(真名为拉斯多夫斯基)‘公开信’在苏联文艺界和青年中广为流传,信的作者反对哪怕是部分地肯定斯大林的个人作用”[9]1966年3月15日,时任克格勃主席的谢米恰斯内向苏共中央报告,很多著名的科学、 文学和艺术活动家写信(首创者就是前面所说的爱伦堡)强烈反对恢复斯大林的个人名誉,这封信最近一段时间在莫斯科广为流传[4](P72)。在信中,25位苏联著名知识分子联名表示,
俄罗斯教科书：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 文
来自：三品小衲 13小时前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 阅读原文章摘自《红旗文稿》 作者：吴恩远 原题为《历史虚无主义的破产》
2007年，俄罗斯新出版历史教学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年》，2008年8月，再次出版新历史教学参考书《俄罗斯历史1900—1945年》。这两本书的出版有俄罗斯官方背景、有俄学术界权威机构认可，且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反映了近年来俄罗斯民众对苏联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重新评价的新观点。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社会思潮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唯心主义，到今天逐步还历史的公正，这是历史辩证法逻辑力量的彰显。
一、新教科书历史地辩证地对苏联体制做出评价
1．充分肯定在苏联体制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否认苏联解体是因为“这个体制已经丧失了发展的潜力”。教材写道：苏联“对全世界千百万人们来说，是最好的和最公正社会的榜样和方向”。据《新俄罗斯晴雨表》刊物2005年第14期登载的调查表显示：从1996年到2005年，每年民调表明，高达70％的民众对苏联体制持肯定态度。教材指出：“断言说苏联体制不能改革、必须被摧毁，这种说法至少是非常幼稚的。”同时，新教材参考书没有回避对苏联体制弊端的批判，如“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一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形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二是管理的高度集中，压抑了地方、企业、个人的生产积极性”。
2．指明斯大林体制与列宁体制的关系。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学界形成一种看法：认为斯大林在经济上违背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政治上背离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从而把斯大林时期的体制与列宁对立起来。斯大林确实放弃了新经济政策，但判断这个“放弃”正确与否，不能仅仅看他是否符合列宁的教导，而要看它是否合乎当时的实践。俄罗斯2008年版历史教材对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做出新的解释，肯定了新经济政策在较短时间恢复国民经济方面的贡献，高度评价“新经济政策乃是人类第一次以国家调节市场的尝试”。但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在于解决苏联经济尽快的工业化市场任务，建立工业化社会的基础。但它
没有能完成这一任务，它并没有保证持续不断地供给国家工业、军队、城市所需的粮食和原料，经济杠杆的作用没有得以发挥，工业化要求每年基本建设的投资增长远比新经济政策能给与的多得多。这就决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命运。所以新经济政策不是被“取缔”的，而是由于它不能够承担如此沉重的任务被“压垮”了。
工业化中取得的成就，证明斯大林实行的这个“转折”总体上是正确的，尽管在工业化、集体化中确实存在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至于对斯大林政治体制的评价，书中写道：苏联体制的“基本成分是在1917—1920年之间产生的，1920年经历了某些变化，在1930年代末最终形成。这个体制的主要之点是：共产党是社会的主导政治力量；党领导政府（苏维埃）；承认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群众社会组织（工会、共青团等等形式）被视作共产党影响非党群众的工具；权力镇压机构；国家机构对经济生活的集中管理；党和国家的众多宣传机构力图使共产主义世界观成为唯一的、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列宁、斯大林执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策略上或许有所不同，但新的历史教材认为列宁——斯大林体制的实质是完全一样的。 俄罗斯历史新教材除特别强调以下问题：
一是以能否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作为评价斯大林体制标准的问题。2008年教材写道，当时苏联社会“解决巨大的任务要求具有动员型的国家政治体制的保证。在军事年代建立起的这种体制能够保证集中现有的资源用于最主要的地方。这种把强制手段和焕发出的热情相结合建立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解决了国家在20年代末面临的问题”。
二是“我们在30年代究竟建设的是一个什么社会”的问题。教材指出，以往对这个问题通常的回答是：苏联建立的是一个动员型的政治体制，没有这个社会制度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工业市场的问题。但这样的回答还嫌太简单。针对社会上对斯大林体制性质争论的焦点，教材写道：30年代中期或者说末期的苏维埃社会，既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也不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乃是独特的、建筑在工业化、国家管理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三个基本原则下的非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工业化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
三是30年代民众的心理和社会精神面貌。教材驳斥了“认为30年代苏联人民生活在恐怖之中的说法”。指出：最初几个五年计划的成果和广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劳动热情分不开，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不可能明白1920年底到1930年这段时期的特点。广大民众
这种热情是建筑在他们具有革命的理想：确信他们将把苏联社会建设成一个普遍公正、平等的社会。教材写道：“事实上，正是在我们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这个目标”。戈尔巴乔夫等人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7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种蔑视历史事实的行径终究受到俄罗斯社会的唾弃。
二、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历史虚无主义的破产
斯大林是苏联历史上争论最大的人物。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论，并非只是因为帝国主义者的攻击，而是因为甚至在那些充分肯定斯大林功绩的政党中，一说到斯大林似乎也底气不足。由于戈尔巴乔夫等人对斯大林的进一步丑化，1988年俄罗斯的民意调查统计显示，斯大林在苏联所有领导人中评价最低，对其持肯定态度的只占8%。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为什么斯大林的错误显得如此不可原谅？这里始终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大清洗”。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疯狂攻击，而当时关于“大清洗”的一些客观事实和数据没有公布，加之这些话出于苏共领导人之口，一时间“滥杀无辜”的恶名不仅使斯大林，也使全世界共产党人背上沉重的包袱。
1．随着俄罗斯近年来对历史事件的逐渐澄清，对斯大林在“大清洗”问题上的评价开始还历史真实面目。2008年8月版俄罗斯新历史教学参考书一方面承认“大清洗”问题发生的严重性，认为“大清洗”是“所有课程中最为沉重的课题”；但和以前对它全盘否定的态度不同，认为“大清洗”有必要性一面，这个问题充满矛盾，必须辩证看待。
书中认为，最重要的是“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大清洗”的客观因素。由于党内一些人对斯大林加速现代化方针的对抗，因此当权者担心失去对形势的控制乃是实行“大清洗”最主要的原因。教材认为：根据1936年制定的新宪法，以前因政治原因失去了选举权、而又不属于斯大林政权同盟者的人，将重新得到选举权。这就使当政者担心：党面临失去“党管干部”的控制。如果破坏了这条原则，在社会上已经发展起的各种反对势力、党派和思想潮流影响下，党就会失去垄断地位。这不仅会威胁斯大林的领导，甚至可能使一些领导人遭到肉体消灭。教材参考书进一步指出，在党的十七大选举中已经显示了这个端倪，使执政者感到了政治不稳定的威胁；国外侨民团体积极的反苏活动增加了这个威胁感；其他国家发生的“第五纵队”的活动，特别是西班牙的例子，也引起苏联领导人的担心；军队领导人中的那些完全存在的消极
情绪也不能不引起当政者的注意。而这在发生了针对国家领导人的恐怖暗杀活动后形势显得特别紧张。基洛夫的被刺成为这种担心的催化剂。和党内普遍蔓延的“右倾”思想（布哈林等人）作斗争不仅涉及思想斗争、也涉及政治斗争。斯大林不知道下一个暗杀对象是谁，所以必须对不能成为他的伙伴的对手实行打击。教材参考书特别强调，动员性的体制要求的不是各持己见的领导层，而是决不怀疑上层决策的正确并能坚决完成它的一切决议的领导层。这是实行“大清洗”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大清洗”的主观因素。认为这是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原则和实践、也和斯大林个人品质有联系。教材参考书认为，重要的是对学生讲明，斯大林是在具体历史形势下采取的行动。他作为这个制度的领导者、保卫者，作为要把国家变为工业国，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国家管理体制最坚决的拥护者，作为在即将面临一场大战威胁的国家的领袖，他的行为是完全合理的。而当斯大林刚刚感到社会磐石般团结的模式已经形成，“大清洗”就立即停止了。这发生在1938年夏。
教材并不否定“大清洗”也产生了消极后果，但认为这主要由贝利亚造成。教材写道：“很快大清洗变形，完全成为另一种性质和负有另一种使命。这是在贝利亚担任内务部领导后。清洗超出了从前的范围。提出清洗要服务于工业发展任务。根据内务部指示要保证有计划的逮捕一批对于解决国防任务所必需的、以及在远东和西伯利亚负有另外任务的专家和工程师。清洗变为解决经济任务的实用工具。当然，不可能对此进行辩护和解释。但是也清洗了那些消极怠工的人。”
从辩证的角度看待“大清洗”问题。这就是当前俄罗斯史学界新的观点。由此也多少洗刷、减轻了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被强加的罪名。
2．斯大林与农业全盘集体化。如果说对工业化的成就过去大多数人还是认可的，那么对斯大林的农业全盘集体化政策则多数人是否定的。其中两个主要理由是：在集体化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强制措施，导致一些无辜民众的伤亡；同时由于取消了小农私有经济，经济结构的单一化对苏联农业长期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从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看，应当说，这两个原因确实存在，甚至可以看作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因素。但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评价存在的弊端是：把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这
一促进俄罗斯现代化同一进程的评价截然分开。这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对事物的评价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和历史条件原则的，是以今天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评价农业集体化。
俄罗斯2008年版历史教材一反传统观点指出，农业全盘集体化乃是解决工业化所需资金、而新经济政策又无法解决的一种办法。它当时对农民生活来说是带来些损害，但舍此别无其它选择。教材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了这个观点。
首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要求加快发展速度，但苏联没有从国际劳动分工中得到利润，而国内小农经济又不能满足对资金、劳力和商品粮的需求。这样，在国民经济结构上出现大工业发展和分散的、技术落后的小农经济制约的矛盾。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使经济结构发生改变；更为重要的还不仅仅在于建设工业化强国，而是为了在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前建立起统一的军工综合体，舍此不能够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其次，苏共工业化的方向与俄罗斯传统有效方法，即在彼得大帝时期形成的重工业优先和高速度发展的方法一致。这套方案要求国内具有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源泉。
第三，全盘集体化也有调整与民族地区土地关系的考虑。此前民族主义分子是和单个的俄罗斯土地出租者打交道，全盘集体化后只能和受到国家监督的公有土地制联系。
第四，过去否定农业全盘集体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1930年在农村造成的饥荒。教材特别指出，饥荒并不是政府造成的，这和当时的天气条件以及集体化进程没有完成有关。
教材比较了世界上其他国家。指出它们在实现工业化方面付出的代价确实比苏联要少，但完成的时间却长得多。对于30年代的苏联来说这种方案不可取。由此可见，俄罗斯新版历史教材对过去强加于斯大林的两个主要“罪行”进行了辩护。同时还充分肯定了斯大林时期所取得的伟大成绩：赢得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使苏联不仅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而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等等。所以，新教科书称“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
三、盲目崇拜西方教条主义的恶果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和叶利钦执政初期，奉行盲目崇拜西方的政策。俄罗斯形成了一批亲西
第1篇：美国政治制度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为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的政党制度。
美国的国家组织是依据三权分立与联邦制度这两大政治思想而制定，当初在起草宪法时因恐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某一部门将危害人民的自由，因而将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分别独立，互相制衡，以避免政府滥权，根据宪法：立法机关是参议院与众议院并设的二院制议会；司法机关以联邦最高法院为首下设11个控诉法院，95个地方法院及4个特别法庭；行政机关是以由人民直接选举的总统为最高行政首长，并以副总统辅之，下设几个行政部门。政府的权力有联邦政府、州政府之分，宪法起草人根据政府必须接近百姓才不致剥夺人民自由的原则，将有关各州自治权保留给州政府，各州政府本身拥有立法、司法、行政诸权限，联邦政府的权力系以一州政府无法单独行使者为限，如课税、财政、国防、外交、货币银行、出入境管理、对外贸易、国民福利和邮政，以及科学艺术的发展援助等。
美国政府是由12个部门及根据法律设立之60余独立机关组成。
美国总统是国家的元首，政府最高行政首长，陆海空等各军种之最高司令官，总统的任期是4年，期间除了受到议会之弹劾，不会因受反对势力而去职。期满后可以连任一期。依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二条第一款，总统须年满35岁，居住美国14年以上，也一定要是“自然出生的美国公民”（通常被解释为是出生时为合众国公民）或者是在宪法通过时为美国公民。美国官职中唯正副总统两职具“出生时为合众国公民”的任职要件。
美国副总统是总统的第一继任人选，兼任美国参议院议长。
总统和副总统领导的行政分支设有15个部和多个专门机构，它们构成日常所说的“zhèng fǔ 部门”。这些部门负责贯彻执行法律，提供各种政府服务。美国联邦行政部门，是美国联邦行政机关内最古老成立的主要团体。美国国务院、战争部、美国财政部均于1789年内各相差几星期内成立。每一位联邦政府行政部门首长，均是受政治任命的美国内阁部长；从1792年起，联邦法例规定内阁部长制定为美国总统继任顺序合要求的成员之一。
联邦政府独立行政机构由美国国会通过各法例而成立的独立行政机构；直接向美国总统负责。每建制法定权利（Organiclaw/statutorygrant）受权某独立行政机构自立范围；及若有的，定立联邦监管条例（administrativelaw）的定义。联邦监管条例与一般联邦法律有同等效力。以下为一些联邦政府独立行政机构：
中央情报局（CIA）-职责于公开和秘密地收集和分析海外情报；对海外进行宣传活动（propaganda）；并为总统执行秘密行动。中央情报局向美国国家情报总监（DirectorofNationalIntelligence）汇报日常工作。
期货交易管理委员会（CFTC，CommodityFuturesTradingCommission）-监管美国境内期货市场交易。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与各州、本地政府缩减及控制全部环境污染；EPA规定及执行环境标准，评估污染的负影响力；管理清理有毒废料地区的基金。
联邦通讯管理委员会（FCC，FederalCommunicationsCommission）-职责于任何境内州际和美国对外通讯渠道的监管、发牌、价格管理等。
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FedBoard）-美国的中央银行；管理及规范银行业、通过买入及售出美国国债来执行货币政策、维持坚挺的支付系统。
联邦贸易管理委员会（FTC，FederalTradeCommission）-职责于执行联邦反垄断、及消费保护法例；调查非公平贸易事件。
美国总务署（GSA，GeneralServicesAdministration）-向联邦政府供应日常物流服务。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1957年创立，负责太空计划，进行长期的民用以及军用航空宇宙研究。
国家档案记录署（NARA，NationalArchivesandRecordsAdministration）-保存、管理美国历史文献遗产。
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NLRB，NationalLaborRelationsBoard）-实施主要联邦劳工法例（国家劳工关系法/NationalLaborRelationsAct）；兼受权预防或赔偿非公平营业，保障员工成为和行使组织工会内的权利。
国家科学基金（NSF，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经金钱奖励方式，支持科学及工程的教育研究；鼓励大专院校与全球各地工业及政府科研合作。
人事管理处（OPM，OfficeofPersonnelManagement）-联邦政府的人事机构；兼保持联邦政府公务员的政冶中立。
PeaceCorp-1961年成立，派出训练的自愿人士至海外，未来两年协助发展中地区的基建。
小型企业总署（SBA，SmallBusinessAdministration）-1953年成立，协助美国小型及少数种族企业发展及生存。
社会保障总署（SSA，SocialSecurityAdministration）-管理美国社会保障系统。
证券交易监管委员会（SEC，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保障证券投资者权利；规定上市公司须申报一切营运资料，令有更多透明度；调查和检控公司任何欺骗行为。
美国国际发展局（USAID，UnitedStatesAgency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管理提供外国经济和人道援助的美国金钱。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UnitedStatesInternationalTradeCommission）-向美国zhèng fǔ 部门及国会提供贸易范筹的专门知识；及起诉违犯知识产权违例者。
美国邮政（UnitedStatesPostalService）-1971年起承担全国邮政服务的自治公营机构；经万国邮政联盟互通国际邮件。
美国邮政价格委员会（PostalRateCommission）-1971年成立，专门提倡邮政价格及2015年将获受更大监管权力。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NationalTransportationSecurityBoard）-1967年成立，专责陆、海、空及管线运输的安全及事故调美国总统办事机构
美国的司法权力，赋予一个最高法院，以及国会可以随时制定及设立的次等法院。司法机关的职责是，对向国会的立法提出异议或要求予以解释的司法案件作出裁决，以及审理涉及触犯联邦法的刑事案。在涉及宪法的诉案中，联邦法院具有超越州法的上诉管辖权。联邦法院还负责审理涉及一个州以上的或关系到一个州以上公民的案件，以及涉外案件。
宪法为保障司法独立，规定联邦法官可在行为良好期间任职，实际上是直至他们死亡，退休或辞职。在职期间的法官犯法会像总统或其他联邦政府官员一样受到弹劾，美国法官由总统任命，并由参议院批准，法官的薪水也是由国会核定，年薪自地方法官的四万四千六百元至首席大法官的六万五千六百美元不等。
美国最高等法院，也是宪法特别设立的唯一法院，设立于首府华盛顿，法官人数为九位，一位首席大法官及八位副手，在每年数千宗入禀案件中最高法院通常只审理约一百五十宗，大部份案件涉及法律的解释或者涉及国家立法的用意。这种司法监察的权力，并非宪法特别规定，而是法院根据它对宪法的解释得出的理论。
上诉法院其设立目的是为了便利案件的处理及减轻最高法院的负担，全国共划分为11个上诉区，每区设有一个上诉法院，每一上诉法院有三至十五名法官，顾名思义，上诉法院复审地方法院的判决。
地方法院全国五十州划分有八十九个地方法院，诉讼当事者能就近进行诉讼，每一地方法院有一至廿七位法官，这些法院所处理的大部份案件都是违犯联邦法律的行为。
特别法庭除了联邦法院的一般裁判权外，另有为了特殊目的而设立的法庭，例如申诉法庭对那些向美国提出的赔偿申诉作出判决。关税法庭对涉及进口货物的税款或限额的民事诉讼享有独家的裁判权，另外还有关税及专利权的上诉法庭，以聆讯不服关税法庭及美国专利局判决的上诉申请。
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联邦政府将所有立法权力赋予参议院及众议院组成的国会。
美利坚合众国众议院（英语：UnitedStatesHouseofRepresentatives）为美国国会两院之一。美国各州在众议院中拥有的席位比例以人口为基准，但至少会有一名议员。院内议员总数经法律明定为435名。众议员任期两年，无连任限制。众议院议长由议员选举产生，传统上为多数党之领导人。然而多数党领袖（leaderofthemajority）另由该多数党于院内之第二重要议员担任。据美国总统继位条例，众议院议长继任总统之顺序仅次于兼任参议院议长的副总统，为政坛上第三重要的领袖人物。
众议院一般被认为较参议院更具党派色彩。宪法制定者中有很多人企图让参议院（一开始是由州议会选举）成为众议院（公民直选）的制衡机构。于是“建议与同意”权（如批准条约的权力）授权仅由参议院单独行使。众议院也有其独有的权力：倡议岁入法案之权、弹劾政府官员、以及在选举人团僵持不下时选举总统。然而，所有这些权力都可由参议院制衡（counter-check）。参议院一般较众议院及众议员更具威望。参议员任期较长、人数较少、且（多数情况下）较众议员代表更多的选民。
众议院会议厅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山庄南翼。参议院在同一建筑物的北翼开会。
美利坚合众国参议院（英语：UnitedStatesSenate）是美国国会的两院之一。美国每一州于联邦参议院中均有两位议员作为代表，与各州人口无关。所以全院员额为100名议员。参议员任期六年，相互交错，故每隔两年改选约三分之一的席位。美国副总统任参议院议长，无参议员资格；且除非是为了在表决平手时打破僵局，不得投票。
参议院公认较众议院更为审慎；参议员名额较少而任期较长，容许学院派看法与党派之见，较众议院更易自外于公共舆论。参议院拥有若干表列于宪法而未授予众议院的权力。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总统批准条约或任命重要人事时，须“采酌参议院之建议并得其认可”（美国宪法第一章）。
美国参议院承袭古罗马元老院（Senate）之名。其议场坐落于首都华盛顿特区，位于国会山庄北翼。众议院则在同一幢建筑的南翼召开会议。
1776-1787年的美国为邦联制国家。1787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改国家结构形式为联邦制，在建立统一的联邦政权的基础上，各州仍保有相当广泛的自主权。联邦设有最高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但有统一的法和法律，是国际交往的主体；各州有自己的宪法、法律和政府机构；若各州的宪法和法律与联邦宪法和法律发生冲突，联邦宪法和法律优于州的宪法和法律。美国宪法列举了联邦政府享有的权力，如征税，举债，铸币，维持军队，主持外交，管理州际和国际贸易等。不经宪法列举的其他权力，除非宪法明文禁止各州行使者外，一概为州政府保留。州的权力主要是处理本州范围内的事务，如以地方名义征税，管理州内工商业和劳工，组织警卫力量和维持治安，等等。联邦中央和地方的具体权限，200年来不断有所变化完善。
州政府
殖民地独立之前，都是由英国君主管辖。在美国成立之后、宪法确立之前这段时间，各州实际上处在自治的状态。所以在当时“费城制宪会议”上，各州的代表一边决定成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机构，一边又强调维护各州的权利。
总体上来讲，完全限定在某一州境内的事务应完全由该州政府决定如何处理，包括州内传媒、财产、工商业和公共基础设施的管理、州刑法典、民众工作条件等。联邦政府要求州政府必须在形式上是共和制，州内法律绝对不允许违反联邦宪法或国家层次上制定的法律和条约。
州际和联邦行政上有很多重叠的地方。尤其是最近几年，联邦政府在健康、教育、福利、交通、房地产和城市发展等领域中也开始扩展自己的管辖范围。不过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在两级政府自愿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非联邦将意志强加在地方州政府头上。
同国家机构一样，州层次上也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功能和管辖范畴都和国家层次上的对应机构大致相同。一个州的行政长官是“州长”（governor），由州内公民普选产生，通常是4年任期（有一些州是2年）。除内布拉斯加州仅有一个立法机构外，其他州全都分上下两院。上院叫参议院（Senate），下院叫众议院（HouseofRepresentatives、HouseofDelegates或GeneralAssembly）。不过混乱的是，有的州把整个立法机构都称作GeneralAssembly，上下两院都包括其中。大多数州内，参议员4年任期，下院议员是2年。
各州的“宪法”虽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总体上都和联邦宪法是一致的，包括民权宣言、组织政府的计划等。在商业、银行、公共设施和慈善机构经营等领域内，“州宪法”通常要比联邦宪法更加细致明确，不过规定最终权力属于人民，也会将一些特定的准则和原则定为建立政府的基础。
