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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本恶
谈到人性，中国人张口就是 “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们”的正统思想就像西方世界的“神创论”，容不得怀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以前也毫不怀疑人性本善。但随着阅历的丰富和对生活思考的深入，我发现“人性本善”并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相反，“人性本恶”却能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迫使我改变以前的想法，接受“人性本恶”的事实。
哲学上认为，人的属性分为两个方面：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是指人的肉体存在及其特性，即人的动物性；社会属性是指人与人之间由于实践而产生的各种关系，即人得以区别于动物的属性。自然属性使人拥有和动物一样的本能——生存和发展。婴儿从出生的第一天开始就知道吸吮母亲的乳汁，手碰到烫的东西就知道缩回来，是因为我们有着与生俱来的渴望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这是不需要通过教育来获得的。因此，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性。承认了人的动物性，承认了人的动物本能，就承认了人性本恶。因为当自然条件并不能满足所有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时，人的本能便被激发出来，所有人都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战，由此便产生一系列我们今天称之为恶的事物和现象。比如，两个婴儿都饿着肚子，这个时候只有一瓶牛奶，那么这两个婴儿肯定会争相抢夺这瓶牛奶来填饱自己的肚子，而不会想着跟另一个人分享。后天的教育可能会让这两个孩子学会克制和分享，但那已经不是人的本性使然了。
自然属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类得以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存在并且延续的根本原因。没有这种求生的本能和欲望，人类就不可能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而成为至少是名义上的主宰。但这种动力如果不加限制的话，就容易造成欲望的无限扩张，最终危害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群体。这从人类对大自然的索取和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中可以看出。人类基于自然属性的索取的欲望是无限的，此时就需要社会属性来制约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能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来约束人的行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教育和法律。教育使人在主观上克制自己在某些方面的动物本能，法律在客观上设置了通往欲望之路的障碍和逾越的代价，使人不敢越雷池一步。社会属性是对人的一个重要补充，正是在社会属性的影响下，人才能够压制住本性中的恶，从而体现出善良的外在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对人的自然属性的中和，使人能够始终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追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人类才将教育、道德和法律放在社会生活的显著位置。
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的法律体系一向以其严厉和高效著称，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数鞭刑了。鞭刑是一种比较残酷的刑罚，通常是用湿藤条抽打，一次处刑是一鞭，由特种部队的士兵执行，一鞭就能打得皮开肉绽，然后回去养伤，等伤养好后再执行下一鞭。由此可见，鞭刑对罪犯的身体处罚和心理震慑是非常严重的。既然这种刑罚如此残酷，那为什么不废止，反而更加倚重它呢？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中给出了他的回答：“我认为：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制止恶的一面。”可以说，新加坡严厉而高效的法律体系的建立与这位新加坡国父对人性的认识有很大关系。而正是基于法律体系所建立和维持的高效有序的社会秩序，新加坡才能始终在世界经济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从新加坡经济腾飞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正确认识“人性本恶”的重要性。实际上，除了新加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执政理念也是从“人性本恶”这一基本前提出发的，
这从西方发达国家严密的法律体系中可看出一二。政府的执政理念从“人性本恶”的前提入手，普通民众的价值观也是以“人性本恶”为出发点的。
“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并不以人性本善为基础，而是以犹太教、基督教‘性恶’作为思想基础，以承认个人‘最初的基本过失’（原罪）出发，认为人类的最基本天性是‘自存’，若任由其发展，会做出无限损人利己的事，因此在组织民主自由的政体时，首先就是限制个人自存欲望的过度发展，而不鼓励各人自行其是。” 这种论点以霍布斯为代表，此外，马基雅维利、叔本华、黑格尔等都被认为是性恶论者。
“霍布斯认为人就像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野兽，人类的天性是反社会的、有破坏性的贪婪。若放任其不管，则最终必会以谋杀、强暴、抢劫等做结。社会则是拴住这个野兽的一个工具。”叔本华说：“在新生的婴儿身上已带着原罪，不过要在他成长时才显出来。„„亚当不幸，我们所有的人也在亚当中不幸。——实际上原罪（意志的肯定）和解脱（意志的否定）之说就是构成基督教的内核的巨大真理，而其他的一切大半只是这内核的外壳或附件。”“他认为，人从一出生开始，意志先于理智，占了绝对位置，生存的意志乃是无目的、不可测量的，生命也因此是无意义的，也因为它性本恶，在追逐快乐之后随之而来的都是痛苦。”
中国其实早就有关于“人性本恶”的论述。战国末期的著名思想家荀子就是主张“人性本恶”的代表。荀子在《性恶篇》的开篇便写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只可惜荀子的声音最终没能成为主流，统治者所推崇的儒家正统思想并没有吸纳荀子的观点，人性本善对中国人的思想统治得以延续至今。
抛开人性的善恶论，单单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考虑，人性本恶论就比人性本善论更优越。因为当一个人犯错时，人性本恶论会促使他反省自身，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做出忏悔，而人性本善论则会让犯错者认为，自己本身没有错，是外在环境影响自己甚至诱导自己犯错。不用说，前者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后者只会挑起民众对社会的仇恨，导致社会的动荡。
爱恨李光耀 撰稿人：孙鹏
“对于这个人，我们既爱也恨，既尊重也轻视。对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心怀感激，但也想知道，是否真的有必要为此牺牲我们的自由……”
在28岁的新加坡人Carlton Tan看来，李光耀是“非凡的政治家”，但也是“暴君”。Carlton Tan
