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guakaob.com--儿童故事】
丽水上班族的朋友圈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比如,快递小哥月入过万、月嫂阿姨挑活干、烧烤店主两年赚得一套房……这些故事,有的已经被证实,有的则越传越邪乎。撩拨得许多写字楼里的小白领纷纷感慨:“收入还不如楼底下卖煎饼的!”
卖煎饼赚钱吗?月入过万好像是句玩笑话,但小编想说,这事儿不假!丽水市区大洋路的某个十字路口有个煎饼哥,每天推车卖饼三个半小时,每月进账过万元。
一分钟一张饼 不快不赚钱
每天早上5点,一辆卖煎饼的三轮车就会准时出现在城北一处交叉路口。
摊主段师傅今年37,来自山东。八年前,听说丽水环境好,他从宁波辗转来到丽水,推车卖葱油煎饼,只做5点到8点半的早餐生意。
热锅,浇油,段师傅开始了当天的生意。只见他从一个塑料桶里拎起一坨面揉开,抹上五香粉,码上一把青葱,麻利地擀成直径30公分见宽的大饼摊进锅里。
面饼在油锅里滋滋作响,他快速地给逐渐蓬松的大饼翻了个面,紧接着,他拿出两个鸡蛋,啪啪两声打进杯里搅碎淋到饼上,用刷子刷匀,快速盖上锅盖。
“给我切4块钱的饼。”一个顾客停下电瓶车,说着把五块钱纸币扔进钱盒子,拣起一块钱硬币塞进了口袋。
“加辣,不加?” 说话间,经由右手竹戒尺抛出大饼已经稳稳地趴台面上……段师傅一刀下去,把冒着热气的大饼一分为二,拿起刷子抹了勺酱,装袋递给顾客,“OK,三克油!您拿好嘞!”
【卖煎饼三轮车设计图片】一分钟一张饼。
“您动作好快啊!”看得小编忍不住惊叹道。
段师傅冷不丁地接话:“不快点赚不到钱啊!”
十字路口的饼摊 煎饼哥的选点哲学
只做早餐,只摊一款煎饼,八年来他驻守这个路口,从没换过地。
放眼周边,早餐摊独此一家。小编知道做生意挑选地点很关键,却对于段师傅的选点摸不着头脑。
“一般做生意都会选在学校、小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你咋摆在十字路口?”好奇的小编忍不住发问。
段师傅的思维方式很特别,小编听罢却觉得十分在理。
“孩子的嘴刁,何况学校附近早餐店很多,竞争激烈。” 段师傅说,自己的客户群主要定位于打工者和上班族。因为他们上班赶时间,没工夫做早饭,大多数人填饱肚子就行,口味不挑。这是他多年积累的重要经验。
说话间,十字路口又迎来了红绿灯。三五辆电动车齐刷刷停下来买饼。稍早前做的三张饼分分钟被抢购一空。还来不及歇上半分钟,段师傅又开始了煎饼的制作。
周玉山今年37岁,在连接中国传媒大学及其男生宿舍、跨越京通高速的天桥上,卖了11年鸡蛋灌饼。天桥一头儿是中国传媒大学,一头儿是它的校外男生宿舍。
你甚至可以在大众点评的商户里搜到他的摊位:总体评价3星半,43条点评,都是同类商户里最高的。评价者几乎都是学生。但周玉山卖灌饼的积极性越来越低,原因是生意越来越不好了。从去年起,他又在附近加了一个炒面摊,卖炒面、炒饼、炒河粉、炒米饭,精力开始往那边转移。
早上7点,周玉山骑着电动三轮(车后边部分是灌饼摊)上了天桥,靠南端停下。点起蜂窝煤炉灶,把配菜和调料摆好。揪面剂子,擀成长片,撒调料,绕成圆环状再擀成饼(这样饼便分层了),上锅烙,待饼呈淡黄色时,灌进一个鸡蛋。几个饼烙上后,开始烤肠、鸡腿肉和土豆丝。
