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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篇一
《顾炎武及其思想简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及其思想简介
顾炎武（1613~1682 年），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 名炎武，号亭林，后人尊称其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 人。他出身名门，少年时读书勤奋，十四岁考中秀才。 青年时时常议论朝纲，主张反清复明，失败后遍访名 山大川，潜心治学。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 学者，平生不做无益之文，主张“文不苟作”，“须有益 於天下”；治学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重实地 考察。他一生著述宏富，在地理、金石、音律上都有建
树，所著《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图》、《金石文字记》、 《音学五书》等书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代表作《日 知录》较为系统阐述了他在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 观点。
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 祖，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 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诸多范 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顾炎武 以经世致用为其鲜明旨趣，并以朴实归纳的考据方
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 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极为 有益的影响。
晚明以来，阳明心学以至整个宋明理学已日趋衰
颓，思想学术界出现了对理学批判的实学高潮。顾炎 武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了 他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想。
顾炎武把古韵分为十部，其中有四部成为定论，
即歌部、阳部、耕部、蒸部。其余几部也都初具规模。 后来各家古韵分部都是在顾氏分部的基础上加细加
详。顾炎武在音韵学上的最大贡献是用离析“唐韵” 的方法研究古韵。
《日知录》（卷十三“正始”）写道：“有亡国，有亡天 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 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 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萌发了对
君权的大胆怀疑。他在《日知录》的“君”条中旁征博 引地论证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进而提出反对 “独治”，主张“众治”，即所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 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卷六）， 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卷九）。他虽然还 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但他这种怀 疑君权、提倡“众治”的主张，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
裁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
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更为突出的是提 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响亮口号。顾炎武所说 的天下兴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指广 大中国人民的生存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天 下本就是大家的天下，国家也是大家的国家。每个人 都有责任思考天下兴亡之事。为官者,当以为官之道 来为天下负责，为民者，当以为民之道为天下负责。 因此，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一个具有深远 意义和影响的口号，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 量。顾炎武作为一个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达二十 多年。他游历北方大地，无非是为了乘机而起推翻清 朝统治，其民族气节一直以来激励了很多志士仁人。 他的学问更是开了清朝朴学的先河，强调实用主义， 反对理学的“明心见性”。对明朝后期的所谓心学做 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对于后世 朴学，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特别 是他的民族性，对于后来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引导 性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对清朝政府的 时候，自署名章绛，同顾炎武初名，可见顾炎武思想的 影响力之深远。
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正月初四，顾炎武在上 马时不幸失足，日夜呕吐不止，初九凌晨两点与世长 辞，享年七十岁。顾炎武一生躬行实践了自己的主张， 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给后人树立了楷模。
□ 王永中
历史·
顾炎武篇二
《顾炎武全集总目录》
顾炎武全集总目录
《顾炎武全集》，全二十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整理 精装32开 定价1980元
顾炎武（1613—1682），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齐名。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明败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佣。汉族，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抗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康熙十七年，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以死拒荐。康熙十八年，熊锡履推荐修撰《明史》，顾炎武亦坚决回绝。终身不仕清朝。晚年定居陕西华阴，卒于山西曲沃。
顾炎武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
在思想上，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清算了陆王心学的空疏，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实地考察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
顾炎武留下了大量著述，后世托名之作也很多。《顾炎武全集》是经专家考订后确定无疑的顾炎武存世全部著作总集，收录了各类著作34种，其中经部9
种，史部17种，子部5种，集部3种。《顾炎武全集》的首次整理出版意义重大，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顾炎武是一代学术伟人，留下的著作是中华民族应当千古传承的优秀文化遗产。《顾炎武全集》收录的著述经过了专家精审的考订，是可信的文本，对讹传已久的托名之作作了彻底澄清，为学术界研究顾炎武本人及其思想学术奠定了稳实的基础。