不久前在媒体上撰文说，“我们感谢（他带来的）稳定和安全，但也好奇，若没有强大的公民社会为依托，这种稳定还能维持多久。”
Carlton Tan的文章，是李光耀背负的诸多争议的一个缩影。
争议1 “专制”的政治哲学？
“没有人会质疑他为新加坡所做的一切，即使反对他的人，也都承认这是李光耀最大的遗产。”《外交学者》网站发表文章称。
1965年，李光耀对工人代表说，“管新加坡人必须强硬如铁！”
文章说，新加坡年轻人主要对李光耀建立的政治体制不满，“他们想要在新闻、言论以及集会上的自由，简而言之就是真正的民主。实际上，这正是李光耀政治哲学中缺失的部分。”
“我只做正确的事情，不管是否政治正确”，对此类批评，李光耀应该早已习惯，“我们要先处理的事情是什么？第一，福利和民生。其次是民主规范，以及须不时中止的民主进程。”
新加坡是有民主的，承袭了英国议会民主制度，政府由经过民选的国会产生，但李光耀等一批精英创立的人民行动党却是新加坡的“万年执政党”。从新加坡独立后，行动党一直执政到今。因此质疑之声也不少。
对此，李光耀认为，如果新加坡成为像西方国家那样的两党制，新加坡必然“走向平庸”，因为“最优秀的人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
他始终提倡亚洲价值观，认为亚洲国家不需要完全依照西方的价值观行事。李光耀一直对西方国家对他专制独裁的批评不加理会，“你说我是独裁者，随便你吧，但那并不真的表示我就如你所说，我在自由选举中能轻取对手，我还需要当独裁者吗？”
争议2 干扰新加坡人私生活
1994年，为表彰李光耀30年来“对300万新加坡公民不管何时何地吐痰、嚼口香糖、喂鸽处罚之影响的研究”，“搞笑诺贝尔奖委员会”将当年的心理学奖颁给了李光耀。这确实新加坡的一大特色，“美国人连新加坡在那里都不清楚，他们谈到新加坡，只知道迈克尔-费伊（受鞭刑的美国少年）、鞭刑、口香糖……”，这些严苛的制度下，新加坡成为了一个秩序井然、社会安定的国家。毫无疑问，这会招来反对声音。
2004年，李光耀宣誓就任内阁资政，吴作栋宣誓就任国务资政。 对于严厉约束、教育国民，李光耀这样解释：“如果国民是受过教育的、从小就很有教养，这样管制时就不必太严格，因为他们受过训练。情况跟狗一样，若小狗从小就以适当方式培训，就会知道要到外面撒尿大便。但新加坡不是这种社会。我们曾经努力训练一些成年狗，但他们还是会可以在电梯里小便。”
国内反对派指责李光耀是个不折不扣的精英主义者。他曾倡导大学毕业的女性应与受同一教育水平的男子结婚，以确保他们的下一代也拥有“高智商”。这项政策终因国内过大的反对声音而作罢，但李光耀本人却依然坚持其立场正确。
“我经常被指责干预新加坡人的私生活。对，但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们今天不会有这样的成就。我可以毫不懊悔地说，若我们从没介入国民的私人问题，国家也无法取得现在的经济发展——你的邻居是谁？你如何生活？你制造的噪音、你怎样吐痰或你所用的语言，都是由国家决定对错，不要理会别人的看法。”
争议3 放弃汉语为第一语言
在2013年8月发表的《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
李光耀提到新加坡建国“两大支柱”，其一是开放的社会；再者就是统一语言和国际接轨。
由于民族众多造成新加坡语言庞杂：华语、马来语、爪哇语、印地语等，而社会中上层、精英学校及政府则使用的是英语。在新加坡建国之初，李光耀面临的正是75%的人是华人，却不能以华文作为共同语和工作文字的困难。“我做了很全面的思考，也对人民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教育。”
李光耀病重期间，长孙李毅鹏（前左）前往医院探望。
虽然有人曾提议华语为国语，但李光耀坚持以英语为通用语言。他认为，这能使新加坡顺利与世界接轨。“新加坡位于东南亚，1000年后我们仍是东南亚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跟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命运不同，连生活方式也不同。我们的政策，就要确保在东南亚跟邻国和睦相处，并在自己的家园当家做主，任何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原则为准则。”
李光耀也反对把华人的方言（如粤语、闽南语等）列入学校教程，以免因华人说不同方言而把社会撕裂。他承认，在新加坡建国之初，华人的语言是个敏感的问题，“不只是对华
人，印度人、马来人或者欧亚裔人其实一样。只要身在新加坡，我们的前途就取决于新加坡的繁荣，而非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或者印度尼西亚的繁荣。”
上世纪60年代，李光耀最终决定建立英语在新加坡的主导地位。
在英语主导的新加坡，华校几乎难以生存，同时也引起华族的担忧。为平衡华族的情绪，李光耀将子女送到华校读书，但在家中却与子女说英语。
“在那个时代，我非常明白独尊华文会给新加坡带来难以估计的损害，但我同样也知道，让华社失望对我的政治地位非常不利，这也给了反对党趁机搅局的把柄，可我不得不采取对整体新加坡人都有利的策略，我只以政绩，而不是诉诸种族情绪，来赢得人民对我的支持和信任。”
争议4 李家坡还是新加坡？【李光耀人性本恶】
李光耀的批评者认为，李氏家族控制了新加坡的政治和经济，也有人将新加坡称为“李家坡”。作为国父，李光耀的意见能影响国家的政策，不仅如此，这位新加坡“大家长”的身后，还有一个庞大的政治家族。
他的两个儿子都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大儿子李显龙为现任总理（被指为“隔代世袭”），小儿子李显扬曾任最大国营企业新加坡电信的总裁兼CEO，儿媳以及亲家是大企业家，只有做医生的女儿李玮玲不在掌管新加坡政治或经济命脉的圈子里。
2002年，李显龙的妻子何晶出任财政部资金管理公司“淡马锡控股”董事，当时彭博社发表文章，影射该项任命是“为谋取李氏家族利益”，李光耀遂将前者告上法庭。
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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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世界
● 李光耀
人性本恶
我认为：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制止恶的一面。虽然这样说可能令人沮丧，但我仍然这样认为。
我们已经征服了太空，但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征服自身的原始本能和情绪，这些本能和情绪对于我们在石器时代的生存是有必要的，但在太空时代却没有必要。
虽然儒家思想认为人性可以改良，但我一向认为人类就像动物一样，我不确定能否改良，但我认为可以进行训练，可以进行管教……你可以让一个习惯使用左手的人用右手写字，但你无法真正地改变其与生俱来的本能。
人们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或者说应该是平等的……但这种想法现实吗？如果不现实，那么追求平等就会导致倒退。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没有任何两个事物是完全平等的，没有同样小的事物，也没有同样大的事物。事物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即便对于非常相似的双胞胎而言，出生时也有先后之分，先来者优先于后到者。人类是这样，部落是这样，国家也是如此。
人类不是平等的，他们处于极其激烈的竞争中。苏联已经失败了，因为他们试图把利益均等化，这样一来，没有人会努力工作，但每个人都不想比别人得到的少。
我一开始也认为人是平等的……现在我知道这是最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人类已经进化了数百万年，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彼此相互隔绝，独立谋求发展，种族、民族、气候、土壤条件都不尽相同……这是我在书本上读到的东西，我自己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一切。
