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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语录篇一
《樊纲—语录》
樊纲语录
欧美债务危机的影响——欧美债务危机可能演变的趋势。——市场经济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面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三十年代出现大萧条，三十年代以前基本上七八年、十来年来一次，两三年的高涨火热挣钱容易、通货膨胀然后走到头了发现很多东西卖不出去，原来以为市场是没有止境的，那时候政府也不管，谁说也不听。
投资，你能不挣钱我能挣钱。你们的泡沫会破我们的不会破，都是这个说法，都是谎报。然后危机、萧条，我那两个箭头指的那个地方那一阶段图为了做成六等分为了好写字，实际上前面有很多阶段时间都很短，特别是那种恐慌期，恐慌期比较短，最长的就是市场除清期，就是清理过去泡沫造成的各种问题的影响，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是最长的，经济的低迷。
欧美经济现在处在大危机之后的清理各种问题的时候，2008年、2009年初那是一次金融风暴是一次崩盘，崩盘之后出现严重衰退，严重衰退之后稍微往后拐一拐，衰退什么含义？衰退是负增长，现在欧美不是负增长了，衰退已经过去了，现在开始出现拐点，当然不是衰退了，但是清理各种问题的时候到了，相当长时期的一个低迷待会儿要讲多长的低迷。
历史上这些不是很大的危机，两三年高涨崩盘然后两三年的萧条、低迷，然后再经过一两年的复苏，最后又再进入一轮新的高涨，大家又忘了过去怎么回事了。欧美现在处在什么情况？处在金融大泡沫破灭之后，私人部门的大泡沫破灭之后清理公共部门的问题，公共债务的问题暴露出来，欧美一模一样，美国是政府债务问题，欧洲也是政府债务问题，
关系是什么关系？私人部门泡沫的时候，政府的税收就泡沫，政府花钱就容易一点，政治家们承诺打保票拍胸脯说我要给这个人补贴、给那个人减税，他理直气壮的原因就是经济在涨、税收在涨，我一年至少有30%的增长我就可以去说增加收入、减少支出的这些话。因此，私人部门的泡沫就导致了公共部门的泡沫，公共部门泡沫就是实际上支出太大了，但是当时还看不见。而且它是这样，西方市场经济税收制度是叫做内在稳定器的功能，经济上升的时候它税收上升、经济上升很快，比收入上升还快，这样抑制需求。
然后经济下滑的时候税收比你下滑的还快，这叫刺激需求，给私人部门多留一点钱。这次私人部门泡沫破裂以后经济迅速下滑进入衰退，结果政府收入下降的速度更快了，这一下子把政府部门的泡沫就暴露出来了。不仅如此，因为现在都有了宏观调控政策，假定经济衰退的时候出现下滑的时候政府要采取财政刺激政策，要托住经济，这时候什么是财政政策？就是要用财政赤字的办法来增加这种需求。原来财政那点钱，财政有了收入了，从私人部门转移收入了，你花那些钱那不叫财政政策，那是私人部门钱拿到公共部门花了，公共部门花的多了，私人部门花的少了，总需求没有增加。只有通过赤字才能够使整个总需求增加。 所以，一方面税收收入下降，原来的社会福利、公共支出入不敷出的那种现象、那种实质暴露出来了，因为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赤字增加、债务增加，然后搞了刺激政策赤字也增加、债务也增加，债务突然增长起来。美国债务危机之前占GDP60%，现在突然之间跳到100%，欧洲普遍60%多现在跳到了80%多，突然起来了。
这块要说明的是，主要原因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最重要的是长期入不敷出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府财政制度造成的。不像有的学者批判凯恩斯，凯恩斯为了刺激需求，凯恩斯是刺激需求的主张导致了政府债务增加。第一，那只是短期的，美国政府也不是老有赤字的，克林顿时代还有赢余了，短期为了经济下滑做的刺激政策；凯恩斯主义说的是动态式平衡的，没有一个经济学者搞出一个理论说我可以永远搞赤字，它是高涨的时候我多搞点儿赢余，低谷的时候衰退的时候搞点儿赤字，动态的调整。
真正造成政府最大的入不敷出，长期债务问题的是福利制度，是政府的各种公共开支大于政府的公共收入，是所谓的民粹主义，我后面还要讲我们这次从欧美危机当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什么叫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说白了就是讨好人主义，为了得人缘我减少你的税收，为了得人缘我增加你的补贴、增加你的福利，可以当选，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个，当然一会儿再讲这些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现在问题不是二次危机的问题，是一次危机的第二个阶段，先是私人部门阶段后来是公共部门清理的问题。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呢？应该说挺严重的。美国政府GDP100%多的赤字，欧元区总的来讲其实情况比美国好，欧元区17个国家总的财政债务占GDP的比例80%多，美国是100%
多。有几个国家问题特别严重，希腊现在是140%多，一会儿我要讲我国是多少，先说个数总的来讲加上中央的和地区的融资平台，算来算去差不多40%多，我们基本还说得过去。
希腊140%多，西班牙现在120%，爱尔兰120%，现在都比较严重。两年来，欧债就开始折腾了，欧洲五国就开始折腾了。问题现在看是有点儿严重，因为突然之间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前景现在可能性不断提高，说句实在话，一个月之前我一直在讲欧元区欧元不会出现破裂，当然希腊退出了欧元还是欧元，欧元区不会破裂，希腊也不会退出，因为不光看公共信息，在欧洲开会与欧洲各国包括欧盟官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在开会的时候经常会聊这个事，基本的印象不管是他们在公开还是在私下，欧洲人捍卫欧元的决心非常强烈，美国人这次有点儿幸灾乐祸，它说欧元为什么这么差要崩溃，欧洲各国接触希腊的经济学家，希腊的官员比较少但是在欧盟总部有一些希腊的官员，我还认识一个朋友参加欧盟希腊工作小组的成员，他经常给我发点儿东西告诉我一些信息，当时希腊的经济学家、政治家也是很坚定的要留在欧元区。
但是，这次选举一下子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当然选举使社会矛盾暴露了，原来政府承诺要改革、承诺要紧缩财政、承诺欧元给救助我紧缩财政来解决各种问题，承诺过。有了那个承诺大家相信欧洲政府总不能太变化多端吧？还是有这个政治决心的，欧元区也有这个政治决心要把希腊留住。
但是，这次选举结果左派上台大家反对紧缩的呼声这么高，这两周以来形势有点儿变化了。按照比率来讲，希腊退出欧元的可能性至少到了40%了，很多国家据说现在正在准备希腊退出，国家退出货币这事不小，希腊要印新钞票印不够整个经济都瘫痪，欧元区那些债务怎么处理，欧元与希腊如何兑换，对欧洲各国的影响后续的对意大利、西班牙的影响这事儿就大的。
这次欧洲危机之前亚洲还有很多人讨论亚洲要实行亚元，当时我们讨论国际上开过几次研讨会，我个人一直持反对态度的，但是很多人觉得欧洲人搞了五十年，我们也搞五十年，现在没人提这话了，现在再也不搞了。欧洲人这么一致，欧洲是很统一的一个区域，货币理论也是这国家越统一越相似发展阶段越接近越适合于搞一个货币，单一性很强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发展阶段（发展阶段很近），西班牙落后、意大利落后、德国人比较富裕，差20%多，我国一个地区
与一个地区之间差两三倍，他们所谓的地区差距就20%多。文化、历史，他们的统一趋势还是非常强的。
本来确实是适合搞欧元的，但是现在大家认识到当时接纳希腊是个错误，接纳希腊这件事欧元区形成的时候讨论来讨论去争论了很久，本来就是问题，因为希腊跟其他国家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上有很大的差距，宗教基本上是一致的。后来怎么被接受了呢？有一篇文章起了关键作用，英国前首相梅杰他在报纸上登了一篇文章，英国自己没参加但是这篇文章影响了欧元的进程，他说，“我们怎么可以把伯拉图的后代排斥在欧元之外呢？”欧洲人都是伯拉图的子孙，自己认为思想、哲学一脉相承都是希腊文明的结果。然后大家就想它是欧洲的一部分，就接纳它吧，结果就接纳了，没想到后面的问题就出来了。
现在大家开玩笑，我们是伯拉图的子孙，但是希腊人已经不是伯拉图的子孙了，希腊人的血液已经开始混杂了，多次被各种国家占领，已经不是纯种伯拉图的后代了。这是一种说法，但是确实希腊有点儿不一样。
欧洲问题暴露出过去几方面的问题，过去为什么相信欧元不会解体，希腊不会退出？当时看到它决心非常强的要克服掉欧元的两个重大缺陷要改进，而且改进这两年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什么缺点怎么改进的？过去两个缺陷，第一个缺陷有了货币联盟没有财政联盟。货币上大家统一了，财政上各自为政，各国财政是各国的主权，别国不得干涉，我发多少债多少赤字是我的事，尽管我签订条约我承诺赤字是占GDP的3%，债务不超过60%，但是没有一个机制去执行这个条约，超过了别的国家也没有办法制裁你、约束你，它是一纸条约但是不是一个法律；第二个缺陷是没有一个救助机制，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世界哪个国家出现金融危机它会救助，他们当时没有救助机制，为什么没有救助机制？是故意没有一个救助机制，大家讨论就是担心如果有了救助机制那一个国家就可以敞开发货币、发债券，我知道你会救我，所谓的败德问题、道德缺陷、道德风险问题，然后就故意没设这么一个制度，结果这次希腊问题暴露出来之后大家发现原来还是得有一个救助机制，这救助机制要有很多条件、有很多附加条款来约束它，但是还要有一个救助机制，否则的话危机的外部性会冲击到其他货币体制内的其他成员。
两年来，他们在两个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彻
底解决。财政联盟问题怎么解决的？不是彻底解决但是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它形成了一个新的条约，大家都同意签署一个新的条约，这个条约不是直接干涉各国财政预算，是假如别的国家发现这一个国家财政预算超过了它的条约所规定的范围，可以向欧洲法院上诉，欧洲法院可以裁决这个国家违反欧洲法庭，违反欧洲签署的条约必须加以修改，不是直接干预，但是是通过法律去纠正一些财政上的偏差，总之比没有好。
各国现在正在批准这项条约，欧洲整个23个国家都签署了，没签署其中一个是英国，英国本来也没有人去。第二个问题基本解决了，成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救助机制，承诺救助资金已经开始运转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这个机制携手，这样一来中国、日本等外汇储备比较多的国家可以通过这样的机制借给他们一些钱，这事慢慢在好转起来。本来过去这半年以为是慢性病，今年一笔债务到期市场折腾折腾，一会儿又一个到期折腾一下，总是没有最后可以彻底解决，但是也不会造成更大的危机了。
选举一下问题暴露出来了，看来没有这么简单。一个法国选举一个希腊选举，法国选举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负面影响，法国的新总统提出要多一点发展，目前加大发展的重视、增长的重视，这件事本来也是对的，经济学者看来过去一阶段欧洲人强调财政紧缩很多、强调经济增长很少，这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经济学界批评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它那时候就是对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就是紧缩的。人家经济本来已经下滑了处在危机当中再去紧缩就是雪上加霜，伤口上撒盐的感觉，韩国人恨得不得了。
现在，这次亚洲人多少心里面稍微平衡了一点，原来货币基金组织不光对亚洲人这样，对欧洲人也是这样执行同样的政策，心态稍微平衡一些不是歧视亚洲人，不是为把我们搞垮。但是，前一阶段强调紧缩，这次又在犯同样的错误，它是为了处理债务问题想到怎么来建立新的债务制度来克服财政危机，财政紧缩要还债，但是它没想到光去还债没有财政收入的增长，债务问题最终解决不了。 所以，法国总统一上台就说发展增长的力度，大家还是马上有所响应的。最近两个星期各国都在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讲增长发展等等，他反倒起点儿积极作用，平衡了过去的政策。但是，希腊现在内部出了问题，如果下次再大选的时候，左派政府拒绝承认过去的条约、拒绝执行财政政策恐怕真的会发生。经济
樊纲语录篇二
《中国经济学家语录大全》
2005: 中国经济学家语录大全 zt
[欢蹦烂跳的拉布拉多] 于
2005-12-26 11:16:22上贴
中国经济学家骇人语录大全
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如果有机会向总理建言，我一定要说“三个不要轻言”，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也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
——萧灼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
——王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常务副秘书长)
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注：欧美的百姓用收入的30%购买房产，中国百姓却要付出70%。整个2004年，内地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4.4%，涨幅比上年提高 10.6%个百分点，其中商品住宅价格上涨15.2%。萧灼基并没有别墅,王建、李扬说此话时是2005年1月，不到半年，房价应声而落。
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
——厉以宁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樊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京城四少”之一)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第一，应将属于ZF或者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分发给中国的人民。这些股票大约价值每人4000元人民币。对于农村的家庭来说，这些钱相当于三年的收入。
第二，大型国有企业(比如银行、铁路、电讯、水利和采矿公司)应该尽快上市。尤其是那些拥有采矿权的公司上市时应该包含采矿权，并且地方ZF不应该把这些采矿权出让给新的公司。上市后，这些公司可能价值每人1500元人民币。这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家庭又一年的收入。
