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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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语录篇一
《林彪语录》

即使錯也要比別人先錯。（來源：《解放軍文藝》）

侍德者昌，恃力者亡。見史記。（條幅，見林彪卧室，寫於1969.10.1）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以君子長者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贈宜敬同志）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以君子長者之道侍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見蘇軾文。（條幅，見林彪卧室，寫於1969.10.1）

活著乾死了算。 王者莫高周文。 人是自己的上帝。 你有千條計，我有老主意。 學習韋編三絕的治學精神。 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條幅，見林彪卧室，寫於1969.10.19）。[1]

讀書時時有個我在，行事樁樁少對人言。

以君子長者之道侍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見蘇軾文。（條幅，見林彪卧室，寫於1969.10.1） 老配少，參加這種婚禮幹啥？什麼思想作風？我不去是我看不慣，你去你是什麼思想作風？ 勉從虎穴暫棲身，說破英雄驚煞人。巧借雷聲來掩飾，隨機應變信如神。（條幅，見林彪卧室，林彪抄錄《三國演義》）

王者莫高於周文，撥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人乎？在人主不驕故也。 （條幅，見林彪卧室，寫於1969.冬）

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1963.11.16 錄武經太公兵語贈虎兒）

（關於中庸）

中庸之道合理——做什麼事既不要達不到，也不要過頭。

凡事勿做絕了，兩斗皆仇，兩和皆友。（1960.10.10在軍委擴大會上講話）

凡事勿做絕了，做絕即一點論，必有惡果。果大則現，國小、或其它力量能壓得住則不現，但大膽肯定必有惡果。例：對X（赫魯雪夫）罵絕了，對（王）明都絕了，對大公（蘇聯）做絕了，「才不可露盡，勢不可使盡」。(1961—1964)

我要像那夜半孤鶴，獨來獨往。 我有時候是虎，有時候是狐狸。

硬就硬，莫激烈，軟就軟，莫投降。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就會大難臨頭。 張良范蠡，急流勇退；天馬行空，獨往獨來。

以仁愛之心待人之忠，以寬宥原諒之恕，儒家的原理。

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1962.11.17 贈豆豆女兒）

溫文，豪放，理智，既受於天，且受於人。（書贈愛妻葉群）

生死攸關時，別人都是其次，祇有你是最重要的。此勝之要領也。

忍耐，大度的科學，，，，，，豈可為了區區小事而耽誤自己終身大師。（1963）

不成熟的話寧可不說，寧可沉默。把自己的興趣隱藏起來，使他不知道我們想些什麼。 只要有信心，就會勝利。你必須儘可能少依賴別人。不管別人是多有經驗，力量有多大。這就是要領。

卡片

仁----團結 勇----鬥爭 智----唯物論

恕：以仁愛之心侍人之忠，以寬宥原諒之恕，儒家的原理。

工作處事

三不：（1961—1964）不建言（免己負責、免爭領導之嫌）不批評 不報壞消息（去影射之嫌） 三要：要響應、要表揚、要報好消息。（1961—1964）

勿講真理而重迎合。 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 誰不說假話，誰就得垮台。（1961—1964） 決議不好也同意——頭等意義，不然是書獃子。

閉目養神 照上面辦 面帶三分笑（1961—1964）

防止對立超過了限度，它就會破壞統一。（1961—1964）

和洋人打交道，實在受不了！（1968年10月林彪會見外賓，受到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廬庫的熱烈擁抱，歸來后感慨）

評價革命、制度

無產階級專政是獨裁。 民主集中制=服從+紀律。 中國革命是革中國人民的命。 他最大的憂慮在表決時能否占多數。

B-52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

你說了東，他就偏說西，故當先聽他說一遍才可一致。

大躍進，憑幻想胡來，是蝕本生意，搞得過分，過極了，破壞了個人積極性。對蘇聯，做絕了，絕則錯。

主席就是最大的群眾，他一個人頂億萬人，所以和他的關係搞好了，就等於對群眾搞好了，這是最大的選票。

他先為你捏造出一個「你的」意見，然後他再來駁你的意見。並不，而捏造——老東的慣用手法，今後當注意他這一著。

毛，應照顧他，使他沒有小幫幫的必要，他就不小幫幫了。政治上對其每一創舉與功績公道主動地指出來，則他自無鋒芒的必要。

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要擁護毛主席...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戰爭

不管上邊怎樣催，總是要準備好了再打，沒準備好就不打。

一切戰術中最重要的戰術就是死打，打光就打光，完蛋就完蛋。

我有長勝將軍的美名，這並不是我有什麼特別的才能。事實上，我祇有一種才能，我決不把打贏一場戰役的機會搞砸，這個機會絕對不能放過。機會一旦失去，就永遠不會回來。 打仗，要麼不打，要麼致命。戰爭中不能想自己坐牢、殺頭，祇能想勝利。你要記住這個要領。我曾經把這個經驗寫給劉亞樓。含糊不得，猶豫不得，寬容不得。勝利了，什麼都好說。 正經的打仗，我不怕。我打仗不在乎小東西。有些所謂常勝將軍，常被小股游擊隊搔擾得煩躁不安，甚至中了奸計。不好。要看主要目標，小的挑釁、刺激、侮辱，算了，我只注意根本問題，認真對待。我不會過分，會有分寸地勝利。勝利了也給人一條活命，給人飯吃，不想治死人家。

林彪說：「……我們是人民起義軍，……，是為了廣大人民的解放，而不是為了自己或哪一個。不是為了吃糧。我們的每一個勝利，都會影響到人民的吃飯，住房，種地。我們每一個勝利都與人民利益直接聯繫著。我們自己吃的壞些，穿的壞些是沒有關係的。我們的生命，祇是滄海一粟。無數萬人的生命，他們後代的生命，才是寶貴的。……」（《戰術思想研究---論一點兩面及戰術作風》）

避戰錦州，撤離四平，陳雲稱之為「軍事妙手」。林彪的口號是「撤退，撤退，再撤退」，「被動，被動，再被動」。

胡家窩棚劉亞樓建議：「林總，現在戰場混亂不堪，像個立體滾筒，全擠到一堆了，不如來個大膽穿插，全面滲透，以亂制亂，亂而取之。」「太羅嗦了!」林彪來的更乾脆：「告訴部隊，哪裡有槍聲就往那裡打，哪裡槍聲密集就往那裡沖。縱隊不要去找師，師不要去找團，大家都去找廖耀湘就行了。」

「前面幾位元帥的判斷都很高明。但是，我勸同志們不要過於看重馬其諾防線。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用的時候，它勝過鋼鐵長城，堅不可摧；沒用的時候，它是一堆垃圾，不值半文。」與史達林談馬其諾防線

林彪语录篇二
《林彪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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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不爱讲话，但讲出的话非常简短，精炼，深刻，有特点，引人深思，回味无穷。

林彪一般只管军事，每天看地图，罗荣桓称之为林总的重点主义，林彪说话也只讲重点。

大家请看：

1．林彪被邀请在延安党校讲马列课，大家都准备记录下抗日英雄的教导，许多人都准备了纸笔，可是林彪上来后只说了一句话：“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发财，共产主义是大家发财，讲完了”，说完走下讲台，众人目瞪口呆。

2．在塔山阻击战中，我军伤亡惨重，程子华向林彪报告损伤情况，林彪听完后，对手下人平静的说：“告诉程子华，我不要他的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

3．在辽西追歼战中，我军部队建制打乱，指挥不灵，部下向林彪汇报，林彪听完后同样平静的说：“乱不乱我不管，找到廖耀湘就行。”

4．六十年代，越南领导人向林彪请教如何赢得越南战争的胜利，林彪从嘴里只吐出了一个字：“熬”。越南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5. 对日本，林彪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日本这个国家，我们迟早要教训它一下

6. 长征路上进攻腊子口之前，红一团团长向林保证说：“如拿不下腊子口，我提头来见。”林的回答是：“我不要你的头，我要腊子口＂．

7. 在毛家湾的谈话、笔记、批语、题词：

张良范蠡，急流勇退；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我要象那夜半孤鹤，独来独往。

读书时时有个我在，行事桩桩少对人言。

人是自己的上帝。

只要有信心，就会胜利。你必须尽可能少依赖别人。不管别人是多有经验，力量有多大。这就是要领。

生死攸关时，别人都是其次，只有你是最重要的。此胜之要领也。

硬就硬，莫激烈，软就软，莫投降。

打仗，要么不打，要么致命。战争中不能想自己坐牢、杀头，只

能想胜利。你要记住这个要领。我曾经把这个经验写给刘亚楼。含糊不得，犹豫不得，宽容不得。胜利了，什么都好说。

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

我有长胜将军的美名，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事实上，我只有一种才能，我决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这个机会绝对不能放过。机会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回来。

