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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梦见打错了医生电话，后来医生到家里来了篇一
《课文翻译 全》
Unit5 无言以对
几周前我乘坐出租车，司机通过后视镜看着我说“对不起，小姐，能帮个忙吗？”精明老练的城里人都知道，对诸如“能帮个忙吗？”这样的问题，回答永远应该是“那要看是什么忙了，”或者意思相同的别的说法，而我却高声地说：“当然可以。”
“谢谢！”他说，并向后排座递过来一张黄纸条。
我盯着纸条，疑心顿起：难道他在开玩笑？抑或是威胁？纸条上是几个工工整整手写的小字：proverb，peculiar，idiomatic。
“请问，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沮丧地看着纸条上的字，就好像在晚会上你盯着几张以前曾经见过的面孔，却怎么也想不起他们的名字。Proverb？Peculiar？Idiomatic？我怎么会知道？会用一个词是一回事儿，会解释可是另外一回事儿。于是我故意转移话题。 “这些字是哪儿来的？”
司机解释说他是巴基斯坦人，开车时喜欢听收音机，经常把不熟悉的、精彩的词随手记下来，然后向乘客询问它们的意思和拼法。
“Peculiar，这个词什么意思？”他问。
这个我凑合能说出来。“指独特、古怪，经常带点儿怀疑的意味，”我说。 “谢谢您，小姐。那么，idiomatic呢？”
我清清嗓子，说：“嗯，它是指，嗯，它是语言的一种独特运用。” 我自以为“独特”一词用得很聪明，他却一脸的迷惑。这是在提醒我，如果不能使对方明白，这词儿就不能算用得聪明。
“啊，这么说吧，idiomatic和idiom有关，而idiom是指一个国家的某一特定地区或一个民族的某一特定人群使用的词，该地区以外的人、不属于这个群体的人一般不用或不明白它的用法。”
看着他迷惑不解的样子，我不知用什么恰当的词才好，只好继续解释下去，似乎一千个模糊的词加起来可以等于一个准确的定义。
“你能举个例子吗？”
我绞尽脑汁地想：“围观塞车，”这是个独特的芝加哥惯用语。
可这算得上名副其实的惯用语吗？我不得而知。我越想惯用语，就越没有把握说清楚惯用语到底是什么？
“那么proverb呢？”
我本该当时就告诉这个可怜的人，我的解释也许会误导他对谚语真正含义的理解，但我却说：“我觉得谚语就是一种警语，但又不完全是。”
“一种什么？”
“算了，别管它，谚语是给人们以警示的短小精悍的句子。”
“比如说?”
当我在脑海里拼命地搜索时，计价器上的数字又足足跳了20美分。最后我低声说：“欲速则不达？”
但它算是谚语吗？且慢，谚语是否应该是些小故事而并非短语呢？我还在掂量谚语可能就是小故事时，他又问：“那么惯用语是谚语吗？”
这我可以回答，但不是在此时。因为此时这一回答至关重要，一个好奇聪明的外国移民满心希望听到他所期待的答案会从一个本国人的口中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就好像十月的树叶会自然地落下来一样。因此我退却了。
“你请乘客给你解释词意的时候，他们大多都会给你答案吗？”
“会的，小姐，很有意思的解释。”
直到那时，我一直在为这位司机学习英语的执著而感动，陶醉于能有机会与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一起来满足自己对语言的好奇心，却未能充分意识到在这辆出租车上可能犯下的语言欺诈错误。我几乎不敢想象这位司机听到的是什么样的蹩脚英语，因为像我这样的胆小鬼不敢坦白地承认：“我对自己的母语并不真正懂。”
我只能希望像他这样好奇的人会有一本字典，希望他能明白，不论乘客如何解释，发生围观塞车时，欲速则未必不达。
Unit 6 开罗的女出租车司机