——谢国忠(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注：按照张、厉、樊、盛等人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即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削去7000多元，3000万出生于
1940-1950年代的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将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或者说，流进了私人腰包。而谢国忠将国有资产全民平分的做法全世界绝无先例，也不可能有。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海归论坛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张维迎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 我曾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中国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
——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
改革初始，只有权力没有市场……前半部分：权力创造市场……金融资本阶段在性质上是资本发展的最后阶段，只差一个国际化没有完成。至此中国体制转轨的任务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前半段──以权力创造市场；中国旧体制下积累的财富基本转移完毕，中央ZF直接能够控制的资源不多了……后半部分：权力退出市场；中国改革的前一半任务就算基本完成，应该开始后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
——杨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注：根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的2002年的一篇论文统计(1999～2001年)：党政机关一把手们每年从国库里盗走GDP的14.2% ～14.9%，9875亿—12570亿元之间，是我国4亿多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 ，是2002年全国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2640亿元的近4倍！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专家表示，普遍存在的严重腐败正成为中国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源头。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厉以宁
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张维迎
农民大转移很快就可以实现。日本明治维新和台湾地区的历史可以佐证。
——张五常
“十一五”期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有助于
激活潜力巨大的农村消费，有助于解决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问题。农村的消费空间相当大。我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在农村，而它的消费水平却远远低于城市的消费水平。从具体指标看，例如一些消费品等，农村还有相当大的消费空间。使穷人收入增加的速度高于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这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不应该有仇富心理。目前我国个税征收有很多漏洞，以至于一些富人并没有按章纳税。因此，我们要完善目前的征税体系，而不是说我们应该用征税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
——萧灼基
注：过去20多年年均经济增长9.5%的中国，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接近“社会动乱的边缘”。
中国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厉以宁
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我们往往感到爱莫能助，不是不愿意出钱，而是拿出钱来不知会落在谁的手里。
——张五常
注：事实上，中国目前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基本医疗保障，城乡困难群体没有制度化的社会救助，1.4亿老年人和6000多万残疾人以及亿万妇女儿童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
樊纲语录篇三
《北京遇上西雅图经典语录》
北京遇上西雅图经典语录
1、文佳佳（感受到胎动）：嘿，哥们儿，你好吗？我是你妈。
2、文佳佳：你去考那个鸟试吧，你当医生太帅了！
3、文佳佳：名牌这些都是有钱没心的！
4、我以前也是个美食编辑。你以为我职业小三儿啊。
5、Hey.I'mreadyforsomeheavenlylove.Hey——我准备好爱情从天而降了。
6、钱不是问题，是你不在我心里了。
7、我曾经一天看的病人比你一周看的病人还多。
8、我什么都没有，但我有包。我有的是包，我生日有包，圣诞节有包，情人节有包，三八节有包，我六一儿童节也有包……我TM只剩下包了。
9、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找个知冷知热知心的好男人疼你。
10、我要努力使自己变得强大，随时迎接从天而降的爱情。
11、努力让自己的肩膀更坚强，才有资格去见我爱的人，然后对他说，我准备好爱情从天而降了。
12、狗不是问题，奥巴马女儿对狗毛也过敏blablabla。
13、为什么你42岁想要再做医生？因为要找回我的人生。
14、如果我们都在彼此的心中，即便是死亡也不是分离。
15、我们离婚吧，因为你已经不在我心里了。爱情本身就是奢侈品……是可遇不可求的玩意儿。
16、男人钱多钱少不重要，找一个知冷知暖的才好。
17、为一个你爱的人生一个孩子，这是女人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18、你得负责把我带到一个能让我生孩子坐月子的地方，安全的啊。
19、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除了老钟―――起码他从来没有骗我说他要娶我。
20、也许他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21、吴秀波：你可以跟肚子里的宝宝说话。汤唯：哥们，你好吗？吴秀波：这是你妈，记住她的声音。汤唯：宝宝，你别搞错，这人可不是你爸！
22、汤唯：你的房子好大，有几层？多少平米，多少钱啊？吴秀波：两层，50万。汤唯：400万人民币！在北京也就能买二环两厕所吧！
23、（文佳佳在机场门口等Frank来接她，等了很久）
文佳佳：干脆把你的地址给我，让我举着牌子去接你得了。
24、文佳佳：什么叫雅房？
黄太：雅房就是不带卫生间的，带卫生间的叫套房。
文佳佳：没有卫生间还叫雅？
25、（文佳佳看不惯周逸的嚣张，问陈悦此人是谁）
文佳佳：唉这白发魔女什么来路啊？
26、（Frank帮文佳佳填表）
文佳佳：行啊你，英文不错，连后脑勺都会写。
27、（Frank买鱼刷卡）
文佳佳：八块五，小心别刷爆了。
28、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做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为了一个你爱的人生一个孩子，是女人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29、Aslongasweliveineachother'sheart,deathcan'tkeepusapart.只要我们住在对方心理，死亡就不是分离。
30、文佳佳：你去考那个鸟试吧，你当医生太帅了！
31、Aslongasweliveineachother'sheart,deathcan'tkeepusapart.只要我们住在对方心理，死亡就不是分离。
32、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做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为了一个你爱的人生一个孩子，是女人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33、男人钱多钱少不重要，找一个知冷知热疼你的。
34、我有的是包，我生日有包，圣诞节有包，情人节有包，三八节有包，我六一儿童节也有包……我TM只剩下包了。
35、努力让自己的肩膀更坚强，才有资格去见我爱的人，然后对他说，我准备好爱情从天而降了。
36、钱不是问题，是你不在我心里了。
37、我曾经一天看的病人比你一周看的病人还多。
38、我以前也是个美食编辑。你以为我职业小三儿啊。
39、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找个知冷知热知心的好男人疼你。
40、我要努力使自己变得强大，随时迎接从天而降的爱情。
41、文佳佳：名牌这些都是有钱没心的！
42、如果我们都在彼此的心中，即便是死亡也不是分离。
43、我们离婚吧，因为你已经不在我心里了。爱情本身就是奢侈品……是可遇不可求的玩意儿。
44、文佳佳：不到400万，北京二环里能买两厕所。
45、Hey.I'mreadyforsomeheavenlylove.Hey——我准备好爱情从天而降了。
46、文佳佳（感受到胎动）：嘿，哥们儿，你好吗？我是你妈。
龙永图、温铁军、李愫生经典语录
林毅夫、樊纲、时寒冰经典语录
陈光标经典语录
樊纲语录篇四
《网络盛传经济学家骇人语录大全》
网络盛传经济学家骇人语录大全近日,网上盛传一篇题为《中国经济学家骇人语录大全》 (以下简称《语录》 )的文章,文中 收录了如厉以宁, 张曙光, 张维迎等十七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言论, 他们不是在官方担任要职, 就是著名高校经济研究领军人物. 从收录的言论来看, 部分经济学家的一些说辞的确让人难 以理解,甚至引发争议,如厉以宁所称"房价涨得快是好事",张曙光认为的"腐败是改革的 成本"等.经记者核实,这些言论并非杜撰,此前亦有不少相关报道 牛人牛语" 集结 30 条"牛人牛语 牛人牛语 据统计, 《语录》中收录的 30 条言论中,涉及到社会分配及福利制度的有 8 条,谈到国企改 制的有 5 条, 关于房地产市场和腐败问题的则各有 4 条. 诸位经济学家的言论之所以被认为 "骇人",或者说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应,主要是因为有些言论立足点不是民生,忽略了老百姓 的利益需求. 如我国房价于 2003 年开始上涨, 其持续迅猛的涨速引起市场对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的争论,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就在 2005 年发表了"房价涨得快 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的看法;2005 年 1 月, 身为国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 常务副秘书长的王建称"今后 10 年, 中国的大城市, 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 3 倍;大胆地说,10 年房价要涨 5 倍以上". 而在房地产泡沫正开始破灭已成为普遍共识的当下, 对于这些经济学家的言论, 许多网民表 示不甚理解,有激进的网友甚至表示看了"就想骂人". 多数言论早有争议 事实上, 有些经济学家的言论在面世之初便已曾遭到质疑, 如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几年前称"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一说, 当时曾引起社会上对整个经济学家群体言 论立场的质疑和声讨;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刘伟的一句"1998 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 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1.35%",亦曾引得著名财经评论 员时寒冰"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能授予禽兽"的感慨.有网友对此忿忿道:"奇谈怪论可恕,但 打着经济学家的幌子,说经济结论却有背常识,决不可饶恕." 目前,这份《语录》在天涯,凯迪等论坛上广为流传,对于这份《语录》的看法,有位网友 的说法很是有代表性:"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在问题到来之前能比普通人先看到问题的,了 解问题的实质后,能够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以这几个最粗糙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所谓的经 济学家里有谁做到了吗?不要说提出方法, 连问题都没有能力看到, 从来没有为问题预警过. 除了放马后炮最厉害之外,没见有别的本事." 不过也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