二，《全集》中很多著作是首次整理出版，如《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五经同异》、《九经误字》、《熹庙谅阴记事》、《圣安纪事》、《昌平山水记》、《营平二州地名记》、《明季实录》、《建康古今记》、《京东考古录》、《山东考古录》、《石经考》、《求古录》、《官田始末考》《历代宅京记》、《金石文字记》、《谲觚十事》、《亭林杂录》、《惧谋录》等，约占全部品种的百分之九十。其中《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等的整理，学界期待已久，此次出版无疑会受到极大关注。而已经出版过整理本的，如《日知录》、《肇域志》、《亭林诗文集》等，此次整理吸取了前人的长处，补充了前人的不足，订正了前人的失误，成为后出转精的力作。整理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的专家，曾整理过《朱子全书》等巨著，在学界获得良好口碑。整理《顾炎武全集》，整理者定下了最高标准，精择底本，详加校勘，一丝不苟，在这些经验丰富的专家花费六年时间的精心打造下，《顾炎武全集》堪称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
三，《顾炎武全集》自立项起即成为文化界一件大事，并被国家纳入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它的正式出版可以说是国家的文化盛事，值得大众广泛关注。
总目录
第一册
左传杜解补正 五经同异 九经误字
第二册
音学五书（一）
第三册
音学五书（二） 韵补正
第四册
熹庙谅阴记事 圣安记事 明季实录 历代宅京记 昌平山水记 营平二州地名记
第五册
建康古今记 京东考古录 谲觚十事 金石文字记 石经考 顾氏谱系考 求古录 官田始末考
第六册——第十一册
肇域志（一至六）
第十二册——第十七册
天下郡国利病书（一至六）
第十八册
日知录（一）
第十九册
日知录（二）日知录之余
第二十册
菰中随笔 亭林杂录 救文格论 惧谋录
第二十一册
亭林诗文集 诗律蒙告
第二十二册
附录
《顾炎武全集》出版 印刷错误有瑕疵
楼主：mochating 发表时间：2012-06-06 14:47:13
5月25日，“《顾炎武全集》编纂出版研讨会”在上海图书馆多功能厅举行。《顾炎武全集》是经专家考订后确定的顾炎武存世全部著作总集，收录了各类著作34种，其中经部9种，史部17种，子部5种，集部3种。如此重量级的古籍丛书，却被爆出有印刷错误、缺失内容。昨日下午，上海古籍出版社官方微博发布《顾炎武全集·音学五书·唐韵正》勘误表。
华东师大古籍所八年成果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吕健介绍，早在1984年，古籍社就推出了《顾亭林诗集汇校》；1985年，又推出了《日知录集释》影印本，并于2006年出版了该书的标点整理本；2004年，由谭其骧、王文楚等先生校点的《肇域志》出版。以上这些为《全集》出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经过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八年的努力，顾炎武的全部著作终于以一个能体现当代研究与整理最高水准的面貌呈现在大家面前”，吕健说。
在会上，复旦大学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认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前后将朱熹、顾炎武两位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顶级人物的著作整理出版，实属不易。他指出，不同历史时期之学者对于顾氏之解读殊异，《全集》的出版对顾氏的全面研究和全新认识颇具价值。他建议编纂方在全集出版的基础上整理出顾炎武资料长编以飨学界。
出版社：将“免费邮寄勘误表”
与此声势浩大的研讨会不相符的是，“国学数典”论坛的网友爆出，《顾炎武全集》一套书有印刷错误，内容缺失，“第2册只印到第606页，第3册却从第609页开始”，而且是首印所有书都是这种情况。
昨日，南都记者致电上海古籍出版社，得到了编辑部回应。《顾炎武全集》的责任编辑占旭东称，目前他已经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他表示，《顾炎武全集》重印的时候肯定会加上去缺失的内容。
“其实这是一个印刷事故，就是在流程上，丢失了一页校样，”占旭东说，“遗漏的是第二册《音学五书》的最后一页，因为是刻本，字体比较大，没有网上说的三页那么多，只是五六行字的内容。”而事实上，《音学五书》正是顾炎武重中之重的作品，“几成绝学”，吕健说。
据占旭东介绍，《顾炎武全集》首印了1500套，目前已经销售了500套，虽然数量不是很大，但是“具体流向并不是很清楚”，因而他们也很为难。至于对此书遗漏的纠错，占旭东表示，“我们将会在豆瓣网上发布遗补内容”，同时也会给已经购买《全集》的读者“免费邮寄勘误表”。
在南都记者采访后，昨日下午，上海古籍出版社官方微博发布文件，内容就是《顾炎武全集·音学五书·唐韵正》勘误表。
学者：出版社应免费更换
前几天，学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王晓渔在准备购买《顾炎武全集》的时候，检索网络发现了这条信息，当即把这个信息公布在微博上，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昨日王晓渔告诉南都记者，他已放弃购买此书，在他看来，如此贵重的书，售价1980元，缺少了内容，出版社应该给读者“免费更换”。“如果是其中一本书出现了问题都应该更换，更何况是首印的这一批书都出现了问题，”王晓渔认为，“这也关系到出版社的声誉，使得我对他们不太信任。”采写：南都记者赵大伟
《全集》中不少著作是首次整理出版
《全集》中很多著作是首次整理出版，如《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五经同异》、《九经误字》、《熹庙谅阴记事》、《圣安纪事》、《昌平山水记》、《营平二州地名记》、《明季实录》、《建康古今记》、《京东考古录》等，约占全部品种的百分之九十。其中《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等的整理，学界期待已久。而已经出版过整理本的，如《日知录》、《肇域志》、《亭林诗文集》等，此次整理吸取了前人的长处，补充了前人的不足，订正了前人的失误，后出转精。
整理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的专家，曾整理过《朱子全书》等巨著。
顾炎武篇三
《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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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
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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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
顾炎武（1613年—1682年）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汉族，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明季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晚岁卒于曲沃。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诗多伤时感事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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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顾炎武
原名绛，字忠别名： 逝世日期：1682年 清 职业：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语言学家 国籍： 中国 《日知录》、《音学五书》、《军制论》、《天下郡国利江苏昆山千灯代表作品： 出生地： 病书》 镇
出生日期：1613年
目录
人物生平
早年求学
南明抗清
家族风波
率众结社
牢狱之灾
累拒仕清
学术思想
明道救世
经学济理学
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
古韵研究