她叫娜格特。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开罗机场的航空集散站外面。一个女出租车司机——在一大群男伙伴中唯一干这一行的女性。
你知道在深夜到达一个陌生的城市是一种什么感受吗？没有任何人，甚至没有一缕阳光来迎接你。当我走出机场时，迎面而来的是成群的出租车司机，四处转悠，等着拉活，这与世界其他的机场没什么两样。只是在开罗，出租司机人更多，更喧闹。“出租车！”“你要出租车吗？”我耳边充斥着这些声音。 我感到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我的左臂。“你需要出租车，跟我来！”是个女人，她什么都没有问，只是拉着我穿过人群。我顺从地跟着她。一个旅游者，特别是一个女人，有些时候就不得不信赖某个人。我们来到一辆破旧的小车前。这辆车的风光已过——如今车身上有不少擦伤，轮胎磨得光秃秃的，挡风玻璃上还有一道裂缝。但它的确是一辆出租车。而且这个女人将亲自开车送我。她把我的包搬进行李箱，上好锁，然后坐在驾驶座上。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我会开车送你，别担心。”她说。
娜格特向我解释说，她每周开几个昼夜的出租车。她另有一份工作，在办公室任职，但语焉不详。这辆破旧的小车不是她的，而是一个老板的。只要有可能，她就向他租来开。自从十来年前她丈夫撒手人寰，留下两个十多岁的孩子和她的双亲之后，她就一直开出租车养家糊口。
她熟知开罗的每一个角落——这并非一日之功。开罗的大街小巷、居民区、集市所构成的复杂体系，宛如古代说书人编造的迷宫。数百座清真寺——其中许多是伊斯兰建筑的精华，房子紧紧挤在一起的老街区，郊外巨大的公寓楼群，静静流淌的尼罗河穿城而过——所有这些组成了这座过于拥挤的城市。
娜格特熟谙人情，略带幽默。她全权负责我的观光日程安排。每天早上9点，我肯定能看见她矮壮的身影准时出现在旅馆大厅外。每当她瞥见我走下楼梯，她圆圆的脸上马上会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几乎每天她都穿着一件土黄色的带风帽的斗篷。她动作利索，从不浪费时间。她做事果断，似乎是由于经济条件所迫而养成的习惯，不得不尽可能地多做些事情。
随着她开车带我从博物馆到金字塔，从城市的一端到另一端，我很快就发现她卓尔不群。每当我们停下来，找地方喝一杯茶小憩或到达一个历史景点，这些地方的停车场总是男出租车司机云集之处，然而无论在何处，她总是引人注目。男人们走向她的车，脸上充满了疑惑。正如她告诉我的那样，他们首先都会问：“你是开出租车的吗？”经过她简短的解释，我看见那些男人脸色缓和下来，微笑着，尊重而和善地与她聊天。这种场面多次出现。我感觉到，她总是能赢得别人的友情。
娜格特自尊并自立。有一天，她在博物馆外等我的时候，有一个磨秃的轮胎终于瘪了。我看见她从出租车后备箱里取出备用轮胎，准备自己换胎，几个好奇的旁观者围上来，还有人愿意帮忙——但是不，她不需要任何人帮忙。她麻利而从容地换好了轮胎，用瓶装水洗过手，然后坐进车里，问我：“现在去哪儿？” 如果你有机会去开罗机场，请记得到国际迎客厅外去找她。如果你幸运的话，你就有机会通过一个女出租车司机的眼睛去看看开罗。
Unit 7 摇头丸苦海无边
我听到许多人谈论摇头丸，说它是一种奇妙无害的麻醉品。对此，我只能暗自感叹，“要是他们知道就好了。”
我是在宾夕法尼亚的一个乡间小镇长大的。在那个地方，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干什么的，你吃的是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儿别人都了如指掌。那时，我是一个门门皆优的好学生，是受大家欢迎的一个乖孩子，人人都喜欢我。毒品与我的生活根本不沾边，我也从来没去想过——我别的事情还忙不过来呢。
我一直梦想到纽约市去学表演，然后从事舞台演出。后来，我妈带我到那座城市去上表演艺术学校，实现了我的梦想。你能想象得到，这与家里相比可是大不一样。