一切战术中最重要的战术就是死打，打光就打光，完蛋就完蛋。

不管上边怎样催，总是要准备好了再打，没准备好就不打。

王者莫高周文。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

中庸之道合理——做什么事既不要达不到，也不要过头。

凡事勿做绝了，两斗皆仇，两和皆友。

大跃进，凭幻想胡来，是蚀本生意，搞得过分，过极了，破坏了个人积极性。对苏联，做绝了，绝则错。

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

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就会大难临头。

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

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中国革命是革中国人民的命。

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

他先为你捏造出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再来驳你的意见。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

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你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先听他说一遍才可一致。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他最大的忧虑在表决时能否占多数。

正经的打仗，我不怕。我打仗不在乎小东西。有些所谓常胜将军，常被小股游击队搔扰得烦躁不安，甚至中了奸计。不好。要看主要目标，小的挑衅、刺激、侮辱，算了，我只注意根本问题，认真对待。我不会过分，会有分寸地胜利。胜利了也给人一条活命，给人饭吃，不想治死人家。

不成熟的话宁可不说，宁可沉默。把自己的兴趣隐藏起来，使他不知道我们想些什么。

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

勿讲真理而重迎合。

林彪语录篇三
《“文革”初我在国防部西墙写林彪语录经过》

“文革”初我在国防部西墙写林彪语录经过 作者：谢武申

来源：《当代工人·精品C》2014年第05期

偶尔读到一篇文章，令我想起了“文革”初的一件往事。那篇文章写道：1958年某日彭德怀从国防部赶到中南海，去看一封从南京军事学院写给中央军委的“告状信”。彭帅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这位作者以为，国防部部长，当然是在国防部上班，而不是在中南海。

其实，我国的“国防部”，自打成立的那天起，就没有专门的机关，其秘书工作是由军委办公厅兼管的。我曾在军委办公厅工作12个年头，对此略知一二。

建国初期，军委办公厅在中南海，后迁至北海西侧的旃檀寺（亦称国防部大院，与北海公园仅一墙之隔）。在旃檀寺的北楼（即“总参大楼”，又称“国防部大楼”。由梁思成设计，飞檐斗拱，绿琉璃瓦）的第七层，设有国防部长办公室。但彭总一直在中南海办公（直到他被罢官到“三线”之前），有时来旃檀寺检查工作，在此小憩，但并没有把它作为正式的办公室，房间一直是空着的。

林彪当国防部长前后，一直在毛家湾办公，从来没到过旃檀寺的这间国防部部长办公室。黄永胜调京出任总参谋长，办公厅便把这间办公室留给了他。但他也不来此办公。也许是由于彭德怀被罢官，这间部长办公室“不吉利”吧？

由于社会上并不知道此事，“文革”开始不久，某“红卫兵”总部（记不清是聂元梓的总部，还是蒯大富的“红三司”。此事可查国防部办公厅值班室日记）曾给国防部办公厅值班室打电话，声称要找“林部长”接电话。值班秘书告诉红卫兵“林部长”不在这里办公。他们不信，要办公厅的领导接电话。办公厅副主任金涛接过话机，对他们说：“林副主席确实不在这里。但有事我可以转告。”

电话里，有位红卫兵头头怒气冲冲地说：林副统帅兼任国防部长，他不在国防部上班，是不可能的，你们这是欺骗红卫兵！

金涛为了保密，不能告诉红卫兵林部长的住址电话，就佯称：林副主席到中央开会，回来后，有什么事，一定向他报告。

那位红卫兵头头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开始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在国防部的院墙上还没有看到革命大标语！林副统帅亲自领导的国防部竟然不突出政治，是不可理解的！我们表示严重抗议！限你们48小时之内在院墙上写好革命大标语，如果48小时后，我们再见不到革命大标语，就要冲击国防部！

金涛放下话机后，让秘书处给北京市美术公司打电话，询问书写大标语的费用。公司答复，写两米见方的美术字，每个字要50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于是，金副主任打电话给办公厅政治处（后改称部）主任孙玉东，让他告诉我红卫兵打电话的事，并问我能不能用油漆在院墙上写大标语？

我1964年从工厂参军，在国防部电报站当报务员，刚调到军委办公厅一年多，编在电影放映队，兼管画幻灯片和布置大院的宣传橱窗、写黑板报，美术字经常写，但最大也只是巴掌大小，两米见方的，从未写过，也未用过油漆。但想到可以为机关节省经费，就答应了。 究竟写哪一条标语呢？金涛、孙玉东和宣传干事张广华（原张云逸大将秘书）商量。记得可能是张广华说，红卫兵不是“批评”我们“不突出政治”吗，那就写林副主席的“四个念念不忘”（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吧。大家都觉得可以，就把任务交给了我。

我选了几种艺术字，但几位领导看了感到不太满意，说国防部是国家机关，大院外墙的标语，应该用正规的标准字体。

于是，我就找了《辞源》、《辞海》和《新华字典》，对比之下，《辞海》是最新版本（试行本），所用宋体字也最为标准，就从中选出了25个字。先用废报纸粘成两米见方的大纸（因方块字放大后，写在墙上并不好看，实际字体高两米，宽一米八五），再比照《辞海》的字，进行放大，请几位领导审看。他们同意后，又让我在报纸上用广告色写了“黄字红边”和“白字红边”两种字样儿，贴在墙上（大院的西外墙是灰砖，墙东即是爱民街）。大家看过后，觉得在灰色墙上，白字最为醒目，最后确定了“白字红边”的方案。

我写好了25个字后，用剪刀剪下，然后从警卫连找来了两名战士，帮我把字样儿用手按在墙上，再用白粉笔描好字框。好在那天只是微风，纸样儿刮断的不多，比较顺利地描好了41个字的边框。

之后，我到维修队的木工班，请教了刷油漆的基本知识，借了梯子。又到西四一家油漆店买来了鬃刷、鸭嘴笔和红、白油漆稀料。我登上梯子，先填白漆，然后再用红漆勾边。

标语写完后，金涛和孙玉东带了秘书处的几位秘书，同张广华等几名干事一起，到爱民街上看效果，还算满意。大家松了一口气，觉得红卫兵不会来冲击国防部了。

不料，第二天，办公厅值班室又接到了那个红卫兵总部的电话，质问道：你们原来就不突出政治，现在被动地写了林副统帅的语录，但是却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毛”的两横写成斜的，这不是歪曲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吗！

值班秘书回答说：这是按照《辞海》的标准宋体字写的……

值班秘书的话还未说完，电话里又传来怒气冲冲的声音：《辞海》是“四旧”，是应该批判的，你们国防部还把它当做标准字体！限你们48小时之内把“毛”字的两横改成水平的，不然，我们就要来国防部批判你们！

金涛把红卫兵电话的内容告诉了政治处，并指示：让小谢把两道斜横改过来就是了，没必要和他们争论。

我马上买来黑油漆，加上白漆，调成灰砖的颜色，涂在斜横上。为了把这两横画平，免得红卫兵再找麻烦，我到维修队借来水平仪，用白漆写了两个水平的“横”。

此后，那个红卫兵总部再也没有为标语的事找国防部办公厅的麻烦。

这就是国防部大院西墙上（即爱民街东墙）的大标语——“四个念念不忘”的由来。

此后，国防部大院各单位抽出干部，成立了“环境革命化小组”，由军委办公厅牵头，让我任组长。任务是在国防部大院、办公楼、会议室，设计、制作毛主席语录和手写体诗词。由于没有空房间给小组画图纸和写字，就占用了那间谁也不来的国防部长办公室。

“九·一三”事件后，院墙上的标语即用灰色油漆覆盖。至今，这面墙已经没有任何痕迹了。大院里的标语、语录也早已荡然无存。1968年，我曾在国防部大楼前的语录塔下拍了一张照片，还能看到当年“红海洋”的一斑。

回顾这件往事，可以说明几个问题：

一，“文革”之初，大家是怀着朴素的感情，不自觉地裹入“红海洋”的。红卫兵此时的动机也是如此。但此事也显露出这几位红卫兵头头对于国学的无知，“极左”到了荒唐的地步！ 二，国防部办公厅领导正确地处理了与红卫兵的关系，避免了他们冲击国防部。

三，这几位红卫兵头头们对于国防部，不是以建议的态度，而是动辄命令式地下“最后通牒”。这足以说明他们当年的不可一世，天下唯我最“革命”，以致发展到狂妄的地步。不久，我就听金涛副主任说：蒯大富曾向周总理提出要借用天安门，检阅他的“红三司”！周总理巧妙地回答：天安门是人民的，不是我周恩来的，你找人民去借吧。

林彪语录篇四
《林彪一生的三大研究：研究攻心之术对付毛泽东》

林彪一生的三大研究：研究攻心之术对付毛泽东

林彪对作战之术颇有研究，精于打仗。１９５５年９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林彪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仅次于朱德、彭德怀，位居第三。十大元帅的平均年龄是５７岁，林彪年龄最小，只有４９岁，毛泽东称林彪为“少帅”。这是党和国家对林彪的战术的高度认可，也是对林彪做出的军事业绩的最高褒奖。