著作名录
纪念场所
顾炎武故居
顾炎武墓
顾园
作品精选
名言
诗作
学派影响
学术规模
治学门径
为学宗旨
展开
人物生平
早年求学
南明抗清
家族风波
率众结社
牢狱之灾
累拒仕清
学术思想
明道救世
经学济理学
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
古韵研究
著作名录
纪念场所
顾炎武故居
顾炎武墓
顾园
作品精选
名言
诗作
学派影响
学术规模
治学门径
为学宗旨
展开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早年求学
顾炎武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生于昆山千灯镇，原为顾同应之子，曾祖顾章志，顾氏为江东望族，徐乾学
顾炎武
、徐秉义、徐元文三人是顾炎武的外甥。顾炎武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寡母是王逑之女，十六岁未婚守节，“昼则纺织，夜观书至二更乃息”，独力抚养顾炎武成人，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忠义之节。顾炎武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同里挚友归庄共入复社。二人个性特立耿介，时人号为“归奇顾怪”。顾炎武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宗旨，屡试不中，“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自27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祖父顾绍芾病故。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以捐纳成为国子监生。
南明抗清
清兵入关后，顾炎武暂居语濂经，由昆山县令杨永言之荐，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须知六军出，一扫定
顾炎武半身像
[1]
神州。”（《亭林诗集》一，《感事》）顾炎武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满腔热忱，“思有所建白”（吴映奎《顾亭林先生年谱》），撰成《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即著名的“乙西四论”，为行朝出谋划策，针对南京政权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战略、兵力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顾炎武取道镇江赴南京就职，尚未到达，南京即为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军崩溃，清军铁骑又指向苏、杭。其时，江南各地抗清义军纷起。顾炎武和挚友归庄、吴其沆（字同初，上海嘉定人）投笔从戎，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诸义军合谋，拟先收复苏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时“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亭林诗集》一，《千里》）；
惜乎残破之余，实不敌气焰正炽的八旗精锐，义军攻进苏州城即遇伏而溃，松江、嘉定亦相继陷落。顾炎武潜回昆山，又与杨永言、归庄等守城拒敌；不数日昆山失守，死难者多达4万，吴其沆战死，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两个弟弟被杀，炎武本人则因城破之前已往语濂径而侥幸得免。9天后，常熟陷落，炎武嗣母王氏闻变，绝食殉国，临终嘱咐炎武，说：“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先妣王硕人行状》）
安葬王氏后，这年闰六月，明宗室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经大学士路振飞（字见白，号皓月，河北曲周人）推荐，隆武帝遥授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由于嗣母新丧，炎武二时难以赴任，只能“梦在行朝执戟班”（《诗集》一，《延平使至》）。当时，清松江提督与巡抚土国宝不和。前明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字卧子，复社名士，松江人）、成安府推官顾咸正（字端木，昆山人）、兵部主事杨延枢（字维斗，江苏吴县人）等暗中策动吴胜兆举义反正，咸正为炎武同宗长辈，陈子龙等都与炎武往来密切，这件事炎武也是参预了的。顺治四年（1647年）夏，事情败露， “几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诗集》一，《哭陈太仆》），胜兆被解往南京斩首，清廷大肆搜捕同案诸人。子龙往投炎武，炎武当时已离家出亡；于是子龙逃入顾咸正之子天遴、天逵家躲藏，不久三人即被逮，炎武多方营救，未能奏效。其间，炎武还往寻成正，“扁舟来劝君：行矣不再计”（《诗集》一，《哭顾推官》）、催促他及时出走，而咸正不听。结果，陈子龙乘差官不注意时投水自尽，杨延枢及顾氏父子先后遇害，受此案株连而死者40余人。
在策动吴胜兆反正的同时，炎武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活动。顺治三年（1646年），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职方司主事之任，大约将行之际，路振飞派人与他联系，要他联络“淮徐豪杰”。此后四五年中，炎武“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今属江苏淮阴），仆仆往来”（邓之诚《清诗纪事》），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每从淮上归，必诣洞庭（按即太湖）告振飞之子泽溥，或走海上，谋通消息”，意图纠合各地义军伺机而动。
虽然弘光及闽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政权先后瓦解，炎武亲身参与的抗清活动也一再受挫，但是，炎武并未因此而颓丧。他以填海的精卫自比：“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诗集》一，《精卫》）。
家族风波
当崇祯末年，炎武嗣祖绍芾及兄长顾缃（字遐篆）先后去世，又逢吴中大旱，“一时丧荒赋徭猖集”（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炎武无奈，曾将祖产田800亩贱价典给昆山豪族叶方恒（
顾炎武
字嵋初）；其时，炎武的堂叔等人为争夺遗产，又挑起家难，他们还与本来就蓄意侵吞炎武家产的叶氏内外勾结，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唐和在常熟语濂径的住所曾几次被这伙人洗劫及纵火焚烧。到顺治七年（1650年），叶方恒又企图加害顾炎武，炎武为了避祸，只得“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诗集》二，《流转》），离开昆山出走，更名为商人蒋山佣。此后五年中，他都在吴、会之间奔波往来。尽管遁迹商贾，炎武依然心存故国，时时关注着沿海一带抗清斗争的进展情况，希望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他在《流转》诗中写道：“……晨上北固楼，慨然涕如雨……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
率众结社
当张名振（字候服，南京人）于顺治十年（1653年）九月在长江口大破清兵，进屯崇明（今属上海），明年正月，又率“海舰数百”溯长江而上，直抵镇江，并登金山遥祭孝陵（明太祖朱元璋陵，在今南京中华门外）之际，炎武为之欢忭鼓舞，他兴奋地写道：“东风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水军十一万，虎啸临皇州。巨舰作大营，飞舻为前茅。黄旗亘长江，战鼓出中洲……沉吟十年余，不见旌旆浮，忽闻王旅来，先声动燕幽。阖闾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奋击揖，肯效南冠囚。愿言告同袍，乘时莫淹留。”（《诗集》二，《金山》）
这一时期，顾炎武还同归庄、陈忱（字遐心，浙江吴兴人）、吴炎（字赤溟，江苏吴江人）、潘柽章（字力田，吴江人）、王锡阐（字寅旭，吴江人）等共结惊隐诗社，表面上以“故国遗民”“优游文酒”（汪曰桢《南浔缜志》），其实是以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清活动。炎武在淮安结识定交的挚友王略（字起田，淮安人）、万寿祺（字年少，徐州人）也都是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