市政府
美国已经从原来的农业社会发展到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80%左右的公民居住在城镇或城郊中。所以市政府在美国行政体系中是非常重要的。市政府比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更加直接贴近人民，管理一切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务，如警务、消防、卫生、医疗健康、教育、公共交通和房地产等等。
大城市的管理极为复杂。仅从人口上来讲，纽约市一个城市就要大于50个州中的41个州。经常有人说，除美国总统外，最艰难的行政职位就是纽约市市长。市镇政府的职能由州宪章规定，但在很多领域中，城市独立于州独自运作。然而在大部分大城市内，因为居民众多管理极其复杂，同州、联邦组织合作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市政府的类型全美各地都不同，不过都有一个中央政务委员会（公民投票选岀）、一位行政长官（带领下属部门的部长）管理城市事务。市政府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种：“市长—议会制”、“委员会制”和“议会—经理制”。很多城市的政府都是这几种制度混合而成的。
市长—议会制（Mayor-Council）：是美国最古老的市政府体制，一直到20世纪初期，几乎所有的美国城市都是通过此方式管辖。结构和州、联邦政府相仿，市长由民众投票选出作为行政部门最高长官；负责立法的议会也是民众选出，代表市内不同的区划。市长指任市各部门的部长和其他官员，有的时候还需要议会通过。市长有权否决市法令，负责筹划市运营的预算。议会则负责制定市法令，规定税率，在不同部门分配资金。随城市逐渐扩大，议会的席位也随之添加。
委员会制（TheCommission）：立法和行政机关合并在一起，人数通常三个以上，由全市居民投票选出。每一位委员监督下属一或多个部门的经营管理情况。由一位委员担任主席职位，通常也叫做市长，不过其实际权力和其他委员没有区别。
议会—经理制（Council-Manager）：因为民选岀的官员不一定有专业的能力来处理城市中复杂多样的问题，所以就雇用一位“经理”来解决这些事务。市经理必须拥有岀色的管理能力，能够行使大部分行政权力，包括执法、分配拨款等等。
此体制正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城市选用。民众选举岀一个小型议会，负责制定法律；同时雇用一位行政长官（即市经理）来管理城市事务。经理负责筹划预算，监督大部分下属部门。一般来说没有任期限制，只要议会对其工作满意，就可以一直干下去。
郡政府
美国行政区划中的“郡”（county）是州的一个下属区划，经常（但不是绝对）涵盖两个以上的城镇和一些乡村。事实上，美国多数的郡拥有比“市”更高的层级，因此不适合完全用中国的“县”来相比。纽约市是个明显的例外，因地域太大，下属又划分了5个独立的郡。另一个相反的例外是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郡（Arlington），它与华盛顿特区隔波托马克河（PotomacRiver）相望，郡内城市和郊区并存，仅由一个单一的郡政府管理，没有下属区划。这种情况称作“市郡联合政府”（consolidatedcity-countygovernment），也出现在美国其它一些较大城市中，如加州的旧金山市与郡（CityandCountyofSanFrancisco）和夏威夷州的檀香山市与郡（CityandCountyofHonolulu）等地。
美国大多数郡内，通常会选某个城镇作为郡政府所在地。小型的郡内，官委会（郡政委员组成）一般由此郡不分区选出，惟大一些的郡内，其官员分别代表不同的选区。委员会负责征收税务，借贷款项，规定郡公务员的工薪，监督选举，建筑道路桥梁，管理国家、州、郡的福利项目等等。而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几个州内，郡仅仅代表地域区划而已，并没有任何政府管理职能。
村镇政府
村镇政府仅负责修建道路，供给水源，执法消防，建立卫生设施，垃圾、污水处理，税收等当地事务，同时也要与州、郡政府合作，直接管理当地的教育体系。请注意在很多州内，“town”这个词并不是特指“镇”，仅仅是表达居住地的意思，非正式用语。另外在有一些州内，“town”就是“市镇”的意思。也就是说“town”这个词所涵盖的行政概念，各州是不尽相同的。
政府事务由一个选举岀的议会或委员会管理，具体名称各种各样。委员会可以设立主席职位，主席作为行政长官进行管理，或者也可以由民众选举出一个市长。地方公务员可以包括文职、司库、警察、消防、卫生和福利官员等。
其他地方政府
以上涉及的各层政府并没有涵盖美国行政的方方面面。美国人口调查局（商务部的下属）统计，全美有超过84955个地方政府单位。
美国成立初期，很多工作都是民众自己进行的。随着社会发展，很多任务也慢慢转移到政府肩上，美国人也越来越依赖于政府的职能。殖民地时期，即使在大城市内警察和消防员也很罕见，政府不负责安装路灯、清扫街道等工作。民众都是各自为政，自我保护财产安全。
到了现代，这些工作一般都是政府的某些部门来处理。即使是在很小的村镇，公安、消防、福利、卫生等事务也是由政府组织。因此造成美国国内各地的管辖权划分极不统一。
很多美国制宪元勋当初都痛恨政党这个理念，因为政党更关心怎样和对手竞争，而不是为国家着想。他们希望个体的公民能够投票给个体的竞选者，免受某些组织的影响，但历史的发展却完全没有遵循他们的意志。到了18世纪90年代时，国内已经产生出了不同的治国理念，人们都在想方设法和自己政见相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来赢得更加广泛的支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追随者将自己称作“联邦党”。这些人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保障商业生产贸易的繁荣。而托马斯·杰弗逊的追随者称自己为“民主共和党”。他们支持建立一个非集权的农业共和国，联邦政府仅拥有有限的权力。到1828年，联邦党作为一个组织已经消失，后为美国辉格党所取代，此党是因为反对安德鲁·杰克逊而成立。另一方，“民主共和党”变为“民主党”，由此便产生了美国的两党争霸现象，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因此美国尽管历史不长，但其政党的历史却很古老。
1850年代中，奴隶制成为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问题，社会分歧很大，尤其是在关于西部新域是否应该允许奴隶制的问题上分裂更是极端尖锐。辉格党采取了骑墙的态度，结果导致直接灭亡，1854年被美国共和党所取代。而共和党当时的主要政策就是要消灭美国国土上所有的奴隶现象。六年后，林肯赢得1860年大选，新生的共和党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当时的环境下，政党的地位很高，是统治著全国的政制机构，因此党派的理念就成为了大多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某党的忠诚由父辈传给子辈，党派活动（包括大型宣传活动、正装行进活动、火炬游行等等）是很多社区群体社交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到了1920年代，这种全民皆党的热闹现象就已经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市镇管理进行了改革，改善了行政机关的文职事务，通过了一系列反腐败法案，为了抵消国家大会上政客的强大势力，还建立了总统大选的初选制度……这些都有助于净化了美国的政治环境，但同时也让政治活动变得沉闷了许多。
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美国的政党内部组织非常松散，原则上是一部“选举机器”，平时不发生太大功能，只有在各级选举时才组织运作。尤其是两个大党在全国层次上根本没有正式的组织来控管会员、活动、政策制定等事宜，不过由一些州层次的组织负责管理此类事务。所以如一个美国人说自己是民主党或共和党，这其中的意义和一个英国人说自己属于工党或保守党是有很大不同的。美国选民可以自由注册成为某个党派的成员，可以自由投票给某个党派，不过这些都无法限定选民的选择，也不会带给该选民针对该党派任何特殊的权利或义务。选民可以今天参加一个当地的某党会议，明天又参加另外一个党的。同样地，登记的选民也可以依法、依程序“随时”变换政党。
当某人决定竞选时，他/她的党派身份就变得正式起来。在大多数州内，这就意味着他/她想要获得某个党派的提名，并参加初选来竞选某个职位。接下来各党派内负责选举的委员会就会选择究竟同意哪一位候选人来获得提名。不过最后的结果还是要参加初选的投票者来决定，而且想要知道谁会去投初选的票是非常困难的。
这种体制就造成美国各政党内部的中央组织都十分软弱，也几乎没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指导，只有在一些大小问题上意见是相同的而已。只要某个人在初选中一旦胜出，无论他/她是否过河拆桥、是否突然变脸公开反对此党派的政策，这个党派也根本没有办法阻止其获得正式党员的身份。
在联邦层次上，两个大党都有自己的全国委员会，功能是筹款、组织宣传活动，尤其是积极准备总统大选。委员会的成员构成都不同，但都主要由州层党派的代表、附属组织和其他党派重要人士组成。不过全国委员会并没有权力去指导党派内个人的行动。因此，虽然每个党都有一个主席，但这个主席并不真正是此党派的“领导”，一般也很难说谁掌握著美国政党中的领导权。通常那些游说其他会员追随自己领导的人可以视作是党派的领导。不过经常来讲，官居高位的人是实际上的党派领导人，比如美国总统、上下两院的领袖等。而且说是“领导”，也要别人自愿跟随才可以，无法强求。
两党都有单独的委员会负责选举工作。最重要的委员会要算“国会山委员会”（Hillcommittees），负责选举岀竞逐国会的议员。
全国性质的大党在五十个州都有自己的分部，根据各州法律不同随之更换组织结构和工作职能。
究竟为什么两党制会在美国发展起来，主要有以下原因。大多数官员都是从单一代表制的地方区划中选举出来的，而这种制度叫做“最多票数当选法”（又称“第一过杆制”），也就是说谁得到最多的选票就获胜，并不按比例计算。这种制度对两强争霸的局面起到了推动作用：一家政党执政，另一家在野；如果在野的党派联合起来，就有可能下次击败当前的执政党。有的时候第三党也会冲出来，赢得自己一席之地，并保持一段时间。近年来美国最成功的第三党是H。罗斯·佩罗（H。RossPerot）的美国改革党，1996年总统大选时曾赢得8%的选票。佩罗自己在1992年总统大选时赢得了19%的选票，不过当时改革党还未成立。另一个表现不俗的小党派是美国自由党（USLibertarianParty），在全国拥有超过400个选举出的官职。杰西·文图拉（JesseVentura）1998年当选明尼苏达州州长，成为第一个赢得州层官职的改革党人。其他还有两位无党派人士拥有州层官职：参议员詹姆斯·杰佛玆（JamesJeffords）和众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Sanders），两人都是佛蒙特州的（佛蒙特只有一个众议院席位）。大多数小党派生存很困难，因为两个大党经常采用这些小党最受选民欢迎的某些主张，从而夺走小党派的选民。
波多黎各有自己单独的政党，主要有波多黎各新进步党、波多黎各人民民主党和波多黎各独立党。
美国宪法和法律条文规定，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最终属于人民；政府的权力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宪法和法律限制的。联邦宪法和法律一方面规定公民享有人身保护、言论、出版、集会、宗教信仰自由，私有财产权和选举权等权利；另一方面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和平集会和请愿等自由的法律，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非法的搜查或扣押，非依法定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此外，各州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的权利也有规定。
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间接选举制。首先由各州选民投票选出本州选举人（人数与本州国会议员人数相等），再由各州选举人同时在各州首府投票选举正、副总统。议员选举实行直接选举制。众议员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参议员最初由各州议会选举，1913年生效的第17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参议员也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州长、议员和某些州的法官、重要行政官员都由选民选举产生。各级选举一般都由两党包办。为了保证两党的统治地位，一般实行单名选区制和多数代表制。
1787年，美国制定并颁布了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该宪法将国家元首（总统）的选举权交给了人民。215年来，美国的选举制度随着美国的政治气候变化而变化，产生了许多不成文的习惯。原宪法和不成文的习惯同时生效，使美国总统选举变得更加复杂。为帮助广大同学更加全面地了解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准确把握教材的相关知识，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作简要介绍和分析。
从选举过程看
美国的总统选举有严格的程序，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美国的总统选举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前期竞选准备到正式大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实质性的选举主要包括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党内预选。在总统选举年的2至6月，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各州由普通党员直接选举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于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明确表示支持哪位总统候选人，因此，预选结果就能清楚地知道各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从某种意义上讲，总统预选也就是普通党员直接选举本党总统候选人的过程。
第二阶段，确定总统候选人。总统选举年的7、8月份，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本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事实上，在各州的预选过程中，总统候选人的优势已基本明确，全国代表大会不过是为选举的优胜者履行一下正式手续而已。
第三阶段，展开竞选。总统选举年的9至11月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的竞选阶段，总统竞选是美国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在竞选中两党候选人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为自己拉选票，为最后竞选成功奠定基础。
第四阶段，总统大选。总统选举年的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后的星期二是美国总统大选日，这一天，各州选民到指定的选票站选举总统选举人。
总统选举人被选出后，组成选举团，于12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在本州首府集会，分别选出正副总统；次年1月6日下午1时，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全体议员在众议院集会，由参议长主持开票，当众公布选举结果；当选的正、副总统于1月20日宣誓就职。
从选举方式看
美国的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制度，属于间接选举
许多人认为，美国总统是在总统大选日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其实不然，美国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制，即由选民选出总统选举人，再由总统选举人选出总统。由于选民在推举选举人时，已经明确表示选某一总统候选人的选举人，因此，美国总统虽为间接选举，却有直接选举的意义。
另外，总统选举人制度作为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一项独特的制度，还有一些特殊的规定。诸如，各州选举人的数目同本州在国会里的议员人数相等，一些大州议员人数多，选举人数目也就多；选举人的选举实行“胜者得全票制度”，就是说，如果某党获得一个州的多数选举人票，则该党就获得该州的全部选举人票；等等。
政权组织形式
美国实行严格的三权分立制度，总统选举与国会选举分别进行
美国是总统制共和制国家，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实行严格的三权分立制。美国总统与国会不仅在权力上相互牵制，而且在产生途径上也各不相同。美国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总统选举每四年一次，称为“大选”；国会选举则是两年一次，称为“中期选举”。美国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其中，众议院议员435名，任期2年，每两年全部改选；参议院议员100名，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众所周知，美国总统选举获胜的党是执政党，但执政党并不一定是国会中的多数党，执政党往往在国会的一院或两院中占少数席位。当总统所在的党在两院中均占少数席位时，美国的总统被称为“跛鸭总统”。
从政党制度看
美国实行两党制，总统选举是政党选举与公民选举交融结合进行的
美国是两党制国家，其总统的选举产生与国内的两大政党密不可分。美国总统选举实际上是决定由哪个政党执掌政权，成为新的执政党，这是美国两党实现轮流执政的一种方式。美国的总统选举主要是由民主党和共和党运作和控制的。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必须是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总统候选人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要想被确立为总统候选人，首先必须在党内击败其他的竞争者；总统候选人能否在总统竞选中获胜，除其个人因素外，也与本党有密切联系，总统候选人所在党的威信、形象直接会影响到他的支持率；“胜者得全票制度”则保证了两大政党对总统选举结果的控制。在个别情况下，作为总统候选人，也可以是一些小党成员或无党派人士，但这些总统候选人获胜的可能性很小。而两大政党人多势众、势力强大，这就保证了各州的选举人票落入两党手中。
美国总统选举虽然操纵在两大政党手中，但并非与美国的公民没有关系。美国公民拥有选举权，总统选举人是由公民直接选出的。总统候选人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就必须争取选民，在选民中树立良好形象，提出吸引选民的口号和纲领，甚至向选民作出某些承诺。选民的向背，最终决定总统候选人竞选的成败。总之，两党的总统候选人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推举，但能否当选总统是由公民选举决定的，并非由两党决定。
从阶级本质看
美国的总统选举是典型的金钱选举，体现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性质
金钱是进入白宫的钥匙，这从近几十来美国当选总统的情况和历届总统竞选的费用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9位美国总统，大多是富豪。其中，肯尼迪是波士顿财团的大资本家，约翰逊和卡特是大农场主，里根是有名的富翁，布什家族则是美国的制造业巨头。因此，说美国政府是“富豪内阁”是再恰当不过了。
从竞选费用看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总统的竞选费用急剧增加。1964年美国总统竞选费用为2亿美元，1968年是3亿美元，1972年为4亿美元，1976年达到5、4亿美元，1980年高达10亿美元，1996年达到创记录的11、4亿美元。美国总统竞选费用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总统候选人个人拥有雄厚的财力；二是政府补助；三是来自大财团和社会各界的捐款。虽然美国的《竞选运动资助法》规定，个人直接给总统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500美元，团体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但一些大财团通过各种途径钻法律的空子，为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提供资金，与总统候选人进行“金钱与政策”的交易。难怪有人说美国的总统选举是“钱举”。
从思想取向层面来看
美国两大政党分别代表两种差别极大的政治哲学：民主党－－自由主义；共和党－－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不同的国家里有不同的含义，即使在美国也有不下几十种定义。一般说来，美国当代的自由主义理论推崇革新、容忍与社会平等，主张观念、制度和法律应随社会环境之改变而变迁；而保守主义思想则强调文化延续性，注重传统价值、社会稳定与宗教之作用。
在具体政治领域，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最大分歧莫过于“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保守主义理论从维护个人自由这个基点出发，坚信政府权力之扩大即意味著个人自由之缩小。这种理论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社会问题的涉入必定会危及美国文明的根基－个人自由。更有甚者，保守主义理论还认为联邦政府的社会福利、高开支、高税收、及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等政策均不同程度的造成或深化了美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如生产率下降，通货膨胀，中上阶级收入减少，商企界投资热情不高，懒人依赖政府救济等等。
与此相反，自由主义理论认为，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导致了严重的贫富不均、高失业与一系列其它问题，而高度发达的科技与经济发展并没有明显改变美国社会不平等现象，如种族歧视，妇女权益得不到足够保护等。因此，自由主义理论深信，美国社会的急迫问题不是个人权利受到侵犯，而是社会不平等没有得到纠正。同时，自由主义理论还认为，美国诸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如此之严重，如此之深刻，非得政府出面参与解决不可。换言之，自由主义理论坚信政府权力不是造成美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原因，而是消除这些问题之重要手段。
由于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对大、小政府持不同意见，近几十年间，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诸如拨款、税收、政府调控经济、民权保障、qiāng支管制、环境保护等问题上明争暗斗，针锋相对。美国两大政党关于政府权力大小之分歧在大选年显得最为突出。1980年，罗纳德·里根以“小政府”，作为其竞选基调，猛烈抨击民主党的社会经济政策，认为自由主义派的高开支，高税收及“福利社会”政策导致了高速货膨胀、高失业、高利率、高国债与低速增长。1988年，乔治·布什挟里根保守主义当权八年之余威，再次祭起“小政府”旗帜，信誓旦旦地向全国选民保证，“ReadMyLipsNoNewTaxes”，1992年，民主党时来运转，比尔·克林顿利用美国经济不景气而布什政府应对无力之机，又向全国选民开出沉寂了十二年的“大政府”药方，强调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措施，以帮助人们渡过难关。振兴经济，走出萧条。从以上三例来看，“大政府”与“小政府”的药方均为有效，因为美国两大政党在政府权力与作用问题上早已界线分明，只要社会条件与时机有利，争得中间势力同情，政治钟摆的方向将会很明显。
美国两大党关于大、小政府之争在国会立法中表现得同样激烈。尽管有议员跨党投票现象，总的说来，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与政府权力有关的议案的表决通常是营垒分明。克林顿1993年当政后，其刺激经济的法案在参议院遭到共和党议员封杀，其联邦赤字减缩法案也受到参众两院共和党议员一致抵制。在布什执政期间，民主党虽在参案两院占有优势，成功地通过了几十个法案，但由于共和党占据白宫，布付利用总统权力将那些与“大政府”有关的法案一一加以否决。四年期间，布什总共否决了近三十个国会两院所通过之法案，只有关于政府对有线电视价格施加控制的一个法案后来又被两院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成为法律，其余均为夭折。克林顿一入主白宫，民主党议员急忙又将被布什否决的一些法案重新通过（如“FamilyLeaveBill”），交由民主党总统顺利签署。关于大、小政府的党派之争并不限于联邦国会，在美国五十州的州议会里，类似的情形同样存在。
民主党与共和党，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关于大、小政府的争执实际上已经延续了一个世纪。在十九世纪末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兴起的所谓“镀金年代”里，共和党占尽上风，政府对经济放手不管，任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形式自由发展，这个时期国会所通过的几个“反托拉斯法”也只不过是虚晃一qiāng。二十世纪初叶美国兴起“进步主义”运动，试图解决伴之工业化、城市化而来的种种社会弊病，如政治腐败、商企巨子垄断豪夺、工人工作环境恶劣、工资低、工作日长，农民生计维艰等。“进步主义”是一个改良主义运动，它的理论基础是刚诞生不久的美国哲学－－实用主义。这个哲学流派的集大成者约翰·杜威开美国现代自由主义先河，明确主张利用政府力量帮助消除社会弊病。由此而进，美国现代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关于大、小政府之争的帷幕正式拉开，政权之争。
第2篇：美国政治制度19世纪50年代，北部工业家与南部种植园主的政治斗争白热化。1854年民主党政府通过《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取消对奴隶制扩展的地域限制，导致1854-1856年堪萨斯内战，促成共和党于1854年7月成立。它由北方民主党中的激进派、自由土地党人和前辉格党的大部分党员组成。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工人和西部小农的利益。反对在美国扩展奴隶制。至此，美国两党制确立。
共和党创立后在北部深得人心，富有生气。1860年其候选人A·林肯以“言论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身自由”为纲领当选第16届总统（1861-1865）。南北战争中，共和党领导北方人民，战胜南部同盟，在全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
战后，共和党连续执政20年，以“拯救联邦”和“解放黑人”的“老大党”自称，并与南部白人至上主义者妥协。19世纪80-90年代美国进入垄断阶段。这一时期，共和党长期执政，为东北部和中部财团利益服务。1898年总统W·麦金利（1843-1901）发动争夺海外殖民地的美西战争。翌年提出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20世纪20-30年代，连续执政的3位共和党总统对大企业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经济严重失调，造成商品积压、金融混乱和大批失业，导致1929-1933年经济危机。共和党在1932年总统竞选中惨败，从此一蹶不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党开始得到南部财团支持，1953年其候选人D·D·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任内提出侵略中东的“艾森豪威尔主义”。1969-1976年，R·M·尼克松、G·R·福特相继担任总统。1981年E·W·里根上台，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外提出“恢复经济和军事实力、重振国威”的口号，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同时在加强实力的基础上，谋求同苏联谈判。1984年连任总统。1989-1993年，G·布什出任总统。