我接触到了许多新朋友、新观念，接触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使我开始接触到了毒品。我在艺术学校遇到的那些人多数都已经有多年的吸毒经历。当时我觉得通过吸毒我可以真正融入他们那个世界，可以加深我与他们的友情。我试过大麻，甚至还试过一点可卡因，不过，永远改变了我的生活的是摇头丸。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用摇头丸时的感觉：浑身上下飘然若仙。我甚至感受到了宇宙的脉搏，宛如某种神奇世界的铁锁被我豁然开启，让我顿入天界一般。我当时心想，能够让人感到如此美妙的东西怎么可能是坏东西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毕业后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吸用毒品，尤其是摇头丸。我自己吸毒并开始看不起那些不吸毒的人。我成天与吸毒者为伍。我已经从一个不沾毒品的女孩变成了一个没有毒品就难以度日的女人。
仅五个月的时间，我就从一个追求梦想，对生活还有些责任感的人，变成了一个对一切都无所谓的庸人。而且，我走得越远（吸毒的快感越强烈），我越发陷于黑暗孤寂的深渊。我一旦入睡，便会噩梦连连，颤抖不已。我肤色如灰，头痛欲裂，精神也开始错乱起来。对此我全然没有理会，以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直到有一天夜晚我觉得我就要死了。
那天夜晚，我正和几个朋友坐在长沙发上看电影，起初还感觉正常，可是突然我觉得仿佛想要从自己的躯壳里蹦出来似的，各种各样的念头、恐怖无比的景象和扑朔离迷的幻影在脑海里闪烁。当时我觉得我撞见了魔鬼。我不停地问朋友们我是不是已经死了。在发作的高峰，我感觉仿佛心脏病发了一般。半夜时候，我总算能拿起了电话，拨通了我妈妈的号码，叫她赶紧来接我。第二天一早，她来了，把我从公寓里拽了出来。
在我妈开车带我回宾夕法尼亚州我们的家庭医院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忘了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路上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蜷着身子，倒在汽车的后座上，而我妹妹一直在尽力使我安静下来。
在一种极度迷茫的状态之中，我在病房里度过了14天。这就是摇头丸给我带来的结果——还不止如此。医生们给我的大脑作了一次扫描检查。当我看到检查结果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扫描显示我的脑电图上呈现好几处黑斑。医生们告诉我说，这些黑斑出现的区域正是大脑执行记忆功能的区域，表明我的大脑活动已经产生了某种病变。
自打我看到那张脑电图之后，我的生活就如爬坡上坎似的变得艰难起来。 我总是听到人们说，摇头丸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无害麻醉品。然而当这种“无害”之药一点一点地侵蚀了我的生命的时候，哪里还有愉悦。摇头丸夺走了我的体力、我的追求、我的梦想、我的朋友、我的公寓、我的钱财，而最为重要的是，它夺走了我的清醒理智。我每天都在担心自己的未来和健康。我的前面有许多高山险阻。但是，我要不断地翻越攀登，因为我是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之一。 我得到了第二次机会，而这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
Unit 8 逃出牢笼