遭到炮轰,如谢国忠就被网友称为"有良心"的学者,而郎咸平的 话也被认为是"可以看一看",因为"他的是对的". 中国经济学家骇人语录大全》 《中国经济学家骇人语录大全》节选 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樊纲(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 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 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 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厉以宁(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如果有机会向总理建言,我一定要说"三个不要轻言",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 泡沫,也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 ——萧灼基(北大经济学院教授) 保守地说,今后 10 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 3 倍;大胆 地说,10 年房价要涨 5 倍以上. ——王建(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常务副秘书长) 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 而改 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 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 改革要利用腐 败和贿赂, 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 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 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 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张曙光(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第一, 应将属于政府或者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分发给中国的人民. 这些股 票大约价值每人 4000 元人民币.对于农村的家庭来说,这些钱相当于三年的收入. 第二,大型国有企业(比如银行,铁路,电信,水利和采矿公司)应该尽快上市.尤其是那 些拥有采矿权的公司上市时应该包含采矿权, 并且地方政府不应该把这些采矿权出让给新 的公司.上市后,这些公司可能价值每人 1500 元人民币.这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家庭又一 年的收入. ——谢国忠(原大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 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 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 非常大. ——张维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我曾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 买下
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中国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 尽的贪污腐化. ——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改革初始,只有权力没有市场……前半部分:权力创造市场…… 金融资本阶段在性质上是资本发展的最后阶段, 只差一个国际化没有完成. 至此中国体制转 轨的任务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前半段——以权力创造市场;中国旧体制下积累的财富基本转 移完毕,中央政府直接能够控制的资源不多了……后半部分:权力退出市场;中国改革的前 一半任务就算基本完成,应该开始后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 ——杨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股市的历程犹如 18 世纪的英国股市一样,如果在没有信托责任的社会环境下,不如关 闭算了.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 们国家的失败.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会给中国 社会带来一个多么大的危害. ——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 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 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 产权就变成私 有了. ——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 而在于穷人太穷. 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 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不应该有仇富心理.目前我国个税征收有很多漏洞,以至于一些富人 并没有按章纳税.因此,我们要完善目前的征税体系,而不是说我们应该用征税的方式缩小 贫富差距. ——林毅夫(原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 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 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 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1.35%. ——刘伟(北大经济学院院长,"京城四少"之一) 治穷先治懒,治懒必须逼,逼民先逼官 ——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京城四少"之一) 把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找过来,这八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建一所学院,就建 在圆明园的遗址上面,形成一所联合大学!就叫做圆明园大学或叫八国联合大学.简称八国 联大. 王建国(北大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 MBA 与案例教学中心主任/光华管理学院,新加坡国 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樊纲语录篇五
《中国经济学家骇人听闻的语录大全》
第一、房地产 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如果有机会向总理建言，我一定要说“三个不要轻言”，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也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 ——萧灼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 ——王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常务副秘书长) 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第二、国有资产 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樊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京城四少”之一)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第三、腐败问题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
。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我曾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中国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 ——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 改革初始，只有权力没有市场……前半部分：权力创造市场……金融资本阶段在性质上是资本发展的最后阶段，只差一个国际化没有完成。至此中国体制转轨的任务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前半段──以权力创造市场；中国旧体制下积累的财富基本转移完毕，中央政府直接能够控制的资源不多了……后半部分：权力退出市场；中国改革的前一半任务就算基本完成，应该开始后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 ——杨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第四、贫富差距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农民大转移很快就可以实现。日本明治维新和台湾地区的历史可以佐证。 ——张五常 (香港大学教授) 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
——萧灼基（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我们往往感到爱莫能助，不是不愿意出钱，而是拿出钱来不知会落在谁的手里。 ——张五常 (香港大学教授)第五、股票市场 中国股市健康吗？中国股市很健康，早晚冲上三千点。 ——厉以宁 我不相信股市会永远低迷，上半年不涨，下半年也会涨，今年不涨，明年也会涨。 ——萧灼基 中国股市的历程犹如18世纪的英国股市一样，如果在没有信托责任的社会环境下，不如关闭算了。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事实上，股指2005年1月份很不幸地跌到了1200点下，考虑03/04年的大盘股上市，实际跌破700点。 第六、经济学与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应为谁说话？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商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舆论环境。前两种环境越来越好，而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在这个网络时代，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 ——张维迎 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力，不做风派；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 ——厉以宁 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多么大的危害。 ——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讲座教授) 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樊纲第七、教育及医疗 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比如，让穷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不起。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第八 、人民币升值及其他 不管外汇储备的多或少，只要经济搞得头头是道，外汇储备是可有可无的。有谁提及美国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只有像香港、台湾那样的小经济，或那些不成气候的大经济，才要论什么外汇储备的。要记住，一个经济搞得强劲，自己发行的
钞票就是储备；搞得一塌糊涂，什么储备也保不了。关于金融方面，应该是不需要数学的，这是制度的问题。制度跟数学没有关系。你看看香港起飞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那时银行家、金融家满街都是，没一个懂得数学的。 ——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 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 ——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京城四少”之一) 治穷先治懒、治懒必须逼、逼民先逼官。 ——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京城四少”之一) 把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找过来，这八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建一所学院，就建在圆明园的遗址上面，形成一所联合大学！就叫做圆明园大学或叫八国联合大学。简称八国联大。 ——王建国(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刘建江教授整理，转发之时有所删改）