顺治十一年（1654年）春，顾炎武迁居南京神烈山南麓。神烈山即钟山，三国时改名蒋山，明嘉靖中又一度改称神烈山。三百年前，朱元璋攻克南京（当时名集庆），以此为根据地，东征西讨，10余年后在南京即帝位，建立了大明帝国。炎武“遍游沿江一带，以观旧都畿辅之盛”（《神道表》），山川依然而人事全非，颇有不胜今昔之感。
牢狱之灾
顺治十二年（1655年）春季，炎武回到家乡昆山。原来，顾氏有世仆名陆恩，因见顾家日益没落，炎武又久出不归，于是背叛主人，投靠叶方恒，两人且图谋以“通海”（即与闽浙沿海的南
顾炎武
明集团有联系）的罪名控告炎武，打算置之死地。炎武回昆山，秘密处决陆恩，而叶方恒又与陆之婿勾结，私下将炎武绑架关押，并迫胁炎武，令其自裁。一时“同人不平”，士林大哗。所幸炎武知友路泽博（字苏生）与松江兵备使者有旧，代为说项，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审理，最后，以“杀有罪奴”的罪名结案。当事情危急之际，归庄计无所出，只好向钱谦益求援。谦益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人，顺治初曾任礼部右侍郎，是当时文坛领袖。钱氏声言：“如果宁人是我门生，我就方便替他说话了。”归庄不愿失去钱氏这一奥援，虽然明知炎武不会同意，还是代炎武拜谦益为师。炎武知道后，急忙叫人去索回归庄代书的门生帖子，而谦益不与；便自写告白一纸，声明自己从未列于钱氏门墙，托人在通衢大道上四处张贴。谦益大为尴尬，解嘲道：“宁人忒性急了！”
十三年（1656年）春，炎武出狱。尽管归庄等同邑知名之士极力排解，而叶方恒到此时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踪。仲夏，炎武返钟山，行经南京太平门外时突遭刺客袭击，“伤首坠驴”，幸而遇救得免；嗣后，叶方恒还指使歹徒数十人洗劫炎武之家，“尽其累世之传以
顾炎武篇五
《顾炎武思想简介》
顾炎武思想简介摘要：顾炎武是明末清初之际的重要思想家，他的思想给后世学者很大启示。顾炎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来批判专制皇朝对儒家思想的摧残,但他的历史观没有摆脱儒家道德伦理决定论的人性历史观和英雄史观。他认为史学的价值和主要作用在于阐明儒家精神指导下的治乱兴衰的道理,其史学思想没有脱离儒家思想体系的范畴。他在政治思想方面针对“明道救世”“批判私天下”“分权众治”等问题上，提出了明确的政治主张乃至解决问题的措施，表现出了强烈的时代性。而经世致用的思想也对后世学者有所裨益。关键字：顾炎武；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世致用顾炎武其人：顾炎武（1613~1682 年），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号亭林，后人尊称其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他出身名门，少年时读书勤奋，十四岁考中秀才。青年时时常议论朝纲，主张反清复明，失败后遍访名山大川，潜心治学。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学者，平生不做无益之文，主张“文不苟作”，“须有益於天下”；治学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重实地考察。他一生著述宏富，在地理、金石、音律上都有建树，所著《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图》、《金石文字记》、《音学五书》等书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代表作《日知录》较为系统阐述了他在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观点。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为其鲜明旨趣，并以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极为有益的影响。顾炎武的史学思想：历史观的主要基本问题包括:历史的本质与构成、历史发展的形式、历史动力和历史创造者的基本问题。顾炎武通过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论述体现了他对于历史观问题的看法。顾炎武认为历史是由人构成的,而不是空洞的形式,但是他的“人”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讲的物质属性的“人”是不同的。顾炎武认为的人是道德属性的“人”,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所在。这是顾炎武对于传统儒学关于道德与人关系的继承与发展。他认为蛮夷与中原人的差异在于是否有文化。他把明朝为清朝所灭亡这一历史事件解释为“仁义充塞,以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历史阶段,这就是顾炎武所讲的“亡天下”,而所谓“
亡天下”“系指社会道德沦亡”。所谓的“天下”不妨说是“道德的宇宙”。顾炎武的观点反映了“封建正统意识和民族主义的观念”。但其论述主旨在于论述明朝灭亡这一历史剧变及其产生的原因。顾炎武认为,造成明朝灭亡这一历史剧变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结果,表面上看涉及到了财政、政体、文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的道德。他所说的道德不是今天人们所认为的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而是包含着事功的道德。顾炎武道德的最主要的内涵和突出的特点即在于此,即道德是协调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这里既包含了原则性的内容,也包括了如何具体实践的内容。顾炎武认为传统儒学不过是“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礼》、顾炎武认为历史创造者是人,尤其是有政治影响力的人。虽然顾炎武说过,“亡天下”是每个人的责任,“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其中包含了承认民众力量的因素,但是顾炎武“亡天下”思想的论述表达了他对君主不履行责任造成社会危机的愤慨,因为只有到了“亡天下”局面出现时,社会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不得已才需要民众的力量。实际上,顾炎武仍然是封建时代唯心英雄史观的拥护者。他提出了著名的“寓封建于郡县”,表明了他的英雄史观。综合来看,顾炎武的历史观是一个一元一因论。他认为历史是变化的,但又不是机械地,一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或者向坏的方向发展。历史的发展与否取决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决定能够协调好人与人之间关系,则取决于封建专制君主的作为。顾炎武的历史观仍然没有脱离古代英雄史观的特点。顾炎武的政治思想：顾炎武认为孔子本是提倡实学、具有救世之心的，而六经贯穿着“救民于水火”的济世思想。他说:“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证今。”正是有了这样远大的抱负，传统的经学研究在顾炎武这里才焕发出了新的异彩。顾炎武激烈的批判秦汉以来的政治体制，认为专制君主集一切权力于一身，是造成“百王之弊”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三代盛世与后世弊政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公天下”，后者是“私天下”。顾炎武指出:“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薄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不穷，国乌得不弱? ”顾炎武对君主专制独裁的集权
