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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号怒庵，生于原江苏省南汇县下沙乡(今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的重要缔造者之一。以下是中国招生考试网www.chinazhaokao.com 分享的傅雷的认真与较真阅读答案，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严肃而又认真的傅雷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已见，也好比打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是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时候，他听着钟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钟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脸尴尬，直向钟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钟书“胡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几分不好意思，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孩子在登登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谈。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回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钟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去年他到我家来，木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肃的爸爸，凄然回忆往事，慨叹说：“唉——那时候，——我们就爱听钱伯伯说话。”他当然知道他爸爸打他狠，正因为爱他深。
……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称赞我的翻译。我不过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译得也并不好，所以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虚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我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的称赞，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错误。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只要看他翻译的传记五部，一部胜似一部。《夏洛外传》是最早的一部。《贝多芬传》虽然动笔最早，却是十年后重译的，译笔和初译显然不同。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不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求的翻译标准。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有人爱说他狂傲，他们实在是没见到他虚心的一面。
1.文章在写傅雷严肃的个性之前，为什么光写他的笑容和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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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者是怎样描写傅雷的严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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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者对傅聪、傅敏的描写非常生动传神，找出来，看看它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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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章为什么补写傅聪回国探亲在钱钟书家里的那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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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傅雷认真的精髓表现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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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傅雷是很认真的一个人，甚至可以说是很较真的一个人，此乃性格使然。无论对翻译事业，对国家命运，还是对己，对友，对家人，傅雷都很认真，也很较真。
一
傅雷是翻译家，对翻译工作的认真，首先是因为他把这看作一项神圣的义务。他最初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住在沦陷中的上海。当时，傅雷“闭门不出，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成天致力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翻译，意在让一个个有热血的青年从沉沦中奋起，寻找反抗的道路。可以说，傅雷是在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度过了抗战岁月(1927年刊出第一卷，1941年出齐)。