除了精于作战之术，林彪对医身之术、攻心之术、弄权之术也颇有研究，但由于医术平庸险些命丧黄泉，由于心术不正导致臭名昭著，由于玩弄权术最终自取灭亡。林彪研究医术，虽无强身健体之实，却有强身健体之名，于国于民也无大害处；而他研究心术和权术，并用来指导他的叛党叛国活动，则完全是祸国殃民之举了。

研究医身之术

林彪对医身之术，研究的主要还是中医，而他研究中医是由一个笑话引起的。

那是１９３１年夏的一天，林彪和随行人员来到一家豪绅的住宅，发现地上散落了很多被丢弃的纸包。警卫员拾起一包打开让林彪看，林彪仔细看了看，又用鼻子嗅了嗅，高兴地说：“这是高丽参，是大补的补品呀！”战士们听说这是大补的补品，遂打了几只野鸡杀掉后，放了约一斤高丽参一起炖，炖出来的野鸡肉发黑，味道很苦。战士们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野鸡肉吃了个一干二净，连鸡汤也喝了个精光。不久，战士们开始流鼻血，有的战士断断续续流了好几天才止住。

林彪听说这件事后大笑不已，他笑战士们怎么能一下子在锅里放那么多的高丽参呢。笑过之后林彪想，战士们不懂中医，才闹出了笑话。现在战事频繁，部队缺医少药，何不自己看一点中医书籍，必要时也好给战士们治一些常见病。林彪以前收集到一些中医书，有了这样的想法后，每到空闲时，他就看起中医书来。久而久之，林彪也懂得了一些中医知识了。部队战士中有些常见病，林彪也可以开方子医治了，他还真的治好过一些战士的病。

自己生病时，林彪也常开一些中医药方，包括在长征途中，在延安，在东北。由于弹伤损及中枢神经，林彪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见风落泪，见水拉稀，但他并不相信医生。中医、西医反复会诊，认为他的五脏六腑都没有问题。林彪就自己翻医书，开方子吃药。有一天他指名要吃腊肉，因为他睡眠不好，不知道他从什么书上看到，说吃腊肉有利睡眠。到打平津战役时，他就再没提出要吃腊肉了。

有一次在双城前线指挥作战时，林彪不知从什么书上看到一个治失眠的中药方子，就让警卫员上街给他抓了几服药直接熬着喝了，结果出了大事。他喝完药，很快就休克了，人事不省，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负责林彪生活和警卫的王本把那介绍方子的书拿走了，并且叮嘱警卫员们，以后如果再抓药，一律要经过王本请负责保健的大夫看过同意后再办。林彪笃信中医理论，对吃不很讲究，不吃鱼肉，不吃精米。他对食物不讲究味道，而只在乎热量和温度。热量由保健医生掌握，温度则必须达到烫嘴的程度。林彪喜食白菜，但吃法很特别，不让切，不放盐，不放油。厨师为此想了好长时间就是想不通，林彪告诉他：“这是我发明的偏方，可以治植物性神经紊乱症。”至于效果如何，林彪却从不管。

林彪经常抱着一本厚厚的药典，手拿放大镜，字字揣摩，然后别出心裁地自开药方，让医生制成药丸吞服。林彪饮用中药是这样的：中医专家会诊后，都开一个处方，然后，他把每一

个专家的处方一一审看，并把众方化裁加减之后，他重新写一个处方，这个处方已经不再是哪一位专家的处方，而是他所化裁的中医处方，按照他的处方取药煎给他。在这方面，林彪有第六感，谁删改药方或增减药物，他马上就能发觉。一次，叶群吩咐医生在他的药丸里放了一些营养药。林彪刚放进嘴里，便立即吐了出来，大叫：“有毒，有毒，有人要害死我！”

新中国成立后，林彪有了保健医生，医疗条件是相当好的，但他还是经常自己开方治病。有一次，林彪给自己开了一副药方子，吃下去不久就肚子痛，接着开始拉肚子，几乎虚脱，直到医生来治疗，才见好转。原来，林彪竟异想天开地运用以毒攻毒的方法，往方子里下砒霜，结果砒霜过量，险些闹出人命。

研究攻心之术

新中国成立后，林彪拒绝去朝鲜打仗，就开始小病大养，长期蛰居幽室。除了研究一些中医外，林彪更注意的是研究党内政治气候，揣摩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心理、动向、好恶。林彪没有“一贯反对”毛泽东，也不是他自称的那样“一贯紧跟”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交往中，林彪深深地体会到了毛泽东深谋远虑、料事如神、绵里藏针、出击必胜的斗争艺术，感觉到毛泽东的超人谋略。林彪对毛泽东做出了许多判断和推测，充满了恶毒、讥讽和近似谩骂的语言，与他表面的虔诚截然相反。

我们可以从林彪在书中隐隐约约、欲断又连、既明且暗、时露时潜的小注、眉批中，找到林彪揣摩、分析毛泽东的心理、“研究”毛泽东的“成果”。

林彪在一张散页的《新华报》上写了一段诋毁毛泽东的话，贴在一本《逻辑的产生和发展及其法则》的书中：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在一本《学文化辞典》中“个人崇拜”的条目旁，林彪写下了他心目中的毛泽东：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在《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封底，林彪写下了怎样对付毛泽东的体会：

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在一本《辞海》扉页上，林彪记下了另一段对付毛泽东的话：

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

在一本《毛主席语录》扉页上，林彪这样猜测毛泽东的内心：

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通过对毛泽东的“研究”，林彪明白，自己更新、更高的追求，既不是高不可攀，也不是轻而易举。为此，他选择了一个最佳位置进行尝试，选择了一条自认为最高明的途径攫取权力，即发动对毛泽东的歌颂和忠诚，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功绩，在全国人民心中树立了无人可比的威望，人们把对毛泽东的赞颂视为十分正常的事情。林彪遵循他对攻心之术的研究“成果”，把正常的颂扬一步一步地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狂飙巨澜。

１９５９年９月，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没几天，便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别出心裁地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１９６０年１月，林彪把毛泽东在延安为抗大题写的三句话、八个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发挥成为“三八作风”，作为检验全军部队革命化的标准。之后，他又接连发明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和“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响亮口号。这年春天，林彪到基层连队宣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说“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在１９６２年１月至２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因为不满意罗瑞卿找人写的讲话稿，便自己拟定了提纲，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

毛泽东思想在任何工作中，永远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作用的，是灵魂，是命根子。有了它，就一通百通，旗帜鲜明，方向正确。正确的东西，是唯物主义，是毛泽东思想„„过去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林彪下令《解放军报》逐日在报头刊登毛泽东语录。１９６４年５月他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解放军报》刊载过的毛泽东语录，补充编纂成《毛主席语录》一书，在全军发行，在全体官兵中掀起了学习运用毛泽东著作的高潮。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到“文革”中，《毛主席语录》竟成为

“红宝书”，被奉为圣典。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用大量的篇幅来吹捧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说：

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

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９０岁、１００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林彪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热鼓吹在８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正式确认。全会公报充分发挥了林彪的“顶峰论”、“天才论”的精神。

“５·１８”讲话后，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前线指挥的关键任务交给了林彪。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２日，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名列第二位，成为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铁腕人物。１３日，林彪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了他的“三罢”政策：

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

第二条，搞不搞思想政治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

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

这次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

对于林彪如此吹捧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毅宴请华东几位第一书记，席间，陈毅一语中的：“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邓小平也曾说：“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

研究弄权之术

林彪对弄权之术的研究“成果”也主要在“５·１８”讲话中体现出来。谈到对政权的认识，他说：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政权是什么？孙中山说是管理“众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然，政权的职能不仅是镇压„„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镇压。

在林彪的心里，政权是一切：

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

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那就是糊涂了，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而夺取政权，最主要的就是政变，林彪在会上大谈特谈政变，关于政变的内容，占了整个讲话的一半篇幅。林彪先从国际和中国历史两个方面讲了政变的状况：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１９６０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６１次政变，搞成了的５６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８次，留当傀儡的７次，废黜的１１次。这个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６年中间，每年平均１１次。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１０年、２０年、３０年、５０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３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４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这些历史上的政变，应该引起我们的惊心动魄，高度警惕。

关于政变的形式，林彪讲道：

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相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犯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除了相砍相杀夺取政权外，还有用其他阴谋诡计掌握实权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庄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统治的初期，实际上政权落到吕不韦的手里。

对于怎样搞政变，林彪的研究结果是：

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

林彪用他特有的语言和风格，道出了政变规律性的东西，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政变”理论，令与会的常委们大吃一惊，被称作“政变经”。

林彪从什么时间开始研究弄权之术？研究弄权之术有多长时间？一直是个谜。研究者指出，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４年，林彪整整花了４年时间潜心研究宫廷艺术。林彪请人讲解历代更替兴衰、军阀混战、名人奋斗、枭雄突起的过程和细节，反复阅读开国皇帝、各代奸雄成

林彪语录篇五
《林彪的抗日理念》

林彪提出的一个让人吃惊的抗日战略

林彪在《关于抗大教育方针的讲话》中，谈到了他的抗日战略。林彪从各方面论述了一个问题：“要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我们在军事上只有采取进攻战法，才能发扬我们的长处暴露敌人的弱点，才能取得新的大的胜利的战局。号召“以攻为主，以防为辅，要把大部兵力分配打运动战，以小部分的兵力打阵地战与游击战”。

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与日本，虽然中国军队数量远远多于日军，但还是敌强我弱，中国连防守都不行，去进攻无异于找死。但是，如果翻开军事历史看一看就知道，消极防守的阵地战防不住敌人，不等于不能用运动战战胜敌人。为什么防守打不赢,采取进攻就可以打赢?