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在1000个新生儿中肯定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接近于天才，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是普通人，也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有点儿愚笨……正是那些接近天才的人和在普通水平之上的人最终决定了未来的事情……
我们想要一个公平的社会，我们想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但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我们从来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存在两个在毅力、动力、敬业程度、内在禀赋等方面一模一样的人。
在这个问题上，弗雷德里希· 哈耶克在其著作《致命的自负》中表达的观点非常明确，而且具有权威性，与我长期以来的想法不谋而合，但他的书没有说明一些伟大的知识分子的不明智之处，其中包括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这些伟人往往认为人类大脑可以设计出一种更好的制度，这种制度比“历史演进”或“经济达尔文主义”在过去几个世纪带来的“社会正义”还要多。
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种思想都无法征服世界，或者按照自己的设想重塑世界。世界的多样化特征太明显了，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语言及历史要求各国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民主和自由市场。在全球化的世界，各个社会因卫星、电视、互联网及便捷的旅行条件相联，因此各个社会就会相互影响。
在某个发展阶段，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能最好地满足一个民族的需求，是由社会达尔文主义决定的。
我会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也许按照欧洲的标准，我是一个介于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人。
我会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我倡导机会均等，努力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最好的发展；另一方面，我还有一定的悲悯之心，希望失败的人不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我想让制度以最高的效率运作，但同时考虑到那些现状不佳的人，因为他们的自然条件没有提供给他们足够多的资源，或者他们本身缺乏努力奋斗的条件……
我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我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的理论。我是务实的，我愿意直面问题，说：好吧，什么才是最佳解决之道？怎样才能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
我成长于三世同堂的家庭，这就不知不觉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这种思想会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你的大脑。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人都争做“君子”，那么社会就能实现良性运转。理想中的君子与绅士有些类似……这意味着不要做邪恶的事，努力做善事，孝顺父母，忠于妻子，好好抚养孩子，善待朋友，这样他就是忠于皇帝的好公民……
儒家内在的哲学观念认为如果想要一个社会实现良性运作，你就必须考虑到大部分人的利益，社会利益必须优先于个人利益。这是与美国文化的主要差别所在，因为美国文化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
在外出旅行和访问期间，我会注意观察一个社会、一个政府是如何运作的，会思考为什么它们运作得好……人的思想不只来自阅读，你可以从书本中获取，但如果你不把书本知识同自己的情况结合起来，书本知识就无用武之地。我自己经常会把读到的东西同自身情况结合起来……
同博学多才的人展开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一定不要忽略，我认为这比单纯孜孜不倦地阅读文献强得多。因为通过短暂的交流，你就能萃取对方的知识和对方的思想精华。 新加坡的模式是无法轻易复制的，我认为这是我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性格、经历和思想
我的思想源自于我的性格……还有我的一些生活经历。当你的整个世界轰然坍塌时，你就会遇到一系列不可预见的、出乎意料的情况。我的人生就是这样。
如果日本军队没有在1942年发动侵略，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统治或许会再持续1000年，但事实上在1942年就终结了。我从来没想过日本人会征服新加坡、把英国人赶出去，但他们确实做到了，还用残暴的方式对待我们，包括我本人也遭受过日本人的虐待…… 在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前，我就深刻地知道了什么是权力。日本人表明了这一点，英国人却没有。
当时大英帝国快要走到尽头，在技术、商业和知识领域都占有主导地位，已经没有必要使用残暴的武力了。他们只是在1868年动用印度的犯人劳工们在山上修建了这座巨大的
政府办公楼，以此统治人民……我从英国人那里学到了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管理人民，也见识了日本人是如何运用权力的。
日本人对新加坡的侵略给我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课，因为在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我看到了权力的意义，看到了权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我还明白了在强权政治下陷入困局的人们为了生存会采取哪些应对之策。先是英国人在这里，他们是固有的、完全意义上的主人，而之后日本人来了，我们一直奚落日本人是矮胖、短视和斜眼。 当我和在内阁中担任高级职务的同事们回首早年治理新加坡的忙碌岁月时，我们都意识到充满磨难的学生时代使我们受益良多。我们遇到了街头恶霸，如果我们没有体验过这种磨难，那么我们就会被打倒。如果我们从未感受过忧患，就像一条狗被圈养在篱笆后面的小屋里那样安全无忧，那么当我们身处危险重重的车流中就会被碾压而亡……
我们的孩子没有经历过那种残暴侵略下的艰难岁月，较年轻的一代部长们也没有过这些经历。激烈的斗争造就了老一辈的部长们，我们中间那些身体虚弱、行动缓慢或者容易紧张的人就成为早期的牺牲品。我们这些剩下的人就是在达尔文所谓的自然选择过程中幸存下来的人，我们都有强烈的生存本能。
自1973年以来，我学到了什么呢？我学到了一些关于人类与人类社会的更加基本的、永恒的道理，学到了如何让人类和人类社会实现更好的发展，学到了倒退和崩溃的风险是永远存在的……我意识到了一个文明社会是何等脆弱……我还明白了个人成就的重要意义。 在50多岁、将近60岁时，我意识到，同知识、道德和精神上的满足相比，尘世的一切荣耀与成功都是转瞬即逝的，一切感官上的愉悦和快乐都是短暂的……我不禁开始怀疑我所拥有的东西中有多少是先天决定的，又有多少是后天培养的。如果我没有经历过艰难抗争的考验，我会与现在的自己有所不同吗？
作出了一个个生死攸关的抉择，经历了一次次重大的危机，我的眼光、雄心和辨别轻重缓急的能力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相信这种变化将对我产生深远的影响。也许所谓的“硬件”（即我的身体、精神和情绪）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我的“软件”（也就是我对上帝、荣耀或金钱的看法）已经受到了人生阅历的深刻影响。【李光耀人性本恶】
换句话说，无论“硬件”（由先天决定）多么好，没有“软件”（靠后天培养），“硬件”也不会有多大的用武之地。
严峻的考验是成绩，而不是承诺