该党以大选年竞选总统的纲领为全党政纲。无固定成员，党员人数以每次大选前选民登记为准。只有少数人是经过一定关系和手续加入党的基层组织的党员。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每4年于选举年夏季召开一次，提名本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制定纲领。常设机构为全国委员会，任期4年，设正、副主席、秘书、司库等，负责筹备全国代表大会，主持总统竞选活动。各州设州委员会，主持本州竞选活动。竞选经费由垄断财团资助。
民主党（DemocraticParty）
美国两大政党之一，在美国实行的两党制中与共和党轮流执政。以驴为徽。
[党史]：1791年建党时称共和党，1794年改称民主共和党。又称反联邦党。后该党分裂。杰克逊派于1828年建立民主党。1840年全国第3次代表大会正式定名为民主党。主要代表西南部新兴的植棉奴隶主和旧南部奴隶主、小农、边疆居民和工匠等阶级的利益。
1828年A·杰克逊当选总统（1829-1837在任），他为维护联邦统一、制止分裂危机，进行了政治改革。他扩大了总统及联邦政府职权，实行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名总统候选人，以州为单位提出总统选举人，胜利者获得本州全部选票的制度；建立健全民主党各级委员会；扩大白人成年男子普选权等。美国学者称之为“杰克逊民主”。此后至1860年，除1841年、1845年、1849—1853年由美国辉格党执政外，均由民主党掌权。
19世纪40年代民主党被大奴隶主控制，主张在新土地上扩大奴隶制。1861年南北战争前夕发生分裂，北部民主党并入共和党；南部民主党则成为奴隶主政党，并挑起美国内战。战后民主党长期在野，代表南方大土地所有者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得到与进口贸易有关的北方工业家和金融家的支持。它长期是“南方党”，直到1932年大选时，才开始打破传统的地域界线。
美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来，民主党在本质上与共和党无异，亦被垄断财团控制。但因其一贯标榜民主颇得工会中上层支持，常以代表劳工自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民主党T·W·威尔逊政府于1917年参战。1920年后共和党执政。1933年民主党的F·D·罗斯福在严重经济危机中击败共和党总统H·C·胡佛（1929-1933在任）就任总统，实行新政，以解决经济危机，并促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4次蝉联总统。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去世后，由H·S·杜鲁门继任。1950年杜鲁门政府派兵入侵朝鲜。1953年杜鲁门下台。此后，民主党与共和党继续交替执政。1961-1969年，1977-1981年民主党执政，J·F·肯尼迪、L·B·约翰逊、J·卡特（1977-1981在任）任总统。民主党对内继续推行“新政”政策，先后提出“公平施政”、“新边疆”和“伟大社会的方针”；对外推行扩张政策。肯尼迪、约翰逊任内强化了越南战争。1994年B。克林顿出任总统。
该党每4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本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制定竞选纲领。中央设全国委员会，任期4年。负责筹备全国代表大会和主持竞选活动。该机构设主席、副主席、秘书、司库和特别法律顾问等职。下设各州委员会，组织本州竞选活动。该党无固定纲领，以竞选总统的纲领作为政纲，亦无固定党员，党籍自由。党员总数按本党总统候选人投票的结果计算。竞选经费由垄断财团资助。
其他党派组织
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ticParty）
美国政党。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逐渐兴起。1897年6月18日，在芝加哥成立了美国社会民主联盟，并选出了执行机构——全国委员会，E·V·德布斯任主席。1898年6月7日，在芝加哥召开联盟的第1次代表大会上，因辩论247纲领委员会的报告而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实施移民计划；建议用组织大批移民到西部去的办法来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派主张放弃这种空想，只相信“国际社会主义原则和纲领”，只采取社会主义的宣传方法，并拒绝承认大会以多数票通过的移民计划，宣布退出大会另举行会议，成立社会民主党，并选举一个全国执行委员会。德布斯当选执行委员。新党以参加竞选为政治斗争手段，发展迅速。此后两年，社会民主党在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等9个州指定各州候选人或地方候选人。1899年地方选举中，该党成员中有人当选为市长、市参议员、镇议会议员。1900年德布斯被推选为美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总统候选人。1900年3月6日，社会民主党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第1次代表大会，会上讨论并要求社会主义力量统一起来。1901年7月29日，该党与退出美国社会主义工党的M·希尔奎特派共同组成了社会党。
社会党（SocialParty）
美国政党。1898年美国劳工和政治领袖E·V·德布斯领导并创立的社会民主党，于1901年7月29日同M·希尔奎特领导的社会主义工党温和派合并，取名社会党。总部设在圣路易斯。
党的基本纲领是把工人阶级和同情它的阶级组成一个政党，以参加竞选作为政治斗争手段，以期夺取政府的各项权力，并利用这些权力把现存的生产和分配手段的私有制改变为全体人民的集体所有制。反对通过社会革命途径建立社会主义。1901年有党员1万名，1912年增至12万，遍布各州工会。组织成员比较复杂，有城乡小资产阶级包括许多律师、牧师、小雇主和来自俄、波、匈等国的移民。还有工人，其中国外出生的工人占多数。党内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了党的领导权。党的主要领导者左派代表是德布斯，右派代表是希尔奎特。右派曾公开拥护伯思施坦修正主义。
1905-1914年间是社会党活动全盛时期，创办了13种日报、12种月刊和近300种周刊。1912年社会党发生第一次分裂。著名工人运动话动家W·D·海伍德被免除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他和134名工人党员相继退党。1917年，社会党在左派鼓动下，通过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议；德布斯与C·E·鲁滕堡因反战活动被捕人狱。1920年总统竞选中，德布斯虽在狱中，仍获得92万张选票。社会党在许多地方工会和美国劳工联合会中产生过一定影响，在州和地方议员选举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俄国十月革命后；党内左派主张抛弃改良主义纲领，直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1919年，社会党再次发生大分裂。左派鲁滕堡等退出，组建成美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劳工党（1921年两派合并为统一共产党）。1924年，社会党支持进步党R·M·拉福莱特竞选总统，以加强资产阶级和工会领袖掌握领导权的工人、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反对垄断资本的统一战线。1928年起，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N·托马斯（1884-1968）连续5次参加总统竞选失败；之后曾又两次参加总统竞选，均得票极少。1960年，德布斯决定退出全国政治生活，致力于教育活动。
60年代末，社会党分裂为左、中、右3派。左派和中派支持民主党。1936年分裂出去的社会民主联盟在1972年与社会党重新联合，更名为社会民主党。
美国共产党（CommunistPartyoftheUnitedStates）
美国工人阶级的政党。1919年8月31日和9月1日左派社会党相继成立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和美国共产党。两党的政治纲领大致相同。不久同时遭到美国政府查禁，1920年1月被迫转入半地下。1920年5月，共产党部分党员先与共产主义劳工党联合组成美国统一共产党，1921年5月该党又与共产党合并，组成以C·B·鲁腾堡为执行书记的美国共产党。美共通过劳工联盟和工人理事会积极开展活动，并支持它们于1921年12月组成公开的美国工人党。1923年4月，共产党与工人党合并，称美国工人党，从而结束党的半公开活动时期。1925年8月，美国工人党改称美国工人（共产）党。
1927年鲁腾堡逝世，J·洛夫斯通担任执行书记。1928年10月，他批判和清洗托洛茨基分子J·G·坎农机会主义集团。以W·Z·福斯特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公开揭露和批判洛夫斯通修正主义路线，1929年7月，美共中央委员会将这个修正主义集团清除出党，并选举福斯特等4人担任书记。1990年党的“七大”又改名为美国共产党。
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期间，美共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失业、抗议饥饿和反对削减工资的群众运动，参与组织一系列总罢工和震撼全国的示威游行，并深入南部为维护工人、黑人和农业劳动者的政治经济权益而斗争。美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反法西斯的立场上，同情和支持中国、西班牙等被侵略国家，1937年组织3000名战士参加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人民。当总统F·D·罗斯福“新政”遭到法西斯分子攻击时，美共从初期待否定态度转而有限度地、批判地支持罗斯福及其一些改革。美共威望迅速提高，30年代末党员人数也增加到10万人。1932年福斯特患重病。1934年4月，在美共“八大”上，E·R·白劳德当选为总书记，但他逐步滑向修正主义。德黑兰会议后，公开主张放弃社会革命，实行改良主义和阶级合作。1944年5月解散共产党另建非党的共产主义政治协会。1945年7月，美国共产党人在福斯特的领导下举行非常大会，严厉批判了白劳德的错误路线，恢复了共产党的组织。1946年2月白劳德被开除出党，福斯特当选为主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对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进行大规模的迫害和镇压。1948年美共12名政治局委员被判刑。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美共又受到“反斯大林主义”等国际事变的冲击，党内一部分人发生动摇，甚至提出了把党变成某种政治或’教育协会的主张，党员人数锐减。1957年2月，党的“十六大”批判这种错误倾向，但此后党内修正主义继续泛滥。1958年2月，美共召开全国委员会批判修正主义错误观点。1961年党的领导人福斯特逝世，E·G·弗林继任党的主席。1966年美共恢复合法地位和各种公开活动，1968、1972年均提出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美共“二十一大”以后，把产业工人和黑人作为工作重点。1979年美共“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指出，要通过和平道路战胜垄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国。70年代末美共约有党员1、5万人，党组织分布在37个州，G·霍尔任总书记，H·温斯顿任主席。党的中央理论刊物是《政治月刊》，机关报为《每日世界》。
美国劳工组织（AmericanLaborOrganizations）
美国劳工组织包括工会和工人政党两种组织形式。工联主义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影响。工会1866年，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全国劳工同盟在巴尔的摩成立。创始人是W·西尔维斯。全盛时拥有十多万会员。包括激进的和改良的组织，并与第一国际建立了联系。1872年衰亡。1869年，U·S·史蒂文斯在费城创立劳动骑士团。1878年前该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后公开活动，是美国工人阶级所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拥有70余万会员。后来由于T·V·鲍德利领导集团的阶级合作政策，80年代末便急剧衰落。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取而代之。其前身是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的行业工会与劳工联合会。该组织于1881年11月在匹兹堡成立。主要创始人是S·冈珀斯。1886年发动了“五一”全国总罢工，年底改组为“劳联”。冈珀斯任主席。19世纪90年代末，“劳联”推行“冈珀斯主义”，即“劳资合作”、“非常派政治”和“行业工团主义”。
1866-1900年间，会员从13万多人激增至近55万人，到1955年与“产联”
合并时，拥有会员约1090万人。19世纪后期，铁路系统出现了5个极端保守的、独立的行业工会，通称为铁路兄弟会，又称“五大金刚”，即：机车司机兄弟会、铁路列车长公会、机车司炉兄弟会、铁路乘务员兄弟会、转辙工人共济会。1893年会员总计约10万人。这些工会迄今存在。1969年，后4个工会合并为联合运输工会（属劳联—产联）。19世纪末，在煤矿、采矿和铁路等部门中出现了第一批产业工会，与劳联等行业工会相抗衡，其中进步力量相当强大。1905年在芝加哥诞生了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其缔造者是当时的三大左翼领袖W·D·海伍德、E·V·德布斯和D·德莱昂。1908年开始演变成纯粹工团主义组织。20世纪20年代末解体，部分成员加入美国共产党。1920年，W·Z·福斯特在芝加哥建立工会教育同盟，有数十万劳联会员支持或参加，美国共产党予以积极的支持和领导。1929年改组为工会统一同盟，成为独立的进步工会中心。1935年，为了工会的统一，宣布解散，所属工会并入劳联。
20世纪30年代中期，劳工左冀和劳联领导上层的中间派联合发动的产业工会组织运动，促进了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产联”）的诞生。1935年10月在劳联的代表大会上，联合矿工工会主席、中间派J·L·刘易斯等提出在基本工业中组织产业工会的主张，遭到格林右翼领导集团的反对。于是支持这一主张的10个工会，便组成产业组织委员会（“产联”的前身），拥有会员约100万人，不久该委员会被劳联开除。1938年改组为“产联”，刘易斯任主席，成为第2个工会中心。它是产业性的工会联合会，创始之初起过积极作用，在中左联盟的领导下，把基础工业的大批工人组织起来。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P·默里和W·鲁瑟右翼领导集团抛弃以前的进步方针，排斥左翼力量。1955年2月，“产联”与“劳联”在纽约召开合并大会，定名为“劳联—产联”，拥有140多个国际性和全国性的工会，约有会员1600万人（占工会会员总数的85-90%，占工人总数的人34％），选出G·米尼为主席和鲁瑟等27名副主席。合并后领导集团继续推行劳联的阶级合作路线。迄今仍为最大的工会联合会。机关刊物为《劳联—产联新闻》和《联合主义者》。
1968年，退出劳联—产联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和货车司机工会发起成立劳工行动同盟，鲁瑟任主席。拥有会员365万人。70年代末，美国共有工会185个，其中120个隶属于劳联—产联，其余为独立工会。总计会员约2000万人，占工人总数的20%左右。
农民协进会（Grange）
第一个全国性农民组织。一译农业保护社。最初是秘密会社，1867年12月明尼苏达州农场主o·H·凯利（1826-1913）在华盛顿创立农业保护社，目的在于维护农业集团的利益。成立之初，由于空泛提倡农民互助和力图通过宣传教育方法改善农民的处境，发展缓慢。1873年爆发农业危机，农民处境急剧恶化。农民协进会广泛发展起来，提出反对抵押贷款制度、反对垄断资本的暴政等口号，要求实现公平的立法，保护农民免受高利贷者、银行和铁路公司的盘剥，制定客货运输合理的最高收费额。随后，该会在中西部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活动，迫使伊利诺伊、威斯康星和艾奥瓦3个州政府制定了对铁路和谷物堆栈的管制法令。1876年，农民协进会运动进入鼎盛时期，会员约85万人，地方分会遍布全国。1874-1876年，农民协进会广泛开展经济活动，建立许多合作商店、粮仓、经营批发业务的机构、保险公司和银行。中西部一些州的农民协进会还投资兴办农机厂和各类农产品加工厂。1876年以后，农民协进会内部出现意见分歧，有的地方分会领导权被富裕农民或农业资本家所篡夺，有的地方则为城镇商人所控制。与此同时，它所创办的许多合作社也在垄断组织的排挤下先后解体，会员数目急剧减少。1880年，由85万人降至15万人。此后，农民运动的重心转向“绿背纸币”运动。20世纪初，农民协进会复兴，特别是在美国东部。1917年农民协进会宣布有56万成员。70年代，达到85万人，其中25％是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两州。现有7800个地区、州和全国性的组织。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ColoredPeople）
美国白人和黑人组成的旨在促进黑人民权的全国性组织。总部设在纽约。1908年8月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发生了对两名黑人施以私刑处死的事件，激起一些白人自由主义者的愤慨。在新闻工作者W·沃林、0·维拉德、社会工作者M·欧文顿以及黑人学者W·E·B·杜波依斯的倡议下，1909年5月在纽约召开了关于黑人权利的全国性会议，建立了全国黑人委员会。次年5月，这个组织与杜波依斯领导的、由激进黑人知识分子建立的尼亚加拉运动合并，定名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杜波依斯是早期领导人中唯一的黑人，担任宣传和研究部主任及机关刊物《危机》杂志的主编。协进会的目标是通过改良的道路，使黑人享有完全的公民权、法庭公平裁判权以及经济、社会、教育和政治方面的平等权利。协进会采用的主要手段是法庭诉讼、争取民主立法和宣传教育。20世纪60年代以前，协进会主要为黑人争取选举权而斗争。此外，对居住隔离、改善黑人学校条件和公立学校中的隔离制度方面，曾作出一定的贡献。协进会的一些地方组织也积极参加60年代的民权运动。但一些激进的、主张直接行动的团体出现，结束了协进会作为美国最主要的黑人民权组织的地位。70年代后期，协进会拥有45万名会员，在全国各个州中拥有1700个以上的分支机构。目前，仍是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黑人组织。
第3篇：美国政治制度构建与成型历史因素及其特点浅究美国政治制度构建
〈一〉、独立战争前后一段时间的政度
当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殖民者纷至沓来。早期殖民者们用一些卑鄙手段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此后各国殖民者为争夺这片富饶的土地进行了长期激烈的斗争。最初的殖民者西班牙、葡萄牙被法国、荷兰击败，之后英国人又将法、荷击败，夺得主动权。至一七七三年，英国在北美建立了十三块殖民地，这便是美利坚最初的十三个州。
政治制度上，十三个殖民地分属三个类型：
（一）、皇家殖民地。这些地区直接受英国委派的总督统治，它们虽设议会，但议会由总督指派。
（二）、业主殖民地。英王特颁许可证，准许业主（主要是两大贵族及其后裔）自主统治。
（三）、自治殖民地。只有两个州，数量少但其制度影响深远。由英王颁特许证于地方居民，许其自行选举立法机关，由立法机构选总督、法官。总督无权否决议会决议。
各州以下已产生了市、镇，这些市镇基本自治。当地的市民、镇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议会是常设机关，大会有极广泛权力，这种形式直接影响了后来美国的民主政治。
美国当局在北美的掠夺，激起了当地的不满（
宣言指出一旦政府变得有害于天赋于人们的权利，人们有权改变或废除现政府。同时宣告北美殖民联合组成拥有主权的自由独立合众国。
杰弗逊在宣言初稿中本有谴责贩卖黑奴的文段，但由于南方奴隶主反对而被删去，这样为种族特权制、种族歧视埋下了祸根，至今未除。
《独立宣言》虽非宪法，然对美利坚宪法制定、政治机构构建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尤其是天赋人权论及种族歧视对宪法影响很大。
独立战争爆发后，大陆会议于一七七七年通过《邦联条例》，此条例堪称美国首部宪法，规定国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不设行政部门，无独立司法部门，国会为一院制，国会为各州代表组成，权力广泛。
条例保证了各州团结，保证了打败英国。但正如其名，邦联乃是一个松散联盟，允许各州有“主权、自由、独立”。国会无权向各州征税，无权干涉各州自主贸易。大陆上金融混乱，各州自有其货币，各州均从自身利益出发，设立贸易壁垒，严重防碍国内统一市场形成、发展。外贸方面邦联无力保护本国工商业。因此美国许多有识之士，特别是战争中领袖人物均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二〉、美国宪法制定与政治体制构建。
独立战争后至南北战争前。
战后，邦联已不合历史要求，故一七八七年，各州代表在费城开会，原定修改《邦联条例》，然因其已完全不能适应形势，故会议主题变为制宪。历经三个月讨价还价，完成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草案。此后汉弥尔顿等，在报上撰文，阐述制宪意图、依据：
一：各州不应分别独立，否则无力共同对外且必遭内乱。
此条解释了最关键之问题：美国是保持松散联盟还是建立强力中央政府。汉弥尔顿认为联合的幸福、价值观，很早即诱使北美人建立一个联邦并使之永存。事实亦证明如此！历届美国国会均认为应保证联合永存。
二：人民安全的最好保证在于联合。一般国家当认为战争有利可图时，总要制造战争，特别是专制国家。而一个有力的政府可以防止威胁，维护主权。
三：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政府可有效调动全国资源、协调利益。
四：十三个州分裂，必然使彼此间经常互斗（这一点在南北战争中得到了体现）。
（一）、宪法与分权
宪法制订者们被称作联邦党人，他们是美国政治政度主要构建者。
他们设想：联邦任务、定义共和政体、选举办法、机构设置。
其中较有特点的是当时较先进的共和政体与机构设置。
美国乃是法国启蒙思想家观点的试验场，其上层人物如杰弗逊等，深受启蒙思想影响，故政体自然为共和制。华盛顿拒绝部将拥立其为王的建议，亦可证明此共和思想深入人心。
分权原则亦是启蒙思想家及英国的洛克等人之观点。
汉弥尔顿等人提出联邦宪法基本原则是把权力均分至不同部门；立法上应平衡；设法院，法官须忠实尽责方能继续行职；议会应人民自选。
他们认为孟德斯鸠的观点是立法行政、司法权集一体、则不论一人、少数人或多数人，不论由世袭、任命或选举产生，均可成为虐政。当然这并非说立法、行政、司法应完全独立，因此部分权力混合是允许的。
麦迪逊认为世袭君主制政府，行政位于支配地位，但共和国立法应高于行政，其立法权力广泛，又不易明确限制，其权易侵犯其它部门权力，故人民应设法预防其权力扩张。所以把立法机构分为两部，一部代表人民、一部代表各州。前一部，大州有利，后一部小州有利。两部共同作用性质及对社会依赖应尽少联系。此原则即为美众参两院设立原则。
行政权由总统掌握，他由选民间接选举产生。宪法制定者认为总统虽有广泛权力，但均受制于参议院。故某些人将总统权力夸大为王权乃至专制暴君之权，自然被斥为“拔弄妖术”。
美国总统有对外代表国家缔约、任命大任、国家官员乃至最高法官之权，对内可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但无特权、无亲教权故起初并无过大影响。
司法权乃三权中最弱一项，极易受其它权力侵犯，其无军权、无财权又无人事权，既不能支配社会力量和财富又不能采取任何主动行动，故既无强制又无意志，仅有判断。
由于司法最弱，所以必须保护。办法为一，法院有权审查、禁止违宪立法，从而制约立法权。
汉弥尔顿认为法官独立性是某公正之保证，是保卫社会不发生不良倾向之重要因素，故法官如无过失可终生任职。这样亦有利于法官专业合格。法官薪俸固定。
当然立法亦有权约束司法，在法官不称职时弹劾。
从汉弥尔顿等制宪者构想看，制宪会议曾就政治体系构建作过涂谋远虑之考虑。联邦党人致力于建立强力中央政府，反映独立后美国社会发展经济、稳定政治的要求。美利坚政治构架吸取了古希腊、罗马之经验及孟德斯鸠、洛克等人理论，最重要的是总结各州政权建立已有之经验。自然美国政治构架有诸多不足，正如汉弥尔顿所言“不完美之人造不出无完美之物”。然其创建时的思考对人们应有启发。
（二）、宪法修正案
两百年来，美国宪法虽未根本改变，但它却在发展，其中宪法修定案乃重要手段。
重要的修订案在南北战争前有第一至十条《权利法案》，美国人认为其为人权保护之基，但其对选举、对妇女权利未明确规定，更严重的是将种族特权确认，黑人与印第安人处于被奴役地位。
〈三〉、南北战争及其美利坚政治体制变动
由于宪法对奴隶制确认，终生引发了内战。黑奴隶存在乃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故一八六零年林肯主张废奴从而当选总统。南卡罗莱纳州率先宣布退出联邦，之后南方各州纷纷效法，美利坚面临分裂危险，内战终于爆发。这场内战乃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和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它只能以其中一方胜利而告终”。
内战延续四年，林肯接连颁发了《宅地法》、《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一八六四年北方终于获胜。一八六五年起，美国会通过第十三、十四、十五条修正案，禁止蓄权、禁止因肤色、种族剥夺选举权。此三条是对《权利宣言》重要补充。
黑奴制已受极大打击，但南方各州依然顽固对抗北方，以南卡罗莱纳为首各州通过州立法继续进行变相奴役黑人，这些地区种族歧视严重，所谓“保守势力”力量强大，即使经历一百年后的黑人民权运动，今天其影响依然存在。正如詹姆斯？威尔逊指出的南北战争虽结束，但“问题并未了结，奴隶制的包袱继续到今天”。
南北战争对政治体制影响还在于国家权力开始集中。战前各州独立性教强，各有其权，宪法规定联邦高于各州，然各州总维护自身利益，州与联邦的权力之争持续一个世纪。
战后，国会通过军事改造法，南方各州受重大打击，独立性削弱。战后统一的经济体政有利于经济发展，至十九世纪末，垄断资本出现，经济的集中导致政治上集中，州权利益削弱而联邦权利益强。一九三三年经济危机后，罗斯福推行国家干预经济政策，联邦权力进一步扩张，二战后，美国基于争霸需要便联州权力对各州处于绝对支配地位。
地方权力向中央集中之时，亦是总统权力加强之日，总统成为国家政治之中心。按宪法制定者设想，三权分立，互为制约而国会处于支配地位，建国后一个半世纪，情况与其设想一致。虽有一些强权总统如杰克逊、西奥多？罗斯福等能与国会抗衡，然国会中心地位未曾动摇。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后，总统权力真正扩张，二战后更是不断膨胀。
司法权此时亦有增强。建国初，如宪法设计者们预料联邦法院很弱，最初五十年，人们并未将其看作国家机构，直至其审理了一些重要问题，它才摆脱了无足轻重的地位。
战后，司法开始增权，其裁决进一步变得很重要。二战后，美国国内民权运动兴起，最高法院维护公民权利作用突显。其在解决重要社会问题如种族隔离、民权争议、立法席位分配、总统与国会冲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司法权由于其本质，目前尚最弱，但其重要性在加强。
〈三〉后记及题外话
美利坚建国二百余年，是个年轻的国家，然其政治却很现代化（不一定文明），这个国家经历了多次历史事件使其政治现代化程度较高。其表现有如下几点。
（一）、司法权渐大。美国人对法律、对法院裁决较服从。就是一个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小锤一敲也掷地有声，也有权让尼克松总统交出水门事件录音带；联邦法院决定黑人有权在白人学校上学时，艾森豪威尔再不情愿也得派兵去小石城执行法院命令，阿肯色州州长布置的国民警卫队也得乖乖走路。如此依法治国，是值得中国学习。