林彪分析道：

（一）从地形条件来看，中国的领土辽阔广大，是守不胜守，防不胜防的，日本帝国主义采取包围迂回的战术，我们就无法去守，我们有几千万万个山头，有几千万万条路，怎么去守呢？南口的天险，娘子关的天险，我们曾经守过的，结果敌人还是南面绕过去了。我们有大军坚守的地方，敌人不攻，而是专找薄弱的地方和空虚的地方，这一打我们就非跑不可，我国地大的长处如果是采取防御战则这长处反而变成了我们的弱点。如果我们采取进攻的战法，我们作战的迂回地区广大，我们可以随意选择有利的机会消灭敌人，敌人想要包围我们是办不到的.

（二）历史上的一切天险，在今天的立体战争中，已大大地减低其价值，甚至失去其作用了。今天的战争要想防御，必须建立新式的巩固的要塞，可是我们中国过去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只是依靠历史上遣留下来的城，根本就不能抵御强大的火力，现在如果全靠新要塞，时间也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采取单纯的防御，便是我们暴露弱点，而必然地要失败。

（三）要实行防御必须有强大的火力来布置火网，但现在我们的火力还不行，要采取防御便更暴露出我们的弱点，另一方面我们的步兵很多，这是突击的力量，是冲锋肉博的力量，对于进攻是有利的，是我们的长处。但是如果采取防御，这个优点便不能产生。相反地，是便利日本帝国主义，可以调动几十门大炮来向我们轰击，可以调动一师人来消灭我们一团人，其次敌人曾经用六十门大炮来向我一个阵地轰击并有飞机配合作战，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士兵常常不打仗，可以睡觉，尽管开炮向我军轰击。在南口与上海战斗之中我军牺牲很

大，但还有看不到日本兵的，因此在目前我们的火力比不上敌人的情况之下.

（四）防御是被动的，战争一转到被动是很困难的，处在被动的地位对于敌人什么时候来，多少兵力，从什么地方来？这些问题都无法了解，等到敌人来了，挨了一顿打，还不知道敌人有多少力量，等到我们发觉敌人的兵力，要调兵来增援已经来不及了。

（五）敌之作战掼技，为包围迂回，如果我们采取防御，死死地摆在一块地上不动，则刚刚便利于敌之迂回包围战法之实施，反之如果我们采取进攻，则迫敌处于应战地位，而我们还能将敌包围歼灭。

正如林彪分析的那样，以国民党军为主的中国军队，始终不能集中兵力与敌人进行彻底的运动战，总是分兵把守，被敌人各个击破。这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客观上，以国民党军为主的中国军队确实没有意识到被动防守的危害，林彪还是对中国军队的战略错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林彪最后号召说：“在兵团战术中，运动战为主，以阵地战游击为辅，但其中有一个中心，就是都要进攻，要包括进攻的精神，以进攻为主要手段。运动战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不能“游而不击”，而要去袭击敌人，防御的阵地战要准备随时反突击。总之，进攻是最主要的，我们要以攻为主。林彪不只是提出了战胜日军的理论，他也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自己理论的正确。抗战初期，林彪在平行关和广阳分别指挥三个团和两个团（缺6个连），各歼灭日军一千人，取得了平行关大捷和广阳大捷。李宗仁的台儿庄大捷也是在用一部分兵力防御敌人的同时，用更多的兵力对进攻中的一路敌人采取主动包围进攻的战法取得的。

有人说，中国是用持久战和游击战取得的抗日战争胜利，不是用林彪的运动战进攻战略取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林彪的战略是错误的，持久战游击战才是正确的。其实，这是曲解了历史。中国并没有靠“持久战、游击战”取得抗战的胜利，只能说“持久战、游击战”使日本人没有很快打垮中国，中国是依靠美苏的胜利才战胜日本的。日本战败时还占领着大半个中国，日本人投降时中国人还莫名其妙。如果不是美苏战胜了日本，“持久战”还不知道会＂持久＂到什么时候，如果日本不去发动太平洋战争，愚蠢的把美国拖进战争中来，中国能不能胜利还不一定呢。说实话，日本人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被中国打败的，这也日本人现在也没把中国放在眼里的主要原因。

林彪提出了战胜日本人战略方法。如果当时中国军队都能按照林彪的战略实行，几十万中国军队每次对企图长驱直入或迂回包抄的一路日军实施分割包围，多打几个平行关和台儿庄那样的胜仗，每次消灭它一,二万，这样的胜仗只要打几次，日本人根本不可能占领大半

个中国。日军的武器并不比中国强多少，日军的军队素质虽然好一些,但中国几百万军队,一次就算消灭不了日军5万10万,但是一次消灭日军一,二万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中国军队实施正确的战略，日本那点军队就想侵略中国无异于找死，日军能逃老家就会感到很庆幸了。

林彪语录篇六
《在七大的讲话-林彪》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五年五月

毛主席的报告我都同意。毛主席的报告是总结了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奋斗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而且是一种结合的典型，做出全党全中国人民奋斗的方针。毫无疑问，这个报告将成为全党全中国人民奋斗的旗帜，具有重大的号召作用，组织的作用，推动群众斗争的作用。同时对于党内也是一个团结的武器，教育的武器。

我今天只想在毛主席的报告中间抓住关于群众工作的关键：群众观点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讲一讲。我也不能全面地讲这个问题，毛主席已经很精采地讲了这个问题。我不讲关于群众工作的方法问题，而是讲一讲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讲我在学习中间对这个问题是怎样了解的。我想把我所认识到的讲一讲，作为大家研究的参考，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指示。这个问题对于全党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军事干部更重要。

首先、我讲一讲这个问题对军事干部之所以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的军队在中国革命环境中，它成为斗争的主要形式和组织的主要形式。我们党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用军队去推行党的政策。就是说中国革命不能离开军队，如果离开了军队，我们虽有正确的政治主张也无从实现。有了军队就可能有一切，没有军队就必然失掉一切。近几十年来的革命运动，大革命、内战和抗战这三次革命都是以军队为骨干来开展工作。北伐是战争，苏维埃运动是内战，而现在是抗战。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和党的工作都围绕着这个中心，围绕着这个基本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在抗战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力量本来是很小的，但由于我们有一点军队，因此就得到很大的开展。同时我们原有的东西：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还有其他苏区，很多地方农民分得了土地，也有了政权，但是当军队站不住的时候，其他的一切也都站不住，一切都完了。虽然一切都完掉了，只要我们的军队还保守住了，那么一切都可以开展起来。所以这是中国革命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基本特点。而这个军队不是首先从城市搞起来的，而是先从乡村慢慢地搞起来的。

由于中国军队在中国社会上有这样的地位，我们做军事工作的同志也往往以此自骄，往往只看到军队，忽视群众，看不到群众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说军事干部对中国革命是有很大的贡献，军事干部很英勇，而且很会打仗。在内战的时候，我们的战术如果不从教条主义的战术观念来看，讲实际的战术，我们比国民党强。在抗战中间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是拿教条主义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战术比国民党强，而且在某些方面比日本还强。这是我们军队的长处。

我们有这样的长处，但是也有缺点。这个缺点不是发生在军事方面，主要的表现在政治方面。政治上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群众观点的不足。对于群众的认识是抽象的、模糊的、薄弱的。大家很清楚，在抗战初期，我们有一个时期，并没有很好地执行中央的军事方针――人民战争的方针，游击战争的方针。这是由于我们缺乏群众观点，对群众认识不够，只靠军队打仗，靠军队去转变一切，靠主力军集中起来去打仗，这样解决问题。军阀主义、惩办主义、命令主义等等，这些东西的来源，也是群众观点不足而来的。这是军队的长期思想斗争，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斗争，而且以后还是要注意克服的。在练兵中间，我们现在有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用群众路线代替干部个人的路线。过去是干部个人干，没有动员群众。过去我们在带兵上发生的缺点，也是由这地方而来的。军事上的缺点有没有呢？军事上的缺点就是对将来转变中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不足。