逻辑与推理的真理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最终检验。
严峻的考验是成绩，而不是承诺。数百万无依无靠的亚洲人不关心也不想知道什么理论，他们只想过好一点儿的日子，他们想要一个更加平等、公正的社会。
如果我们要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就必须找到实际的办法，解决增长与发展问题，而不是寻找这种或那种理论。这也符合理智的要求。
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种哲学或某些理论指导的。我把事情办好，让别人从我的成功之道中总结理论或原则，我不会搞理论。相反，我会问：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呢？如果我在查看一系列解决方案之后发现某个方案切实可行，那么我就会努力找出这个解决方案背后的原则。
因此，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如果我面对一个困难、一个重大问题或者一系列相互冲突的事情，而初步解决方案行不通，那么我就会先看看是否存在备选方案。我会选择一个成功概率比较大的方案，但如果它以失败告终，我还有其他方案，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们不是理论家，不会搞理论崇拜。我们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人们要找工作、要挣钱、要买食物、要买衣服、要买房、要抚养孩子……我们可能读到过什么理论，也许半信半疑，但我们要保持现实、务实的头脑，不要被理论束缚和限制住。如果一个方案行得通，我们就实施，这样才有了新加坡今天的经济。
面对一个理论，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它可行吗？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吗？当年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之一就是跨国公司压榨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会把一个国家压榨干净……我认为，既然廉价劳动力闲置，那么如果跨国公司想利用，为什么不行呢？我们可以从跨国公司那里学习先进经验，没有它们，我们可能永远都学不到这些……发展经济学派认为这是压榨，而我们的经历就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我们只是脚踏实地，绝非故意给高深的理论原则挑刺。
李光耀：任何政权、宗教、思想都无法征服世界
2013年09月30日 10:33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作者：李光耀
原标题：李光耀：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种思想都无法征服世界，或者按照自己的设想重塑世界
文| 李光耀
人性本恶
我认为：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制止恶的一面。虽然这样说可能令人沮丧，但我仍然这样认为。
我们已经征服了太空，但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征服自身的原始本能和情绪，这些本能和情绪对于我们在石器时代的生存是有必要的，但在太空时代却没有必要。
虽然儒家思想认为人性可以改良，但我一向认为人类就像动物一样，我不确定能否改良，但我认为可以进行训练，可以进行管教……你可以让一个习惯使用左手的人用右手写字，但你无法真正地改变其与生俱来的本能。 人们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或者说应该是平等的……但这种想法现实吗？如果不现实，那么追求平等就会导致倒退。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没有任何两个事物是完全平等的，没有同样小的事物，也没有同样大的事物。事物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即便对于非常相似的双胞胎而言，出生时也有先后之分，先来者优先于后到者。人类是这样，部落是这样，国家也是如此。
人类不是平等的，他们处于极其激烈的竞争中。苏联已经失败了，因为他们试图把利益均等化，这样一来，没有人会努力工作，但每个人都不想比别人得到的少。
我一开始也认为人是平等的……现在我知道这是最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人类已经进化了数百万年，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彼此相互隔绝，独立谋求发展，种族、民族、气候、土壤条件都不尽相同……这是我在书本上读到的东西，我自己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一切。
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在1000个新生儿中肯定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接近于天才，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是普通人，也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有点儿愚笨……正是那些接近天才的人和在普通水平之上的人最终决定了未来的事情…… 我们想要一个公平的社会，我们想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但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我们从来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存在两个在毅力、动力、敬业程度、内在禀赋等方面一模一样的人。
在这个问题上，弗雷德里希· 哈耶克在其著作《致命的自负》中表达的观点非常明确，而且具有权威性，与我长期以来的想法不谋而合，但他的书没有说明一些伟大的知识分子的不明智之处，其中包括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
这些伟人往往认为人类大脑可以设计出一种更好的制度，这种制度比“历史演进”或“经济达尔文主义”在过去几个世纪带来的“社会正义”还要多。
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种思想都无法征服世界，或者按照自己的设想重塑世界。世界的多样化特征太明显了，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语言及历史要求各国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民主和自由市场。在全球化的世界，各个社会因卫星、电视、互联网及便捷的旅行条件相联，因此各个社会就会相互影响。
在某个发展阶段，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能最好地满足一个民族的需求，是由社会达尔文主义决定的。
我会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也许按照欧洲的标准，我是一个介于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人。
我会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我倡导机会均等，努力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最好的发展；另一方面，我还有一定的悲悯之心，希望失败的人不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我想让制度以最高的效率运作，但同时考虑到那些现状不佳的人，因为他们的自然条件没有提供给他们足够多的资源，或者他们本身缺乏努力奋斗的条件……
我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我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的理论。我是务实的，我愿意直面问题，说：好吧，什么才是最佳解决之道？怎样才能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