樊纲语录篇六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经典语录》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经典语录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 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 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 [font=黑体][/font]如果有机会向总理建言，我一定要说“三个不要轻言” ，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 产泡沫，也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萧灼 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保守地说，今后 10 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 3 倍；大胆 地说，10 年房价要涨 5 倍以上。——王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 常务副秘书长)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注：欧美的百姓用收入的 30%购买房产，中国百姓却要付出 70%。整个 2004 年，内地商品 房平均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14.4%，涨幅比上年提高 10.6%个百分点，其中商品住宅价格上涨 15.2%。萧灼基并没有别墅,王建、李扬说此话时是 2005 年 1 月，不到半年，房价应声而落。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 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 ，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 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 3000 万老工人。8 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 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 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应该 用就业促进就业， 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 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 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 ——厉以宁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 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 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 管理层收购国企， 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 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 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 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网络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樊 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京城四少”之一)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 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 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
卖给有钱人， 产权就变成私 有了。——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第一， 应将属于政府或者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分发给中国的人民。 这些股票 大约价值每人 4000 元人民币。对于农村的家庭来说，这些钱相当于三年的收入。 第二，大 型国有企业(比如银行、铁路、电讯、水利和采矿公司)应该尽快上市。尤其是那些拥有采矿 权的公司上市时应该包含采矿权， 并且地方政府不应该把这些采矿权出让给新的公司。 上市 后，这些公司可能价值每人 1500 元人民币。这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家庭又一年的收入。—— 谢国忠(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注：按照张、厉、樊、盛等人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和“社 、 、 、 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 ，20 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即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 人至少被剥削去 7000 多元，3000 万出生于 1940-1950 年代的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将近 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或者说，流进了私人腰包。而谢国忠将国有资产全民平分的 做法全世界绝无先例， 也不可能有。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 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 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 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 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 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 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 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张曙光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 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 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 非常大。——张维迎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 我曾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 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中国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 不尽的贪污腐化。——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改革初始， 只有权力没有市场……前半部分： 权力创造市场……金融资本阶段在性质上是资 本发展的最后阶段， 只差一个国际化没有完成。 至此中国体制转轨的任务可以说基本上完成 了前半段──以权力创造市场； 中国旧体制下积累的财富基本转移完毕， 中央政府直接能够 控制的资源不多了……后半部分：
权力退出市场；中国改革的前一半任务就算基本完成，应 该开始后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杨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研究员)注：根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的 2002 年的一篇论文统计(1999～2001 年)： 党政机关一把手们每年从国库里盗走 GDP 的 14.2%～14.9%，9875 亿—12570 亿元之间，是 我国 4 亿多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02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2476 元) ，是 2002 年全国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 2640 亿元的近 4 倍！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 专家表示，普遍存在的严重腐败正成为中国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源头。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 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 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 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 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 中产阶级。——厉以宁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张维迎农民大转移很快就可以实现。日本明治维新和台湾地区的历史可以佐证。——张五常“十一五”期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有助于激活潜力巨大的农村消费，有助于 解决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问题。农村的消费空间相当大。我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在农村，而 它的消费水平却远远低于城市的消费水平。从具体指标看，例如一些消费品等，农村还有相 当大的消费空间。 使穷人收入增加的速度高于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 这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 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 穷人太穷。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不应该有仇富心理。目前我国个 税征收有很多漏洞，以至于一些富人并没有按章纳税。因此，我们要完善目前的征税体系， 而不是说我们应该用征税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萧灼基注：过去 20 多年年均经济增长 9.5%的中国，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 0.45(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 是 0.4)，接近“社会动乱的边缘” 。中国
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 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厉以宁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 我们往往感到爱莫能助， 不是不愿意出钱， 而是拿出钱来不知会落在谁的手里。——张五常 注：事实上，中国目前 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基本 医疗保障， 城乡困难群体没有制度化的社会救助， 亿老年人和 6000 多万残疾人以及亿万 1.4 妇女儿童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中国股市健康吗？中国股市很健康，早晚冲上三千点。—— 厉以宁我不相信股市会永远低迷，上半年不涨，下半年也会涨，今年不涨，明年也会涨。——萧灼 基中国股市的历程犹如 18 世纪的英国股市一样，如果在没有信托责任的社会环境下，不如关 闭算了。——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注：事实上，股指 2005 年 1 月份很不幸地跌到了 1200 点下，考虑 03/04 年的大盘股上市， 实际跌破 700 点。经济学家应为谁说话？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商业环境、 政治环境以及舆论环境。 前两种环境 越来越好，而舆论环境已经到了 1992 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 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 在这个网络时代，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 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 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张维迎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 一个是上面的压力， 不做风派； 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 ——厉以宁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 们国家的失败。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会给中国 社会带来一个多么大的危害。——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讲座教授)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樊纲注：有人把中国经济学家分十类：决策圈经济学人、 “议会”经济学人、方案经济学人、讲 坛经济学人、课题经济学人、绿卡经济学人、公司经济学人、民间经济学人、诸侯经济学人、 报章经济学人。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 一个真正好 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 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比如，让穷人一年 出 4000 元，他也出不起。——张维迎注：从上世纪 90 年代医疗产业化后，中国医院收费以每年 2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高于 同期居民收入