造成我们干部对于群众观点的不足，客观上有很多原因：一个是中国军队的传统，是压迫的工具，是和老百姓对立的，他们和人是仇恨的关系。我们军队里有很多的旧军官，而且我们的军队是处在旧社会之中，受到社会的影响，旧军队作风的影响，一般地使得我们容易染上与群众对立的坏作风。另方面，由于过去战争非常频繁，使得我们军事干部的日常业务仅仅是侦察地形、布置交通，以便怎么样计划作战。纠缠于这些事情，环绕于这些事情，日常业务就是搞这一套，一有空闲就练兵。对于群众呢？是脱离群众的，不懂得群众的痛苦和群众的需要，群众的情绪得不到反映，这个业务容易使他失掉群众观点。同时军队当然要接近群众，做群众工作，但军队里头一般的都有做群众工作的民运部、政治部，也因为有了这个机构，我们就觉得不要管了。但我们军队和群众结合，仅仅靠这些机构是不足的。另方面，我们过去的军队，反映了革命的情绪，人民的反抗情绪，我们有很坚强的战斗力，所以打仗能够常常打胜仗。这样使我们只看到军事力量是无穷的，万能的。由于对军队的依靠，对群众观点也因此而薄弱。 我们今天全党都应该加强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我们全党在过去许多部门的工作中间，许多同志工

作中间，表现了这种群众观点不足的事情是很多的。这种原因也有它的历史原因，有它的社会原因。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社会原因。

中国的社会是半封建的社会，这个社会没有民主，就看不到群众的力量，不同其他国家群众力量可以表现出来。公开的民主选举，民主机构发生很大的作用，表现的很大力量，尽管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但在资产阶级机构中，也可以看到一点人民群众的力量。中国半封建社会没有民主，中国是独裁的传统，没有公开的民主机构，这个传统使我们不容易发现群众的力量。

另方面是中国思想上的传统，就是历来不把历史社会说成是群众运动，是群众的需要而产生的，而是少数英雄豪杰、帝王将相，他们的好或坏造成的，社会历史每个朝代都是讲帝王的政治，没有反过来看成是当时社会状况影响政治运动，影响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只有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才这样看。全世界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不是很早而是很迟，就是近百年的事。社会变化是什么原因？是帝王的好坏还是整个群众的需要呢？历来的解释都是帝王政治行动的好坏。相反的说法，经过各方面的证明，真理是由于群众的需要，群众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发现他们的代表人物，使他们走向胜利或者走向失败。这是科学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发现不很早。我们在中国受到的教育是这样的教育，中国从来没有把社会历史的变化看成是群众的需要。近代的孙中山先生比较看到了群众的作用，他讲民权、民生，有一点人民观点。但是他的观点与共产党的人民观点有很大的差别，他相信人民，他知道人民有力量，但是他不能提高到我们这样的高度，他实现民主，要以过训政，不能马上实行，说人民没有能力实现民主，他把群众看成没有知识，这种思想和我们根本不同。中国过去历史的教育是如此，在近代政治运动中，所受到的影响是如此，加之马列主义的教育很薄弱，因此种下了我们对群众力量不大看到的根源。另外，就是由于我们党的成份，小资产阶级占很大的数目。特别领导干部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占很大的数目。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有矛盾，有隔阂，但是这个矛盾不同于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虽然如此，但还是一种矛盾。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的生活习惯不同，感觉到他们脏，没有知识，没有能力，而历来所受到的教育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自已就是天生的爬在群众的头上，管人家的，是这样的传统，这是造成为我们思想的阶级原因，同时也是造成群众观点薄弱的很重要的原因。

上面所说的，军事干部也好，党内的一般干部也好，群众观点的不足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但是也有主观的原因，这个主观的原因，我们自已努力，能够有把握改正的，改变过去群众观点的薄弱，是完全可能的。过去对群众观点这个东西，主观上历来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问题，不是觉得这个东西困难，不去学，而是觉得太容易，认为不成问题，没有作为一个课题，在脑子里没有认识，没有把它在思想建设上作为一个主题，所以我们没有把这个东西学到，也不是由于我们看得太少，或者根本没有看到，正是因为我们看得太多了，一贯的讲群众，在文件上到处看到人民群众这个字眼，但是群众在政治上起什么作用没有看到。大革命的时候很多同志作过群众工作，我当学生的时候也作过群众工作，土地革命时期也作过群众工作，也听过，也看过，唱歌也唱过，……现在经过毛主席再三地讲，再三地写文章，是不是我们就学会了？我看同志们学的程度各有不同，地方党的同志比我们体验的深得多，军事干部一定次点。但就军事干部中间了解的程度，也各有不同，对于我还是一个大大的问题，我沉得每个同志不要放过，要好好地学习这个问题。

群众观点这个问题早就提出过，但是我们现在的了解和过去的了解不同。从前我们也讲群众观点，但是今天来讲这个问题，我们头脑子里的群众观点和过去就有了很大的不同，有深和浅的不同，有丰富和贫弱的不同。我想我们将来继续追究这个问题，将来头脑子里的群众观点同今天的又会不同。而今天我们头脑子里的群众观点和毛主席头脑了里的群众观点也有很大的不同。同样的群众观点，同样的字眼，同样的概念，但是内容有很大的不同。毛主席讲了，书上列宁讲了，……将来还要注意，象毛主席讲的把它挂起来想一想。我想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能够很好地了解，是有很大意义的。

我们现在学习马列主义，主要的就是学习毛主席的蓍作。毛主席已经有很多的著作，都是马列主义，和列宁一样，列宁并不是马克思，但是他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应当把它当成社会科学来学，当成我们的行动指示来学。要想真正地学习毛主席的东西，就要掌握一个总的东西，就是人民立场，人民路线，群众路线与群众观点。毛主席讲了很多群众观点的字眼，究竟这个东西起什么作用？它是真理的标准。合乎人民利益的就是真理。如果不把握住了这个东西，那我们碰到一个问题，一种意见，就是不知道到底对不对，我们没有标准，就不知道它的总出发点。毛主席的报告中提到了党内作风，其实就是他自已的作风，他的群众观点，只有从他的许多著作中追求他的群众观点，追求他的群众观点的实质。同时只有把握了群众观点，才有线索了解一切，才有线索批判一切，那个对，那个不对，才有真理的标准。不然我们就不能把握毛主席的学说。每个学说有一定的出发点，我们了解毛主席的东西好得很，但是资产阶级了解就坏得很，他可以说一篇道理，与他有利的就是对的，与他没有利的就是不对的，他的真理标准是这个东西。我们与他相反，凡合乎人民大众利益的就对，不合乎人民大众利益的就不对。人民大众

是大多数，国民党的反动集团是少数，它不能正视真理，采取了各种办法，掩盖它的罪恶。我们是代表人民大众，人民大众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我们只有把握了毛主席的根本观点，人民观点，才能把握毛主席的学说，批判其他一切学的体系，这是我们真理的标准。

毛主席的群众观点很早就有了，我们可以翻一翻他的东西就知道了。比如他在四军九次代表大会上，那个时候就有了这个东西，事实上我也参加了这个会，参加了讨论，看文件，但是不懂这个问题。毛主席对军队任务的了解就不同，把军队看成不是专门打仗的，而是执行政治任务，建立人民政权，都是为了群众，如果不是为了群众就没有建立的必要。军队的群众观点，毛主席的思想中很明确，毛主席对这个自觉很早，而我们比较迟，特别是我了解得比较迟。现在我们要把毛主席的这个自觉变成全党的自觉，这是我们在思想建设上的任务。另外，在我们实际工作中，我们只有真正地转变了对人民观点不足的思想，才能坚决地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执行，独立决定工作的时候，才有正确的方向，才不会只依靠党中央，才不会只依靠同盟者，才不会只投国际政治上一种什么机，而才能把握着一个中心。我们军队干部要把握这个东西，客观上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进行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但是我们主观上自觉地承认这个东西可以说是不够的。我们要在主观上把军队变成人民军队，把这战争变成人民战争，我们每一个军队工作人员是不是完全懂得这个东西，可以说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把客观上的人民军队，变成自觉的主观上的人民军队。当然，如果我们在这里认为缺乏自觉的观点，就否认了我们是人民军队，那是不对的，但是单是客观上是人民军队，主观上就觉得已经懂得是人民的军队，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应该把任务放在自觉这方面，使客观的人民军队变成自觉的人民军队。