政治予以猛烈抨击，认为这不仅是“国弱”的根源，也是“民穷”之祸首，因为独裁之君必然贪得无厌，而直指“今之君人者”，尤可见其对于现实政治的针对性。在顾炎武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值得注意的是，顾炎武还主张把凌驾于郡县之上的省级、大区级的行政机构统统撤消：“每三四县若五六县为郡，郡设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诏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抚司道悉罢。”！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但是，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顾炎武没能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恢复古制上，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认识到现实社会政治制度的种种弊端，并立志改造这一制度，最终却只能向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去寻找武器，走上复古之路，这是鸦片战争以前的思想家们的共同悲剧，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缺少更多参照系而只能选择固有的思想资源的结果，而这一思想上的局限本身就是长期封建统治的结果。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明朝中期开始，社会矛盾已变得十分尖锐，积弊日深。君主昏庸无能，宦官把持朝政，政治昏暗不明。皇族、贵戚、官僚、地主进行着疯狂地搜刮掠夺。土地的丧失、赋税的沉重，压得百姓透不过气来，农民生存无门，只有揭竿而起，各地起义频繁，此起彼伏。明神宗万历时期，起义虽一度停歇，但这不过是更大规模农民起义发生前的短暂平静。明熹宗天启年间，天灾连年不断，出现了赤地千里、民食土石，甚至人吃人的悲惨局面。终在天启六年（1622 年），爆发了大规模的陕北农民起义。起义军由李自成领导从西安出发，得到各地百姓的支持响应，很快抵达北京，建立大顺政权。趁火打劫的蒙古族鞑靼不断侵扰中原地区，尤其是在李自成军队进驻北京城后，满族贵族竟趁机入关，入主中原。清军入关后，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部分农民起义军开始联合明朝余部共同抗清。顾炎武的《秋山》一诗反映的就是江南一带明军和各地义兵抗清的情形，“秋山复秋山，秋雨连山殷。昨日战江口，今日战山边。已闻右甄溃，复见左拒战。旌旗埋地中，梯冲午城端。一朝长平败，伏尸偏岗峦。北去三百舸舸好红颜。吴江拥橐驼，鸣笳入燕关。昔时鄢郢人，犹在城南间。”全诗生动地记述了当时军民和入侵者殊死鏖战的场面， 深刻地揭露了清军的暴行，武力征服的同时， 清朝统治者还对汉族人民施以一系列的民族歧视和高压统治政策，企图从思想上加强控制，奴化汉人。这既损害了汉族广大人民的利益，又严重伤害
了汉族士大夫阶层的民族感情， 促使一些汉族名士纷纷加入到抗清的洪流中。很多明朝遗民、爱国士大夫坚持不肯入仕清廷。他们以手中的纸笔为武器，抨击时弊，唤醒民众意识，学以致用，曲线救国。顾炎武便是其中力主学术经世致用，态度最为决绝的一位。明中叶以后， 东南沿海一带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业资本也随着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活跃起来。这一经济变化，逐渐改变着、社会旧有结构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江南一带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市民运动”。政治的专制与某些地区商品经济日益繁荣的矛盾为带有新时代特色的经世致用思潮形成，提供了新素材。明末清初，中国社会面临着新的选择。时代的剧变让旧有思想体系再无生存之地，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大批爱国知识分子觉醒，拨乱反正，弘扬原始儒学的本旨和精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因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制约，他们只能回归传统学术，在传统文化中汲取“圣人之道”，但经世致用思想的提出，解除了宋明理学对人们长久以来的桎梏，促进了思想解放，成为明末清初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兼蓄先秦孔孟之道和民族大义，影响深远。参考文献：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何贻焜:《顾亭林的社会历史观》,《师大月刊》1935年第22期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张春莉.顾炎武、王夫之政治思想之异同[J].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11 月.第4 期.许苏民.论顾炎武政治思想的三大理论特色[J].人文视野.2006 年第8 期.许苏民．顾炎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J]．云南大学学报，2006（5）．缪镇藩:《顾炎武的经世思想》,《经世》第1卷第9期1937年5月刘固盛. 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史之学[J].光明日报.2005 年4 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责任编辑：薛柏成］
顾炎武篇六
《顾炎武》
一、生平简介
顾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初名绛，遇国变，慕王炎武而改名炎武，少耿介绝俗，与归庄交好，其族为江东望族，养母王氏未婚而夫死，年十七岁守节未嫁得朝旌，后遇国变绝食而死，遗言后世勿事二姓。此于炎武影响深远。亦为炎武不事清人原因之一。先生时值亡国之际，而家族纷争亦甚，更遭强豪叶方恒，奴仆陆恩陷害，几至于亡命，经百般磨难，江南无立足之地，浩然有去志，从此亡命天涯。这种逃亡对他来说未必是灾难，反而锤炼了他的思想，其人与其行正好与学术风格如合符节。一曰“行己有耻”，一曰“博学于文”。其思想点大致归纳如下。
二、“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治学风格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在亭林那里体现的十分显著。‘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 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三朝纪事阙文序》，《顾亭林诗文集》）在亭林治学中范围中，所著《日知录》一书就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哲学、宗教、历史、法律、文学、艺术、语言、典章、天文以及文字等各个方面。他说：‘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国家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传》曰：“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人文而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而《谥法》曰：“经纬天地曰文。”与弟子之学《诗》、《书》六艺之文，有深浅之不同耳。’（《日知录》卷七《博学于文》条）
“行己有耻”主要涉及道德范围，“行己有耻”出自《论语》，主要从自身出发来使自己的行为合乎道德规范，要有羞耻之心，这在亭林身上也体现的十分明显。亭林一生孤高严峻，倡耿介，贬乡愿，我想这种出发点是有重大意义的。从个体角度出发，进而强大个体的道德人格，亦可以起到正风俗，易教化的效果。而这亦是修身的一条重要原则。
三、经学与理学
亭林认为经学即理学。通过提倡经学来倡导经世致用。他在《与施愚山书》中说：‘理学之传，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这里亭林对宋儒空谈义理进行了批评，认为是禅学，与经世致用毫无用处。主张要以研究古经为根柢。
四、本体论主张
亭林的本体论似乎来自张载，以“气”为万物的始基，以“气”的聚散来说的成毁明事物。他说：“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日知录》并把“气”作为事物的来源。有说：‘精气为物，自无而之有也；游魂为变，自有而之无也…….张子