周玉山一般早上5点起床,今天5点半才在媳妇的催促下爬起来。和面(从前年起他已使用和面机),把各种配料装车,填好蜂窝煤,出发。“现在生意就那么回事儿,早起晚起都差不多。”周玉山说。
7点40分左右,住在天桥南侧宿舍里的学生们,陆续走过天桥去学校上课。周玉山的摊子开始有了生意。买灌饼的都是学生,三三两两,基本都会要求加肠或者鸡肉。
第一拨生意在8点20分左右结束。第二拨生意9点半开始,来自上10点课的那些学生。现在,周玉山都是10点多点就收摊。
今天上午,周玉山一共卖了30多个灌饼,不到200块钱。
【卖煎饼三轮车设计图片】一个灌饼售价3块钱,成本大约1块5。加肠则售5块,加鸡肉5块5。肠的成本是1.17元,鸡肉1块4。利润率可观。
但是这天生意特别不好。虽然现在买灌饼的人少多了,但平时一上午总能卖300块钱左右。
周玉山2002年便开始卖灌饼了,和媳妇一起,最早在金台路9路公共汽车总站。刚开始他胆子小,只敢卖到早上8点,城管一上班就收摊。2002年,他只卖了6000块钱。
当时在北京,鸡蛋灌饼还比较少见。随着业务的熟练和对环境的适应,周玉山的灌饼生意好了起来,每天都有人排队。
没多久“非典”了,很多做小买卖的都离开北京回了老家。周玉山没走,到租金更加便宜的管庄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他发现传媒大学虽然处于当时还非常荒凉的东五环外,但附近人流已相当密集。2003年五一过后,他就把摊子支在了这个天桥下。来买灌饼的学生络绎不绝。
【卖煎饼三轮车设计图片】桥下的问题是总有城管来抄。他就挪到天桥上,既不显眼,也不占路,城管管得少多了。他一直待到了今天,天桥边的那些树,从小树苗长成了可以遮阳的大树。
在天桥上卖灌饼的头两年,每天周玉山夫妇只卖到上午10点多,下午周玉山去别的地方卖别的东西。他卖过毛鸡蛋,卖过凉皮,也给工地送过盒饭,生意都一般。夫妇俩后来改成全天在天桥上卖灌饼,从早上6点卖到中午,下午三四点再出摊,卖到晚上10点。
10年前的鸡蛋灌饼和现在不一样,饼要小一些,烙到八成熟后在炉子旁边拉出来的一个架子里烤一下,口感比现在酥脆许多;也没有生菜、土豆丝、咸菜等配菜,更没有肉,只是灌进鸡蛋,放点辣椒和椒盐,撒上现在没有的葱花和香菜。周玉山说,现在这个没啥灌饼味儿了,都是肉的味儿。
2003年刚来的时候,只有传媒大学西门(京通高速北侧)有一家卖鸡蛋灌饼的。天桥南边这片儿,周玉山是独一家,一天能卖出七八百块钱。那时的鸡蛋灌饼1块钱一个,周玉山每天凌晨3点多就得起床和面,5点就到天桥上开始烙饼。天亮人多的时候,摊子上已经有几十个烙好的饼了。“不然根本来不及。”人多的时候,经常是围着两三层人。“上一锅没烙好,下一锅的钱都交了。特别是晚上,车一推出来就排队。”
有一天早上,几个女学生跑过来告诉他,昨天周杰伦来你这儿买灌饼了,戴着围脖裹得挺严的,经纪人还不让拍照。“哈哈,她们跟我说的,我也没注意,人挺多的。好像是2007年吧,来学校做啥活动,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周玉山的生意红火的同时,周围卖灌饼的摊子越来越多。尤其最近几年,在天桥南端东西两个楼梯口的路边上,分别起了几个灌饼摊。周玉山的生意开始减少了。