我成长于三世同堂的家庭，这就不知不觉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这种思想会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你的大脑。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人都争做“君子”，那么社会就能实现良性运转。理想中的君子与绅士有些类似……这意味着不要做邪恶的事，努力做善事，孝顺父母，忠于妻子，好好抚养孩子，善待朋友，这样他就是忠于皇帝的好公民……
儒家内在的哲学观念认为如果想要一个社会实现良性运作，你就必须考虑到大部分人的利益，社会利益必须优先于个人利益。这是与美国文化的主要差别所在，因为美国文化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
在外出旅行和访问期间，我会注意观察一个社会、一个政府是如何运作的，会思考为什么它们运作得好……人的思想不只来自阅读，你可以从书本中获取，但如果你不把书本知识同自己的情况结合起来，书本知识就无用武之地。我自己经常会把读到的东西同自身情况结合起来……
同博学多才的人展开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一定不要忽略，我认为这比单纯孜孜不倦地阅读文献强得多。因为通过短暂的交流，你就能萃取对方的知识和对方的思想精华。
新加坡的模式是无法轻易复制的，我认为这是我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性格、经历和思想
我的思想源自于我的性格……还有我的一些生活经历。当你的整个世界轰然坍塌时，你就会遇到一系列不可预见的、出乎意料的情况。我的人生就是这样。【李光耀人性本恶】
的思想极为契合，究竟，李光耀的「法治观」与中国法家思想有无共通之处？李光耀的行法、执法能否由中国古代法家的先哲语言论述中，获得共鸣？是本文所要尝试探讨之处，以进一步的了解这位华裔「现代法家」的治国之道。
贰、中国法家思想之内涵
追溯中国法家之历史，大体上可以春秋时代的管仲为先驱，其后历经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中期的商鞅、慎到、申不害，末期的韩非子、李斯等人，为主要的代表人物。关于法家的著作，我国已汗牛充栋，本文不欲再狗尾续貂的就先秦法家诸子各个人的思想来分别论述，而先综合法家思想的内涵，来接续对应李光耀相关的法治见解。
法家的见解，可略举其重点如下：
一、以「法」为本
法家之所以被称为法家，乃是其强调治国之道系藉由法律来达成，也就是以「法」治国，而此点正是与儒家所强调之以「礼」治国的最大不同之处。在战国时代，由于传统儒家所提倡的「礼教」因欠缺强制力，故无法有效的维持公平客观的秩序，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及加速封建制度的瓦解，故集权专制乃逐渐建立，而法家也顺应时势之所趋应运而生。而当时法家之所以会受到特别之重视，乃是由于他们的目标放在富国强兵之上，主张富强必奠基于法治的基础[1]。而「富国强兵」更是当时各国是否得以生存且不被他国兼并的最重要方法。所以，法家思想明显可见是依循着当时恶劣的历史政治环境现实所产生的「救亡图存」之道！
中国法家祭出「法」，作为国家富国强兵，以救亡图存，法因此带有浓厚的「工具论」。法家将「法」视为这种治国的良方，「法」便具有特殊的价值与特性，研究法家甚有成就的陈启天，便认为法家的「法」，具有下列几种特殊的政治意义，法是；1.明分止争的标准；
2.齐众使民的标准；3.成文客观的标准及4.因时制宜的标准。
著名的史学家杨树藩教授也综合了韩非子，这位集法家大成者，对于法律的特性有四点：1.稳固性；2.公平性；3.公开性；4.时代性[3]。这四点看法大致上中肯，我们也可以在加以阐述如下：
1.法的平等功能：这是韩非子法治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环。韩非子曾言：「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因此，凡是违反国家律令者，不论其身份究属皇亲贵族或贩夫走卒，一律都得受到处罚，此亦是商鞅所说的：「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之「刑无等级」的观念。于是，在这种类似「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下，下层阶级之民众当乐于守法，而上层阶级之权贵亦不敢违法，如此，国家政治之运作与社会秩序之维持当能齐一也。因此，法律的平等功能，等于严格执法的代名词。韩非子的这种「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与儒家的「刑不上大夫」且有天渊之别。
2.法的明确功能：「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
难三）；「法者，宪令着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子‧定法）。如此，由于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因法之公布而得到了明确性，于是法令便成为了一国之人行动的共同准绳也。这是强调国家实证法律的重要性。也是要与儒家的强调「礼教」有本质上的差异。因为，礼教是存于人民的心中，以及伦理之上。法家强调这种国家立法及官吏立法，并且广被民知，而形成一个客观的秩序，这点颇符合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明确性」与「法律安定性」的精神，所以法律有齐一国家秩序的作用。韩非子也称：「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韩非子‧五蠹）。便是此理。此明确功能也正是「法公开性」的表现。
3.法的威吓功能：商鞅认为：「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民乱，乱则民伤其所恶。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甚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商君书‧开塞）。在此，商鞅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即为处罚奸佞之徒及违反法令规定者，不仅须予以处罚，尚须以「严刑」相加[4]，方使其不敢再犯，并收杀一儆百的效果。故管仲亦曾言及：「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姓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姓皆喜」（管子‧重令）。所以就控制社会、管理国家的实用性而言，当是「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韩非子‧显学），而此论点，乃是建立在「人性本恶」的思想之上，盖人性是「骄于爱，而听于威」的[5]。所以国家应该使用法律，且是使用严厉的法律来使臣民的精神绷紧到极限，也因此「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韩非子‧五蠹）；「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韩非子‧二柄），而人民畏于严刑峻罚，自然可以受到国家的驱使也，韩非子也说道：「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行罚，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韩非子‧制分）。就此意义而言，法家的法治，无异于实施高压的恐怖政治。才会有此动辄以严刑伺候的思想，另一句韩非子的名言可验证之：「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韩非子‧六反）。