刚回到奥斯汀的时候，使我感到无所适从的是这里的广阔天地。这让我难以适应。我竟然能随意驾车到任何地方，这使我感到困惑和迷惘。军事检查站哪里去了？要查看我的身份证的全副武装的士兵哪里去了？那些逼着我原路退回的路障又到哪里去了？
离开了11年后，我刚回到了美国。在这11年中，我一直住在伯利恒的一个难民营里。伯利恒是耶稣诞生的地方。我不习惯能够自由行动，也不习惯走上几英里却没碰上军事检查站。
要适应奥斯汀的这种突然来临的自由还要花上一段时间。我得适应我不再是笼中困兽的这种感觉。在大多数时候，我感到完全茫然无措。我会在得克萨斯大学校园的石凳上坐上几个小时，注视着身边的松鼠和小鸟。看着眼前绿茵茵的草坪，我不禁热泪盈眶。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伯利恒的难民营，想到了3岁的玛利安娜——那个可爱的邻家小女孩。她从来没有见过绿茵茵的草地和欢蹦乱跳的松鼠。她的生活空间无法超出伯利恒，囚困在军事检查站和路障之中。从玛利安娜的家到耶路撒冷城的距离还不到从我在奥斯汀城南的家到市中心的距离。但是，玛利安娜从没去过耶路撒冷，而且在近期也不可能到那里去。这是因为没有以色列当局颁发的特别通行证，巴勒斯坦人是不敢贸然进入圣城的，而要获得这种特别通行证又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我来说，要适应突然来临的自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更难克服的是恐惧和噩梦。当我离开伯利恒时，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军事占领的第二次起义斗争已经开展了两个月了。枪声、炮弹的爆炸声和盘旋在头上的阿帕奇直升机的轰鸣声回响在我的脑海里。虽然我尽力想摆脱这些声音，但我做不到。这些声音依然在我头脑中鸣响不绝。
在奥斯汀，梦魇经常缠绕着我。我会梦见朋友被枪杀，梦见尸横街头和汩汩的血流。我甚至梦见自己也成了被枪击的目标。我经常大汗淋漓地从梦中醒来，吓得再也不敢入睡。在白天，一听到警车和救护车的笛声，我就胆战心惊。上空飞过的直升飞机也会使我心神不安。我得不断地提醒自己：这些经常都是民用直升飞机，而不是军用飞机。我还得提醒自己这些救护车不是赶去抢救受伤的示威者的。
环顾四周，我不知道是否已经有人意识到，甚至知道以色列军方用来轰炸巴勒斯坦无辜平民的阿帕奇直升飞机就是这个国家制造的！作为一个驻巴勒斯坦的作家，我经常去查看那些炮火轰炸后的垣断残壁，从中搜寻写作的素材。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一位年轻护士的家。她家在伯利恒，离据说是耶稣降生地的马厩只有几英里。在遭到以色列坦克的轰击后，她的房子已被完全烧毁。我双手捧着坦克炮弹的碎片，看见上面刻着：“亚利桑那，梅萨制造。”
我想站在凳子上大声地把这个信息告诉走过购物中心的每一个人。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对无辜平民施放的催泪瓦斯是在宾夕法尼亚制造的。直升机和F-16战斗机也是美国制造的。但是，在这个社会里，似乎没有人在乎他们所缴纳的税金支撑了一支又一支杀戮平民的军队。这些平民和美国的平民没有任何区别。 我担心这个国家中人们的那种冷漠态度。我担心不知哪一天美国的年轻人又会不知不觉地卷入了另一场越南战争——这一次却可能在中东，他们甚至连他们在那里干什么都不知道。于是，我们又会重蹈历史覆辙：在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中，母亲将失去儿子，妻子将失去丈夫。我在过去9个月所作的演讲中一直在重复这一警告。可是没有人把我的话当回事。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年轻人，所有生活还未曾开始的年轻人，要到一场自己都弄不明白的战争中去送死.