要做神圣的工作，就得有非凡的本事。傅雷的法语很好，汉语同样很好，达到了能自由创作的地步，这一点，我们大都是通过《傅雷家书》看到的。1954年4月7日，他在给儿子傅聪的信中写道——
“我从十三岁到十五岁，念过三年法文;老师教的方法既有问题，我也念得很不用功，成绩很糟(十分之九已忘了)……二十岁出国……半年之间，请私人教师与房东太太双管齐下补习法语，教师管读本与文法，房东太太管会话与发音，整天的改正，不用上课方式，而是随时在谈话中纠正。半年以后，我在法国的知识分子家庭中过生活，已经一切无问题。”
学法语，傅雷的经验是“学得慢一些”，“贪多务得是没有用的”，由此也可见他学语言的认真。
而在翻译中，傅雷的工作态度又极其认真。认真的态度，加上很高的语言水平，这就保障了他的译文是一流的。从这一点看，我们现在(以前也是这种情况)很多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做得不好，要不就是外语不好，吃不透作品的真髓，要不就是汉语不好，写下的文字别别扭扭，读起来磕磕巴巴。傅雷的文字如行云流水，是很好的汉语。《傅雷家书》的流行和名气远胜于傅雷的译文，从这点来看，就很能说明问题。
傅雷的语言好，再加上工作认真，其译文拿出来，当然就很好。但傅雷还是利用种种机会来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比如，通过阅读法国作家的作品，知晓他们的长处，来比较自己的短处。又比如，他会去读中国作家的作品，来发现汉语中一些精妙的用法，以便借鉴到自己的译文中去。
傅雷读伏尔泰，会发现伏尔泰作品的“故事性不强”，同时也发现，其文字的精妙全在于“若有若无的讽喻”。比照之下，他觉得自己没能力表达出这种精妙来。他知道自己不善于翻译这样的作品，“我的文字太死板，太‘实’，不够俏皮，不够轻灵”。但傅雷知道谁的译笔比较适合伏尔泰，他在书信中告诉傅聪：“这种风格最好要必姨、钱伯母那一套”(必姨指杨必，英国作家萨克雷的《名利场》的译者;钱伯母指钱钟书夫人杨绛，她是杨必之姐)。
傅雷为提高自己的汉语感觉，使译文更生动活泼些，更是阅读了大量的中国作品，他曾熟读老舍的小说，不过未能解决问题。读老舍的《四世同堂》，傅雷很遗憾地发觉，“文字的毛病很多，不但修辞不好，上下文语气不接的地方也很多。还有是硬拉硬扯，啰里啰嗦，装腔作势，前几年我很佩服他的文章，现在竟发现他毛病百出”。
此处引傅雷对老舍的批评，其实也无损于老舍的英名，因为好作家的文字也不是篇篇都好，时时都好。同时，这一件事也佐证了傅雷对文字的较真：可见他“不但对自己的译文不满，对别人的创作也不满”。其实有这样的较真态度，是可以保证译文文字质量的。
二
说到翻译工作方法或曰翻译过程上的认真，傅雷的体会，首先是认真地选择要翻译的作家作品。傅雷选择翻译的法国作家主要是伏尔泰、巴尔扎克、梅里美、罗曼·罗兰、莫罗阿，这些人的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都是一流的，从18世纪的“启蒙”，到19世纪的“写实”，到20世纪的“现代”，都是法国文学的瑰宝，更是中国读者(尤其是青年)需要的精神食粮。
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本着为启迪中国民族精神，来奋力做他的翻译的。当然，在工作中倾注全部心血，付出全部努力，于他，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其次，傅雷动笔翻译之前，会“熟读原著，不厌求详”，他曾告诫青年译者，“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笔”。当然，是不是每次工作都要那样，现在也无从可考。
再次，翻译中，对原文的遣词造句之处反复琢磨，“煞费苦心”，琢磨其在原文中“美的法语”，在译文中又如何成为“美的汉语”。当然，其中的苦与乐，难与妙，只有译者自己知道。
翻译初稿完成之后，还有校改这一通工作。傅雷对自己译文的校改，也是极其认真的。从傅雷译文的手稿和校样(无论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还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手写的密密麻麻的小字修改，令我想到巴尔扎克本人在其校样上的改动。
傅雷于1942年曾译出法国作家杜哈曼的《文明》，因不太满意，后于1947年3月“花了一个月的工夫把旧译痛改一顿”，才由南国出版社出版(1956年的人文社版是南国版的重印)。另外，上文提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译文是傅雷在抗战期间完成的，20世纪50年代，傅雷出于对自己译文的不满，从1952年6月到次年3月，特地校订修正了全书，在一篇介绍性文字中，他甚至这么说：“这部近代古典巨著，初稿本是于十年前问世，先后印行七版。兹由原译者全部重译，风格较初译尤为浑成。”
傅雷对自己的译文要求之严，在1963年给当时还是年轻译者的罗新璋(后为著名文学翻译家)的信中可见一斑，他明确表示：“鄙人对自己译文从未满意，苦闷之处亦复与先生同感”;“尊札所称‘傅译’，似可成为一宗一派，愧不敢当。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而论，自问与预定目标相距尚远。”
傅雷对自己每天要翻译多少字数，也都是绝不马虎的。长年累月中，傅雷每天都在书房中做翻译，自己给自己规定了工作量，每天不达到那个数量，就不做别的。以己及人，他对儿子的钢琴训练也有苛刻的规定，傅聪不完成每日的训练量，是断然不可以去玩的。
也正因这样，在短短的58年生命中，傅雷用大约37年的时间认真工作，翻译了约500万文字的译文，包括文学、美术、音乐、政论方面的作品30多部(这是我根据2002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傅雷全集》自己统计的)。其中巴尔扎克的10多部小说，以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三巨人传》最深入人心。可以说，正是由于傅雷，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书在中国赢得了比在法国还多的读者，赢得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好”命运。
三
傅雷性格中倔强较真的特点，让他平时待人接物同样十分认真，使他成了一个是非分明、疾恶如仇、刚直不阿之人。
据说，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这两个字，他全让给了夫人朱梅馥。这一点，《傅雷家书》中可见端倪。