4.法的现实性：法作为国家统治的工具，以及社会秩序的客观标准，而其目的乃作为国君遂行意志，进而使国家达到富强的境界，所以，法律必须有其实用的现实性。所以，法家是最强调实事求是，不泥古而不化。法律必须随着时代及社会需要而作迅速变更。前面提到法的明确功能时，虽然韩非子有「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的看法，这是指任何现行法而言，并不反对法律未达到更佳目的，所因时制宜。商君书：「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书‧更法）；管子也说：「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典民，则祥。……法者不可恒者也」（管子‧任法）；「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厚有薄，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事而动」（管子‧任法）；韩非子也说：「治民无常，唯法为治，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智而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法不易者，乱；世变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世变」（韩非子‧心度）。韩非子这句「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已成为千古名言。
5.法的主观性：法律代表国君及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法家对于法律的产生无须顾虑人民的想法。即可在两点中显现出来：
第一、认为法律可以外在地使人民达到国家所要求的中规中矩，也就是单靠法律即可
达到目的，无庸考虑人民的感情。韩非也说道：「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耶？隐括之道用也。」（韩非子‧显学），这句话说明了光靠德厚无法使人民奉公守法，唯有靠法律（隐括）的外在强制力方可，也是持人性本恶的看法。
第二、认为「民智无用论」，同样韩非子在上述显学篇中也提及「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韩非认为慈母为小儿剃发以防头顶长疮，但婴儿犹啼哭不止，不知所受者是小苦，但剃发后可获极大好处，以证之法律带给人民是小痛苦，而国可获得大利[6]。因此法律不必顾及人民的感受，完全依君主的主观判断即可，人民未必能了解国家的用心。这点儒家孔子也有类似的「民可使由知，不可使知之」的看法，强调民智的「无用」与「低落」。因此，韩非既要求国君要「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俗之言」同时，「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韩非子‧奸劫弒臣），这与儒家思想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也形成绝对的对比。
所以法家对法这种主观性，包含了制定者对法价值的主观判定拥有独揽权，因此，换一句较现代的用语来形容：法家毫不在乎，也不利用所谓的「民粹主义」。
二、以「术」、「势」为辅
法家基本上可分三派即商鞅重法、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也。然此三者，则为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子将其融于一炉[7]。不过，法家之所以称为法家，非法令制度不足以成也，然「术」、「势」之重要性亦不可偏废，其对「法」而言实具有相得益彰之功能。不过法家思想之内涵，仍当以「法」为本，而以「术」、「势」为辅。此也是法家名称之所以来源，以下，便就此辅佐「法」的二个配套理念，略加以论述之。
（一）法家思想中的「术」
以韩非子对「术」的认知而言：「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故「术」就某种程度而言，乃是实行及运用法律及御臣治民的方法。归纳韩非子的思想，「术」基本上可以有四大类，即立法的「术」、执法的「术」、御臣的「术」和外交的「术」[8]：
1.立法之术：所立之法必须是「设民之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设民之所恶以禁其奸，故为刑罚以威之」（韩非子‧难一）；且「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韩非子‧五蠹）。而「一」就是说所立之法相互间不可以矛盾；「固」就是说立法之后不可朝令夕改，使人民不知所从。
2.执法之术：执法所秉持的第一原则必须要公平，要「不避亲贵，法行所爱」（韩非子‧六反），且必须要有确实的证据，故「有赏者，君见其功；有罚者，君知其罪」（韩非子‧难一），换言之，即「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者也」（韩非子‧奸劫弒臣）。
3.御臣之术：韩非子认为人必自为而为私，故不可能有什么天生的「清洁之吏」，唯有在周密的知奸之术和严厉的刑罚下，官吏才能必然的不敢枉法为私。故言「臣有奸必知，
知者必诛。是以有道之王，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韩非子‧八说）。
4.外交之术：韩非子认为「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韩非子‧显学），故应当极力充实国家之军事与经济力量，其方法则为「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韩非子‧五蠹）。
（二）法家思想中的「势」
大体上，法家所讲的「势」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势」指一切的形势而言，狭义的「势」则指权势而言[9]。是故，法家所谓的势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凡能够洞察时势及掌握运用权势者，当有助于治国平天下。故韩非子言：「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而「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韩非子‧人主），因此「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八经）。所以「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势，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国者，千无一人」（韩非子‧人主）。
故法律的设立与执行都要配合时宜，并藉由严刑峻罚以建立人主之威信，而其运用的方法则又需藉助「术」不可。为此，可知法、术、势三者相辅相成也即「以术置法，以法立威，威立则令行」者也。
三、.法家实行法治的结果
就现代的法律存在观点而言，法是作为保护人民基本权利以防止国家权力侵害而设。但相反的，中国古时的法家思想，严明法律的目的，对内乃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巩固王权而用，此两者之不同，不可不察也。盖法家追求的是富国强兵，只有透过法令才能强迫人民从事耕战，而此便是法家所强调的「以法胜民」[10]的观念，而也只有透过法令此一统治工具，国君方能有效统摄臣民也。所以「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韩非子‧奸劫弒臣）。法的成就霸业功能：法家思想之所以能为战国时期各国所重视，最主要的当是其声称具有振衰起弊、成就霸业的功能。就史实而论，亦足证其言不虚。以战国七雄而言，秦国后来之所以能一统韩、赵、魏、楚、燕、齐六国，乃是秦孝公在位时能重用商鞅变法，励精图治，故至秦始皇时方能一统天下。故司马迁评论到：「行之十年，秦民大悦。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所以法家思想的最终目的，乃是诚如韩非子所言：「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者，则官治；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因此，「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故法家以为立国的根本在「力」，力之表现于对内的是权力，力之表现于对外的实力；对内要用权力尽量统治人民，对外要用实力从事斗争，这便是法家所谓霸政的意义[11]。