美国法官的权威是有历史根源的，那就是美国的国家规矩是律师制定的，是杰弗逊、林肯等伟大的律师将法律文化注入了美国的文化中。
（二）、民主权力渐大。美国宪政体制构建之初，并不是很民主，选举权对财产、肤色、性别均有要求，美国的有色人种则是极受歧视的。在美国建国后，南北战争是一次民主化战争，此后百年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但这个国家始终未大混乱过，如今的美国人更自认走上了抗议秩序化道路，而美国人民主权确有增强。这是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标致，很能给别人启发。
（结语）如果说人类的发展如一条长河，千年来流淌不息并不断壮大，终于浩浩荡荡，那麽历史的因素便是那河岸，它并不直顺千里，而是宛延曲折，回环多变，使这长河即不会漫出而失去方向，又不会一路高歌猛进、顺利壮大。百川终归海，然由于河道不同，又各具其貌。美国建国二百余年，当它才发源时，地方偏僻，不为人关注，然其源头之水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之河，其生机勃勃即奠定了后来的辉煌，至克林顿时期，经济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比当年所谓“黄金时代”的柯立芝时代更繁荣，环顾全环其霸主地位重新增强，这确是美利坚之盛世。
然而历史总是曲折的，美国政治体制所依托之物是否合理，各人自有判断。这个二百年未遇大动乱的国家又过二百年会如何呢？
中国正在振兴之路上大过前性行，更应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各国好的经验，这样方能使自己少走弯路。
第4篇：论美国政治制度一、西方政党制
政党是近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政党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的政治权力核心，是政治制度的实际操作者，也代民主政治的主导力量，具有明显的民主政治功能。民主政治是参与政治，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但民众对政治参与考的是代议制民主形式。那么在此要求上，西方的政党，主要是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中产生。然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党走向社会，并刺激议会外的集团或阶级，从而建立更多的政党。政党是在社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控制国家政权是其首要目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认为，政党就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根本利益的一部分积极分子，为了通过执掌或参与国家权力，以实现其政治理想而结合成部分，又是一定阶级从事斗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政党制度就是指制度化了的政党执掌，参与国家权力以及由此形成的政党关系的模式。那么政党为控制国家政权，它应具备什么功能。
对于政党功能的具体表达有很多种。萨托利是从权利和公益的角度论述的，政党是整体的一部分，具有代表功能、民意表达功能，其中表达功能是政党的主要功能。法国着名政治学家让·布隆代尔与意大利政治学教授毛里齐奥·科塔特别提出了政党的政策制订、职务任命和政治恩赐功能。美国着名政治社会学家西·马·利普塞特在《一致与冲突》中，把政党称作“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从“冲突”与“整合”的角度看，政党既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冲突的力量”，又是“整合的工具”。是导致“冲突”，还是导致“整合”，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自身的政治意识、社会结构、阶级状况、时代主题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时代，政党的冲突功能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强调社会和谐的时代，政党的整合功能便成为主要功能。巴托里尼和梅尔他们将政党的功能分为两组：（1）代表性功能：包括利益的表达、整合，政策的制订，等等；（2）程序性或制度性功能：包括政治领导的录用、议会和政府的组成，等等。西方学者对政党功能各抒己见，争论不休。这里我比较认同萨托利的观点。
任何政党都具有代表性，不代表一定阶层、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的政党是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的，也不具有合法性。社会、公众、阶层的利益要得到实现，必须通过政治或非政治主体作为利益代表，为利益的表达、聚合和实现发挥能动力。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的社会，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是一种社会常态。即使在同一利益群体内部，不同成员对利益的要求也不会完全相同。这就要求，政党首先是所属群体的共同利益要求，在此基础上，加强对其他群体的整合，以能代表其他社会群体，把各种社会群体力量吸引在自己的周围。麦克里迪斯就提出了政党的利益代表作用，他认为政党的这种作用“有时超过了经纪人的作用，政党是这种利益的表现，是这一阶级或社会这一团体利益的表现，在这方面它的主要职能是保证它所代表的并扩大其利益的直接政治手段”。这种利益的代表职能通过正常的转换，“在这种转换职能下，我们可以把称之为政治原材料的利益和要求理解为转变成政策和决议，就象我们的有机体一样，把碳水化合物转变为能量，而政党则把利益转化为政策”。在政党制度下，政党“以候选人为中心”。政党为获得选票，政党就必须宣称其能代表选民的利益，不论其是否能真的代表选民利益。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政党功能观点，但归根结底，政党的功能是建立在其目的之上的，其职能只会也只能是为了实现政党利益而建立。所以，不论什么功能的设立，都将围绕着利益，利益代言功能是政党职能的核心。
二、美国政党制
在二百年前，制定的美国宪法规定了奉行至今的政治制度。美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天赋人权”学说和“三权分立”原则。政治制度的具体内容包括，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政府制度，公务员制度和政党制度等；标榜“人民民主”，以代议制为民主的主要形式；政权体制实行分权制衡和法治原则。政党制有着美国“第二宪法”之美誉，可见政党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地位之高。
在美国19世纪时，随着选民人数的大量增加，需要一种手段来动员广大选民。为完成这一至关重要的任务，政党遂应运而生。美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政党的地位和作用，但政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政党是基于不同的利益需求及由此产生的政策不同而形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共和党”和“民主党”为名称的两大政党固定下来后，沿袭至今，“两党制”成为美国政党制度的最重要的特征，美国的两大政党在长达近150年的时间里，互相竞争，不时交替执政，其他小党无法望其项背。美国政党的特点有，（1）稳定的两党制。美国历史虽然出现过第三政党的竞争，但仅是昙花一现，都无法撼动两大党轮流执政的格局；（2）政党组织松散，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美国政党，即便是全国性的政党也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各部分之间彼此独立、互不隶属；此外，政党领袖对同党人士没有直接发号施令的权力，也没有对违纪犯规的本党人士进行纪律处分的权力；（3）没有明确的党政思想。在美国，政党都是选举型的，政党奋斗的目标就是为了在选举中获胜从而能够掌握国家政权。为此，政党为迎合民众口味，政党适时调整党政思想。
美国的政党制度是竞争性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政党为赢得竞争就必须获得选票。竞争对于政党，特别是西方政党是不可缺少的，因为“竞争是西方政党政治活动的起点和政党存在的生命，也是政党活动之所在”。但选票是美国政党的生命。政党不管怎么执政，都必须尽可能争取更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既是政党获取权力的来源，也是执政党合法性的最根本体现。现代政党越来越注重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一个得不到民众认同和支持的政党是不可能长寿的。政党为获得选票，获取合法资源，他就要正确处理政党和社会关系，而这关键之处是协调政党的“表达功能”和“引导功能”，且把“表达功能”放在首位。也就是要表达民意。但表达民意和操纵民意仅一线之隔。萨托利对此表现乐观态度。“人们也可以进一步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政党不仅表达、反映民意而且更是在塑造、甚至是操纵民意。……我仅承认，政党也形成和操纵民意。表达和操纵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难以同等对待的。假定政党是双向沟通的渠道，我们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政党作为向下的传送的渠道和作为向上的传输纽带是同等重要的。操纵、操纵，只要政党是‘部分’，一个政党体系总是倾向于从下而上的表达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操纵”。
且不论政党能否真正的表达民意，政党在这种“以选民为中心”的制度下，政党为获得选票，将会用各种手段和方法来吸引选民，排挤另一个大党。这次的美国政府关门危机，就淋漓尽致的表现了这一点。因为，一旦政府关门，大约有80万公务员将“放大假”，受影响的包括白宫、各部委、国会和联邦法院，美军军饷也将停发。与此同时，所有国家公园、史密森学会博物馆等都将关门，大多数zhèng fǔ 部门网站将停止更新。曾经就真实出现过政府关门，联邦政府曾在1995年11月14日-11月18日、1995年12月16日-1996年1月5日两度关门。政府短暂关闭期间，美国曾发生国家卫生院的诊所不再接受新病人，数百个站点的垃圾无人处理、20万护照申请延请等乱像，给人们的正常生常造成巨大困扰。受到利益损害的是广大民众。而两大党对此事件仅仅是考虑如何做，才能在下次竞选奠定良好的基础。幸运的是，两党在最后时刻达成一致，避免了政府的关门。但我想，更多是共和党看到了前车之鉴，如果政府真的关门，失去选民的是他们自己，所以才妥协的吧。
此问题造成越来越多民众不关心政治公共领域。在美国，既有的政治体制为真正的政治参与提供的渠道或资源、空间越来越少，而且也无法给人们以未来的希望。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哪个政党掌权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大企业基本上‘控制’着两个政党，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两党基本上实行相同的政策。”
三、结论
在美国的政党制度下，政党之间强调选举的方式。两党达成轮流执政的默契，形成通过竞选的方式来决定胜负，避免了使用武力或强制手腕去夺取政权或者维持自己的政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美国社会的稳定。
但是，选举是统治的基础和前提，有什么样的选举就有什么样的统治。由民选产生政府赋予执政党合法性和正当性。然而，通过这种公开、公正的选举程序合法地选出的领导人就一定代表全体选民了吗？且不说美国选民的投票率之低在西方国家中也是少见的，选举竞争烈度的下降，尤其在国会选举中，也可能歪曲了真实的民意，更何况由于政治捐款，“一人一票”的平等原则厅陡难真正落实，这其中存在着“透明的腐败’捐款多的受益也多。低投票率和选举经费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美国的民主政治。
美国两大党在选举政治中无论是在候选人方面还是在选民基础方面都处于强势，因此自然在统治中垄断了绝大部分公职。此外，由于选举的分散性及以候选人为中心的竞选，大多数当选者都不会特别感激政党组织，他们在就职后也不认为应当对政党负有什么特殊责任，这就使美国的政党治理更加难以进行，且不说由于分裂选票可能出现的府院分治的僵局，即便是选举后形成的统一政府也因选举政治的不统一而使总统在国会遇到挫折。
张友伦说过：“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具有美国特色的民土制，它适合美国的历史条件和国情，所以能为美国人民所接受，并引以自豪。……但它决不是一种完美无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它有优点，也有缺点，甚至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此只可以借鉴，不可以照搬，更不能作为衡量民主化程度的准绳”’。所以我们在借鉴美国政党制度的优势时，也要结合我国自身国情，做好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
第1篇：12月最新大学生入党思想汇报
敬爱的党组织：
最近我们学院召开了组织生活会，
12月最新大学生入党思想汇报。在会上我们讨论了关于党和国家的许多热点问题，会后我颇有感想。而且我也得知我即将被发展成为预备党员，对此我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自豪！于是我想把我最近的一些思想汇报给党组织，先汇报如下：
在组织生活会上，有同学从反面指出了党在改革开发以来在某些方面的不足，比如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快速发展、官员贪污腐败现象严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等。我觉得这些说得很有道理。不过经过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之后，这些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比起来就显得很小了。我就谈谈在我心中党的伟大形象。
一、党的艰苦卓绝
小时经常看《地道战》、《小兵张嘎》等影片，于是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很深刻的印象。在我心中，党遇到再大的困难和挫折都永不言弃，永远艰苦卓绝的朝着解放全中国人民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他们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日本鬼子进行殊死搏斗，反围剿反扫荡。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主要贡献。而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中国共产党不畏艰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战争的阴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落后挨打的旧中国从此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二、党的实事求是
因为常年的战争，给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在建国之初，我国的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没有任何的工业基础。面对同世界其他工业强国的差距，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领导中国人民从零开始搞经济建设。不过后来由于某些原因，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走了些弯路，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违背事实规律的现象。可是到后来，这些错误的事实都被党所认识并予以了改正。看看我们今天的成就吧！中国已经由一个落后挨打的弱国一跃成为世界级大国，在世界上拥有很高的地位。特别是在今年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的地位更加有所提升。
三、党的勇于探索
在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就成了最大的问题。因为没有任何的范本可以参考，我们党只得一步一步自己探索。这正显示了党勇于探索的精神。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关系中缓和趋向的出现以及世界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刚刚起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尖锐地揭露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先后发表关于如何正确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同时认为，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我们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我们从苏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教益是要独立思考，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四、党的改革开放
今年是党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2015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中，我认识到，这30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很不寻常的30年，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辉煌，党的建设也取得了巨大进步，值得大书特书。这30年党的建设，是在世界形势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是在我国经历举世瞩目的历史大转折和事业大发展的国内环境中进行的；是在党的队伍和自身状况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的情况下进行的。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的历史进程我们看到，30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承前启后、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这30年党的建设伟大实践，是一个不断总结和运用经验的历史进程。我们党不仅科学总结自身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和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经验，而且科学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不仅深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而且科学研究世界各国政党治国理政的有益经验。正是通过这种多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使党的建设工作在历史的比较、国际的观察、现实的把握中开阔了视野、深化了认识、提高了水平。这30年党的建设伟大实践，又是一个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30年来，我们党坚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结合，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仅为伟大事业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党的自身建设也在推进伟大事业的实践中得到了改进和加强。
从上面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他虽然有某些缺点，但可喜的是我们的党会努力去发现自己的缺点，去积极改正自己的缺点。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做为一名预备党员，我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信党会领导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早日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
第2篇：大学生入党思想汇报：争做时代先锋敬爱的党组织：
追随党的脚步，争做时代先锋。《辉煌六十周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巨人”的成长，让我们中国人乃至全世界人感到当今有一条巨龙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六十周年确实是辉煌的，而且这辉煌是呈单增趋势。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从1990年的农业社会化到“世界之脊”——青藏铁路的顺利通车，再到2015年的“嫦娥一号”成功奔月以及2015年震惊世界的北京奥运会和“神舟七号”的太空行走，还有如今正在举行的上海世博会。这一项项令世界瞩目的大事都见证了一个大国的崛起。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归功于谁？当然是中国共产党。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的经济、科技、教育等各个反面都迅猛发展，我们的国际地位与日俱增。再也没有哪个国家像曾经的日本那样敢欺负我们。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我们奔向共产主义。
回过头想，为什么青藏铁路能够顺利通车？为什么“嫦娥一号”能够成功奔月？为什么“神舟七号”能够成功地实现太空行走？除了一些看不见的精神品质之外，更多的是有科学的理论知识作支撑。如果没有科学严谨的理论知识做基础，你的理想再伟大，也只是一句空话。从这方面我们来看待“共产主义”这一问题，我们会发现共产主义终有一天会实现的，因为我们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理论基础。
我们90后肩负着建设祖国的重任，终有一天这一艰巨的使命会扛在我们的肩上。现在的我们的确还没有这样的能力，如果到了将来，我们还是没有这样的能力，那我们的国家危矣！所以，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努力充实自己的大脑，积累各个方面的经验。同时，在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还要学会创新，因为创新是一个国家进步的源泉，是国家的灵魂部分。
对于我来说，除上面提到的之外，还要努力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学习党的先进知识。时刻以一名党员的要求去严格要求自己，为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早日为党、为国家献计献策打好坚实的基础。
第3篇：2015年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思想汇报敬爱的党组织：
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了入党积极分子的培训，有太多的触动太多的感言。此刻，我不仅是师范大学的免费师范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入党积极分子。这一角色的增加，更让我深刻的意识到肩上使命的沉重。尽管有一些压力，也无法压抑内心的自豪。虽然离一名实实在在的中国共产党员有一定的距离，但我相信：我一直在努力，我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我也将符合中国共产党员的标准。
首先，我谈谈学习期间对党的进一步认识。在党课的大课堂中，我们不仅从理论上领略到伟大的、神圣的中国的魅力，而且在活生生的故事以及演讲教员旁征博引之中触及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鞠躬尽瘁的风采。中国，一个沉甸甸的名字。自年光荣诞生以来，中国经历了左倾思潮的洗练，白色恐怖的绞杀，帝国主义的打击，血迹斑斑；然而血迹并未使红色的旌旗倒下，反而使之越发鲜红欲滴。中国以星星之火燎燃了广阔草原，以小米加步qiāng驱逐了红太阳的铁犁，以农村的群众了城市的纸老虎。因为有了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一个金灿灿的名字。自年建国以来，伟大的党熬过了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境况，顶住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敌视和孤立，挺住了各种内乱分子的舞弄云雨，最终使我国以矫健的步伐、高壮的姿态挺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东方的巨龙傲视群雄。因为有了，中国人民富起来了。中国，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历史的长河滔滔不绝，前进的车轮隆隆不止，中国领导全国各民族将奏响新世纪的凯歌，响彻云霄，永不泯灭。因为有了中国，中国人民腾飞起来了。在这轰轰烈烈的阵容面前，我能做些什么呢？我该做些什么呢？金无足赤。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远不足乐观，我们的科技势力与我国的地位仍不相称。我能做的，是翻开手中的书本，走进实验室，去学习，去研究，去创造，去贡献一份绵薄之力。人无完人。我们大学生在自身思想政治素养和道德修养方面存在欠缺。我该做的，是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求最终加入中国，去承担革命先烈光荣而艰巨的历史重任。
其次，使我认识到了学习党校学习是一种特殊的高水准的学习，突出的是更多的政治理论学习和现实形势教育，包括对近几年来党的创新理论的讲解和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与国内形势介绍比较分析，与我们平时的学习有所区别。在党校这个“大熔炉”里，全体学员饱尝了一顿“理论大餐”，接受了一次“精神洗礼”，思想上“充”了“电”，行动上“加”了“油”。短暂的党校培训学习是每个学员人生的“加油站”，必将对个人今后的工作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提高理论素养、加强党性修养已是时代的要求。
1、提升理论素养。作为时代脊梁的当代大学生必须要具备良好的理论素养，必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重大现实问题有系统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熟悉和了解当前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走向，必须对任何事物都具备自己的想法并升华为理论，就能进行前瞻性、创新性的发展注入活力，培植后劲，这样才能成为时代的希望。