这些年双桥(传媒大学所在地)一带发展迅速,随着地铁八通线的开通,住宅楼一片接着一片出现。现在到了晚上,天桥南侧路边挤满了做各种小生意的。
于是3年前,周玉山和媳妇分开卖鸡蛋灌饼。他还留在天桥,媳妇在南侧小区门口。
媳妇的灌饼摊到目前为止生意还算不错。小区门口只有她一个卖灌饼的,每天平均能卖五六百块钱,只是要早上6点多出来,晚上6点收摊。
周玉山这个摊子日益不景气。他说,现在来的基本都是熟客,有的还是特意来的。“肯定越来越不好干,老学生越来越少了。”
周玉山是河南信阳人,在农村长大。上世纪90年代初,初中毕业后,他被老乡带着到郑州上了个厨师学校。学了三个月后,他开始在郑州的一些小饭馆打工,干了一年,回家结了婚。
媳妇和他同村。周玉山算是村里比较早出去打工的,他说,在村里见天闲着,也不挣钱,加上学的是厨师,“在村里没用,县城也不行”,便来到了北京。
那是1996年。周玉山十八、九岁,在门头沟的小饭馆里打工。最早是配菜,一个月拿200块钱,两年后才掌上勺。路边小饭馆生意不稳定,周玉山经常被迫换工作,“老板看生意不好就换厨子”。他说干厨师那几年(
出来做小买卖是媳妇的主意。她当时是纺织厂的女工,看到有老乡卖灌饼(郑州小吃)卖得不错,打算自己也学着干。
两个人就都不打工了。干小买卖比打工累得多,每天起早贪黑,只能睡5个小时,累得不想吃饭,但回报也比打工高。最近这几年,周玉山夫妇平均一年能挣10万元左右。“打工不光挣得少,有的老板坏着呢,没有哪次工资能拿齐的,怎么也得压你一个月的。”
住所也相对稳定下来了。从2003年起,周玉山一家便在双桥住下了,十几年间,虽然时有搬家,但不会离开这片儿。也是从卖鸡蛋灌饼开始,他们把5岁的儿子接到了北京。周玉山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北京上完初中便回到老家上高中了,女儿生在北京,现在上小学三年级。
这些年,周玉山的大舅子、小姨子和一个姐姐都陆续来到北京,卖灌饼或是炒面。“都是我带出来的,不过他们现在生意都比我好,哈哈。”
上午10点半,周玉山收了灌饼摊,去3公里外的农贸市场上货。他买了下午炒面摊要用的细面条、鲜河粉、豆芽,以及灌饼所需的肠和鸡腿肉。
中午12点半,他回到了家,开始准备下午的生意。
周玉山租住在京承铁路南侧的一小片平房里,边上是一条浮满垃圾的水沟。他住的这排平房有个小院,但很窄,只能并排过两个人,说是过道更为合适。小院里有四户人家,除了房东老两口外,剩下三户租客都是每家住一间平房。
周玉山的屋子在中间,不大,十几平米。过道另一侧是一个几平米的棚子,周玉山用来放货。平房的租金是400元一个月,棚子50元,电费平均100元/月(水免费)。
周玉山是今年年后才搬到这边来的,以前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比这儿宽绰。虽说他对这个住处不怎么满意,空间太小,屋子里都是货,又挤又乱,但也没有什么办法。“我们找房子特难找,楼房肯定不行,这么多东西、四辆(电动三轮)车没地方搁,上下楼这么多东西也没法弄。只能找平房,但这附近越来越不好找了。”年前由于北京某处大杂院失火,周玉山他们便被“赶”出来,不允许再群租大杂院。