综而言之，以韩非子作为法家法治观的代表人物，可以感受到其对法律观有其强烈的时代使命感。盖韩非子生于祖国即将遭秦国并吞的时代，但举国仍积弱不振，所以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乃为立即的富国强兵，而非长治久安所产生，因此，以此时空所产生的法律观，吾人可以称之为「紧急时期的法治观」。因为，这些追求急速成效，且威吓主义，不体恤
第1篇：推广普通话演讲稿范文
普及普通话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广普通话工作取得显著成绩。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明确了普通话的法律地位。1986年，国家确定推广普通话为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经过多年努力，人民群众的语言规范意识日益提高，掌握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语言面貌有了明显变化。但是，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还远未普及，已取得的推广普通话的成绩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国际国内的交往日益频繁，对于大力推广、积极普及普通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方言所造成的严重隔阂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也表明，普及普通话，实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普及教育、发展科技，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基础性工程。为了响应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号召，营造一个活泼文明的校园气氛，进一步促进我校素质教育工程的实施，校团委向全校同学及教职员工发出推普倡议:
一、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根据《教师法》法律法规规定：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能用普通话进行教学是合格教师的必备条件之一。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教师的语言面貌、语言素质关系到教师的教学效果。如何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我们任重而道远。我们只有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在实践中发现自身的缺点与不足，努力提高综合素质，特别是教师基本技能，才能在教育工作中起到良好的效果，让我们从讲普通话开始。
二、讲好普通话，提高综合素质，陶冶爱国情操。说好普通话，提高本民族语言应用能力，是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信息技术教育的需要。对于学生提升语言素质和综合人文素质，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培养爱国主义情操，增强民族凝聚力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汉语已成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也成为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我们应当积极推广普通话，把维护祖国语言的纯洁与健康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统一起来，这是我们每一个学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讲好普通话，促进校园精神文明建设。推广普通话是国家一项重要的语言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校人文素质教育工程的一项重要基础内容。我国素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美称，学校是精神文明的前沿阵地，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标兵作用。因此，在学校推广普通话，加强校园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师生的语言素质和综合人文素质刻不容缓。每位师生员工应当从我做起，建立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意识，树立“讲好普通话，做文明人”的形象，在推普和学普中，起到积极的带头示范作用，从而不断本文来自文秘写作网地加强和提高自己的语言素质和人文素质，有力地促进校园精神文明建设。
总之，大力推广，积极普及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既是当前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也是各族人民热切愿望，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让我们从现在做起，大力推广普通话，形成说普通话的良好风气，使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同时使我校精神文明建设和人文素质教育得以不断地向纵深发展，共同为创建一流的学校而努力奋斗。
第2篇：推广普通话演讲稿—共同源于普通各位朋友：
大家好，众所周知，汉语言是全世界占四分之一人口使用的语言，普通话作为汉民族的共同语，必将成为现代汉语的代表。
中国的文字从甲骨文到楷书经历了上下三千年的历史，漫漫长河，倾注了多少人的努力，才有了今天这个珍贵的历史财产，一个个方块字交织在一起才有了今天的汉语言，这是何等的骄傲啊！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是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因而必须要有一个完整规范的民族语言，普通话作为多年来实行的饿民族共同语，已经以他本身的运用性证明了其存在的饿必要性。他必将成为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的纽带。
年轻的我们带着一份对大学生活的憧憬，对求知的渴望，对来生活的追求，进入了大的校园，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的地方语本文来自文秘写作网言势必会成为彼此交流的障碍，普通话的运用就自然显露出来了，但如果没有标准普通话的基础，就势必又带来很多麻烦：朋友的烦恼不能分担，快乐不能分享，孤独感便会油然而生！而普通话便会是我们敞开心扉，打开心灵之窗的叩门砖，然而现实却存在着许多问题，带着很浓家乡口音的普通话在校园里频频出现，卷舌、翘舌、平舌等掌握不正确的错误更是层出不穷，这不仅会闹出很多笑话，而且也有损全我们当代大学生的形象。
作为一名现代的大学生，几年后面临的将是工作的选择或是进一步的深造，但无论如何，普通话都将会是你和别人沟通的一把金钥匙，你的道德、修养、文化都将在普通话中得以充分展现。试想你会操着一口乡音和别人交流吗？这就要体现作为一名合格大学生所需的素养！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网络时代正向我们走来，而一些打字时为省事冒出来的同音字、错别字却开始扑面而来，不规范的使用祖国语言，给普通话的正确推广起了很大的反作用。所以，要想规范使用祖国语言，就要求我们从生活点滴注意起，严格要求自己，我们祖国的文字才会进一步提高发展。
大学是人生的小舞台，让我们的普通话在这个小舞台中成为我们将来发展的基础；社会是人生的大舞台，让我们的普通话在这个大舞台中成为我们成功的基石。
请大家一起行动起来，规范使用祖国的语言——普通话，让规范的语言之花处处盛开！
第3篇：普通话，想说爱你也容易（演讲稿）各位朋友：