2、加强党性修养。党是人民的党，对于一个入党积极分子的党性修养是，坚持不懈地进行思想改造，树立世界观和人生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增强党性修养，最根本的是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员的思想改造，就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其目的是使员逐步抛弃非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它是党长期以来提高党性修养与时俱进的一条重要措施。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我更坚定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要牢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畏艰难，奋力拼搏，勇于开拓，要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和肩负的历史责任，自觉在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加强党性锻炼。保持和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牢固坚持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新时代的大学生是社会的主体，为社会谋福，为人民服务时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加强党性修为是我们造福社会的根本。最后，这次学习让我深深的体会到，作为新时期的先进青年，先进大学生，我们应该在生活里克勤克俭，严格要求；在工作中身先士卒，勤勤恳恳，不断增强贯彻党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在学习上，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边苦作舟”的精神，不断增加新的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自我政治理论修养，努力争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建功立业。这不仅是一种政治责任，也是一种精神追求，是实现个人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的最高理想。
所以我作为入党积极分子仅有入党的迫切愿望还不够，还必须见诸于行动，在实践中不断用切身体验来深化对党的认识，从而进一步端正自己的入党动机，不论组织上是否入了党，都要做到在思想上真正入党，并且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实际行动争取入党。我会定期向组织汇报我的思想情况。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在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以实际行动向组织靠拢。
此致
敬礼！
第4篇：大学生入党思想汇报2015年11月：党课学习心得敬爱的党组织：
组织入党一生一次，思想入党一生一世。
经过了五周九堂的党课，我想说我真的成长了不少，我从一名对党有崇高的敬意，并时时能为加入这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而兴奋而自豪但缺乏理论知识的青年，成长为一名党的理论知识扎实，对党的历史和政策也很理解
的青年；我从一名和很多当代大学生一样，有时茫然，有时散漫，有时缺少责任感的青年，成长为一名能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去面对一起困难的青年。可以说，虽然党校培训时间很短但我在每一位老师那里得到了知识和帮助，我变得自信了，我变得坚强了，我变得有责任了，我变得成熟了，在这里我要谢谢每一位党校老师，你们太优秀了。
还记得董老师的第一节课，站在入党的十字路口，你准备好了吗？，说实话当时我问了自己好多遍，你真的准备好了吗，你行吗，当天我没有回答自己，但现在我可以自信的说，我已经完完全全的准备好了，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心灵最深处的话语。说真的，在听董老师的课之前，我从不相信一节课能改变一个人对事情的看法，但听了董老师的课后，我相信了，我相信一句话，一种情感可以改变一个人。不知怎地，第一节当课后，我开始早起了，我开始关注墙角的垃圾箱是不是已经满了，我开始关心为什么有的同学没有来上课，我开始没有怨言的捡起校园了乱丢的垃圾，我开始跑步晨练，其实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晨练了。原来做一些自己原来没有做过的事，特别是能为周围的人带来好处的事，而又主动的心甘情愿的去做也是一种快乐，这种快乐只有你真正的尝试了才能够体会到。我真的很高兴我体会到了，我很为自己骄傲。
刘老师说做人要“慎独”。我很同意这句话。当我一个人静静的躺在床上时，我总是让时间白白渡过，造成睡眠时间严重超时。听了刘老师的课，我改变了，我让超时的睡眠时间变成了为身边的人和自己服务。每当睡前，我都会回顾一下这一天：我都做了什么，我又应该做些什么，我是否做到了。我开始在一个小本上每天记一句话（
结束党课后，我发现自己更加关心国家时事了，这让我长了不少见识，也让我知道并了解了很多以前所不知道的。原来我们的国家是这么的强大，又是这么的不容易。这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敢于探索并能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政策所分不开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爱国，越来越爱党了。
党课给我的另一个很大的收获是：党的理论知识。它是一套完整的体系，不仅可以让人的思想得到升华，而且当我把他应用到实际行动当中去，我发现，以前看上去很棘手的问题现在都迎刃而解了。当我遇到困难时我不会再胆怯了，也不会再犹豫了。因为我已经拥有了战胜他们的法宝。现在想想每一节党课都是那么的精彩，那么令人难忘，真心的谢谢每一位老师。我会永远记住老师们的每一节课，每一句话，去指导我以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我会一直努力的，敬请党组织考验我。
第5篇：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思想汇报尊敬的党组织：
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已经一年了，我对党的知识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增强了党性知识，也更加明确了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不仅要解决组织上入党的问题，更要解决的是思想上入党，行动上入党的问题。
在精神上，人必须要有信仰，没有坚定信仰的人，他的大脑是死的；没有坚定的信仰，人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人只有拥有正确坚定的信仰，才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决策果断而气势博大，直觉明锐而可靠，意志坚定而顽强！一个恩要活在世上，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也不能没有追求。一个人只有建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正确理想航灯，才不全于使自己人生轨迹偏航，才不全于造成遗憾终生的错误。而作为积极份子的我，就把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信仰，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追求。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忠实代表，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人民群众，是在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导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精神统一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表现出良好的素质和道德修养。
我知道自己在思想上。与新时期党员的标准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还需要近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学习，深入体会，并坚持做到身体力行。以更加饱满的工作和学习热情，以更加积极的精神面貌来学习和工作；还需要加大对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不断提高个人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不断加强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改造。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科学的理论体系，它们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是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有了这个强大思想武器来武装头脑，才能确立自己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才可以排除和防止种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和干扰，少走弯路，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另一面要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只有认真的学习和理解，才能很好的贯彻和执行，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我们十年寒窗，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时间总走得比我快。当我被评为“积极份子”后，我在感到无比高兴和自豪的同时，更一刻都不敢松懈，更是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学以致用。注意个人文化修养的培养。增加自己的知识面，丰富自己文化底蕴，因为只有一个具备较高科学文化素质的青年，起社会适应能力才会比较强，才能更好处理形形色色的问题。总之，对专业知识的学习要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刻苦学习，钻研，并有所创新。还要注意学习的广度，要做到坚持不懈，需要我付之努力，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
一个人在社会上实现他的人生观价值，必须不断的付出努力，兢兢业业，为社会造福。可是做出这样选择不是盲目的，必须有正确的方向的知道。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共产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在刚进大学就确立的人生方向，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后，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我不断鞭策自己，鼓励自己。我知道对于每一个奉献的人来说，生活是一种光荣的冒险事业，每天睁开眼睛，就充满了战斗力。要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即使不能事事都做到最好，但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给自己留下任何的后悔借口，只要能就一定认真的做。
汇报人：Xx
第6篇：2015年10月大学生入党思想汇报：学习党章有感敬爱的党组织：
时间过得真快，这已是我预备期间向党组织汇报的第三个季度了，而且也是处于刚毕业的非常重要时期。在校外的实习经历，使我学到了以前在学校期间课堂上根本学不到的东西，同时也使我懂得如何更好的去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在党组织的关怀和身边党员的熏陶下，我在思想上不断提高，并在工作中不断努力实践，现向党组织汇报一下我在这个季度的基本情况。
在思想上，我主要学习了党的十八大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思想，聆听2015年两会报告，让我更加了解党的思想，党的本质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性。我认为，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不仅要从思想上入党，而且要在组织上入党，还要正确处理先进群众与先进党员，职业标准与党员标准的关系。作为一名党员，一方面在党内是党的一个成员，同时也是一名群众，一个社会主义劳动者。党员有党员的标准，群众和社会主义劳动者也有自己的标准，应该服从哪一个标准？这是所有党员都必须严肃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使自己混同甚至落后与一般群众。
对于党员来说，任何时刻都要牢记党员标准，努力在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一名“先进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路线，坚持从身边小事做起，努力在实践中提高锻炼自己，使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思想修养都得到提高。
在工作学习中，由于这段时间才刚毕业，对于我来讲是人生的一次重要选择和转变。从一个学生，逐步走进社会，转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在这段期间我经历了不少事情，对于我来讲也是走向社会的一个过渡时期。而这些经历都将有益于我的成长，我也相信自己在社会上可以扮演一个很好的角色。工作中，我在自己的岗位上，严格以合格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坚持认知严谨的工作态度，虚心向前辈请教，在工作过程中向前辈学习。当然工作之余，我还不忘认真阅读《党章》，学习党的精神，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
在第一、二季度里，在党组织的帮助下，经过对《党章》的反复学习和实践，自己各方面都有新的提高和改进，感受和体会也很深。
首先，党在我心中的地位更加确定。中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加入中国***是我们每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的渴求，是对自己心中所崇敬的党的形象的靠近。
然后，加入中国***，更应是一种责任的升华。中国***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奋斗终身，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可见，入党，就意味着肩负使命的重要；入党，就预示着必须为完成使命而奋斗。作为当代青年，同时更作为一名预备党员，要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时刻以一名合格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一名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勇于承担责任，勇于履行责任的人。
最后，虽然现在自己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自身还有很多的缺点与不足，还需在实践中不断检验自己，积极向党组织靠近，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觉悟，争取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员。
【李三达手记】家父李慎之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经过无数次的批判会、斗争会（当时叫“辩论”），经过独自许多个昼夜的痛苦思索，反复深挖自己的思想与言行，写出了一篇长达两万多字的检讨，并获准在新华社的大礼堂（即曹锟时代的“国会”礼堂）做了沉痛到“声泪俱下，泣不成声”的检讨发言。尔后在新华社的机关报《前进》上用了四版一满版还转到三版上一部分的篇幅，登出了其中的一半，标题是《向党、向人民请罪》。这个检讨写得如何，希望读者们看一看，想一想。
一、我的罪行
我现在是作为一个党和人民的罪人站在同志们面前，向党、向人民请罪。
我是一个入党将近九年的共产党员，长期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然而在今年５月的大鸣大放期间，在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也从内部参加了这一进攻，对党的领导，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作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这期间，我在国际部“春雷”墙报上发表了《只有大胆地放，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文章，号召人们去怀疑，去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同一期的墙报上，我还推荐了《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反动文章，卜无忌写的《废弃庸人政治》，反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此外，我还在“新闻业务”上发表了《试揭一个矛盾》的文章，表示怀疑新闻服从政治的原则，实际上是诬蔑我们的新闻工作是“愚民政策的”而要求绝对的“新闻自由”。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一年多中间，特别是鸣放期间，我曾和十多个下级同志在作个别谈话的时候，以及在一些组的办公室内谈话的时候，发表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负有一定责任的共产党员，我在阶级敌人向党进攻的时候不是挺身而出保卫党的事业，保卫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是把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反击右派，反而同社会上的右派里应外合，煽风点火，向党进攻。我的行为是直接拆党的台，拆社会主义的台，把群众引向资产阶级右派的方向，在决定中国今后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我背叛了党和无产阶级的立场，成了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对党对人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给我的培养，给我的信任，成为党和人民的罪人。我在这里向党向同志们低头认罪，请党和人民给我以严厉的处分。
二、我为什么会堕落成为右派分子
我为什么从一个共产党员堕落成为可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我长期自欺欺人地把我犯错误的原因归之于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错误给我的震动，归之于自己“忧党忧国”而迷失了方向。其实我所以犯错误是我过去长期以来生活道路发展的必然结果。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形势固然对我起了很大的影响，然而它到底不过是一个外部原因，决定的因素是我自己思想意识上的原因。
我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里，我父亲是当地商会的秘书。由于我们那里的商会实际上是当地的太上政府，我父亲也成为一个周旋于绅商官府之间的人物。
他小时境况极坏，靠苦学出身，自己有相当高的旧文化水平，但是却总自以为不是正途出身而自恨不足。他四十多岁才生我，我是长子，因此就把全部希望都放在我身上。我从小一方面受到家庭特别的娇宠，一方面又受到十分严格的管教，从这两方面给我种下了极深的处处自命不凡，自视特殊，顽强地要求出人头地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根子。
除了受到完整的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以外，我父亲还亲自给我加了一套完整的封建教育。他极力灌输我以封建道德的中心思想——所谓孝道，其最高理想就是《孝经》上所谓“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我父亲常说“我没有财产可以留给你，只有以学问来栽培你”。在他的教育下，我从小就成为一个老气横秋、脱离小朋友的人，把“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学而优则仕”看成为自己的毕生理想的人。我从小就确立了把智识神秘化，崇拜智识，把它作为一种私有财产，想依靠它来为自己赢得名誉地位的资本的根深蒂固的人生观。
在我入党的时候，我曾夸耀自己从小学时代起就不断受到各种进步因素的影响，成为贯穿在我历史上的一根红线，一直到把我引向革命。但是现在再回头来看，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我真正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启蒙。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有教员向我宣传苏联，给我留下了印象。但是同时也有教员向我宣传法西斯主义。到中学以后，我一方面是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书籍，但是也同时读了更多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书。我过去以为这不过是兼容并包，其中有好的成分，也有坏的成分，而强调好的成分比坏的成分多，其实“兼容并包”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现在看来，在我少年、青年时代给了我决定性的影响的决不是我过去所吹嘘的共产主义思想，而是我的学校和家庭所给我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如果一定要说有一根线的话，那么这是一根黑线而不是红线。
我过去自以为过去上的是帝国主义大学，做的是反帝国主义的事情，好像很革命。其实，帝国主义的大学教育给了我极深极坏的影响。我从初中时代开始接触到一点马列主义。１９３６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刚出版后，就有一位共产党员的教员给我读了。当时，我是第一次碰到“哲学”、“政治”这样的名词，因此立刻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强烈的崇拜。抗战开始以后，我在上海读高中，当时，党在文化界的影响很大，许多马列主义的著作大量出版，我由于抗日要求的推动，由于初中时代的那一点根子，确乎是如饥似渴地借、买这些书来看，固然绝大部分我没有看懂，固然我也吸收更多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我心目中总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成果”。但是一进帝国主义办的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我的思想就有了变化，这些大学以自己打扮得十分庄严的学术气氛来蔑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大学里根本没有地位。而我也就确实受到了它的吓唬，慢慢就有了学问无边、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家之言”的观念。如果我不是后来到成都又接近了党的领导，帝国主义的大学教育是完全可以把我拉开进步的道路的。而它在那时虽然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还是在我头脑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正是它今天使我堕落犯罪。资产阶级的政治学，我为它一共也不过化费了一学年每周三小时的时间，然而它竟在我头脑里长上了一个毒瘤，使得党多年来给我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教育都吸收不进去，而一心向往于那套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我过去曾经把我参加革命看成是长期接受党的启蒙教育的结果，因此好像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战士了。但是，今天看起来，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我实际上完全不懂得社会主义。我参加革命是由于学生运动的推动，而我参加学生运动只是出于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要求。在个人身上说，它并不违反我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而是正好适合这样的要求。我在学生时代所追求的东西，实际上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我当时的个人理想，也还是个人的成名成家。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因为资产阶级有其不可克服的动摇性、软弱性。我个人在民主革命中的表现也证实了这一条真理。我确实曾在学生运动中表现得很积极，曾经自夸“为政治可以牺牲学术”，然而实际上，这只是因为学生运动发展得很顺利，满足了我个人英雄主义的领袖欲，觉得走“做一个政治家”的道路比走“做一个学者”的道路更符合我的个人野心而已。（学生运动还使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更加膨胀了，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更加顽固了。）到从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面前摆着两条路：响应党的号召到解放区去，或者干脆卖身投靠走向上爬的道路。第二条路我不屑走，但是第一条路我也没有决心走，因为那样就要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个人前途。在这个尖锐的抉择面前，我表现了动摇。我表示要停一停、想一想，我心里有激烈的内心斗争，但是终于咬不了牙。我之所以选择去中学教书，就是这种动摇的结果。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党一直照顾着我，关怀着我，从远处注视着我。我感到离开了革命运动的寂寞与痛苦，也感到个人实在是没有出路，继续在学生中搞民主运动，最后受到了特务的迫害，才逼上梁山，使我最后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到了重庆，进了《新华日报》。
这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从这时候起，我就在党的直接教育下，如果我能够接受党的教育，改造自己的话，我的面前就出现了一条一直通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党对我在政治上从来是爱护的、信任的，但是我反而把党对我的爱护和信任看成自己在政治上保了险一样。我夸大自己的革命性，把过去为革命做的一点微末工作看成是“独力打天下”，自以为是党的“孤臣孽子”，认为自己是对党有功，党应该对我“礼贤下士”，应该请我入党。在我的入党申请由于行军、土改、三查等等关系被延迟了一段时期的时候，心中就大有意见。我在与党的关系上保持一种客卿的态度。这些都说明了我的“革命性”如何有限，如何不纯。但是党仍然是给我以充分的估价，接收我入党。当然，党是看到了我的缺点的，但是党仍然希望能改造我。党当时就严厉地指出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必须在今后努力注意改造。但是我却置若罔闻，把入党看作是党对我的革命性的承认，而不是看成是彻底改造自己的开始。我还记得在通过我入党的支部大会上，有许多同志对我提出了严格的批评，也有一些同志对我说了较多的好话，我对好话就非常听得入耳，对某些批评就不以为然。例如有一位同志批评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贫雇”，我就觉得谁都是一样，不独我一个。有一位同志批评我狂妄自大达于极点，我就觉得也没有到这样的地步。另外有一位同志说，我所以乱七八糟的思想多，是因为知道的东西多，我就觉得非常入耳。会议完了，就有一些同我较亲密的同志来祝贺我，安慰我，我也就以能入党而欣然自得，而不去严肃地对待党的忠告。