下午卖炒面需要准备不少东西。青椒、胡萝卜、青蒜,要切成丁儿或丝儿;细面条要蒸好,鲜河粉则要和上油。之后,他到院子门口擦卖炒面的电动三轮,“每天都得擦,油烟大,不擦显得特脏。”
一切收拾妥当,已经中午1点50分了。周玉山煮了方便面当作午饭,打开电视,看他最喜欢的国际新闻。今天CCTV13里播的是马航失联和乌克兰事件。
“喜欢关心国际大事儿。”周玉山说,“啥台湾的日本的,爱看(这些地方)与中国大陆相关的事儿。”
下午2点多,周玉山可以稍微歇一会儿了。他说这十几年来每天都缺觉,如果中午不睡一会儿,下午盯不住。“稍微慢一点儿中午就挤不出来睡觉的时间,有时候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
周玉山下午还要去接女儿和以前邻居的孩子放学。他和邻居搭班,早上邻居送,下午他接。
女儿下午4点多放学。周玉山4点起来,开着一辆拉人拉货的电动车,去2公里以外的于家围小学。回家后,周玉山把炒面摊的东西都放到车上,接好煤气罐,开到北边2公里第二外国语学院宿舍门口的街边。
这个路口除了周玉山,还有另外几家做小买卖的,卖熟食、手抓饼和煎饼。
接孩子放学会耽搁不少工夫,周玉山到这里已经傍晚6点多了。他通常干到晚上10点。炒面、炒饼、炒河粉、炒米饭,价钱都是6块一份,加鸡蛋7块,加培根10块。周玉山说,卖这个也是差不多40%~50%的毛钱(毛利率)。
这里的生意比灌饼要好不少。从晚上7点开始,二外宿舍的学生就陆续过来买吃的。人多的时候,有七八个人排队。有几个学生是专程过来买的,因为有同学买过之后说:“他家的味儿比别人的好吃。”
今天晚上周玉山卖了大概有四五十份,300多块钱。他说,这里现在熟客也变多了,还有一些认出他是天桥灌饼的也会过来买。
在这个地方做小买卖,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只有一个问题:很多拉土拉建材的大车来往,街上总是尘土飞扬。晚上要收摊的时候,大车越来越多,周玉山看着将自己包围的尘土,自言自语:“太脏了,真不忍心卖了。”
周玉山对大车的反感也不完全是因为影响生意,一些城管的假公济私也让他不悦。“本来前几天罚他们(大车)了,以为没事儿了,但罚完钱又让开了,就是为了收钱。”同样的事例在他的灌饼摊也发生过。因为卖灌饼,他也没少被城管抄过。但是在前些年,城管都把抄走的家什拉到天桥东侧的一个私人停车场里,赎一次三五百块钱。“老那样循环有意思吗?又不是说不让干了。抄一堆车到那停车场,交钱就拿回来了。”
“太腐败了。”周玉山说,“2008年以后抄得少了,现在都拉到城管大队去了。”周玉山对城管不满的地方其实并不多,除了一些城管乱收钱,也就是有少数城管喜欢耍威风。他说,今年年后,天桥北片新上任一个副队长,前些天看见他推着车在那边过,上来就骂。“他说你别给脸不要脸。其实我那天没卖,我就说你骂谁啊,怎么张口就骂人?他说,行啊,你愿意告告去,我就骂了。然后我拿手机把他胸牌照下来了,他也没较真。咱也不想把事儿闹大,我也知道我闹大他也没辙,闹到领导那儿他不好办。但其实我也没证据,他就不承认怎么办?也没录像没录音。”
“就他最坏。”周玉山说,“走哪儿撵哪儿,大家都反映他事儿多。去年就见过一次,在桥下,上来就嚷,说你回老家去!”