另外一方面，从军队直接利益这个意义上讲，也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军队才能扩大，军队作战的配合，经过各种直接的间接的关系帮助我们作战。军队工作特别重要的原因，是党的一切政策，主要的通过军队去执行，其他政权机关，党的机关多半是在军队的掩护配合下进行，没有军队掩护配合，就很难进行工作。在大革命的时候，工作轰轰烈烈，没有军队的配合，被人家就一扫而光。但是没有其他工作，光是军队，也不行。所以我们军队的主要任务，只有自觉地了解与群众结合的重要，才能很好地进行与群众的结合。与群众结合，就可以使我们从很小变成几万几十万的军队。我们现在已经变成百把十万人了。如果我们过去不犯错误，能够执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我们华北根据地会更加巩固，八路军也更加扩大，敌军也更加孤立，感到没有出路了。另外方面，如果不能把握群众，军队和群众不能结合，就不但不能由小变大，而且要由大变小，以致于失败。南昌暴动的失败，就是这样的教训。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有十几万，很薄弱，我们是有群众基础的，但不依靠人民，当时还是依靠同盟者，依靠外国，结果失败了。大革命到武汉时期，由于不依靠群众而依靠同盟者，也失败了。所以只有处处依靠人民，才能由小变大，否则只有失败，只有消灭。这一点对于我们的军事干部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二、我们为什么要为人民。这个问题好象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当然要为人民。但是我觉得还可以研究。我想，我们为人民这个观点，这个说法很早就有。我也相信过，同意过，执行过。可是在观念上不清楚。

过去在党内过生活，时常说为党，为真理，为无产阶级，一切为了战争，我也都相信。看起来这些东西也都是对的，这个也对那个也对。可是往往在这种对的中间，有时就发生矛盾。如果是正确的了解，为党也是为人民，为真理，为战争胜利也是为人民。如果了解得不正确，在这几个“为”中间不能很好地结合，找出中间的联系，中间的隶属关系，找出它的系统，谁服从谁，分出主要次要，不弄清楚这些就会犯很大错误。

为真理容易犯教条，以事实来迁就理论变成了教条主义；为党，如果一局部的地方搞错了，一个支部一个小组，不晓得建议，改造，无条件地盲从执行，结果这不是为了党，不是为了人民，而是变成了为小宗派，在群众中孤立起来；为阶级的观念，如果不正确地了解，再走一步，就容易缩小社会基础，成为小集团。我们过去在白区的工会工作，和在苏区的反富农路线中间，都是把我们的社会基础大大地缩小了。为了我们这一个阶级，坚决地反对其他敌对的阶级，这样把自已的阶级基础大大削弱。

所以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的“为了”才没有矛盾，才是一致的，否则就是分道扬镳，越走越远，脱离人民，走上错误。过去我们没有把这些观点结合起来，没有找出其内部的关系，所以犯了很多错误，思想是长期不自觉的。

关于为人民这个观点中间还有问题。为人民，这不仅仅是我们共产党这样讲，国民党也讲这样的话。但是国民党的头脑和我们的头脑完全是两回事。人民不是笼统的东西。人民中间有地主豪绅，有自由资产阶级，有小资产阶级，有农民，有无产阶级。我们的人民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而国民党的人民实际上是人民的敌人：地主，资产阶级。他们掌握了财政、军权、政权压迫人民，他们用人民这个词，实际上是欺骗人民，盗窃人民的名义，其实是骗老百姓，反对人民的。而我们的人民观点是真正人民主体的

人民，一切都归结到人民。

不弄清楚这一点，是可以弄出很大错误的。在马克思主义没有传到中国的时候，从来没有说人民中间还有什么阶级，内部还有什么冲突，这个思想在一般的人的头脑里是一个很模糊的观念。人民的敌人也冒充人民，所以对于人民本身应该有清楚的了解。不然以后豪绅地主也是人民。

到底怎样为人民？工农劳动人民是人民中间的多数，占绝对多数。另外，他们是真正对社会有益，社会生活是他们建设的，房子是他们造的，衣服是他们做的，道路是他们修的，一切的一切是他们建设起来的，革命也是他们干出来的。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都是人民干出来的。没有人民，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建设。

所以，毛主席说人民是创造世界的动力，没有人民就一切都没有了，所以人民是最有功的。但是人民在中国社会上，在中国这个半封建的社会里受的痛苦最大，最有功，但是痛苦最大。造房子的没有房子住，做衣服的没有衣服穿，一切都被剥夺被盗劫去了，他们自已过着非常痛苦的生活。如果我们到大后方看一看，到处是民不聊生。我在重庆住了八个月，在办事处周围就有三、四个人吊死，在办事处的茅屋里就吊死一个，他们都是劳苦群众。老百姓生了小孩养不起，丢在街上，有天早晨，办事处一开门，门外就有一个小孩子。老百姓不能忍受这种生活的痛苦，因而发生骚动的事情是很多的。所以人民是最痛苦的，他们真正是“民不聊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为了人民，就是为了拯救人民的痛苦，解放人民，使人民创造世界的力量更大。

比如在苏联，过去很多人都是没有知识的，现在都变成了知识分子或工程师，成为有知识的人了。把那样一个落后的俄国变成了今天的苏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打了最大的败仗，日俄战争时，俄国也打了败仗。那时人口比现在多得多，版图也大，可是还打了败仗。这次苏德战争就不同，人口比那时少，版图也没有那时大，但是由于人民解放了，就创造了无限大的力量，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赶得上它，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军事上等等各方面的发展，它能够把所向无敌的德国打垮，一直打到柏林，把希特勒打死。可见人民获得了解放，他们力量多么大、雄厚。苏联人口比我们少一半，我们是四万万五千万，他们只有二万万，如果我们的人民解放了，经过二、三十年，比两个苏联还要大，也是所向无敌。而这种创造力可以说是打破人类有史以来的记录。

所以，我们的奋斗有很大的意义。一方面，我们解除了现在人民的痛苦，另方面，使人民来个根本的翻身，只有把群众身上的枷锁解脱，才能表现出群众的力量。可是由于前面讲的许多原因，使我们的群众观念很薄弱，不很清楚。因此，我们现在要回过头来，加强我们对人民观念的教育。

怎样来教育呢？不是说现在拿《资本论》，马列主义的书籍来教育，主要的是加强每个士兵每个党员每个干部具体事实的教育，这有很大意义的。比如我们和在大城市住得久的人谈一谈，谈谈他家庭周围的现象，这就会使你对人民的感情油然而生，非常感动，愿意为人民而奋斗。人民痛苦的事实教育了我们，使我们热爱人民，这种感情不是抽象发生的，只有看见人民痛苦的许多事实，教育了我们，使我们真正同群众的心灵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大公无私，勇敢奋斗，在我们部队里的阶级教育，就应该这样来进行，而不是从书上来进行。

另外方面，我们要尽量接触人民，去调查研究，学习毛主席的办法。毛主席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就开调查会。我虽然从内战时期就跟毛主席有几十年，实际上对于这一点是熟视无睹，没有学到这个很重要的办法。毛主席把这个东西看成是一个大学校，甚么钱粮师爷、老秀才，这些人都等于教授。这个办法现在想起来，实在是一个好办法。有时房子里挤的人太多，毛主席就在门外摆一个小摊，围一群人。别人以为他是一个算命的，而他正是开调查会。我们来来往往也看见，但是却没有注意。除此之外，对于毛主席著作要注意深切地研究，找出他的思想立场，要懂得他的话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这样处理而不那样处理。站在我们的阶级立场是这样处理，如果站在另外一个阶级立场，就不这样处理了。所以，毛主席解决问题是有偏心的。偏心对不对呢？对的。他偏向痛苦的人民，这个偏也就是正，因为他代表大多数，代表着真理，代表着发展的。这些东西在毛主席的著作里都有指示，我现在就讲这个为什么要为人民的问题。

第三、再讲到一个通俗的口号，就是“依靠人民”的问题。依靠人民，当然要依靠的。但是为什么要依靠人民？虽然成为口头禅了，我想要懂得它的根源，才能变成自觉的，才能有把握，才能在各种事情上表现出来。不然，话是话、行动是行动，变成了两回事。

依靠人民是不是吹牛皮，不是空说漂亮话。我们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奋斗的，是不是故意吹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捧劳动群众的场呢？不是的，这是真理，是科学，是一个事实。只有依靠人民才能搞成，不然有天大的本领也没有用处。所以，我说依靠人民不是吹牛皮、捧场，而是个真理。只有走这一条路才

能成功，否则是会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为什么依靠人民？单依靠党自已及军队不行吗？拿我们的力量和敌人的力量比较一下，是不是可以战胜敌人？不能的。因为敌人力量很强大，现在我们有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这两个敌人虽然之们中间有矛盾，但在某种时期他们会团结一起来进攻革命的。不管帝国主义也好，封建势力也好，都比我们的力量大。因为人家有财权，有政权，有传统的思想统治，过去的学说都替它们说话。我们只有毛主席著的几本书，同时共产党的书在外面很少，帮助我们说话的很少。它们占有一切，掌握一切，我们的力量打得过打不过它们呢？打不过。怎样办呢？只有依靠人民。