增加速度 4 倍以上。中国消费者协会 2003 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指出，中国大概 有 50%的人生了病不敢去医院，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药品价格过高。而根据官方统计，中国 10 年教育乱收费已达 2000 亿元人民币！其他不管外汇储备的多或少，只要经济搞得头头是道，外汇储备是可有可无的。有谁提及美国的 外汇储备是多少？只有像香港、台湾那样的小经济，或那些不成气候的大经济，才要论什么 外汇储备的。要记住，一个经济搞得强劲，自己发行的钞票就是储备；搞得一塌糊涂，什么 储备也保不了。关于金融方面，应该是不需要数学的，这是制度的问题。制度跟数学没有关 系。你看看香港起飞的时候，20 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那时银行家、金融家满街都是，没一 个懂得数学的。 ——张五常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 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 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 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1.35%。——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京城四少”之 一)治穷先治懒、治懒必须逼、逼民先逼官。——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 “京城四少” 之一)把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找过来，这八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建一所学院，就建 在圆明园的遗址上面，形成一所联合大学！就叫做圆明园大学或叫八国联合大学。简称八国 联大。——王建国(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国际 MBA 与案例教学中心 主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樊纲语录篇七
《樊纲：还要多少年才能抵达河对岸？》
河是要过的，怎么过不知道，于是要摸石头。要不要说清楚这个河是什么，不一定。为了某种原因不一定说清楚，但是我知道我要到一个彼岸去„„
彼岸已知
河是要过的，怎么过不知道，于是要摸石头。要不要说清楚这个河是什么，不一定。为了某种原因不一定说清楚，但是我知道我要到一个彼岸去。
如果说，过去的一些说法都是过渡性的，那么，30年之后的今天至少要明确，我们就是要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基本的制度规则。
一般制度由哪些构成？ 一般说法是一个激励机制，一个约束机制，然后一套规则。制度是什么？它是一套约束人们行为、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的一套行为方式的规则。有什么制度？正式的制度，有文字、需要强制执行的制度，还有非正式的，通过文化等等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行为约束等等。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改革，出现了历史上没有过的现象：人们是要从一个已经存在的计划经济向另一个已经存在了的制度——市场经济变迁。这时的制度变革是一个目标已知的变革——市场经济对人们来说是已知的。由此产生了转轨经济学。
当时的苏联东欧很明确，就是300天、500天我要回到欧洲去 （现在东欧用的词也是要回到欧洲去），就是要把自己的制度变成欧洲、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欧美的经济顾问们都到苏联东欧去给他们出了各种方案，300天、500天转轨，目标非常明确，这儿一个轨，那儿一个轨，你转过去。
起初，中国知道不知道改革的目标呢？一般的说法是，中国不知道。如果中国不知道这个目标，那么中国的问题就不是一个转轨问题，而是制度变迁问题。
仔细想想，我们知道不知道。改革初期，经济学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工夫研究体制改革目标的问题，研究到最后，都是做了很大的妥协。从官方文件看，最早的转轨目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提出，当时的正式提法是向“计划经济与商品要素相结合”，大概这么一个目标转轨。但把这三十年的全过程仔细想一想，哪一步改革，包括领导人，包括学者，不是要把香港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欧洲怎么搞的拿来借鉴？然后，你一定不可能一步实现这个东西，你就做很多妥协、很多变动。但是你每一步都在参照，下一步又出了问题了（转轨的过程如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会出现很多中间形式，中间形式每一步往前走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每遇到新的问题又是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参照。
每一次学者研究的时候，领导人前三个问题里面其中一个问题一定是：别人怎么搞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搞的？国际规则是什么？你一下子实现不了，就说明你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转轨，但是转轨的每一步它的目标其实是有意识无意识的存在。你的参照系是存在的，是已知的。你的信息可能不一定完全，但你多少是知道一些的。
然后再想想经典的语录“摸着石头过河”。河是要过的，怎么过不知道，于是要摸石头，但过河这件事是明确的。要不要说清楚这个河是什么，不一定。为了某种原因不一定说清楚，
但是我知道我要到一个彼岸去。我知道我的体制不行，我看到世界上另一种体制的效率比我好，我要向它学，要向那个彼岸过去，这一点其实是知道的。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过河实际上已经是说明了目标是已知的，只是路径不知道。
如果说，过去的一些说法都是过渡性的，那么，30年之后的今天至少要明确，我们就是要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基本的制度规则。
我们可以有我们的中国特色，有过去的文化、历史，有中国特殊的关于制度的一些文化、概念，我们在历史长河当中会保留下来，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本制度（产权关系、法制、政治上的制衡和利益集团的参与）。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但是基本的制度要素必须要有——既然要转轨，就要真正在一些基本的制度问题上实现这个转轨。
在既得利益的约束下改革
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就是中国经验。改革最重要是增量，只要开始增量，开始出现新体制，一定会逐步代替旧体制，最重要不是怎么改旧的东西，而是赶紧发展新体制。
补偿确实能够消除一部分利益冲突，会减少一部分利益的阻力，但有一些利益冲突是无法通过补偿来消除的。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不是时间快慢问题，而是对待既得利益的不同方法。就建立新体制而言，激进改革不一定就快。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当中，中间的任何一种制度形式都是不协调、不稳定的，你会发现人人对它都不满意。只要新的利益集团不构成大多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在政治上就一定是必然的。
明确了这三十年是一个转轨过程，假定知道起点、知道转向何处，需要研究的就是过程了。可以发现，转轨通常遇到两类问题，第一类是不愿意改，或者改不动；第二类是不会改，一改就乱了，不知道怎么改。用经济学语言说，转轨过程，实际是在旧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的约束和信息不完全的约束下向着一个已知的制度变迁的过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受两方面条件约束。一方面是旧体制的约束，旧体制怎么约束呢？通过旧体制形成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形成阻力。第二方面，每走一步都把别人的东西拿来看看，各种制度之间的关系，人们知识不足，必然产生一些混乱，这就是信息不完全的约束。
现在，通常说“解放思想”——既定意识形态阻碍了改革，要改革就要解放思想，这是大家三十年来一直说的话。
意识形态在制度经济学里是一个相对独立、但对制度有决定影响的因素。诺斯等人分析，意识形态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它可以使人们计算自己利益时更加无私，为新的制度而奋斗。为新的制度奋斗的革命者、创新者，更少考虑自己物质的利益，他想得更多的是原则、正义、道德，是社会的公正——因为制度是公共品，它不是私人消费，它是全社会的人都要消费的。
但是中国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强的国家，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从来没有过宗教统治，从来没有因为宗教而发起战争。在中国，严格说来，要用意识形态的阻碍来说明改革
阻力，其实不是很有说服力，不如苏联、东欧有说服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苏联长期不能搞经济改革，因为政治上它没有一个说法，经济上动不了。中国没关系，原则放在那儿，该干什么我可以变通，解放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变通过程。
对于中国，更重要的问题是：旧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成为了新制度产生和发展的阻力和障碍。制度就是一套利益分配的方法，改了这个制度就是改了利益分配格局。制度转轨的根本内容是改变人们的利益关系，调整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有利益集团受损失，有利益集团获利，所以我们会看到支持改革的集团和反对改革的集团。
改革是一个非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就是使至少一个人受益，而没有人受损。改革不可能没有人受损，因此不可能是帕累托改进（很多人把这个概念搞混了）。过去三十年的问题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非帕累托改进，是利益集团直接冲突的过程，不能靠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实现帕累托改进。因此，改革当中充满了冲突，有时候还充满了一些强制。
经济学历来有一个补偿理论。受益的人给受损的人一点补偿，从改革红利中、从转轨的效率改进所获得的新的利益当中拿出一部分补给那些利益受损的人不就好了吗？我们历史上也确实用了很多补偿的办法，比如价格改革时出现的“副食补助”，比如对下岗工人的补偿。
补偿确实能够消除一部分利益冲突，会减少一部分利益的阻力，但是解决不了全部的问题。有一些利益冲突是无法通过补偿来消除的：第一，特权阶层无法补偿。假如你过去属于特权阶层，改革后，你的绝对收入可能没有改变，甚至可能还提高了，但是相对收入下降了，你的社会感受低了，这无法补偿。
第二，如果补偿就是等于旧体制恢复的话，这个也没有办法补偿。比如说过去只拿钱不干活，现在，还是同样的不干活，也补那么多钱，相当于体制没有变，但不干活钱一定会少下去，这时候收益相对少了，他一定是痛苦得多，这个阻力也消除不了。
第三，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是补偿不了的。比如意识形态改变了，他所信仰的一些东西在现实中变化了，这种精神上的东西无法用物质来补偿。
还有，比如说改革红利，改革的利益往往不是短期能够获得的，短期内改革往往只是付出成本。最初改革的时候会有些混乱，出现巨大的成本，经济甚至都可能下滑。苏联东欧更是这样，它最初几年经历的是整个经济的下滑、衰退、人的收入下降等等。改革的收益往往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真正体现出来。这时候就会出现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冲突的问题，这时候没有办法补偿，你没有办法用未来收益补偿现在。
当年曾讨论过改革贷款问题。一个国家改革能够从国际上获得贷款，先贷款发着工资，保证现在的利益，将来有了改革红利以后再还这个贷款。当时论证世界银行要给改革国家贷款，但是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靠贷款来解决问题。因此，短期利益带来很大的改革阻碍，这无法消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老年人容易保守、容易反对改革，而年轻人支持改革——年轻人看得见未来改革红利，老年人可能看不见了。
北大一位学者姚洋正在写一本书，要解释中国为什么改革能够成功。他用奥尔森的一个概念，有一种政府叫“中性政府”，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工作，而是为了全民的利益工作。现实当中任何政府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在里面，包括要当选、要长期执政，更私人化的话，要加上自己的亲戚朋友和个人利益在里面。他解释，如果中性政府存在，可以更容易地实现变革，更容易以全民的利益为目标而实现体制转轨。
和其他国家比较，真正的问题不是改革中的政府是否“中性”，而是政府是否能够克服一些短期利益，保证长期利益的目标，政客或政治家们有任期，一种政治体制如果能够使他们克服短期的眼光，追求一些长远的利益，这样就可以克服转轨过程当中的一些阻力，能够使这个制度更少一些短期的扭曲，不使因为短期的利益而阻碍了长期的发展。转轨的初期，往往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去追求一个长远的利益，是否形成一种机制或者一种政治制度，使得这种长期利益得以最大化。
从利益关系的处理上，对付改革的阻力有两种方法，激进的改革和渐进的改革，这是一个方法问题，不是时间快慢问题。激进的改革，基本的方法就是不顾既得利益的存在，强制地推行（也许给一点补偿），尽管社会要发生冲突，尽管很多人不满，但是也要推进这个改革。而渐进的改革不是一下子转轨，而是搞逐步的并轨，搞一些中间形态适当照顾既得利益，使既得利益不是一下子消除，而是逐步的转轨。后者就是中国典型的转轨方式。
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就是中国经验。最早是价格双轨制，保留原有的老价格，新开自由市场一轨，新量按市场供求，老的买那个量还是凭本、票。也就是增量改革，存量让它在旧体制的过程中逐步消亡，让它保留旧体制，用一代人的过程或者一定时间让它逐步消亡，增量开始形成新体制。