《正蒙》有云：“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受张载的影响。然而他又说：“流行天地间，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理也”（《日知录》卷十八）那么在“道”、“气”或是“器”的关系上，他到底持怎样的主张呢？总体上讲，他是主张“道不离器”的观点的。他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日知录》卷一）认为离“器”是不能言“道”的。
五、亭林的政治思想
（一）移风易俗的主张
亭林对社会风俗特别重视，这是他思想中的一个鲜明特点。他曾说：“目击时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不可缺矣。”并对当时南北风俗之蔽进行了批评：“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之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强调了风俗对社会的影响，并主张通过移风易俗来改变和提高社会风气。这对现代社会亦有很强的警示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主义的盛行，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利”面前迷失了自己，道义上趋于衰退。在道德、风俗上却没有进步多少，反而风气败坏，道德堕落。
（二）亡国与亡天下之辨
“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这种思想在亭林那里得到了升华。而这种根源我推测则是来自于身份的焦虑。不管如何，他始终作为一个遗民而与当政者相抗立，当这种抗立因为掌权者的因明而变得逐渐无力时，他找到了另一种精神的道路，那就是穿越时代的哲学批判思考。通过这种转向，亭林成功地完成了生命高度的转换，这种转换获得了划时代的高度。
（三）对专制制度的批判
他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薄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也。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郡县论一》，《顾亭林诗文集》）明显反应了对专制的强烈批判。
参考书目：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许苏民：《顾炎武评传》 。
顾炎武篇七
《顾炎武名言之本意》
顾炎武名言本意是“国家兴亡，匹夫无责”
2010年08月15日17:02《随笔》2010年第4期资中筠我要评论(0) 字号：T|T [导读]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长期流传，“天下”被改成了“国家”。这不是顾炎武的本意，而且正好相反，顾炎武的原意是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无责的。
断想数则
国家兴亡，匹夫无责
顾炎武的名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长期流传，“天下”被改成了“国家”。这不是顾炎武的本意，而且正好相反，顾炎武的原意是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无责的。按《日知录》明明是这样说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段引语中间删节处是批评魏晋之士无父无君的话。这是顾炎武的儒家正统思想。姑存不论。他的本意很清楚，“国”指的是政权，政权的兴亡，也就是改朝换代，那是在位的皇帝与大官们的事;“天下”指的是道统，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民族精神，社会正义，那是“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说这话的时候是明末朱家朝廷将亡之际，有一些士大夫已经纷纷降清，如钱谦益之流。顾对此十分愤慨，认为统治者荒淫无道把政权给折腾完了，我们没有责任，但是“匹夫”应该坚守的是道义原则，不论谁入主中原，这一原则不能变，也就是“士”的气节。其实他所谓的“匹夫”还是指士大夫，只是暂时在野而已，真正的黎民百姓，引车卖浆者流也是无法负起这种道义责任的。
从何时起“天下”变成了“国家”呢?我没有考证，估计大约在晚清时期，眼看列强环伺，清政府无力保国，民间仁人志士蜂起，不论是否喊出这一口号，心中都存此意，认为挽救国家已不能靠肉食者谋之，需要民众担起责任。那时的“国家”绝不是清廷，而是中国的疆土，实际上那已是西方的主权、民主、宪政等概念输入之后，这种“匹夫有责”的观念导向了通过革命，推翻朝廷来救国。
根据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流传最广的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那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这个口号确实深入人心，而且覆盖到每一个人，包括贩夫走卒，农夫农妇，此时“天下”和“国家”是合而为一的。也就是精神上的爱国主义、民族气节与现实的保卫主权和疆土是一致的。那是非常时期。然而在平时，细想起来，在专制制度下，“匹夫”对政事既无知情权，又无参与权，如何能负起责任?责与权应该是相对应的，这是公民社会的观念，与顾炎武所处的时代不同。不过顾炎武也已认识到，国事只能由在位的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无法负责的。至于道义上的担当，也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天下”，似乎古今中外的“士”（略相当于知识分子）都是引以为己任的。为捍卫自己认定的真理或道义原则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中外史籍都不乏例证。专制统治者一方面剥夺民间人士为“天下”负责的权利，遇到危机
时却又要他们对“国家”负责，其得可乎?
还有，顾炎武所说“率兽食人”，当然不是真的有人领着野兽去吃人，而是出自《孟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可悲的是，这种现象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顾炎武如看到那些讲究的“宠物医院”，同时许多人看不上、看不起病，不知会作何感想。即便不是“率兽食人”，至少也由于“仁义充塞”之故，当属“天下”范畴，因此应在“匹夫”责任之内。但是，我辈“匹夫”怎样对此负责呢?
幸亏有彭德怀冤案
“大跃进”饿死人之事至今有人不承认，现在人们习惯的提法还是“三年自然灾害”。前几年还有北大教师提到这段历史时遭学生当场斥责为造谣，闹到校领导那里，结果竟是这位教员被“下课”。近来还看到网上有为发动“大跃进”的最高领袖辩护，列举其曾批评过下面“浮夸”之“语录”，以说明罪在下面干部而领袖是英明的。对于后面这一点，反驳起来还需费一点考证和口舌。幸好有彭大将军在庐山会议敢于撄其逆鳞，引来龙颜大怒，严惩不贷，且株连无数，造成国家级大冤案。此案尽人皆知，有关案情已经详细公布，无法封杀。个中是非彰明较著，而且已有决议正式平反。仅举此一事就足以驳倒所谓领袖受蒙蔽，责任在下面之妄言。假设没有彭老总这样一位显赫人物铸成史有定论的著名冤案，当时千百万凭良心、说真话而遭整肃的小干部、小人物可能淹没于历史谎言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使个人以后得以“平反”，也难掀起波澜，扭转广大“被愚民”的认知。从这个角度讲，彭老总以自己的牺牲作出的另一贡献是为明辨是非功过提供了一条铁证。
“官府”是中国经济的克星
近读《文汇报》载一篇关于中国清末民初的“票号”、“钱庄”的文章，说明那时的传统金融借贷制度已经相当发达，并且对实业的发展作出过不少贡献。联想起早期美国华尔街的状况，那是一个大赌场，坑蒙拐骗无所不为。相比之下，我国的晋商、徽商所建立的传统借贷制度要更加规范，诚信程度也高得多。华尔街逐步从无序走向有序主要是靠那里的大玩家自己感觉到这样乱杀乱砍几败俱伤，需要建立秩序，立一些规矩，同时涌现出一些有威望、有眼光的领袖人物，逐步建立自己的组织（或俱乐部）、制定规则。总之完全是凭自发的需要和同行的智慧，逐渐规范、繁荣起来。那时政府处于弱势，很难有所作为。政府开始干预是后来的事。