“也理解城管,就是别那么横,你撵走就行了吧。”周玉山说,他们这些做小生意的和一些平常比较客气的城管,关系处得其实都不错,“考试那两天,生意好,有的城管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天刚黑下来的时候,一个和周玉山相熟的中年男子逛到他的摊子前,跟他说旁边桥上两个卖小饰品的小贩为争地盘打起来了:“后来的那个说我今天交过钱(给城管)了,你不能在这里摆。”中年男子的神情颇为得意,跟周玉山说完后,转身快步跑去南边告诉更多的人,以防被他人抢先传播。
周玉山旁边卖手抓饼的中年妇女也是河南口音,刚干没多久,生意不是很好,跑过来跟周玉山聊天。两人聊起一个卖烤面筋的人生意很好,周玉山叹口气跟她说:“他能耗,都是最后走。”
周玉山说他一开始没想干这个炒面摊,因为做小买卖实在太累了,他早已疲惫不堪。去年灌饼生意更加不好之后,他也想过干别的。他告诉我,老家村里的绝大部分人都在兰州做假酒,他去年偷偷去了两趟兰州,但是由于媳妇的反对——风险太大怕被抓起来,并且从来没干过,不熟悉门道——便作罢了。干炒面摊也是跟老乡学的,由于有厨师基础和多年做小买卖的经验,他上手很快。“媳妇觉得还是小买卖好,风险低,见利也快。”几年前村里有人因为贩假酒被抓起来了,“花了几十万才给赎出来”。
他也不知道这种小买卖还能再干多久。“早就干够了,但是确实没别的可干。”自从干上小买卖,周玉山一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尤其这几年,周末和学生节假日的时候他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卖灌饼,尽可能把能利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上。
和他同时期开始在双桥一带干小买卖的人,很多都不在了,不是去了别的更为繁华的地段,就是回了老家。周玉山说,他之所以不离开这里,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女儿就读的朝阳区于家围小学,是所公立学校。
这所学校的学费和书本费是全免的,每个月只交180块钱的午餐费。对于周玉山来说,公立学校是最好的选择:好的私立学校费用动辄几万,承担不了;差的又“乱七八糟”,不仅教学质量他接受不了,学费也并不是很低。儿子当初上的就是私立小学,每学期也要几百块钱学费。
能上这所公立小学是很不容易的。入学时虽然通过了考试,但是由于报名的人太多,女儿还是没有进去。幸好那一年这所小学的校长是天桥灌饼的常客,女儿才得以“加塞”进去。
这十几年,周玉山过年都没回过老家。他说回老家太麻烦了,本来就累,车票也不好买。老家家里什么都没有,回家过年,锅碗瓢盆都得新买。“用两天就扔那儿了,回头还得再重新弄。”周的父亲也老在外边打工,家里经常没人。
“没时间”是周玉山经常挂在嘴边的词。他已经把每天可用的时间利用到极致,争取多赚一点钱。在北京这么多年,除了天安门广场,他哪儿都没去过,更不用说带孩子去什么地方玩了。
来北京将近20年,周玉山对这里已经习惯了,老家也就是有急事儿才回一次,印象早已模糊了许多。但是在北京,他仍然居无定所。“总不能老漂着啊,干这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儿。”
他现在也会想,2003年,刚到天桥的时候,南侧的珠江绿洲小区正在建,5000块一平米。“当时借钱买也行啊,可咱没那个头脑。”
“提起房子我就来气。”周玉山苦笑。2009年,他在老家县城买了套房子,上边住人,底下是商铺。他买得有些后悔:上边住人面积太小,下边底商由于所处的地方还没发展起来,既租不出去也用不上。这套花了30多万买的房子,现在还一直扔在那儿。
去年,老家越来越多的人在信阳市里买了房子,周玉山也买了一套。“不都是比嘛,他们都买了我也就买了,还借了10来万块钱。”
这几年,周玉山想过多次“回老家算了”,开个小超市也挺好,能养家糊口就行了。但是在北京再苦,每个月一万多块钱的收入,还是让他一天天地在这里“耗”了下来。
“过两年没准儿真回去了。”他想着等女儿小学毕业以后,就全家回信阳市里,让女儿在那里上初中,到时候现在上高二的儿子也上大学了(周玉山说儿子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保持班里前五,考上大学的机会不小)。“(一家人)都回市里,也挺好的,也不能光想着钱。”
晚上10点半,周玉山收摊了,开着电动三轮车回家。几辆卡车呼啸而过,飞尘满天。
回到家还得刨土豆丝、洗生菜、熬酱,洗瓶瓶罐罐,准备明早灌饼的一切应用之物。进门的时候房东的狗又该叫了,又会吵到邻居,幸亏人家还不错,从来不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