改革最重要是增量，只要开始增量，开始出现新体制，一定会逐步代替旧体制，最重要不是怎么改旧的东西，而是赶紧发展新体制，赶紧发展新的要素。新的体制，新的要素一开始都很小，但是只要它优越，它就会长大起来。改革最重要的不是旧体制的毁灭，旧体制毁灭一个晚上就可以实现，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是新体制的建立。
对中国来讲，渐进式的办法，增量改革的办法，除了每个体制的改革都是增量，还在区域方面有增量改革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特区，这些先行先试的地区，在区域上形成了一种增量，使旧的体制逐步得以突破。
渐进的体制改革，会形成中间过渡形式，它的改革过程会相当长。但如果说时间长短的话，激进改革不一定就短——尽管打破旧体制的速度比较快，但是新体制建立的过程仍然会很长。任何一个新体制的建立都是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有一种中间形式，都会出现一个问题：改革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出现新的利益集团，它们会阻碍改革的推进？
最典型是所谓腐败问题，在每一个双轨制当中，都有许多人获利，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各种中间形式下，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形下，旧体制没有打破，就有各种腐败的问题出现。这当中出现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否会成为改革的阻力？这是这三十年来大家不断在问、不断在讨论、不断在批判的问题。
首先要认定，每一个制度变迁转轨的阶段、每一种中间形态的制度，都会形成一些新的
利益集团。但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思考是：首先，目标制度优于原有制度；其次，如科尔奈所说，计划经济是一种自我稳定、自我协调的机制，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自我稳定、自我协调的机制，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当中，中间的任何一种制度形式都是不协调、不稳定的，你会发现人人对它都不满意。
我提出一个概念，叫作“改革焦虑症”。海归们、国际顾问们会说，转轨过程中形成的制度有这个缺陷那个缺陷，不符合教科书上的定义。从旧体制里过来的人则认为，新体制又打破了我的利益，我不满意。至于多数人，即使成为当时的既得利益者，也会认为，如果这个再改了，我的利益现在是过渡性、暂时性的，怎么都得再改改，把利益稳定住，这样最好。
谁对它都不满意，它无法达到一个均衡的稳定状态，因此，它一定会继续再变下去。这样，新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定不会是多数性的利益集团。而且，旧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时候不会跟新的既得利益集团联合起来阻碍改革了，它们反倒会跟那些继续想改革这个制度的利益集团联合起来，反对新体制下形成的利益集团。只要新的利益集团不构成大多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在政治上就一定是必然的。
目标比起点优越，意味着改革不会向原点逆转，它会继续往前变。尽管中间可能出现一些反复，但是人们知道退回去不是办法，因此，大家都对现在的制度不满意，都在批判现在的制度，但批判来批判去，争议来争议去，最后还得是往前走，继续朝河对岸走。
腐败问题、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低收入群体扩大问题等等，现在很多问题还是发展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扩大，使新左派的力量相对来说更强一点。自由派、左派，大家都从各个角度在批判这个制度，左派不是某些人的，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思潮，反映了当前这种制度过渡期间的状态，这值得尊重。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大家都从各个角度进行批判，但是仔细想想，即使最保守的左派、最保守的群体它都不会再提出来退回去，因为大家都知道退回去不是办法。
因此，从改革的动态分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即使出现，转轨过程仍然会继续。只要我们假定，第一，目标制度比原制度优越；第二，中间型的、过渡的制度都是不稳定的制度。
经济与政治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往往也是最初的阶段，私人品比较多，越往后发展，公共品越多，政治也越来越重要，这就是我们这三十年经历的过程。
宗教原则、意识形态对前苏联的约束更大一点，必须先把政治、宪法上的那些词改了以后，经济上才能改。我们也改了一些，但是我们可以不全改，可以先目标不是很明确地往前走。
公共品越多，一定有更多利益集团的参与和更多的制衡。公共财政越来越大，政府掌握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大，反腐败的问题、利益制衡的问题越来越重要。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政治不过是经济活动的一个延伸——除了意识形态、原则、理念、道义这些因素之外，政治就是分配公共品的一个机制。整个经济分成两种物品，一种私人物
樊纲语录篇八
《新闻解读》
樊纲语录篇九
《樊纲：改革三十年——转轨经济学的思考》
樊纲：改革三十年——转轨经济学的思考
主持人：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院长 王方华教授
时间：6月12日（周四）上午9:00
演讲人简介：樊纲教授是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兼任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专著8部。樊纲教授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专业。1982年毕业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时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2年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年至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5年至今任现职。2004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2005年9月，樊纲被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与《观点》杂志评选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经济学，离不开管理学。
今天我们还是稍微讲一点理论，几年年我跟废纺与教授在院的支持下成立一个管理经济学中心，我也有一点责任讲一下转轨经济学的问题。今年年底，正式是改革三十年。大家都在做各种各样的研究来回顾、纪念、分析这三十年的历程。
个人最近也写了一点东西，也许有些东西体现在我一会讲的过程当中。力图用转轨经济学的方法、观点来分析、理解我们三十年。也许对今后三十年进一步发展改革有点益处。对于诸位也许不是直接做这方面的理论工作，政策工作，但是理解市场发展的进程，理解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都是有好处吧。诸位可能现在关心现实的问题跟这些问题不太一样，但实际你仔细想想后面我们所讲的问题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首先讲讲到底什么是转轨经济学？为什么我们分析这三十年，还要用这么一个方法来分析？有没有转轨经济学？存在不存在这样一个学科？有没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方法？研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纯理论较真的问题，实际是对我们转轨过程的一个理解。
大家都知道，经济学有一个大的分支是制度经济学。它相对的独立于微观、宏观等等这些市场均衡的分析。它是市场分析的基础，是在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前沿里面讲，我们描述怎么样一个制度，教科书后面说的是，我们后面分析的东西都是在这样一种制度条件下，通常西方教科书是在私有制的经济条件下市场怎么运行、价格怎么决定，均衡怎么变动等等。 制度经济学又有几个分支，有几个不同的理论方面。第一，一般的制度经济学，它研究制度本身，任何一个经济制度，制度的各种要素，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制度产出的效果，一种制度可能达到的效果，也就是它研究一个A或者研究一个B，不管是哪个制度它反正研究制度的一般制度都有哪些构成，一般说法是一个激励机制，一个约束机制，然后一套规则。制度是什么？它是一套约束人们行为，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的一套行为方式的规则。当然这里面，制度有什么制度？正式的制度，有文字的，需要有强制的制度，非正式的，通过文化等等体现出来为正式的行为方式、行为约束等等大家都可以讨论，这是一般的制度理论。 如果有两种制度，一种A一种B，比较这两种制度有哪些差异，不见得是优劣，就叫比较制度经济学。这是早期在计划经济存在的时候，西方三十年代开始发展就有一套理论叫比较经济学。比较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它们之间的差异。当时教课书一般都不最后确定，谁优谁劣，只是说它们运行机制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这个结果，为什么那个结果，就叫比较经济学。
我们通常做制度研究当中，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比较经济学研究。你仔细看看，很多关于制度的论文、关于改革的论文，一上来很大一篇比较，为什么计划制度不好，为什么市场制度好，为什么这个制度有缺陷，我们要变成那个制度。它是在设定转轨制度的目标函数，但这当中它在进行比较经济学研究，A和B两者差异在什么地方？最后有一个比较，就是B优于A，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作出一个结论，我们要向市场经济转轨，很多论文通常都是这么一个分析方法，特别是早期的论文。严格说来，只要比较两种制度就叫做比较经济学，不叫过渡经济学，转轨经济学。
还有一种理论就是一般的制度变迁理论，转轨制度经济学里面原来有一套理论讲制度变迁。现在又有了叫转轨经济学，这两个东西差异在什么地方？都是从一个制度变到另一个制度，它们的差别在哪？我们回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者，通过历史数据，通过经济学基本方法，人们的理性选择，它实现了制度的变迁。那些理论分析的是人们在不自觉的过程当中自觉的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但是不自觉的形成了一种新的制度。它研究的是中世纪从原来的小农经济或者是封建经济逐步的，由于新技术的出现，人们为了捕捉新的盈利机会，主要是新技术、新大陆这两个，大家形成了新的制度，是大家不存在明确目标的制度变化的过程，它几百年的过程当中，今天发明一个小制度安排，明天发生那个制度的安排，逐步逐步过了几百年，从文艺复兴开始经过几百年的时间，逐步形成了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制度，到了18世纪、19世纪。它目标属于未知的过程。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解体以后，转轨经济学才出现，转轨这个词出现不是因为中国改革，是因为苏联东欧改革，出现了这个词。这时候改革出现一个新的现象，历史上没有出现的一个现象。人们是要从一个已经存在的计划经济向另一个已经存在了的，至少在别人那里存在过，或者在历史上存在过的一种制度变迁，就是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对人们来说不是未知的，它是一个已知的目标。中国不明确，苏联东欧很明确，当时就是300天、500天我要回到欧洲去，现在东盟用的词也是要回到欧洲去，就是要把自己的制度变成欧洲、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
欧美的这些经济顾问们都到苏联东欧去给他们出了各种方案，300天、500天转轨道，它非常明确，这儿一个轨，那儿一个轨，你转过去。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比较历史上的制度变迁，它的特点是已知的过程，要转轨的目标是已知的，不是未知的。是A向B转轨，但是B以前是未知的。当初的社会主义革命实现计划经济都是实现一个未知的东西，中国可以说是已知的，我们学的苏联，但对苏联来讲，当时是未知的，当时已知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上的一个蓝图，落实到实践当中不知道怎么做，也是一个未知的体制，它是一种革命性的，是未知制度变迁的过程。到了20世纪末这个过程是一个已知的过程，制度目标是清楚的，是知道的。
这时候，我们中国知道不知道呢？一般的说法，中国不知道，如果中国不知道这个目标的话，中国的问题就不是一个转轨问题，中国问题就是一个制度变迁的问题。我们想想，我们知道不知道。改革初期经济学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工夫研究体制改革目标的问题。研究到最后都是做了很大的妥协，从官方开始的文件最早的转轨目标，如果今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话，当时正式提法是向一个计划经济以商品要素相结合，大概这么一个目标转轨。但你仔细想想，你不要光想一开始，你把这全过程想想。把这三十年的过程想想，哪一步改革包括领导人，包括学者，不是要把西方人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怎么做，他们这个法是怎么定的。香港是怎么搞的，台湾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怎么搞、欧洲怎么搞拿来借鉴借鉴。然后，你一定不可能一步实现这个东西，你就做很多的妥协，做很多的变故。但是你每一步都在参照一块，下一步又出了问题了，这不转轨嘛，一会我要讲转轨的过程如果是一渐进的过程，它中间会出现很多中间形式，中间形式每一步往前走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每遇到新的问题又是把别人东西拿来照照，每一次学者研究的时候，领导人前三个问题里面