反观我国的商人，其实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自己的行业公会，有自然形成的、威望能服众的领袖人物，每一个阶段也都有一批相当规模的企业及其代表人物，造成一时的繁荣。远的不说，从晚清以张謇为代表的一批实业家，到民国时期形成的现代民族工商业和金融业，都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为什么最终发达不起来?究其因，一是战乱、一是官府。战乱姑不论，中国的民营企业总是与官府呈微妙关系，壮大到一定程度就受到“关注”，不是成为“唐僧肉”，随时被征调、盘剥，就是社会影响太大遭忌，随时可获罪。于是不少商人就设法在官府中找靠山，或钱权交易，或成为“红顶商人”。但是官场多变，又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洋人常说中国人是天生的企业家，能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发展起来，大约就是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处境锻炼出来的。从传统型到现代型的企业和企业家前仆后继，但最终下场多为悲剧。每
一个时代的官商关系在形式上有其特色，而本质上是相同的。到1949年以后，干脆全部消灭民营工商业，全部入“官”。改革开放以后又逐步恢复民营经济，私人资本又在夹缝中顽强地生存、壮大。而在官府中寻求靠山，或为权力寻租对象，或争取到“红顶”（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也是传统的继续。在当前新的形势下，民营企业的不安全感有甚于民国时期，因而也更缺乏长远打算，现在新一轮“国进民退”实质上还是百年来官对商的压制的继续。究其因，中国人的私有财产始终没有切实的保障，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但是不论是近百年还是近三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经济的发达从根本上讲，还是靠民营经济的繁荣。而民营经济的自然诉求是法治完备和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理想的境界是二者相互促进成为良性循环。中国历史上可能达到过这一循环的边缘，旋即为战乱所打断。现在无战乱之虞，但是还看不出进入这一循环的迹象。
过敏体
有一个常见词“敏感”，其广泛的用途为我国所特有。话题、词语、人名，乃至日期，都可以冠以“敏感”，这个词的含义本身也属于“敏感”，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话题一列入“敏感”，就说不得。每年到敏感日期如临大敌，似乎随时会有洪水滔天。敏感人物有死人也有活人，坚决在一切可能出现的地方予以屏蔽，竭力装作不存在，以至于照片搞换头术，历史被歪曲、改写或干脆留白。活着的敏感人物，轻则封杀其言论空间，重则“上手段”，总之是部分或全部剥夺其公民自由权。至于“敏感”话题，多得不胜枚举，而且无标准、无边缘，无理可喻。多数敏感话题恰好是民众所关心的热点事件。大家越关心，越说不得。有关部门不定期“内部”通告，列出一份话题目录单，在“涉言”单位（此词是我杜撰，套用“涉外”单位）层层传达，但仍然是“内部”，公开是不承认的。
在此情况下，“涉言”从业者有两种反应:或练就一副更加过敏的神经，不待指令，体会上意，主动自律，确保安全，其结果肌体日益萎缩，所耕耘的园地日益荒芜;或逐渐产生抗过敏原，虽时或有被病魔击倒之痛，但前仆后继，在风不调、雨不顺的气候中开辟一片抗过敏植物园，自成风景。前一种如成为主流，则不仅是“涉言”领域，将使我泱泱大国成为一个“过敏体”，民族精神日益萎靡。后一种对应之策才是希望所在。
过敏是一种病，我认识过一个孩子，天生对鸡蛋、牛奶、花生等等营养丰富之物都过敏，令人发愁，医生提出的方案是不完全回避，而是反其道而行，把过敏的食物一点点加入饭食，最初极小剂量，让他承受一下，然后慢慢加大。当然有时过量一点也发病，但不会致命，过了这个阶段承受力加强，果然此儿不再过敏，变成一个正常儿童，能够正常地吸收营养，健康成长。我想对于所谓“敏感”话题，也可照此办理，像那位医生一样，逐步推进。当然，这个分寸和剂量应该怎么掌握，有待“涉言”从业者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高度艺术。不过如果一味回避而不推进，最后整个民族就将营养不良而弱不禁风，不堪一击。
顾炎武篇八
《顾炎武》
顾炎武
顾炎武
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
顾炎武画像
国家 明、清
姓名 顾炎武
字 忠清、宁人[1]
号 亭林先生
位阶 从九品
籍贯 南直隶苏州府昆山县
初名 绛[1]
乳名 藩汉[1]
别名 圭年[1]
其他名号 蒋山佣[1]
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出生 1613年7月15日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
逝世 1682年2月15日 （68岁）
山西曲沃
顾炎武（1613年－1682年），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以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为人，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南直隶（清改江南省）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苏州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知识渊博，与黄宗羲、王夫之并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目录
[隐藏]
3 著作
[编辑] 生平
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原为顾同应之子，曾祖顾章志，顾氏为江东世族，徐干学、徐秉义、徐元文三人是顾炎武的外甥。顾炎武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寡母是王逑之女，十六岁未婚守节，“昼则纺织，夜观书至二更乃息”，独力抚养顾炎武成人，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忠义之节。十四岁取秀才，与归庄友好，即入复社，“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以为狂”[2]，二人个性特立耿介，时人号为“归奇顾怪”[3]，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宗旨[4]，屡试不中，“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5]，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6]，故退而读书，“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民生之利
[7]害者随录之”。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祖父顾绍芾病故。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以捐纳成为国子监监生。 清兵入关后，顾炎武暂居语濂经，由昆山县令杨永言之荐，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撰有《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清军攻陷南京后，又转投王永祚义军，又与归庄联合吴志葵、鲁之屿军队，欲解昆山之围，终至功败垂成。顾炎武生母何氏遭清军断去右臂，嗣母王氏绝食而亡，遗命顾炎武终身不得事清[8]。
安葬王氏后，顾炎武弃家远游，曾受隆武帝封授官职，领导义军，屡经失败。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因“怨家欲陷之”，薙发变衣冠，更名为商人蒋山佣[9]。永历九年（淸顺治十二年、1655年）被恶仆陆恩诬陷，叶方恒将之系狱[10]，因友人路泽博相救，以“杀有罪奴”的罪名结案。后北上考察山川形势，联结反清人士，遍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等地，“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11]，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至山海关，凭吊古战场，晚年，始定居陕西华阴。康熙七年（1668年），又因莱州黄培诗案入狱，得友人李因笃等营救出狱。康熙十年（1671年），游京师，住在外甥徐干学家中，熊赐履设宴款待炎武，邀修《明史》，炎武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之推逃，则为屈原之死矣！”[12]。
顾炎武后致力于学术研究，留心于经世致用之学，他“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13]。对宋明所传心性之学，深感不满，主张“著书不如