我就这样参加了党的队伍，跟着党胜利地前进。总的说来，在整个民主革命的阶段，我同党的矛盾还不算很大，党的政策我还是拥护的执行的。但是尽管如此，我的抵触仍然有，而且也并不小，因为虽然是民主革命，但是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我是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集体主义和革命的彻底性常常同我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革命的软弱性相抵触，而我却顽固地不肯放弃自己的一套。
首先这表现在我同党的关系是，可以说，自从参加革命之后，除了在重庆和上海那一段摊子很小，几个人同甘共苦，谁也没有什么名，什么位，不可能有什么个人打算之外，自从一到解放区起，看到这么大一个天下，就一直不断地有个人打算，想挑好工作。我想当编辑不想当翻译，想当记者不想当编辑，想搞研究工作不想搞新闻工作，总之是想挑最能出人头地的工作，而在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牢骚很多。
在对党的关系上，更加突出的是我从来只看到个人，而看不见党。在我眼中，党似乎不是一个战斗着的集体，一个活生生的存在，而不过是一群党员的集合体。我重视朋友之情，而不大体会同志之谊；重视知遇之感，而不大体会党的培养。除了在运动中而外，我从来不向党的组织暴露思想，接受党的帮助，常常觉得小事应当自了，大事说也无用，我确实是一个与党貌合神离、目中无党的“共产党员”。
在对党的关系上，最严重的是，党总是向我提出必须进行思想改造，但是我却在实际上抗拒改造。我认为我已经入了党，这就证明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我觉得自己政治上无问题，历史上无问题，社会关系也无问题，思想上确乎是好发议论，好发牢骚，但是这却不是什么大问题，有些问题虽然不同意党的意见，也认为自己可以压得住，还有组织性、纪律性。凭这一点就可以跟党走到底了。殊不知思想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只有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才能过社会主义的关。在这次的大鸣大放中，党要考验每一个党员的时候，我坚持个人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尾巴就露出来了。
既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既然我这样一个保持着整套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和无产阶级的队伍格格不入的，因而我在民主主义的革命中的表现也是不彻底的、软弱的。我在土改中，看到农民打地主会觉得不文明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此外，我从头起就对我们的许多制度有各种各样的议论，过去的例子现在已难记得起来，但是类似“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很早就有的。在历次运动中，我参加了一些，但是都参加得不多，我总只是“完成任务”而不是十分积极的，我心里总是怕过火、怕伤人。我总是夸大副作用而要求稳健。我总希望看到我们专政的宽大的一面，而不愿看到它严肃的一面。我总是以资产阶级民主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各项工作、各种制度。我并没有真正站稳过无产阶级立场，而我的右倾思想是十年一贯的。正是这些思想的日积月累，一直到形成我今天一系列的反动思想，自己也成了一个十足的右派。
我的思想问题逐渐进一步暴露而发生新的变化，是在1953年与1954年之交。就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以为，1954年以后，我过去所崇奉的日丹诺夫的许多理论，在苏联东欧都开始有了翻案，我自己屡次出国，接触到了更多的资本主义的文化，觉得过去的看法是“教条主义”，未必对。同时，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东欧的政治生活中也连续发生了一些事件，如柏林事件、贝利亚事件、纳吉上台下台事件、苏南建交事件等等，因此，自己的思想上发生了许多怀疑。拿这来比附中国，就觉得思想战线上的许多是是非非很难说。同时，觉得从那时起，自己也接触了一些外来的影响，对我们的文化政治问题上的怀疑抵触就多起来了。但是，实际上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原因，深入一点看，不为无因地巧合的是，这正是民主革命已经结束，党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的时候，党在这个时候，提出了统购统销这样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对这些，我并没有什么抵触，但是，社会的这些变动必然要在人们的意识上得到反映，而党也就着手来解决这样意识上的问题。因而在各个方面的思想改造都加紧了。以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就越来越尖锐了。如批判俞平伯思想、梁思成思想、胡风文艺思想、胡适学术思想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地到来，报刊、杂志上批判各色各样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出现。这是一场又一场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正是在这个时候，一方面是革命深刻化了，一方面是我个人身上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的革命性已经发挥完了。而我的留恋资本主义，抗拒社会主义的反动性已经开始露头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现在看起来是自然的。我原来不过是怀着追求“民主”、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目的而参加革命的，实际上不过是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固然，我自己并不是资本家，我并不要求保持物质财富的私有制。但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我把知识看成是个人的产物，个人的资本，因此实际上要求保持精神财富的私有制。而我所谓的精神财富，又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这些东西是无产阶级决不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决不能容纳的，因此必须批判它们、改造它们。然而这样的改造就触动到了我的阶级本性。各种各样的批判在我看来都是对我的否定，对我所认为“真”、“善”、“美”的宝贝的否定。本来，如果我能够把那些被批判的思想当作镜子，积极地从这些思想斗争中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的话，我就可以跟着党一直前进。但是我却不去利用党给我的这种大好机会，反而因为这些运动没有直接牵涉到自己而站在一旁窃窃私议，表面上是吹毛求疵，实际上是怀疑抗拒。
我现在还没有回忆分析自己到底在哪些具体的思想问题上滋生了抵触，这个工作我今后一定要细细来做，但是，总的说来是这样一些感觉渐渐积累起来了：“党管思想管得太多了”，“思想学术上的花色品种减少了”，“运动伤人了”，“思想批判太深文周纳，成为诛心之论了”。
久而久之，我就感到这是一种“思想统治”，这是“从来没有的对思想的压抑”，我不去看看到底统制了谁，压抑了谁，是不是该统制、该压抑，是对人民有利还是不利，而是以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本能，感到这样下去会造成“千##第1篇律”，“众口一词”，会“蔽聪塞明”，会没有智慧。这样，我就认为我们的社会里“民主”太少了，“自由”太少了，个性太受束缚了。十分明显，当我向帝国主义、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时候，我还有点进步性革命性，当我向社会主义、向无产阶级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时候，我就只能是倒退的、反动的了。
渐渐地，我感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是我所要的，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却不能满足我的理想了。我渐渐暴露出我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市侩本性，因为一个个人主义的牙齿发痛，而觉得好像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了。
然而，一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前，我思想上的这种抵触与怀疑还没有明确地、直接地牵连到我们的政治制度上去。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以后，国际上出现了帝国主义的反共高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的逆流，我身上原来顽强地保持着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就在这些外部因素的触发之下急速地发展起来。我大量地吸收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观点，然后一下子把我过去积累下来的一切牢骚不满都明确地归结到“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解决民主问题”上去。而当我抓住这么一个反动的中心思想之后，又把我过去的一切反动思想固定化、扩大化，推而广之延伸到我们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广泛的方面去。我狂妄地以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为根据，公然要靠制度解决问题。而到匈牙利事件以后，我就形成了一套反动的政治思想。这时，我已经不是仅仅抗拒思想改造，而是要想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来改造党和社会主义了，这样，我就直接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到今年年初，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提出大鸣大放的方针以后，我的狂热就越来越高。我把从中央听来的片言只语，一概按照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串联起来，作出极端夸大，实际上是完全相反的、机会主义的了解，来设想一个“从理论到制度都要作改变的新局面”要开始了，要“从上而下”地变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忘了党的领导，发疯似的追求资产阶级“民主”，向人贩卖自己的反动主张，以此来炫耀自己，影响别人，希望别人同我一样来怀疑、来议论、来反对我们的政治制度。到中央决定提前整风以后，由于我对运动一贯害怕，我一度还有些情绪低落，但是后来看到社会上右派知识分子的言论越来越多，而且好像正是向着我所期待的改变制度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我就接受了“风气论”，以为就是应当像社会上那些右派那样来大鸣大放，来进攻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写出了点火式的墙报文章，积极地同人谈话来散布自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过去曾把自己的言行的动机说成是好的，实际上我想的就是要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我也正是这样做了，这时，我一年来在政治上的激烈动摇就最后导向了完全的堕落，从一个共产党员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5月底，我的反党言行因为社会上的右派狂风暴雨般的进攻使我恐惧，因为党的警告而开始收敛，然而错误已经永远地铸定了。第一次使我感到警惕的是柯庆施同志在上海宣传会议上的最后发言，他说：“有一些共产党员证明只能作一个民主主义者而不能作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意思，而现在，十分清楚，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共产党员”。我经过了民主主义的革命，然而却没能通过社会主义的大关。这是我的耻辱，我的悲剧。然而，这却正是一个对党忘恩负义，不听教诲，一意孤行，拒绝改造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应得的惩罚。
我的发展道路清楚地说明了我的罪是我自己造成的，是必然的。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一个时期以后，我曾经怨恨党会整到我身上。然而反本求源，不是党有负于我，而是我重负于党。党多次伸出手来要带动我前进，但是一次又一次被我拒绝了。历史的车轮不能待人，我在急转弯的时候摔到了车外，正是我自己应当从这里头吸取毕生的教训。
三、我的反动政治主张的实质是什么？
关于我的反动的政治主张，同志们已经在六次大会上作了全面的、深刻的、系统的批判。这些批判帮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言行思想的反动本质，并且给了我以马列主义的武器、阶级分析的武器来同我自己的反动思想作斗争。我可以向同志们表示，在几个月来党的教育下，特别是在大家的批判以后，我的反动政治思想已经彻底破产，我决心全部地、永远地抛弃它，向党、向同志们缴械投降，至心归命。
当我现在要在这里批判我自己的时候，我不可能重复同志们已经提到过的许多论点。但是，正如刘修学同志在《前进报》上所说，我过去是给别人也给自己搭了一座“迷魂阵”，我陷害了别人，也欺骗了自己，现在我应当亲自来拆掉这座迷魂阵，让它在同志们面前，也在我自己面前彻底消灭，不留残迹，永远地不再害人害己。
我打着追求社会主义的“民主”，防止“个人崇拜”，要使社会主义“千秋万世”等等漂亮的旗号，然而要是以马列主义来分析我的各色各样的实际主张，那么，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分析下去，都可以看出，我所要求的东西结果都只能通到和社会主义相反的方向，都只能是破社会主义，而立资本主义。我在自己思索和向人宣传自己的这一套政治思想的时候，常常还自欺欺人地说自己的目标是坚决维护公有制的。但是要是坚持我的这一套，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就根本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内就只有再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说：“那些离开无产阶级专政而高谈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实际上是要求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虽然他们中间许多人或者并没有自觉到这一点。”我所想的、所做的就正是这一点。
最后，我把过去一年中形形色色的考虑都说成是“忧党忧国”，好像自己所设想的一切都是为了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然而实际上，我哪里曾经丝毫懂得或者想去懂得工人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我的一套反动的政治思想不仅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荒谬绝伦的照搬，而且从根本上说，只是我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世界观的反映。
再剖析一下，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教育给我种下了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它一方面培养了我的自我扩张，把“个人”看成是高于一切，一方面又把“自我”深深锁闭在一个极其狭窄的小天地中，而不去同伟大的集体同呼吸、共甘苦。
我的日常生活充分表现了我的这种人生观。我一方面是狂妄自大，一方面又是离群索居。我不要说不参加工农的集体生活，连知识分子的集体生活也不爱参加，以一个膨胀浮肿的自我，同二三知己胡吹乱捧，高谈阔论，这就是我所沉醉的小天地。在我们的社会关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千百万群众在热火朝天地行动的时候，我不拿自己的身心去参加这样的变化，却只是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冷眼旁观，评头论足。我拒绝接受新事物，不要说是今天激动着千千万万从青年到老年的新的社会活动，就是新的文艺小说也从来不看，甚至连戏剧电影都要别人强迫去看。我身上充满了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霉烂的臭气和顽固的偏见，这样我就看不见也看不惯新事物。偶尔看到一首新诗、半篇散文、几段小说的时候，我常常不相信那里面所表现的新社会新人物的新感情，而对之投以轻视，我熟悉《红楼梦》与《儒林外史》里面的死人要比熟悉我眼前的活人为多。
社会是在飞速前进，群众是在飞速前进，而我的双脚却被坟墓中的死人拖住了，在骸骨之间徘徊迷恋。名义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实际上却成了一个没落阶级的遗少，心里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腐朽的思想使我睁着眼睛看不见我们的人民今天享有的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民主，而当我的这种腐朽的思想感情被触动的时候，我就以为是没有民主了，没有自由了。只有到今天，到大家以大量的事实和道理来证明我的极端愚昧无知、落后反动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感到自己已经沦落到如此可耻的地步。这三个月来，我第一次以憎恶的感情来看待我过去那么迷恋的一切，第一次感到有必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来从头认识。（名义上说来）我也算曾出过一份力量参与缔造的新社会。
我曾经一直是这样一个为斯大林所说的“甲壳里的英雄”，然而我还有所追求。从我少年时代起，在封建教育的影响下，我的理想就是隆中待顾的诸葛亮，是扪虱剧说的王猛这样的人物，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那样“平步登天”的道路。到了接受资本主义的大学教育以后，我的理想就自然地变成了像凯恩斯、拉斯基那样在我看来好像能够以自己的学术来左右国家政策的人物。我看不见群众，看不见集体的智慧，只崇拜个人，崇拜专家的钻研，正是因为如此，我才那样热衷于议会民主，热衷于专家路线，要求容许开放学术自由、新闻自由、思想自由，我托名为追求群众的制约，实际上追求的不过是给这些专家以自由，让他们退可以治学，进可以当政。我在这样设想的时候，好像自己个人还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然而我的这套主张的实现，却正可以为我自己以及少数同我这样的个人主义者实现其野心打开一个自由天地。
除此而外，我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弥漫到许多方面。我充满了虚伪的个人尊严的感情。“士可杀而不可辱”的话，总是能引起我的同情，我也总是瞧不起群众，相信“暴民心理”的胡说，因此我总是不满群众运动，反对“不杀之威”，而要求“文明的”法治。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我醉心于“师友之间”、“二三知己”式的自由主义关系，而不习惯于严肃的组织生活，因而反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企图以道德文章式的领导来代替组织领导。在工作关系上，我也存在着“士为知己者死”的“知遇之感”，只看见个人而看不见党的领导和组织的作用，因此甚至要求能自由挑选干部。在干部政策上，我就不满循序前进，而要求能够使特出的人才有破格提升的道路。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看出，我想的这一套中间，并没有多少“党”和“国”的利益，有之，只有犯个人自大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虽然我的一套反动思想，是我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东抄西袭迂回曲折地罗织起来的，实际上，不论哪一条都不过是我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世界观的直接反映，确实，我在考虑这一条、那一条的时候，心中也还在嘀咕“对头不对头？”但是实际上，我已经是一往情深，因为它们正是我内心的要求。
我的例子证明了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和社会主义决不相容的，而如果不改造，它就定然会爆发出来反对社会主义。鸣放以后，我就是这样从一个甲壳里的英雄变成了一个堂·吉诃德式的英雄。既然我向人民的民主制度作了进攻，我也就不能不受到人民无情的回击。但我愿我的惨痛的教训能成为每一个还有着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同志的鉴戒。社会主义的大门是无限宽广的，只有那被个人主义吹得无限膨胀的人才进不去。我希望再不要有任何人重蹈我的覆辙。
四、反右派斗争给我的教育
我由一个共产党员堕落到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可耻而悲痛的道路说明了什么呢？我以为它首先说明了马列主义的真理，阶级斗争的真理。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贯彻一切的现象，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
过去一年来，我躲在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下，自以为是在超然物外地寻求什么独特的、新鲜的客观真理。然而现在看来，我的这套思想第一并不独特，它几乎是一切右派分子共有的。和我共鸣的并不是真正“爱党爱国”的坚强的共产主义者，而恰恰是那些连我都曾经羞与为伍的反动政客、十足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各色各样的坏分子。第二，我的这套思想也并不新鲜。近四个月以来，当我开始感到自己的错误而去学习被我搁置已久的马列主义著作的时候，才发现我的这一套正是许多无产阶级的叛徒从伯恩施坦、考茨基到“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好几十年以前就不断发表过的陈词滥调，完全没有一条我可以自诩为新发明的东西。我的这套思想的普遍性正好说明了它的阶级性——资产阶级性。
三个多月来，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我常常自己问自己：“我是谁？”我现在看到我并不是一个超然物外的“绝对的”个人。我不过是一个阶级的存在。在我的身上凝固着浓厚的资产阶级腐朽的意识形态，我的政治思想正是代表着没落的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绝望的挣扎和抵抗。同志们对我进行的斗争就不能不是一场阶级斗争，不能不是一场资本主义道路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
最近以来有三篇杂文曾经引起我的深省，一篇的题目叫做《狼的乳汁》，它以印度的狼孩因为吃了狼奶而很难恢复人性为例说明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性；一篇叫做《致死的因子》，作者借有一些植物从母体继承到一种致死的因子，虽然一样也可以长得高大繁茂，但是到一定的时候，就会自动枯萎死亡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个人主义的危害性；最后一篇是说到一个我也认识的文艺界反党分子陈涌的。作者借女优泰伊思的故事形容陈涌，说他在1955年曾经是首先向胡风战斗的勇士，然而两年以后，他却完全继承了胡风的文艺思想而堕落成了一个党内右派分子，其原因就因为“六根不净”，因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根”不净。我拿这当镜子来照自己，我过去在政治上也曾经参加过反帝反蒋反封建的革命，然而我在思想上却接受了敌人的教育，喝了狼的乳汁，在体内留下了致死的因子。虽然党多年来给了我不少教育，我却拒绝接受，终于到了革命深刻化的时候，自己变成了原来所曾追求的事业和理想的敌人，变成了自己原来的敌人的应声虫和代言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原来反对过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向我拍手叫好，而多年来同我一起战斗过的同志在为我感到羞耻。十多年间，时移势易，今天的我竟然为亲我者所痛而为仇我者所快。
我看到，是谁使我堕落，使我痛苦，是帝国主义、是剥削阶级！是谁在过去一直爱护我，在今天还以大力挽救我，是党，是同志们！
这次斗争给我的最重大的教育，是我过去总是站在旁边看群众运动，夸大群众运动的阴暗面，看不见党通过运动同群众建立的深刻联系，看不见群众通过运动得到的改造和提高。我总是强调运动伤了人而看不到无数的人在经过群众的批评或者斗争之后不是同党疏远而是更加靠拢了。我甚至把运动看成是专政的手段而不是民主的手段，是高度的集中而不是高度的民主，是为我所反对而要求以“法治”来代替的东西。在这次的斗争中，虽然我自己是可耻地成了斗争的对象，然而我却亲自体会到了党和群众如何在真理的基础上，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达到了完全的统一。什么力量能把大家都动员起来？什么力量能完全拆穿我的谬论？我亲身感到这是真理的力量，是党的力量，而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真谛就在于此。我要在这里痛斥我自己的谎言，我们党不是一个宗派，不是一个盖子，不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它过去从来就不是，今后也永远不会是。党和人民永远是一条心，一条命的。
这次斗争给我的重大的教育是，到社会主义去，个人主义的思想必须改造，也可以改造。我和大家一起看到了，思想不改造，党籍是不能保险我进入社会主义的。当我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迷魂阵里的时候，我总是把知识绝对化、神秘化，觉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在我看来改造几乎是不大必要也不大可能的。这一次的斗争教育了我，根本的问题是立场问题。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那么真理就是可以认识的，可以掌握的。思想改造对于我来说，固然是长期的、艰苦的，但是也绝不是像我过去在迷魂阵里那样认为是无所适从的。只要紧紧地依靠党、相信党，听党的话，思想就是可以改造的。几个月来，我深深感到离开了党，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就是毫无作用的，而如果不是为了党，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是毫无意义的。只要永远以党之心为心，我的新生是完全可以有信心的。
两个月来，我在大会、小会上听大家对我的揭发、分析和批判。大家的发言时时震痛我，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发言使我逐步感到豁然开朗。正是通过大家对我的揭发、分析和批判，才使我逐步认清了自己的反动政治思想面目，原来是那样的可耻、可鄙、可恨，使我辨明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和社会主义的道路，特别是使我分清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民主（真民主和假民主）、集体主义的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自由（真自由和假自由）。这样，就使我也同大家一起分清了敌和我，进步和反动的界限，使我认清了改造的方向。