首先让我讲一个故事：
一次，我到东台某乡镇去测试。一位中学老师很严肃地跟我交换他对于推广普通话的看法，他说：第一，搞普通话测试是在教师任职、职称晋升等关口上卡我们；第二，推广普通话有语言歧视之嫌。套用一句歌词来说吧，普通话，“想说爱你不容易”。我心里猛一沉，就连曾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学教师都对说普通话有如此强烈的排异反应，那么，要让1954年以后出生的广大公务员、教师以及窗口行业从业人员等等在较短的间内测试达标，这个任务是多么艰巨啊！
后来我陆续看到了这么几则报道：
报道一：射阳县洋马乡一位普通农妇的儿子高考得中，乡亲们欢天喜地地给她家送来了一幅对子：“清华是你今生的骄傲，洋马是你永远的故乡”。作为母亲，她读懂了乡亲们的一片真心，就是告诫她的孩子不要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就是不要忘掉根本，忘掉家乡。
儿子离家前，她千叮咛万嘱咐：孩子，我们是农村人，上了大学，可不能瞧不起乡下人，可不能忘本呐。上学以后，这个质朴的农村孩子没有忘记母亲的叮咛，就连给母亲打电话时，也会努力提醒自己不说普通话，而要用方言，因为这样可以明白地告诉母亲，他没有忘本！然而有一天，当他听到电话那端传来的母亲生硬的、还带着浓浓乡音的普通话时，他惊呆了：一个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射阳的农家妇女怎么也说起了普通话？母亲似乎感受到了他的惊诧，说：孩子，现在我们洋马的中药材生意很好，外地客商纷纷到我们这里来订货。我们如果说方言，人家会听不懂，所以乡里乡亲的现在都在学说普通话。从今天开始，你跟妈妈通话时，可要讲普通话，这也是我学说普通话的一个好机会呀。儿子欣喜之余感慨万分：今天，农村经济在发展，农民的语言观念、语言面貌同样在与时俱进！
报道二：聘请保姆新鲜事，必须会说普通话。南京的黄先生想给未满周岁的儿子找一位保姆，他在报上登出广告，保姆要有高中学历，还必须说普通话。黄先生告诉记者，保姆的言行会对孩子产生很大影响，对保姆要求高是对孩子负责。
报道三：会讲普通话，购物可打折。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决定在2001年9月13日，由“汇丰普通话基金”赞助，举办第一次普通话日，鼓励港人说普通话。香港电台还与香港旅游服务业协会和香港总商会等机构合作，邀请他们旗下约3000家会员商户，展开“普通话日购物优惠”活动。9月13日当天，顾客凡到贴有“普通话日”招贴的商店，用普通话购物，即可获得九五折优惠。
哦，原来普通话已经进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说普通话已经逐步成为许多人的自觉行为。
“面向现代化，推广普通话”，“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有这样良好的社会大环境，我想，我想诚恳地对大家说：其实，普通话，想说爱你也容易。
第4篇：积极推广普通话国旗下演讲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在九月这绿草如茵，书声朗朗的校园里，我们迎来了新学期，迎来了新同学，也迎来了第13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首先我代表所有同学向你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问候，祝愿在新学期里老师和同学们工作开心、学习愉快。
同学们，年轻的我们带着一份对大学生活的憧憬，对求知的渴望，对未来生活的追求，进入了校园，我们来自全国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方言成了彼此交流的障碍，如果没有标准普通话的基础，就势必又带来很多麻烦：朋友的烦恼不能分担，快乐不能分享，孤独感便会油然而生!而普通话便会是我们敞开心扉，打开心灵之窗的叩门砖，然而现实却存在着许多问题，带着很浓家乡口音的普通话在校园里频频出现，卷舌、翘舌、平舌等掌握不正确的错误更是层出不穷，这不仅会闹出很多笑话，而且也有损全我们当代大学生的形象。
作为一名现代的大学生，必将会面临着工作的选择或是进一步的深造，但无论如何，普通话都将会是你和别人沟通的一把金钥匙，你的道德、修养、文化都将在普通话中得以充分展现。试想你会操着一口乡音和别人交流吗这就要体现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所需的素养!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网络时代正向我们走来，而一些打字时为省事冒出来的同音字、错别字却开始扑面而来，不规范的使用祖国语言，给普通话的正确推广起了很大的反作用。所以，要想规范使用祖国语言，就要求我们从生活点滴注意起，严格要求自己，我们祖国的文字才会进一步提高发展。
所以我们要树立说普通话，写规范字意识，争做新时代的推普员。在本届推普周期间，我向大家发出如下倡议：
1.请用普通话道出您心中的每一声问候，这一声问候伴随着您甜甜的微笑传达给每一个关系你的朋友。
2.请用普通话、规范汉字传授您的知识，让每一滴知识的“雨露”都能流入求知者的心田。
3.请用普通话道出您的疑问，让每一次困惑都可以迎刃而解。
4.请用普通话和你周围的同学密切交流，让我们在交流中彼此温暖和靠近。
亲爱的同学和老师们，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学好普通话，说好普通话!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课堂做起，人人讲普通话，时时讲普通话，处处讲普通话。让普通话成为我们的校园语言。
第5篇：推广普通话演讲稿众所周知，汉语言是全世界占四分之一人口使用的语言，普通话作为汉民族的共同语，必将成为现代汉语的代表。中国的文字，从甲骨文到楷书经历了上下三千年的历史，漫漫长河，倾注了多少人的努力，才有了今天这个珍贵的历史财产。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声音，从大处讲推广普通话，说好普通话是我们祖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是祖国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独特魅力的需要；从小处看，它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需要。
我们的祖国已从弱小走向了强大，从贫穷走向了富有，已经由沉睡的古国变为腾飞的巨龙。普通话和我们的祖国一样，在国际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它成为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成了香港、澳门同胞以及世界人民争相学习的热门语言。普通话在21世纪已不仅仅是人与人沟通交流的需要，它还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它让我们骄傲，它让我们自豪，它让我们扬眉吐气，它让我们展示中国人的骨气！
而最能令我感受到普通话语言魅力的是93年新加坡举行的“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虽然距今已经13年了，但那精彩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复旦大学辩论队连闯三关，先后战胜剑桥大学和悉尼大学队，最后，又击败了实力雄厚的台湾大学队而夺魁，辩论队主力蒋昌建更因“机智幽默、辞锋锐利和风度翩翩”而获得“最佳辩手”称号。当时，复旦大学和台湾大学的决赛辩题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复旦大学是反方观点“人性本恶”，台湾大学是正方观点“人性本善”，从我们大部分人的感觉中是认为人性本善，辩题似乎对台湾大学有力，但是复旦大学通过他们的旁征博引和他们排山倒海的气势压倒了对方，拿到了冠军。其时，究竟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谁也说不清楚，辩论的最终目的也并不是非要辩出善恶的结果来，只是通过辩论这种方式来展示语言的魅力，来考察思维敏捷的程度以及团体的配合精神。当时，我正在上高二，从那次看了辩论赛后，我被深深地震动了，我喜欢上了辩论和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