但是，我们要晓得，民族敌人也好，国内的敌人也好，特别是国内的敌人，虽然力量很大，占有一切，可是它们也不能例外，要依靠人民。统治阶级那样坏的东西，那样的压迫剥削，那他压迫谁，剥削谁呢？离开了人民，那它就要灭亡。他们依靠人民的观点，是依靠人民的没有团结，没有觉悟。假如人们觉悟了，团结了，就完了。所以，人民站起来了，他们就倒下了，如果人民没有站起来，他们就站起来了。这是一个东西的两方面。我们依靠人民、发动人民、团结人民，就是挖墙脚，把墙脚一挖，它就垮了，要想搞垮他们的上层，只有挖墙脚，它下层当兵的，开工厂做工的，监狱法庭等办事的人，都是人民，如果我们把人民搞过来，它就会全部垮台。

我们过去也有缺点，自已没有看清楚依靠什么，犯了很多的错误，就是脱离了群众。但是我们一旦觉悟起来，就不脱离群众了。那是很厉害的，几千人变成了几十万人，今天我们的力量比过去更大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是脱离群众的，无论怎样觉悟，它的缺点是没有办法克服，不能争取人民的。虽然我们和国民党都是脱离群众，但是国民党的脱离群众和我们的脱离群众有本质的差别。虽然有一个时候，有一部分人民是被它麻痹、拉拢，但是人民基本上是我们的，不是他们的。

在大革命时代，陈独秀就不依靠人民，而依靠同盟者，依靠冯玉祥，结果来了一个反水。在抗战初期，无论在华北或武汉，同盟者虽然给了我们一些好处便利，但实际上是不可靠，它一个时期内是有变化的可能。历史上已作了定论，与资产阶级越联合得好也就是快到破裂的时候，越团结得好，群众的力量就越大，他们也就越害怕，越害怕也就快到分裂的时候。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所以同盟者越好，也越要小心，差不多快到分家的时候，我们就要反对它，推翻它。不要看他表面上有礼貌，鼓掌欢迎。资产阶级一贯的说话是不负责的，没有良心，欺骗人的，因为我们曾被蒋介石、冯玉祥及抗战初期的盛世才骗过。我们要晓得阶级存在就有矛盾，矛盾是基本的，同盟是暂时的，他们随时在准备要反水。我们曾犯过这样的错误，我们以后永远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此外，过去我们依靠过外国，比如在南昌暴动时，不依靠人民，扩大人民的力量，而依靠外国，结果没有本钱。我们还靠什么东西呢？至于现在靠美国，也是不可靠的，恐怕将来也要搞一个斯科比。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它的身上，而是要寄托在人民的身上。因为人民是无孔不入的，我们应该联系人民广泛深入社会，只有依靠人民，才能无孔不入，才能利用各种形式。这主要的方式是军事上的斗争，或者是政治上的公开斗争，还有许许多多的各种复杂的斗争方式。只有发动人民，才能利用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由于我们是共产党人，本质上规定了只有我们站在人民的地位，才能利用无限复杂的斗争方式，使敌人防不胜防，只有利用人民自己起来干，才能提高他们的信心，提高他们的地位。只有让农民和地主斗争，才能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农民才有基础。只有让工人和资本家斗争，工人才能团结起来，拥护我们的党，反对资产阶级。

因此，只有让人民自己斗争，人民才能仇恨敌人，不然光你进行斗争，光八路军打仗，他们站在旁边看着，打好了他们就回家去，打败了他们就当顺民。所以，只有发动人民战争，才能使人民变成军队，同敌人对立起来，使敌人增加了敌人，使我们增加了力量。根据这个，我们才能把对立的裂痕撕开，加强斗争，加强分化，增加我们的力量。削弱敌人的力量。包办代替是不行的，那么多城市村庄，代替得了代替不了呢？代替不了，而且也包办不好。包办代替在一定的程度上，同其他配合起来，还是革命的办法。但是如果主要用这种办法，那就是反革命的，尽管给农民东西，尽管给无产阶级东西。如果象这样的做，即成为中国慈善会，外国基督教的办法。这办法是不是革命的呢？不是的。它是麻痹人民的，使他们得不到经验、信心、觉悟，这是麻痹革命的办法，使人民的斗争削弱。因为这办法使人民坐享其成，不能加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与其他的配合是可以干的，基本上让人民自己起来同敌斗争。人民是一切力量的泉源，军队的来源是人民，打仗是依靠人民，人民拥护军队的热情慰劳，更鼓动了军队的情绪。

比如打长沙时，浏阳、平江的人民，被国民党杀了很多，他们家属就跑到军队旁边，高喊要为他们的丈夫儿子复仇，人民的情绪很高涨，并且还慰劳作战的军队，战士的勇气就鼓起来了。战斗的热情不

林彪语录篇七
《林彪九条经典语录》

1936年12月，林彪曾讲过一次怎样当好师长。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红军时期作战指挥的 一个小结，共有九条：

第一条，要勤快。他说不勤快的人办不好事，更不能当指挥员，凡是自己能亲手干的事，一定要亲自过目，亲自动手，他说指挥员切忌懒。因为懒会带来危险，会带来失败。

第二条，要摸清上级意图。林彪说，这个摸清上级意图，和我们想的不一样。他的意思是你只有真正摸清上级的意图，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是说叫你摸清上级的意图，你就只按照上级的意图办。他说你只有真正摸清上级的意图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打破框框，才能有大用，才能决心强，决心狠，敢于彻底胜利。

第三条，要调查研究。对敌情、地形、部队要做到心中有数，他讲要天天琢磨不能间断。

第四条，他说要有一个活地图。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必须熟记地图，要经常地读地图，最好的办法是把地图挂起来，搬个凳子坐下来对着地图看。从大的方向到活动地区，从地形全貌到某一个地段、地形特点，从粗读到细读，最后用红、蓝铅笔把主要山脉、河流、城镇、村庄全部标下来，边标边画，边画边记。他说把战场的情景、地形的情况和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都装到脑子里去，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

第五条，要把各方面的问题都想够想透。就是每一次战役战斗组织要让大家提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要让大家来找答案，而且从最坏的、最严重的情况方面来找答案。这样打起仗来才不会犯大错。

第六条，要及时下决心。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下决心打呢？林彪讲不打无准备之仗，但是任何一次战斗都不可能完全具备各种条件。一旦有70%左右的把握就是很不错的机会了，就要坚决地打，放手地打。以主观努力来创造条件，化冒险性为创造性，取得胜利。

第七条，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领导班子思想一致，行动才能协调合拍；如果领导班子不好，人多不但无用，反而有害。

第八条，要有一个很好的战斗作风，有好的战斗作风的部队才能打好仗、打胜仗。好的战斗作风首先是不叫苦，抢着担负最艰巨的任务，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猛打猛冲。

第九条，他说要重视政治，要亲自做政治工作。他说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要靠平时坚强的党的领导，坚强的政治工作，连队的支部一定要建立好，建立好支部提高全体指战员的觉悟。有了坚强的党支部的领导，有了坚强的政治工作就会做到一呼百应，争先恐后，不怕牺牲。

林彪语录篇八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①（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

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 念。

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 、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 、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治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化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政权是甚么？孙中山说是管理“众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然，政权的职能不仅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还要改造农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经济建设，抵御外部侵略，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镇压。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

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错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 。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 ，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

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相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犯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１９６０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６１次政变，搞成了的５６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８次，留当傀儡的７次，废黜的１１次。这个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６年中间，每年平均１１次。

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视现实的。

我们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别的事情搞得热热闹闹，忘了这件事，看不见本质问题，就是糊涂虫。不警惕，要出大乱子。

我们过去几十年来，解放以前，想的做的就是夺取政权。

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消极方面，我们，至少是我，没有去多想这个问题，更多想到的是打仗、发生战争的问题。从大量的事实看，是要防止内部颠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道理很简单，很多事情要靠大量事实才能加深印象，才能认识。人的认识规律就是从感性到理性。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１０年、２０年、３０年、５０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周朝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互相颠覆，内部互相残杀。楚成王的儿子商臣，以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好吃熊掌，要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外援。商臣不许，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立即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了政权。晋献公、齐桓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春秋战国这类事太多了，我就不说了。除了相砍相杀夺取政权外，还有用其它阴谋诡计掌握实权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庄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统治的初期，实际上政权落到吕不韦的手里。

秦朝三代共统治了１５年。秦始皇只有１２年就死了，以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秦二世把他的兄弟姐妹杀了２６人。

汉高祖在位１２年，后来吕后专政，夺取了刘家的政权。

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

晋朝司马炎统治了２５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相互残杀的局面。

南北朝的时候，为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

隋文帝在位２４年，就被隋炀帝杀了，儿子杀老子。有一 出戏叫《御河桥》，就是杨广杀父，还杀了他的哥哥杨勇。

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争夺皇位。李世民杀了他的哥哥建成、弟弟元吉，即玄武门之变。