我在这里感谢一切在会上发言批判我的同志，揭发我的同志，和全体参加对我的斗争的同志。我这样说是倾吐了上两个礼拜在批判大会上我从心底涌现的感情。从同志们的发言中，我可以想象同志们为了弄清、分析、批判我的言行思想，在党的领导下作了何等严肃认真、细致周密的工作。每一个同志的发言我都感到是为我补课，是向我召唤。每一个发言都是针对着我的论据、我的逻辑（不管它们如何荒谬）来破除我的反动思想，每一个发言都是在一片片地切除我脑子里致命的毒瘤。我曾经希望能自己一个人把自己的反动思想偷偷地改掉，但是我现在懂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证明，思想改造也要走群众路线而不能走专家路线。我重又想起总理的话，只有政治上的震动才可以改造思想，只有党，只有群众的力量才可以改造思想。
同时，我也感到同志们的每一次发言都是在消除一分我过去所散布的毒素，是在消除我的罪行所造成的恶果。我为此向同志们表示特别感激。
在对我的斗争正式开展以前，我曾经有过恐惧，有过委屈，有过怨恨。我害怕自己被一棍子打死，我也害怕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无颜见人。但是，我现在认为所有这些想法，都不过依然是可耻的个人得失的考虑。把我揪出来正是体现了党的英明伟大、大公无私。如果我现在决心回到党的立场上来，我就应当敢于把那个充满了腐朽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的“我”一棍子打死，只有不留“旧我”的一丝生机，才可以重建“新我”。我应该勇敢地、坚决地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终生不再改口，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对自己永垂大戒，堵死自己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我今后的有生之年，我将永远记住这不能忘怀的1957年。我将永远记住我向党、向人民犯了罪的春天，也将记住自己在思想上走向新生的秋天。两个多月来，我日日夜夜孤独地坐在办公室里，然而我也并不是没有看到申德诒同志所向我指出的光明世界。就在这两个月里面，从社会主义的苏联发射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这个国家里，工业和农业正以飞快的速度在发展。在中国，在反右派的斗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大鸣、大放、大争、大字报、大辩论正在全体人民中间展开。千千万万的干部和学生去参加体力劳动，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已经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这难道不是惊心动魄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雄伟的共产主义交响曲？这难道不是在我面前展现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美好的理想？我有什么理由要去做资本主义的殉葬者而不肯把自己这点腐臭肮脏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抛弃干净呢？
我再一次向党、向人民服罪、悔罪、请罪。我不但是口服心服，而且是心悦诚服。我认识到自己已经是在向万丈深渊中掉下去的人，只有党发动的反右派斗争才把我挽救了回来。我犯了罪，但是我相信毛主席所说的“坏事可以变好事”，“毒草可以变肥料”。我从反面给群众当了“教员”，但是正是我自己受到了最深刻的教育。我曾经辜负了党多年来对我的培养教育，但是我保证决不辜负党这一次对我的教育。我过去没有改造自己，我愿意从现在开始，从头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革面洗心，重新做人。我今天是一个人人鄙弃的右派，明天我一定要做一个“左派”。党多年来花了不少心血培养我，希望我成材，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干部，但是我却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败子，我现在决心要回转头来，回到革命的大家庭里来，我保证放弃我的一切反动思想，一切个人打算，永远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永远不离开党。
第1篇：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宪政体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确立了新民主义社会制度，我国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宪政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从共同纲领到1982年宪法的颁布实施，其间历经曲折。1982年宪法实施后，根据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已进行了四次修改。通过我国宪法发展的历程，尤其是第四次修正案的提出，可以充分反映出我国对宪政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已渐趋理性，在逐步走向成熟同时，也体现了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的精神。
一、我国社会主义宪政理论与实践的曲折历程
（一）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
1949年9月，在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共同纲领规定了我国的国体与政体，人民享有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它还规定了相应的政权机关和经济、文化、教育、民族等各项政策的基本原则，从而确认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的建立。共同纲领是按照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宪政思想制定的一部临时宪法性文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是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的硕果。它的颁布实施，揭开了新中国宪政史新的一页，成为建国初期全国人民共同遵循的大宪章。但作为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也表现出一些与其过渡性特点相适应的历史局限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时机已经成熟，国家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制定一部比共同纲领更加完备的宪法。1954年9月胜利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1954年宪法。这部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根本大法，它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宪法内容既充分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又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把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了一条清楚的前进轨道和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
实践证明，1954年宪法是一部比较好的国家根本大法，它在国家生活中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以宪法为依据，开展了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但这时的法制建设也存在着许多不健全、不完善之处。1957年以后，及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1954年宪法遭到先被漠视、后被抛弃的命运，固然有复杂的政治、经济、传统文化和宪政理念等各方面的原因，但宪法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1954年宪法没有规定保障和监督宪法实施的内容。此外，宪法的主要内容模仿了前苏联1936年宪法。在当时的情况下，向前苏联学习是必要的，但“全盘苏化”式的模仿，使前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其他一些“左”的东西很容易被接受下来。这样，宪政观念、宪法意识也就不可能在中国领导人的头脑里扎下根，所以一旦形势变化，在“左”倾错误支配下，人治思想抬头，法律虚无主义肆虐，中国的宪法和宪政首先遭到厄运，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再者，1954年宪法是确认性宪法，是“历史经验的总结”[1]。它对新中国已经取得的宪政成果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而对新中国未来的宪政目标、实施步骤等，则规定得过于原则、宏观，因而不能为新中国的宪政建设提供指导，在迅速发展的形势面前，自然给人以过时的感觉。
（二）宪政理论与实践的挫折与倒退
随着“左”的思潮日益泛滥“，以阶级斗争为纲”上升为整个国家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最终导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是曾被概括为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核心就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个理论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再加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推波助澜，出现了一股“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动乱。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宪法和法律不宣而废，公、检、法机关被彻底砸烂，公民的权利遭到肆意践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立法工作遭到彻底破坏。当时维护社会秩序和进行社会管理，全部依靠中央文件乃至领导人的讲话和“两报一刊”社论等非法治手段，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党和国家遭到空前的浩劫。1975年宪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1954年宪法实施后，由于“三大改造”任务的提前完成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的新变化，使1954年宪法规定的部分内容显得与现实情况很不适应，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相应的修改。1973年8月党中央决定筹备四届人大并修改宪法。但由于当时整个国家处于“文革”的动乱之中，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对1954年宪法的修改，并由此而产生的1975年宪法，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动乱年月的痕迹。1975年宪法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条款都掺杂了极“左”的内容。“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这次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在总纲中，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理论改为“全面的专政”；规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取消了国家主席的建制；改变了1954年宪法对地方国家机关和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产生方式的规定，撤消了检察机关；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不仅在形式上先列义务，后列权利，而且取消了1954年宪法规定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及对公民权利的一些保障条款；同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范围与内容也大为缩小。虽然这部宪法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改变，但由于其从内容到形式都充分反映了十年动乱的现实政治，而且有悖于民主宪政的基本要求，因此，这是一部存在严重缺陷的宪法，是中国宪法和宪政史上的大倒退。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此时，1975年宪法存在的严重问题也暴露了出来。修改宪法，势在必行。因而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
会议通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部宪法，即1978年宪法。1978年宪法与1975年宪法相比，在内容上前进了一大步，规定了许多反映时代要求的内容，基本恢复了1954年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和有关国家机关的某些规定，取消了1975年宪法中的一些错误规定等。
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宪政的发展开始摆脱十年动乱的干扰破坏，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轨道，使中国的法制建设又有了核心和基础，结束了持续20年的法制萧条时期。但由于此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两个凡是”的观点还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许多重大理论是非还无法澄清，这就决定了这部宪法不可能彻底摆脱“文革”的影响，还保留了许多错误的内容。尽管1979年和1980年，两次通过决议，对1978年宪法进行了修正，但从总体而言，这部宪法在我国宪法和宪政发展史上是一部过渡性的宪法，仍不完善，远不能适应客观实际的需要。
（三）1982年宪法的产生
1978年宪法颁布不久，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此后，党和国家领导全国人民深入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并根据新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使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实现了历史性的根本转折。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和国家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战略决策。这一切都为宪政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对1978年宪法内容的全面修改和完善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提供了可资遵循的理论依据和正确的指导思想。
社会实践的发展也对制定一部新时期的新宪法提出了客观要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对1975年宪法修改后产生的1978年宪法，仍然没有摆脱“左”的指导思想存在着的明显错误和缺陷。
在其实施后，虽然进行了两次修改和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揭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宪政建设的新篇章，但它在许多方面同现实的情况和国家生活的需要仍不相适应。
因此，对1978年宪法进行全面和系统的修改，根据现实条件和客观需要，制定一部新宪法已经势在必行。1980年9月，中共中央适时地向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其后历时两年多，中国宪政史上的第四部宪法，于1982年12月4日由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正式通过。
通过宪法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宪法的制定并不等于宪法的实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虽然制定了宪法，但对宪政的认识非常肤浅；可以说，有宪法，无宪政；并且对法治和宪政的漠视，致使法律虚无主义逐步盛行，最终导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对法治造成严重破坏的灾难。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中国人民从实践中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并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使中国的法治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对社会主义宪政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也进一步深化，宪法规定的内容更加科学全面，宪政理论和实践逐步走向成熟。先后制定了1982年宪法、国家机关各类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选举法、国籍法、授权法等，形成了以1982年宪法为主体的现代中国的宪法体系。
（四）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的几次修正
1982年宪法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宪法。它之所以完善，是因为它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反映实际情况，吸收了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实践探索和宪法发展的成功经验，又总结了反面的教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训，在制定过程和内容上比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具有许多明显的优点和特点。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首先要保持其稳定性。维护宪法的稳定，就是维护国家根本制度的稳定，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宪法也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与时俱进。1982年宪法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建国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宪法，但并不等于这部宪法将永远不会被修改。现行宪法实施以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针对原来规定的某些条文与现实不相适应的情况，全国人大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15年4次通过宪法修正案，共30条，对有关内容作出了适时修改，补充完善了制定宪法时因实践经验的局限不可能写入的内容。
修改宪法，我国确立的原则是：改革要遵守法律，法律要为改革服务；修改宪法，只限于不修改就会妨碍改革的条款，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有些问题采取宪法解释的办法去解决。在修宪的方式上，借鉴外国的经验，采取了修正案的方式[2]。四个宪法修正案都充分贯彻了上述精神，做到了宪法的稳定性和与时俱进的统一。通过修宪，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道路的过程中，认识在逐步深化和更加符合实际，也使现行宪法更加完善，宪政理论更加成熟。
二、现行宪法实施以来宪政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发生了重大变革，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取得了重要成果。一个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动和最终确立，都是由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诱发和塑造的。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后，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有了较为深刻和清醒的认识，与此相适应，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形成了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指导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国当代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所有变革，都是在这些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而这些社会变革的成果，也促进了宪政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创新，推动了宪政实践的向前发展。宪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与创新，在现行宪法实施以来所进行的4次宪法修正案内容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理论科学地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继承和发展，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总结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以新的思想、观点、论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法制观念逐步增强，宪法在建设法治国家中重要地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首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治国方略的转变。党的十五大报告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在理论和实践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从主要依靠政策执政和领导改革开放转变到主要依靠法律执政和领导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使其上升为国家意志，并成为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这表明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已被进一步纳入法制轨道；标志着我们党和政府在总结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治国的基本方略作出了最佳的选择。
党的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并把政治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2015年的宪法修正案将其写入宪法的内容。政治文明就是政治活动的文明，政治活动的文明以“法治的政治”代替“人治的政治”为标志。因而我们可以说，政治文明的突破口就是法治建设，或者说政治文明的核心就是法治，建设法治国家。
其次，宪法至上的观念逐步确立，公民的宪法权利意识也在逐渐加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就是通过规定国家权力的界限和组织方式，来实现对人民权利的制度化保障。约束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是宪法的核心问题。因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其核心就是依宪治国。实行法治，必须实行宪政，确立宪法至上的观念。上述观念目前已逐步确立。这从4个宪法修正案的产生过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以及目前正在全国开展的学习宪法的活动中都可以得到体现。
此外，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公民以宪法权利受到侵害为由提出的诉讼案件在逐渐增多，尤以2001年山东的“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案具有典型意义。该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直接援引宪法中公民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判决原告胜诉，由此开了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先河。以宪法权利受侵害为由诉诸司法手段保护，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公民的宪法权利意识逐渐增强，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我国宪政实践的巨大进步。
（三）国家机构进一步完善完善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和国家主席的职权；延长了乡镇政权的任职年限；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将“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写入宪法，扩大了统一战线的政治联盟的范围，以利于调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方面积极因素。
（四）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得到确认经济制度是我国现行宪法四次修正案涉及的主要内容。它明确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从而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宪法中的表述更加完整。强调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确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国家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确定了农村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确定了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增加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