Unit1 无名英雄：职业父亲意味着什么？ 在我们的孪生女儿出生后的第一次“约会”时，我和丈夫一起去看了一部名为《玩具总动员》的电影。我们很喜欢这部片子，但随后我丈夫问道：“父亲在哪儿呢？”起初我还认为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而批评一部很吸引人的家庭影片似乎是太偏狭了。可后来越想越觉得这一疏忽太严重了。父亲不仅没有出现，他甚至没有被提到 — 尽管家中有婴儿，说明父亲不可能离开太长时间。影片给人的感觉是，父亲出现与否似乎是个极次要的细节，甚至不需要做任何解释。
新闻媒体倾向于把父亲边缘化，这只是一个例子，它反映了在美国发生的巨大的社会变化。大卫·布兰肯霍恩在《无父之国》一书中将这种倾向称之为“无需父亲”观念。 职业母亲（我想这应是与无职业母亲相对而言的）奋斗的故事从媒体上无尽无休地轰击着我们。与此同时，媒体上绝大多数与父亲有关的故事又集中表现暴力的丈夫或没出息的父亲形象。看起来似乎父亲唯一值得人们提及的是因为他们做家务太少而受到指责的时候（我怀疑这一说法的可靠性，因为“家务”的定义中很少包括打扫屋顶的雨水沟，给汽车换机油或其他一些典型的由男人们做的事），或者是在他们去世的时候。当布兰肯霍恩先生就“顾家的好男 人”一词的词义对父亲们进行调查时，许多父亲都回答，这一词语只有在葬礼上听到过。
这种“无需父亲”综合征的一个例外是家庭全职父亲所受到的媒体的赞扬。我并非暗指这些家庭全职父亲作出的承诺不值得人们的支持，我只是想指出正在实际生效的双重标准：家庭全职父亲受到人们的赞扬，而家庭全职母亲和养家糊口的父亲，所得到文化上的认同却很少，甚至完全得不到。
我们用来讨论父亲的角色（即没出息的父亲）的话语本身就显示出人们对大多数男人默默无闻而自豪地履行对家庭的责任缺乏赏识。我们几乎从来没听到“职业父亲”这一说法，在人们呼吁应该给予工作者在工作地点上更大的灵活性时，很少有人认为这种呼吁不但适用于女性，同样也适应于男性。我们这个社会表现出的是，似乎家庭职责对父亲来说并不像对母亲那么重要 — 似乎事业上的满足就是男人生活的全部。 更让人感到侮辱的是最近媒体的这种倾向，即把家庭主妇看成是一种“地位的象征” —就像一辆名贵的汽车，据说只有少数男人才享受得起这种奢侈与豪华。这暗示家里有家庭主妇的男人比那些妻子在外工作的男人日子过得更舒适，因为他们拥有全职管家这种“奢侈品”。然而，实际上作为家庭唯一挣钱者的男人要承受很多压力。当他们的那份工作是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的时候，失业，或者甚至只不过是受到失业的威胁，对他们而言也构成了巨大的困难。同样，家庭唯一的工资收入者在想辞去不太满意的工作时，其灵活程度也要小一些，因为这种工作变换会使他们失去收入。此外，为了给家庭挣更多的钱，许多丈夫超时工作或兼做第二职业。对于这些男人来说，正是这份工作所支撑的家庭，使他们觉得值得付出。很多男人相信母亲待在家里对小孩十分重要，这种信念使他们十分乐意地担起家里唯一挣钱人的担子。
目前，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家庭中没有父亲会对小孩 — 继而也对整个社会 — 带来严重的问题。然而，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把“普通”父亲作为正面角色为未来的父亲树立榜样，相反地，却常常持放弃态度，认为传统的父道从最好的方面说已经过时，从最坏的方面讲就是危险的反动。这使许多男人对他们作为父亲的角色的价值提出质疑。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需要认识到，对于孩子来说，父亲是与母亲同等重要的，不仅仅在经济支持上，而且在感情依靠、教育和纪律训导方面都是如此。我们仅仅意识到没有父亲是一个问题是不够的，不能只是站在坟墓旁边哀悼“顾家好男人”的去世，随后又找一个人来替代他（请问一问已失去父亲的人，这是否可能）。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如何贬低了父道的价值，我们必须努力向男人们证明，他们在孩子们的生活中是多么不可缺少，多么重要。
那些每天都在努力去爱和支撑他们的家庭，力求做一个顾家好男人的父亲们，那些无名英雄，需要我们的承认，他们所付出的一切需要我们的感谢，因为他们值得我们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