其中一个问题一定是别人怎么搞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搞的？国际规则是什么？你一下子实现不，就说明你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转轨，但是转轨的每一步它的目标模式，它的目标其实是有意识无意识的存在。你的参照系是存在的，你是已知的。后面还要讲，你的信息可能不一定完全的完全，但你多少是知道。
然后再想想著名经典的语录，摸着石头过河，过河是要过的，怎么过不知道，于是要摸石头，但是过河这件事实际是明确的，要不要说清楚这个河是什么，不一定。为了某种原因不一定说清楚，但是我知道我要到一个彼岸去。我知道我的体制不行，我看到世界上另一种体制它的效率比我好，我要向它学，要向那个彼岸过去，这一点其实是知道，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过河实际上已经是说明了目标是已知的，路径不知道。因此，转轨经济学也不研究A了，理论上也不研究B，A和B的比较模式，这是比较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假定中国是比较经济学，我们不断进行比较经济学研究，实际我们两套理论都在发展，但对于苏联东欧来讲，比较经济学已经不做了，它们一开始上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至少前300天500天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它不研究A和B，它研究A和B中间箭头里面的问题，因为转轨经济学特殊的问题就是箭头当中的问题，其他那些都属于比较经济学问题，一般制度说比较经济学问题。
转轨经济学存在不存在大家可以讨论，它的特殊问题是有的，就是一个已知目标的，向一个现实当中已经存在的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件特殊的事，它不是研究以前未知目标的过程，而是研究已知目标的过程，研究这个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转轨经济学特殊的定义，特殊的边界，它特殊学科的内涵。当然我们可以继续讨论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之所以对现在不仅是一个学术较真的问题，它是一个在理论和政策上，在现实当中有意义的问题就在于实际上，至少到30年以后我们要明确，我们就是要向市场经济转轨。过去的一些说法都是过渡性的说法，但是我们要想建立这个制度，这些制度的基本特征，要向市场经济基本的制度规则，我们必须建立。我们可以有我们的中国特色，我们有过去的文化、历史，可以有中国特殊的关于制度的一些文化、概念，我们在历史长河当中会保留下来，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本制度，产权关系、法制、政治上的制衡和利益集团的参与。你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但是基本制度要素，你要想有那个市场经济的效果，你一定要有市场经济那些基本的制度要素。研究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学科定义问题，我们既然要转轨，就要真正在一些基本的制度问题上实现这个转轨。
下面，我们就进一步研究三十年转轨的过程。我们假定向什么转知道的，假定起点是知道的，就中间这些问题了。中间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发现通常遇到两类问题，第一类是改不动，有些不愿意改，或者改不动。这就是很大阻力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不会改，一改就乱了，不知道怎么改，这是经济学意义上转轨遇到的两大问题，第一类是利益障碍问题；第二类是知识和信息的问题，有关制度的制度，知识和信息的问题，我看来转轨经济学既然别的都知道了，着重研究的就是这两方面问题带来的，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利益，特别是既得利益。转轨过程实际是在旧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的约束性和信息不完全条件的约束下向着一个已知的制度变迁的过程。这是转轨经济学特定的问题。我要朝着已知的目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受两方面条件约束，一方面是旧体制的约束，旧体制怎么约束呢？通过旧体制形成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这样形成阻力的约束。第二方面，人们的知识信息不完全，每走一步都把别人的东西拿来看看，信息不完全的约束，各种制度之间的关系，人们知识不足，必然产生一些混乱等等。大概是这两大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的问题就是约束。现在，通常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自然的说法——解放思想。约束是意识形态的约束，我们要打破这些约束，要加快改革就是解放思想，这是大家几十年来一直说的话。我完全不否定解放思想的意义，但是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解放思想也是一个使信息更加完全的问题，它跟我后面讲的问题是一致的。制度经济学本来就对意识形态
给予很高的重，意识形态在制度经济学里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但是是对制度决定的因素。这在诺斯等人分析的角度是意识形态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它可以使人们在自己利益的计算当中更加无私的奉献，为新的制度而奋斗。他为新的制度奋斗的革命者、制度的创新者，他更少考虑自己物质的利益，他想更多是原则，正义、道德，更想为社会的公正，因为制度是公共品，它不是一个人消费，不是私人消费，它是社会大家要消费的，意识形态使人们为新制度而奋斗。
但是中国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强的国家，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从来没有过宗教统治，从来没有因为宗教而战争。理论上说，中国人可以是不说没原则吧，可以挂羊头卖狗肉，原则讲，中国人不太在于原则，意识形态这些东西，为宗教而战啊，这些好像不是我们的传统。有次在乌克兰访问，参观一个教堂，陪同参观的那个学生问我，说你们信什么教啊？我说我们什么都不信，你什么都不信啊？就是没有原则啊？这反应我们中国的现实，我们不是很讲意识形态化的一个民族。在中国，严格说来要用意识形态的阻碍说明改革的阻碍的话，其实不是很有说服力。还不如苏联、东欧有说服力。苏联东欧之所以多年辈人占领，因为它总要得有一个什么原则，议会上讨论600年没有成立一个军队，结果使它被占领了700年，这是意识形态的障碍，这是宗教原则对它的障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苏联长期不能搞经济改革，因为政治上它没有一个说法，经济上动不了。中国没关系，中国原则放在那，该干什么我可以变通，解放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变通过程。
严格说来，中国不能用意识形态来解释，意识形态多数情况下面是人们为了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一种方便的说法。我不否认有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在咱们物欲横流的社会当中，一个历史阶段当中，对真正捍卫自己原则的人，我们真是要给予崇高的敬意，尽管他的原则我们不同意，那是很高尚的人，为了原则而奋斗。多数情况下面，我们很多原则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我不否定意识形态作用，经济学角度分析，那种原则对他是一种精神追求和享受的话，从经济学幸福和痛苦的关系上面最基本的概念上，我们可以转化成它也是一种既得利益，也是一种利益。经济学基本方法分析，更重要的问题是：旧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构成了新制度发展的一种障碍，一种阻力。因为改革会触动既得利益。改革改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就是一种利益分配的方法，改了这个制度就是改了利益分配格局。改革制度转轨的根本的内容是改变人们的利益关系，调整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有的利益集团受损失，有的利益集团获利，这就是我们会看到支持改革的集团和反对改革的集团，问题很复杂，我在91年的时候就写篇东西论证这件事情。改革是一个非帕累托改变。帕累托改进，大家都知道经济学一个基本方法研究帕累托改进，这种改进使至少一个人受益，而没有人受损失。改革的基本问题是不可能没有人受损，因此改革的问题不是帕累托改进的问题，很多人把这概念搞混了。其实经济学里面也有一些问题不是帕累托改进，比如反垄断问题，反垄断是多数人受益了，但是垄断者一个人受损失了，改进是只有人受益没有人受损的情况叫做改进，
因为经济学没法比较人们的效应，有一个人受损失，你不知道社会整体是不是有了改进。 我们过去三十年问题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非帕累托改进的问题，是需要利益集团直接的冲突，是直接利益冲突的过程，不能靠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实现帕累托改进，只好靠一些其他的。因此，改革当中充满了冲突，改革当中有时候还充满了一些强制。有一些集团要受益，有些集团不能受益等等。
经济学历来有一个理论就是补偿理论。受益的人我给受损的人一点补偿，我从改革红利中，从转轨的效率改进所获得的新的利益当中拿出一部分补给那些利益受损的人不就好了吗？我们历史上也确实用了很多补偿的办法。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记得前几年政府给我的工资条上海有一块叫“副补”，北京叫副食补贴，好几年前还存在过，八几年九几年价格改革当中过来的补贴，现在通常也是补贴，下岗的时候给个补偿啊，都是那种补贴机制。补贴确实能够消除一部分利益冲突，会减少一部分利益的阻力，但是解决不了全部的问题。
有几种利益冲突是无法通过补偿来消除的。第一，最重要的是相对收入问题。比如你在哪个社会层级上，过去是一个特权阶层，现在通过改革，尽管你的物质绝对收入没有改变，你可能比以前还增进了，通过补偿你比以前的物质福利绝对的物质利益高，但你的社会感受低了。以前你是最高的社会等级，现在你的绝对收入比以前高了，经济也增长了，给给你补偿了，但是相对收入比以前下降了，所以特权阶层无法补偿。第二，如果补偿就是等于旧体制恢复的话，这个补偿也没有办法补偿。比如说过去只拿钱不干活，要还是只拿钱不干活，你也补那么多钱，他还是同样的不干活，这个体制没有变，他不干活必须钱要少下去，这时候他一定是痛苦付得多了，收益相对少了，这个阻力你也消除不了。过去的很多体制就是这样的体制，现在非得改不可，就不行，得下岗。第三，很多精神上面的东西是改不了的。我们要承认精神上补偿，精神上的损失，包括刚才所说的意识形态，原则的损失，他所信仰的一些东西和现实关系的变化，我们要把它转化成利益关系的话，也是不可改变的。
当时我列了几种相对阻力、绝对阻力，可消除的，不可消除的。还有一些是无法补偿的，也是改革阻力可能发生的。比如说改革红利，改革获得的利益往往不是短期能够获得的。往往短期内改革只是付出代价，付出成本，最初改革的时候有些混乱，有些成本代价，经济甚至都可能下滑等等，苏联东欧更是这样，它最初几年经历的是整个经济的下滑、衰退、人的收入的下降等等。改革的收益往往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真正的体现出来。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短的问题，短形成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冲突的问题，这时候没有办法补偿，你没有办法用未来收益补偿现在，唯一一个机制就是当年讨论过改革贷款的问题，假如说一个国家改革能够从国际上获得贷款，我先贷款发着工资来补偿大家的利益，保证现在的利益，将来有了改革红利以后再还这个贷款，这是当时论证，为什么世界银行要给改革国家贷款的问题，但是中国这么大国家不可能靠贷款来解决一些问题。因此，因为短期利益就有很大的改革阻碍，这也无法消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老年人容易保守，容易反对改革，年轻人支持改革，年轻人看得见未来改革红利，老年人可能看不见了。这些都是解释因素吧。解释改革的阻力障碍问题。
特殊的利益问题值得讨论，最近有几篇论文讨论，我大概讲讲，大家可能不太关心，也是有意思的问题，北大一位学者y a o y a n g （人名）写了一篇东西正在讨论，出书的过程当中，他说要解释中国为什么改革能够成功，他用奥尔森的一个概念，有一种政府叫“泛利政府”，就是这个政府可以真正体现全民的利益，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工作，而是为了全民的利益工作。现实当中任何政府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在里面，包括要当选啊，包括要长期执政啊，加上自己的亲戚朋友啊，更私人化的话，个人利益在里面。他解释，如果这样的政府存在了，这个体制可以更容易的实现变革，更容易以全民的利益为目标而实现体制转轨。这儿的问题是什么呢？理论上没法假定政府是一个小利益集团的政府。既然政府存在，你必须提供公共品，你可以以权谋私，可以腐败，但是多多少少得考虑公共利益问题。即使是一个过去的皇帝，孤家寡人他还得考虑，他要想长期执政，把这个东西传给他的后代，他也得多少要考虑国家的利益。理论上要假定它的利益和全民利益是重合的。
在改革当中和其他国家比较真正的问题不是“泛利”，而是不是能够贯彻一种长期利益的目标，能够贯彻克服一些短期利益，特别是政客，政治家们，因为他有任期的，你一种政治体制能够使他能够克服短期的眼光，追求一些长远的利益。这样可以克服一些短期内的转轨过程当中的一些阻力，能够使这个制度更少一些短期的扭曲，不是因为短期的利益而阻碍了长期的发展。这是值得研究的，哪个在改革初期再加上发展，今天不讲发展的问题，中国很多问题是属于发展的问题，属于穷、落后。要追上那一套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今天我们着重讲都是制度的问题。
转轨的初期，往往要防止的问题是如何是去一个长远的利益追求，是否形成一种机制或者一种政治制度，使得这种长期利益得以最大化。我们关起门来讲，我们中国是有两千多年
樊纲语录篇十
《中国的精英们为什么害怕人民民主而喜欢西方制度？》