（五）对公民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保护日益完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宪法只对公民的生活资料提供保护，不承认公民个人拥有生产资料。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根据当时我国的经济制度，这里的“其他合法财产”并不包含对公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保护。随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问题日益突显出来。
1999年宪法修正案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出发，在宪法层面上确立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结合我国宪法所确立的经济制度，宪法所保护的公民财产权，不仅包括公民合法所有的对生活资料的私有财产权，也包括了对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权。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并没有在宪法条文中得到明示。
2015年宪法修正案进一步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明确给予公民的私有财产和在现行宪法下不受侵犯的公有财产同等的地位，这在新中国的宪政史上是第一次。
（六）“人权”入宪，使公民权利的保障更加完善
我国宪法和法律对人权的保障一直很重视，不仅规定了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权利，而且为权利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和法律上的保障条件。此外，我国还签署和批准加入了联合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正在为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作准备。但是，人权的概念一直没有成为我国的法律概念。2015年的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人权”写入宪法，是社会主义人权发展的重大突破。199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正面肯定了人权概念在中国社会主义在政治发展中的地位。1997年，首次将人权概念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从而使人权从对外宣示的主题变为党领导国内建设的主题。此次修宪把“人权”写入宪法，将“人权”由一个政治概念提升为法律概念，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由党和政府文件的政策性规定上升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项原则，这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表明人权已成为国家的价值观和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目标。人权入宪，对于提高全社会的人权意识，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七）紧急状态制度的建立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宪法写入紧急状态，对提高我国政府的危机管理水平，使国家在紧急时期不至于出现法治空白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现行宪法实施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日益丰富，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经过4次修改，及时确认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使宪法内容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国情，更加反映时代精神，更加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要求，增强了宪法的适应性和生命力，有利于宪法功能的发挥，必将更好地发挥国家根本法的作用。
三、社会主义宪政理论与实践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一）社会主义宪政理论与实践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
我国社会主义宪政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体制，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从宏观方面来说，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我国现行宪法确立了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总的指导思想，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我国宪政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以及宪法修改的指南。我们党和国家一开始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根据时代的要求，后来又增列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体现了时代变革，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其核心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而这恰恰是在我国宪政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所必须遵循和坚持的精神。
从具体操作层面来说，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体制，应坚持什么方向，以何种模式为标准，在制度上如何操作？中共十六大报告在论及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这些论述，可以说为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体制指明了方向。
简言之，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体制，就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确立宪法至上观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上，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能离开党的领导而存在。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二是党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但在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的同时，也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做到党的领导法律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从而使党的领导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上。这就要做到，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二）宪政理论的发展及宪法内容完善的发展方向
宪政是法治的基础，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因而，宪政理论的发展和宪政实践的探索，以及宪法的修改完善，必须把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长治久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
宪法的生命力就在于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成果，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必须及时予以肯定，在宪法的内容中及时得到体现。
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巨大成就，并成为4次修宪的主要内容。从1982年宪法实施后通过的4个宪法修正案的内容来看，虽然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如政治、经济、公民权利等许多方面，但其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济制度是历次宪法修改的重要内容。1988年宪法修正案共两条，全是经济制度。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主要内容有5条，其中4条是经济方面的。1999年宪法修正案的6项内容有3项是经济方面的。2015年宪法修正案共有13条，其中4条涉及经济制度。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在宪法的框架下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使现实利益格局乃至权力架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的要求日益越出纯经济领域，不断触及社会的、政府行政管理和政治层面，特别是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中心的改革正在涉及多层次、多领域的改革，改革的综合性日益增强。在新的形势下，经济改革如果不辅以相应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安排，不仅难以深化，而且有可能增加社会动荡和不稳定因素。这种状况，要求我国的宪政理论研究要适应对这种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变化，同时也为宪政理论的深化研究提供了动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社会的不同层面将会表现出不同的政治要求，这就需要新的整合机制的建立。因而，社会要求新的基本价值观，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对政府权力与责任的有效监督、以个人产权维护为基础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正在成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这也应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今后宪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2篇：西方宪政体制对中国宪政体制构建的影响导致1945年前后中国宪政选择失败的因素很多。这段历史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宪政选择的失败是不是必然的？有人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如果不对那段历史进行假设和探讨，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历史给我们提供的多种可能性，就无法知道中国宪政选择的失败究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其实，这样的假设，在政协会议各方因为改组政府出现争议时，就已经出现。本文中述及，吴铁城和邵力子就曾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的结论是次序错误——在未进行改组政府之前，去谈论政协决议案中的其他问题。按照政协决议案，应该是先改组国民党yī dǎng zhuān zhèng的政府为各党派和无党派社会贤达共同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然后再由该统一的党派联合政府，去组织贯彻政协会议的其他决议。由于它是过渡时期的最高决策机构，各主要政治派别的主张、利益诉求都应该在此机构之内提出，并按照议事规则和程序得到结果，国民政府委员会据此结果发出命令或指示。
如果先改组了政府，那么各党派之间的政治合作和竞争就会在这个联合政府体制内运行，宪草问题、国大问题、军队问题等都能在联合政府之中获得协议。对外，则以一个中枢发出指令，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
但是，由于各党派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没有坚持一定要按照政协决议先立即改组政府的要求去做，而是与宪法草案问题、国民大会问题、整军问题同时进行讨论，造成整个贯彻政协决议的协商谈判仍然在按以前的模式重复进行，还是体制之外的党派协商。党派协商不象议定中的国民政府委员会，有议事规则和程序的约束，它无法按照既定的规则来获得大家必须遵守的协议，结果是问题越谈越多，分歧也越来越多，导致谈判的全盘破裂。在这一点上，政协会议的各方都有责任。这种次序错误很难说是必然要发生的。
另一个偶然因素是东北问题，东北问题的实质是苏联的对华企图问题。本来国共对东北是没有太大争议的，因此政协会议没有就此问题提出过讨论。苏联出于其对于在远东建立均势的考虑，在东北支持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导致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可能引发冲突的变数。即便如此，局面也还是可以控制的，苏联在东北的举动毕竟要受到雅尔塔协议和中苏条约限制。因此，国民党在一定条件下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存在的前提下，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实现和平和达致协议是可能的。在政协会议所展现的民主宪政前景下，中国共产党也承认了国民政府对于东北的主权，并愿意与国民党在东北实现和平。正如后来的发展所证明的。
问题出在苏联突然撤军。这又缘于国民党内强硬派掀起的激进的反苏浪潮。同时，强硬派的反苏反共浪潮以及随后的国民党二中全会，使中国共产党在政协会议上所建立起来的对于国民党的信任开始动摇，因此转而开始采取实力政策，最终导致东北燃起战火，并延伸至关内。人们或许会认为，这样的和平未免太脆弱了，一旦有风吹草动，其破灭是必然的，因此中国宪政选择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但若换一个角度想，正是因为其脆弱，所以各方要时时小心，处处呵护，全面体现对于和平宪政的诚意，那么，局面或许是另外的一个样子。国民党内强硬派逞一己之私，终于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想必CC系领袖陈立夫等人也后悔莫及。
各方面对于在中国建立一个宪政的国家并不乏诚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第三方面。从1944年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到1945年与国民党签署的《双十协定》，再到1946年与各党派在政协会议上签署政协决议，中国共产党不免在一些细节上有失策和失当的地方，但其一直抱定打破国民党yī dǎng zhuān zhèng的决心，成为一支制约、打破国民党yī dǎng zhuān zhèng的最重要力量，其对于当时的民主宪政建设的功劳是值得肯定的。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就没有联合政府，没有《双十协定》，没有政协决议，当然也就没有第三方面力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真实地位——没有第一者、第二者，便不会有三者。第三方面只有在国共两极的相互制约中，才能体现出重要性，也就进一步有了包括第三方面在内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民主宪政国家的可能和机会。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国民党会有意向与第三方面协商，就一个西方式宪政方案达成协议。即便是形成协议，也不可能真正实行——《中华民国宪法》通过后，蒋介石就以“动员戡乱”的名义，将其完全置之不顾。
国民党在这个过程中的正面负面作用都有（dǎng zhuān zhèng的国民党，面对着将要迫使其失去不受制约权力的政协决议和即将到来的宪政体制，肯定是不愿意的、抵制的。有的学者便认为这是导致当时中国无法走向宪政道路的必然原因。专制者要失去其专制的权力，心生抵制是必然的。有哪个专制者会心甘情愿、乐于从命地接受制约，戴上权力的紧箍咒？
问题不在于专制者是否愿意，而在于他是否识大体，顺应时代潮流，接受现实。当时的国民党被迫在法律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答应召开政协会议，通过一部民主的宪法，实行宪政，应该说是一种识大体、顺应时代潮流的表现。
宪政要求一种节制。国民党和蒋介石失策的地方在于，不懂得适可而止，一味逞军事之力，非要攻下张家口而后快，非要中国共产党退出苏北地方政权而安心，导致共产党最终丧失和平谈判的全部希望，放弃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全部信任。
国民党作为当时的第一大党，作为掌握政府权力的政党，应该对中国的宪政选择承担相应的责任，怀抱更多的体谅和宽容。针对国民党的强势，周恩来曾对马歇尔说：蒋介石是要先把事情“弄成合乎他的愿望。如一切都照他的希望实现，他放心了，而我们就不能放心，因为一切都无保证了”。〔1〕①张家口和苏北对国民党无足轻重，但对一让再让的中国共产党，则严重伤害了其自尊心，国民党这两件小事上的处理失当，打碎了事情朝好的方向发展的全部可能性，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以国共为主体的谈判，使第三方面如鱼得水，第三方面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空前提高，国共双方都希望得到第三方面的支持。由于第三方面是中国对于英美式宪政的执着追求者，美国出于对本国民主宪政体制的天然偏好，也与第三方面惺惺相惜。马歇尔还曾多次与第三方面交换对于西方宪政体制和中国宪政可能的看法。这就给第三方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提供了长袖善舞的空间，包括宪法也由民社党主席张君劢起草。由于国共互相不接受对方的方案，为了获得协议，双方必然会有所妥协。妥协的结果就是一个国会制（两院制）、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省为最高自治单位）的宪政方案，这个方案正是第三方面所积极追求的英国式宪政模式。这表明在当时的中国，各方政治力量是认可这个方案并且认为这个方案是切实可行的。在一定意义上，这既是国共双方取得谅解的胜利，更是第三方面追求的胜利。
可惜，这样的可能随着国共的分裂而失败了。一般认为，国共分裂必定导致第三方面的分裂，这是由当时的政治生态所决定的。笔者认为，国共分裂固然会导致第三方面的分裂，并最终导致中国宪政选择的失败，但如果问题的探讨只到此为止，则回避了第三方面在中国宪政选择失败中应当承担的责任。问题是，国共分裂是否意味着第三方面就完全无所作为，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任中国宪政选择最终不可避免的走向失败？
这要先从国民党的失败说起。宪政的一个基本精神在于把多元的政治力量容纳、整合到一定系统，使之在该系统之内进行和平竞争，其竞争的规则就是宪法。因此，容纳与整合，是实施宪政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如果离开这一点去追求制订、通过宪法，实施宪政，则必然与宪政的基本精神相违背。从接受联合政府的主张，到签署《双十协定》，再到召开政协会议通过政协决议，国民党蒋介石基本上是沿着正确的道路行进，是想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党派整合到一个合法的系统之内，并最终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实施宪政。
但是，国民党对于宪法和宪政的要求如此迫切（笔者不否认国民党是急切地想奠定一个以国民党为主导的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的意图），以致于错把宪法当宪政，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而听任国共分裂。抽去宪政本来所应该具备的政治整合功能，无异于缘木求鱼，其失败是注定的。
国民党蒋介石是如愿以偿地、合法地召开了国大，通过了宪法。但它的后果是“合法”地分裂、“合法”地以武力竞争取代宪法之下的和平竞争，最终“合法”地失败。国民党蒋介石的根本错误在于其对宪政追求的因文害义——因“宪法”之名，害“宪政”之义。
第三方面，中国对于英美式宪政的虔诚的追求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表面上犯的是和国民党蒋介石同样的错误，因文害义。为了他们心目中所谓的宪政理想而分裂，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参加了国大，为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大会的召开和《中华民国宪法》的通过，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持。但他们错误的实质在于太过急切地想“眼前得食”。
其最关键的角色是民社党。因为青年党虽然愿意参加国大，但是青年党设定了一个条件，即在民社党答应参加国大的前提下，青年党才参加。可见，民社党的进退决定着国大能否通过宪法（政协决议规定宪法条文要得到3/4国大代表的赞同才得通过）。可是，民社党主席张君劢动摇了。
设想：如果第三方面能够更多地考虑到宪政所应该具备的整合功能，而不仅仅是着眼于形式上的宪法，以一个整体的姿态，在国共真正达成协议前拒绝出席国民大会，局面会是怎样？
如果是这样，国民大会就缺乏通过宪法所必须的3/4代表赞成始得通过的法定代表人数。因为本次国民大会的任务就是通过宪法，如果缺乏通过宪法的法定人数，国民大会自然就开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就不得不考虑与中国共产党重开谈判，谋求妥协和协议。在国民党军队退出张家口，承认中国共产党在苏北地方政权的前提下，国共双方成立协议的可能是存在的。这样，宪法的整合功能就可以实现。
可惜的是，第三方面自动放弃了这样一个挽狂澜于既倒的绝佳机会，分崩离析，四散而去。在他们成就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的同时，他们也成就了中国宪政选择最后一次机会的失败。奔着国民大会，奔着凝聚他们心血的《中华民国宪法》，他们兴冲冲而去，原以为会收获中国宪政的果实，到头来却发现他们捞到的不过是一个宪政的水中之月。《中华民国宪法》之于中国的宪政，就如那水中的月亮之于天空中的皎皎明月，以为是，却偏偏不是！
当时，没有中国共产党参加，在《中华民国宪法》之下缺乏宪政事实，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第三方面没有足够的力量制约国民党。
虽然人们在宪法中可以设计出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但这种制约又往往建立在不同政治力量相互的制约之上。没有政治力量之间的真正制约，就不可能在宪法中单独存在这样的制约。当时的情况是，制约国民党yī dǎng zhuān zhèng的真正力量在于中国共产党。民社党、青年党因小利而忘大义，放弃应尽的责任，导致第三方面的分裂，进而使国共之间的分裂成不可挽回之势。中国的问题最后只能以另外一种逻辑来解决。
上面所述，都是从具体史实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如果从具体历史细节中超越出来，又可以看到中国宪政选择的失败具有某些必然的原因。
国共两党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军事冲突。即便是在签署了《停战协定》、关内基本实现停战的情况下，在东北依然是qiāng声不断。边打边谈是这个历史时期的特色。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不仅是以武力作为后盾，而且一些重要的条款，往往根据战场的得失
来予以确定。在谈判桌上无法获得的预期，不可避免地诉诸武力去实现。
因此，和平谈判是这个时期浮在表面的逻辑。在这个表面逻辑下面，潜藏着更为关键的武力竞争逻辑。军队和解放区这两个问题之所以最难达成协议，达成协议也难以实行（如整军协定），就是国共双方武力竞争逻辑的具体反映。在一定程度上，国共双方的和平谈判又可以称作是武装谈判。宪政体制下的政治竞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以政见竞争，而不是以武力竞争。以武装谈判的方式谋求各方之间的协议，很难不误入歧途。
还有一个原因是第三方面的软弱无力。
一支要在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影响的力量，它必须是独立的。而它能否独立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是否有足够的实力。这种实力不一定是武力，它是一种能够在整个社会发挥巨大影响、无法忽略的力量。由于第三方面缺乏足够的实力，在国共双方争执不下时，就只能起到劝架的作用，而不能起到裁判的作用。在国共双方严重对立以至分裂时，第三方面只能面临一个选择，要么选择国民党，要么选择共产党。
第三方面的组成人员大多是知识分子，有人认为，知识分子之所以软弱无力，是他们与社会脱节，不善于从社会中寻找力量。笔者认为这是一种以果为因的逻辑。知识分子没有力量，不是他们不善于从社会中寻找力量，而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没有支撑知识分子政治要求的力量。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结构，本身就缺乏一个调节两头使社会协调发展的强有力社会群体。在这种情况下，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第三方面难以摆脱摇摆、依附、分裂的命运——一部分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民大会，一部分则拒绝参加国民大会，最终与中国共产党携手。
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宪政选择根本上只能依赖国共双方的和解。但国民党和蒋介石不愿意放弃其固有的地位，选择的不是和解，而是强迫中国共产党“就范”，这就促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走上与之进行对抗的道路。
从联合政府，到《双十协定》，到政协决议，不得不承认，当时确实存在着在中国建立宪政国家的机会。中国当时能否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在两可之间。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由于各方没有能够很好的把握，以致于这样的可能没能变成现实。1945年前后所呈现出来的、各种政治力量所共同选择的的宪政道路，在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的“掌声”中被阻断。
1949年，没有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国大的中国共产党和部分民主同盟成员，包括其他党派，在北京召开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
中国人民对于民主宪政的追求，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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