抄书”。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认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14]。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他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成果累累；他对切韵学也有贡献，但不如他对古韵学贡献多。 1678年，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又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15]。1679年清廷开明史馆，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熊赐履。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四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呕吐不止，初九丑刻卒，享年七十。 学术
顾炎武学术的最大特色，是一反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的玄学，而强调客观的调查研究，提出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开一代之新风，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清代中期许多学者以此发端，崇尚研究历史典籍，对中国历史从天文地理到金石铭文无一不反复考证，被称为“乾嘉学派”。顾炎武则由于其经史考证的严谨学风，被普遍认为是学派思想的主要奠基人。
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著作
《日知录》 三十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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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一至七卷论经 八至十二论政治 十三卷论世界风气 十三四卷论礼制 十六十七卷论科举 十八至二十一卷论艺术、文学 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论名义 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 二十六卷论史法 二十七卷论注书 二十八卷论杂事 二十九卷论兵事、外国 三十卷论天象术数 三十一卷论地理 三十二卷论杂考
顾亭林自认《日知录》是生平得意之作：“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
音韵学著作《》，三十八卷，前后三十年修改过五次：
o 《古音表》三卷
o 《易音》 三卷
o 《诗本音》 十卷
o 《唐韵正》二十卷
o 《音论》 三卷
《金石文字记》 六卷
《天下郡国利病书》 一百卷
序曰：“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馀帙。”
评价
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
外王体用兼备之学”[16]。
注释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顾炎武年谱
2. ^ 《亭林余集·吴同初行状》
3. ^ 阮葵生《茶馀客话》卷九：“与同邑归庄齐名。乡里有归奇顾怪之目。”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八：“国初，昆山归处士庄，与亭林齐名，时有归奇顾怪之目。”江藩《汉学师承记·顾炎武》：“读书一目十行，性耿介，绝不与人交，独与晨庄归庄善，同游复社，相传有归奇顾怪之目。”
4. ^ 顾炎武在《与友人论学书》中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三）
5. ^ 《天下郡国利病书序》
6. ^ 《日知录》16
7. ^ 全祖望：《鲒囗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
8. ^ 顾炎武，〈先妣王硕人行状〉：“七月乙卯，昆山陷，癸亥，常熟陷。吾母闻之，遂不食，绝粒者十有五日，至己卯晦而吾母卒。八月庚辰朔大敛，又明日而兵至矣。呜呼痛哉！遗言曰：‘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亭林余集》，收于《顾亭林诗文集》
9. ^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八，〈顾炎武〉条：“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伪作商贾，由嘉禾窜京口，遂之金陵，谒孝陵，变姓名为蒋山佣。”
10.^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 12，〈亭林先生神道表〉，页 229：“顾氏有三世仆曰陆恩，见先生日出游，家中落，叛投里豪。丁酉，先生四谒孝陵归，持之急，乃欲告先生通海。先生亟往禽之，数其罪，湛之水。仆婿复投里豪，以千金贿太守，求杀先生，不系讼曹而系之奴之家，危甚。”
11.^ 《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
12.^ 《蒋山佣残稿·记与孝感熊先生语》
13.^ 潘耒《日知录序》
14.^ 《文集》四，《答李子德书》
15.^ 《文集》三，《与叶庵书》
16.^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顾亭林》
参看
顾炎武
顾炎武
顾亭林祠
《》第10册 《》
顾炎武篇九
《顾炎武》
顾炎武篇十
《顾炎武曾说》
顾炎武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意是指天下大事的兴盛、灭亡，每个百姓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句话对于正处于年轻气盛的青年人来说更是具有激励的作用。因为正处于精力旺盛时期的年轻人常常对这个社会抱有最美好的向往，不能容忍这个社会有一点不和谐的地方，想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社会，因此常常以建设祖国为己任，心怀天下，积极主动地关心国家时事大事，热烈地讨论交流着自己的看法。
诚然，这种做法本身并没有不对。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爱国、爱党、爱人民。爱国不仅是每一个国民都必须有的品质，更是每个国人的责任。但是，如何才是真正的爱国，这才是我们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犹记得，去年我国因为钓鱼岛的问题和日本发生了冲突，国内不少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自发地组织上街游行，对于日本生产的东西进行打砸等破坏活动。这是爱国的表现吗?
时至今日，相信不少人都会否定这种行为，但是当时参与这种活动的不是别人，正是一群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们。这只能说明，他们爱国，但是却不懂得如何爱国!
我们都知道，爱国并不是一句口号，更要表现在实际行动上。在面对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等众多自然灾害时，听从组织安排，不退后也不任意行动，这就是爱国;在奥运会、世博等等大型活动时，作为志愿者去服务他人，做一个文明的参观者，这些也都是爱国;在平时的生活中，做好自己的工作，努力向上，不做违法犯纪的事，这就是爱国......
对于青年党员来说，更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作为一名党员，爱国更是党员的基本职责。如何才是正确的爱国方式不仅仅是对于党员自身建设有重要意义，更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党员是国家各阶层中的先进分子，自当主动为国家奉献，严格要求自己，听从组织安排;党员是国家建设中的坚实力量，自当以建设祖国为己任，不做任何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事情。而这些最基本的就是党员要坚守自己的义务。因此，爱国需要的不仅仅是满腔热情，更需要理性与感性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