一） 先了 解一下什么是中国的精英 首先要对精英这个本来充满褒义的词汇表示哀悼，因为中国所谓具有精英意识或者 以精英自居的人的表现，彻底的改变了人们对“精英”一词的理解，在人民的心里， 精英这个词汇的褒义已死，必须哀悼。现阶段，一提起精英，很多人就会联想起那 些推崇资本主义私有制、喜欢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为基本特征的西方政治制度的民主 精英们。这些人包括主流经济学家、著名法学教授、各种各样的学者专家教授在内 的 “英雄群体” 三十年来活跃于主流媒体、 ， 荧光灯下， 给我们奉献了很多精彩语录， 经常让老百姓们瞠目结舌。我们要认识中国的精英都是一些什么玩意，先从学习领 会精英的精彩语录开始： 希望布什学习里根，里根是最伟大的总统，在他的任期消灭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希望布什能在他的任期消灭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余杰 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 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 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茅于轼 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 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刘//晓//波 贫穷是罪恶。……如果一个人活成了下层人，那就是活得最失败的人，被淘汰的人， 有什么可表扬的呢？----李银河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 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 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 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厉以宁 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 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 3000 万老工人。八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 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 要的。----厉以宁 现在已经全球化了，没有必要再提什么民族经济民族产业了，义和团思想才是中国 真正的大敌。-----龙永图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樊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 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 革的成本费。——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
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 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 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张维迎 这就是中国的改革精英的精彩语录中的一部分，限于篇幅，更多精英的更多精彩语 录，无法一一列举。精英嘛，自称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说的话要一般人都听不懂 方能显示其非同一般人，而且我相信，人类的正常智商和正常思维是无法从字面来 理解这些话的。要做民主精英，必须把简单的话说的复杂才行，说的鬼都听不懂的 时候，那就可以以精英自居了。 说精英的话不好懂，是因为你没有站在精英的立场和角度。其实，要想理解精英这 些话的深刻含义，只要把握一条原则，马上就可以醍醐灌顶，就能够实现和精英的 心灵相通。樊纲说过一句话：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樊纲还是好同志， 能说真话，这句话可以作为我们理解精英语录的钥匙，也是我们确定精英立场的重 要依据。 精英心目中的利益集团是既得利益集团，既然是为既得利益集团说话，那么精英自 然不会为不属于既得利益集团的以工农为主体的人口大多数说话。茅于轼的话更精 确的采用量化的方式来表达了精英的价值趋向： 他们是为改革中先富起来的占总 5% 左右的富人的利益代言的，在他们心里，这 5%才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 95% 就是这些精英心里的 P 民，其中很大一部分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他们认为具有很 大的破坏性，属于这些精英心里的“暴民” 。厉大师说的更明白：只有损害几亿工人 和农民的利益才能让少数人富起来。这些精英中的很多人或者为改革做舆论准备， 或者直接参与了改革方案的设计或研讨， 既然他们承认为占人口 5%的既得利益者做 利益代言人，那么精英参与设计的改革方案，在利益平衡中，自然会优先考虑 5% 的富人的利益，而另外 95%的大多数的利益是必须从属于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的 前提之下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精英参与的改革方案，总是让老百姓感觉失落， 5%的先富者的利益至上， 与毛时代总是强调 95%的大多数人的利益趋向原则正好颠 倒。原来奥秘都在精英的经典语录里隐藏着呢，就是为了让少数人富起来，让大多 数人成为永远的待富者。 明白了精英们的价值趋向， 搞清楚了精英的为 5%富人利益代言的立场， 我们就不难 理解为什么公有制企业改为国有、国有制企业改为私有、住房货币化、医疗市场化、 教育产业化这些改革的重点领域都洒下了精英辛勤的汗水，凡是制造贫富悬殊、剥 光老百姓福利的改革方案中都有这些
精英闪烁的身影。我国的改革进行到今天，创 造了超过美国的贫富悬殊和财富集中度，精英的功劳不可磨灭。 搞清楚了，中国的精英们就是这么一些玩意，他们是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是为中国 5%的富人服务的， 他们不管是具体为哪个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 但是肯定 不会为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利益代言。 （二）精英传销西方政治制度又是为谁的利益代言呢？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精英们一直呼吁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精英们很聪明，他们从来不承认改革造 成的贫富悬殊等诸多社会问题是改革的方向和价值趋向上出现了问题，他们精明的 将问题归结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为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精英们又开出了两 个药方：一个是改革出现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另一个是要推进政治体制改 革。精英们承认问题存在，但是不承认问题根源在于改革的价值趋向和利益平衡上 出了问题，甚至他们要充分利用改革出现的各种严重和社会矛盾，利用他们的话语 权，进一步把中国引向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全盘西化的道路上。制造问题、制造危机 也是精英们曲线实现全盘西化目标的手段，正如为了实现公有制企业改制为私有的 目标，就必须把企业经营的亏损乃至账面资不抵债的手法异曲同工改变。精英此计 甚毒啊。 精英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他们炮制的 08 宪章就可以看的一目了然， 他们的政治改革 目标，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政治协商制度，将新 中国建立的政治框架全部推倒，在中国实行多党制和所谓的三权分立制度。 精英们为何如此锲而不舍的追求西方政体呢？是为了谁的利益呢？政治体现了经济 的客观要求， 精英已经公开承认他们是为占中国人口 5%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 既然 精英在经济上是为 5%的富人服务的，在政治上自然也是 5%的权贵们做代言人，他 们支持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不会是为了占中国人口的另外 95%的利益。精英的政 治利益价值趋向和经济利益价值趋向当然是一致的，还是为了经济体制改革中获利 的那 5%的人口着想。5%的人的利益优先，恰恰戳穿了西方政治制度的民主遮羞布。 分析至此，我们下一个要分析的问题自然是西方政治制度的价值取向问题。中国的 精英们为什么害怕人民民主而喜欢西方制度？（三） 为什么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西方政治体制最符合占人口 5%的既得利益集团的 利益呢？ 私有制必然导致贫富悬殊，这是理论和实践中一再证明的事实。贫富悬殊问题不仅 存在于贫穷国家，发达国家也面对同样问题，经济合作组织(OECD)一份研究
报告 21 日指，发达国家的贫富悬殊问题在过去 20 年有恶化趋势，即有钱人愈有钱，穷 人愈穷，而且面对贫穷风险高危人士，由老年人转移至儿童和年青人身上，加剧儿 童贫穷问题。经合组织 21 日公布长达 309 页、题为《不平等增长：OECD 国家的收 入分配及贫穷问题》的报告，归纳 24 个国家的数据显示，过去 20 年的经济增长有 利富有人士多于穷人，令 3/4 成员国的贫富距离拉阔，贫富差距累积增加 7%。最富 有一成人的平均收入是最穷一成人约 9 倍。 而集中占有社会财富的少数人与占人口多数的多数人之间的矛盾，就是阶级矛盾， 一直贯穿于私有制社会的始终。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意味着资源分配的绝 对不公平，这本身就与民主体现的多数人的利益至上相悖，从这个意义而言，私有 制和民主之间是完全冲突而不能兼容的。民主意味着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人数 上处于于绝对劣势的有产阶级对民主是持有天生的恐惧，在他们眼中，民主是多数 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随着民主意识的逐渐苏醒，社会大众 对于民主的要求是不可遏制的，这令垄断社会财富的少数富人更是日生恐惧。在这 种情况下，就需要设计一种政体，来防止真正的民主，防止有钱人视为洪水猛兽的 多数人的暴政出现。迄今为止，所有资本主义的宪法都是有钱人为主来参与制定的， 根据民主精英反复渲染的人性自私论，富人或者富人的代理人制定的法律不可能对 多数人有利，也就是说不可能体现民主。 中国的民主精英们心目中的民主的典范国家就是美国，美国的宪法也是他们崇拜至 极的一部所谓的民主宪法。那我们就先从美国宪法开始进行实例分析。与精英的忽 悠不同，美国的宪法其实就是一部拒绝和预防民主的宪法，制宪者们均为当时的有 产者，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 54 名代表中，拥有巨额数量地产的超过 14 人，新兴工 商业巨子超过 35 人（有重叠现象） 。为了把人民排斥于制宪会议之外，当时的美国 精英设计了一套与个人财产相联系的选举制度，立宪会议的代由各州议会指派，而 不是由各州经选举产生。为进一步限定公众的参与，各州于 1787 年实施了关于投票 人和州议员的财产限制。规定只有具备一定数额的财产的人才有任投票人以及州议 员的资格。美国宪法制定者、前联邦总统麦迪逊就对制订宪法的原因和目的说的就 很透彻： “多数人终会变成无产者的国家里，有产者的财产权在本质上是脆弱的。， ” “这种脆弱性成了制宪者们对多数人暴政威胁关注的焦点” ，于是， “制宪者的基本 任务就是设计一种基于共
和原则但又确保少数人的财产安全的政府形式” 。詹妮弗• 内德尔斯基在《美国宪政与私有财产权的悖论》也说： “制宪者们对财产权的保护问 题的专注，是他们的某些最深刻的见解的渊源，也是宪法的主要力量和最严重的弱 点的渊源。 制订美国宪法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保证不因多数人的民主来侵害少数 ” 有产者的财产，少数人的财产利益至上才是美国宪法的首要价值追求。 美国宪法的的制订既然确立了少数富人利益至上原则，那么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自 然就要体现这一原则：美国把行政权集于总统一人，赋予总统很大的权力，所以美 国的总统制被称为选举出来的君主制； 设置参众两院， 参议员由间接选举产生 （1913 年之后改为直接选举） ，任期 6 年，并实行高额财产资格的限制（后取消） ，参议院 体现了贵族精英的民主。参议院在诸多权限上要高于众议院。参议院与总统联合享 有缔约权、总统行政官员的委任、总统对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也须得到参议院的批 准，参议院还享有审议总统弹劾案的职权。这种权限设置是为了“在共和政体中， 立法权必然处于支配地位。补救这个不便的方法是把立法机关分为不同单位，并且 用不同的选举方式和不同的行动原则使它们在共同作用的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共同依 赖方面所容许的范围内彼此尽可能少发生联系” 也就是设置类似于贵族院的参议院 ， 去限制更多体现民意的众议院，防止出现大多数人的意志足以损害少数富人财产权 的现象出现。后来随着垄断的日益加剧，金融寡头对资本和媒体的控制更为强大， 同时采取了间接控制和幕后操纵的方式，通过对竞选资金和媒体两个方面的日益牢 固的控制，就可以基本控制参议员是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逐渐 放松了对参议员的财产资格额限制。 正如美国宪政评论家所说： “新宪法确立的四 种主要决策实体（众议院、参议院、总统、最高法院）中，民众只有权选一种。其 他三种的选举至少要两度远离民众控制。 美国的分权机制是为了限制大多数人的民 ” 主权力发挥作用的渠道。美国的历史学家们评论的更是一针见血： “制宪者们设立参 议院的目的是不仅要它代表各州的利益，而且要代表‘富人和贵族’ （汉密尔顿语） 的利益， 而不是 ‘大众’ 的利益。、 ” “开国者们还企图在国民政府中实施一种分权制， 即独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以将其作为一种对付多数主义（民众多数政治） 的防御工具和作为一种保护精英自由和财产的补充手段。 ”说白了，美国的三权分立 的目的不是为了民主，而是为了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