对别人翻译中的错误，傅雷也持了一种“苛刻”的态度，大概是他不容许那些文字上的差错出现在译文中，大概这些错误排成了铅字，印成了书后太扎眼，太“煞风景”，让他看不下去。
杨绛在《忆傅雷》中谈道：1954年，有一次，在北京开翻译工作者的会议时，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后被会议组织者作为会议文件而印发。在那份意见书中，傅雷信手举出当时翻译作品中许多谬误的例句。此一“挑人错以示众”之举触了众怒，很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还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为此，钱钟书还写信批评过傅雷，劝他多多与人为善。
傅雷的批评毫不留情，根本不顾及别人的面子，简直就像是在训斥自家孩子。在《傅雷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父亲对儿子傅聪、傅敏近乎于苛刻甚至残忍的要求，要求他们做一个有用的人，有出息的人。儿子性格、脾性中的一些弱点，一些不入他眼的做派，傅雷是十分计较的。《傅雷家书》在，读者自可明鉴。
傅雷对他人译文质量的这种“较真”，在我们看来确实是太过分了一些，但傅雷毕竟是傅雷，倔强较真的性格使得他说话根本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当然，就事论事地说，他挑人之错本身没错。钱钟书写信批评他之后，他有段时间也不搭理钱杨两口子了，但不久，就又恢复了书信来往。大概此时，傅雷的气早就消了。
翻译总是会出错的，翻译家不是神仙，译文出自凡人之手，总免不了偶尔有一点点小错。傅雷自己的翻译虽然总体上做到了“信达雅”，但有些地方还是出了错。记得我曾工作过的《世界文学》杂志，就曾经刊登过翻译家郑永慧先生的一篇批评文章，谈及傅雷翻译梅里美小说《高龙巴》中30余处差错。那已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了，傅雷已经作古，不可能听到读到，有所反响。
真难想象，要是傅雷读到郑文，又会作何感想。不过，要说明的是，傅雷动手翻译《高龙巴》，是在他最初留学法国和初习翻译的1928年(那年他20岁，而《高龙巴》最早的版本是1953年平明出版社版，次年人文社重印，与《嘉尔曼》合集为《嘉尔曼·高龙巴》)，那时他的法语水平、翻译能力跟其后来巅峰时期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顺便说一下，我本人也于20世纪90年代复译过梅里美的小说《卡门》(即《嘉尔曼》)和《柯隆巴》(即《高龙巴》)，翻译中恰好参照过傅雷与郑永慧两位先生的译本，各有千秋，而傅雷译文中的小小“外伤”，应该无损于其译本的整体水准。当然，我后来也注意到，施大悲、叶君健，张冠尧等人也翻译过《卡门》。大致比较了一下，真的是各有千秋。
回顾我自己的译本(当时是架不住朋友的鼓励和催促才勉力完成的)，只觉得无法超越前辈，但求能处理得有些不同，个别处有些创新。我想，学习、欣赏、宽容、不吹毛求疵，这大概就是我对待前人译作的态度。这也是我学习傅雷翻译后的一点体会。后来，我对梅里美《卡门》《柯隆巴》等几篇小说译文的校改修订工作，在浙江文艺版、中国文联版的编辑过程中一直都在继续重做，今年的修订则是为未来三联版而做的。可以说，没有大师傅雷在先，我对梅里美作品的翻译也不可能做得如此精细，这都是在跟傅雷先生学呢。
20世纪50年代后期，傅雷还是认真地回归了书房，每日里译书不辍。在那段时间里，他翻译好的一些书，如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等，一直未能出版，即便是社会需要比较迫切的《艺术哲学》一书，出版社也建议作为译者的傅雷改用笔名出版。但傅雷就是不买这个账，他硬气地说：“要嘛还是署名傅雷，要嘛不印我的译本!”
1961年年底，傅雷的一些译作终于获得了出版机会，如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幻灭》等。此后，他译著很少，到1964基本告停。他在总结自己时曾说：“我年过半百，世情已淡，而且天性中也有极洒脱的一面，就是中国民族性中的‘老庄精神’，换句话说，我执着的时候非常执着，摆脱的时候生死皆置之度外。”可见，那时的傅雷依然是一个认真的人。
余中先，浙江宁波人，1954年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前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傅雷翻译奖评委，现受聘为厦门大学讲座教授。并有文集《巴黎四季风》《左岸书香》《是禁果，才诱人》《左岸的巴黎》《余中先译文自选集》等，被法国政府授予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学人小传
傅雷(1908—1966)，字怒安，号怒庵，生于原江苏省南汇县下沙乡(今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的重要缔造者之一。因出生时哭声洪亮，长辈们以“雷”为其命名，以“怒安”为字。1920年(12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今南洋模范中学)，次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1925年曾参加过五卅运动。
1928年，傅雷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论。1931年归国，此后，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的著作。1949年之后，傅雷历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及书记处书记等职。20世纪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傅雷学养精深，在美术及音乐理论与欣赏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的全部译作，现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从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现已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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