宋朝赵匡胤，在位１７年，被他的弟弟赵光义杀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有一出京戏叫《贺后骂殿》，讲了这件事。

元朝忽必烈，统治中国１６年，他的儿子铁木耳在位１３年，皇族争位。大乱，两宫相争，一个是皇孙，一个是皇后，也是夺权杀人。

明朝朱元璋在位３１年，他的四子燕王棣，带兵打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相杀３年，南京的王宫被烧，建文帝是烧死了还是跑了，弄不清楚，后来还派人到外国去找。

清朝统治中国不久，到康熙晚年，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传说康熙病时遗诏“传位十四子”。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据说康熙是喝了雍正送去的“人参汤”死掉的。雍正夺取了政权后，还把他的好多弟兄都杀死了。

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蒋介石，正是靠篡夺军权、党权、政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的，对革命人民进行了大屠杀。

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

我们取得政权已经１６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古文观止》里的《辩奸论》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坏事事先是有征兆的。任何本质的东西，都由现象表现出来。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们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 。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

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十 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当然，还是两个前途。他们的阴谋，不一定能得逞，不一定能胜利，不一定能实现。因为我们的党是毛主席领导下几十年革命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不是幼稚的党，是成熟的党。我们的党，紧紧地掌握着枪杆子，始终没有离开过枪杆子，没有搞过甚么议会活动，和欧洲的党是不同的。我们的党，是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是有长期的革命传统的，是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

整个形势是大好形势，世界是大好形势，中国也是大好形势。他们想得逞，是不很容易的。他们可能得逞，也可能失败。如果我们不注意，大家都是马大哈，他们就会得逞。如果我们警惕，他们就不能得逞。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任何时候，不管形势多么好，总有阴暗的一面。形势好的时候，要看到坏的一面。如果没有坏的一面，好就不成其为好。好之所以为好，是有坏。坏之所以为坏，是有好。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７０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１００岁。

正因为形势好，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

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来。他冒充拥护毛主席，他在晋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１９３８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路线，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还把蒋介石说成是“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诚的拥护蒋委员长。”他说，“抗战最坚固的中心是蒋委员长。”他还说，“国共两党之间，要互助互爱互让，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难。”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彭真在东北拒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连天的时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没有战争打算，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他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

思想的味道，不搞阶级斗争。他不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干部和主力派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恋恋不舍大城市，不愿意离开大城市。撤出沈阳，还赖在郊区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抚顺，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农村安家，不准备打，只准备和。在东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掷，和敌人硬拼，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他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他借口照顾山头，实际上是培植他个人的实力。他不注意补充主力，只是从散兵游勇中收编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队，后来这些部队都叛变了，成了“座山雕”。他说反山头，就是他在搞山头，招降纳叛，搞他自己的军队，搞小圈子，搞“桃园三结义”。北京市水都泼不进去，针也插不进去，党内搞党，党内搞派。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同志都有感觉，我也有感觉。

不少人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共分子。这次揭露是党的伟大胜利，不揭非常危险。再让他们搞下去，就可能不是党揭露他们，而是他们要“审判”党。

我们的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是打倒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他们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把他们关起来也没法没收他们脑袋。他们是想复辟的。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数，但是他们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不断地生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工人当中，也掺杂一 些复杂成份。党和国家机关有些人腐化。加上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包围和颠覆活动。这些，使我国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种危险是综合的，各种反动力量互相联合的。

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

现在，我们把剥削阶级打倒才１６年，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地主把他的地契还秘密保存起来。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随时都在梦想恢复他们的天堂。他们的枪杆子被缴械了，他们的印把子被夺过来了。但是，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上还占有相当的优势。他们拼命利用这种优势到处放毒，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当前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它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和将来面貌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

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会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不合辩证法的。哪里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 万年、一亿年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是有矛盾。不久前，邢台地区发生了地震，自然界也在斗争着，我们总理亲自去处理。太阳黑子增加到一定程度，无线电就发不出去。任何事物都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从沙粒到太阳，大到银河系，小到基本粒子，大到宏观世界，小到微观世界，都充满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无产阶级，只有经过批判、斗争和革命，才能夺取政权，保持政权，推动

林彪语录篇九
《林彪与解放军将帅在军事能力方面的比较》

林彪与解放军将帅在军事能力方面的比较

1、林彪和粟裕

粟裕（1907—1984），湖南会同人，（和林彪同岁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湖北人）1927年5月从军，（1926年12月林彪由黄埔军校来到武汉，由中共武汉军委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第三连任见习排长。）在叶挺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教导队任班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就是在北伐战争中血战汀泗桥、贺胜桥，攻克武昌城的“铁军”——叶挺独立团。1927年初，叶挺独立团升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后随叶挺参加了南昌起义。红军井冈山会师后，先后任红军连长、营长、支队长、师长、军参谋长，军团参谋长等职。红军第五“反围剿”失败后，任挺进师师长、率部挺进闽浙地区创建根据地，在南方展开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粟裕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苏中、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领导苏中、浙西军民开辟抗日根据地。1944年3月，粟裕精心组织发动了车桥战役，他集中数千人的部队攻坚打援，一举攻克车桥据点，共歼日军465人，伪军500人。当捷报传到延安窑洞，慧眼识将才的毛泽东当场说了一句极有预言性的话：“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我以为，毛泽东这只慧眼对粟裕发现的太晚了，因为他和林彪是同时随朱德上井冈山的人，但毕竟是林彪的表现更突出吧。

南昌起义

二次北伐成功后，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叛变革命，国共两党分裂。中国共产党人被迫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斗争。7月下旬，党中央授权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全权指挥南昌暴动。当时，贺龙的二十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和蔡廷锴的第十师已经分头往南昌城集结，留在九江一带的还有十二师和二十四师。二十五师驻扎在马回岭，是预定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周恩来指示聂荣臻设法把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并负责接应随后赶到九江的部队和零星人员。他们约定，南昌一发难，立刻开出一列火车到马回岭，火车一到，立即把辎重物资和部队运往南昌。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二万余人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此时此刻，纵令是总指挥也对七十三团无可奈何。在聂荣臻的率领下，二十五师的大部分官兵开进了起义胜利后的南昌。进抵南昌后，七十三团和七十四团一部经过补充，整编为二十五师，周士弟担任师长，陈毅担任了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林彪仍任七连连长。其实这个过程说明林彪粟裕都没有参加成南昌起义，是起义后才成为起义部队的成员之一，林彪为未能参加8月1日的南昌起义而感到终生遗憾。面对起义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贺龙、刘伯承的崇高威望，林彪即使后来身居高位，心里也始终是酸溜溜的。他曾几次心怀妒意地对罗瑞卿说过：“我们的威信不够吧? 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呀!”当然，在井冈山会师以后，粟裕的表现就没有林彪突出了，这是公认的事实。

林彪和粟裕的军事才能比较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粟林同庚，都是1907年生，都是公认的军事天才。解放战争时期，粟林只是我军四大支柱中的两支，但消灭国民党部队的数量是彭德怀刘伯承部队所无法比拟的。这固然有客观因素，如西北地区地瘠民贫、人口稀少，不可能是国共决战的主战场；刘邓则是挺进大别山损耗太大、元气不足。但指挥员的主观原因也不能忽视。林粟都敢于置疑毛泽东的决定，比如中央也让粟裕南下江浙，挺进敌后，就被粟裕拒绝了，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粟裕的拒绝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粟裕是一个纯军人，而林彪不是。粟裕性格谦虚恬淡，只是一个为战争而活着的人。

林彪和粟裕比林会更出色一些，看过一些战史资料，其中讲到三大战役四野就打了两个，而后又打了渡江战役，宝庆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解放广东。粟裕确实也很能打，淮海战役啃下国民党军王牌--整编七十四师，但从总的战绩包括战役规模，战役次数，消灭敌人数看还是不如林彪。而且他只是三野的副司令，上面还有陈毅，有的战斗只能算共同指挥的。

从另外一点看，他不如林彪的地方就是两人虽然同岁，但他出头的太晚，人们真正知道粟裕是在抗战时期，粟裕任新四军一师领导人之时，而林彪则早在红军时期就成为共产党闻名遐迩的虎将，这个时年二十三岁的“娃娃军长”，二十五岁的红军主力红一军团长，曾经打的敌人闻风丧胆，以后也一直保持很好的战绩，有共产党“常胜将军的”的美名，比起他的前辈彭德怀也毫不逊色，这是粟裕没法比肩的。当然如果论战绩，粟裕是完全有资格在元帅里占一席之地的。我一直为粟裕总是推让军事主将颇不以为然：这是不是林彪和粟裕心理素质上有区别？粟裕在这方面谦虚地有些被动了，我以为他的这种性格并不是优点，这和后来没有成为元帅有直接的关系。

2、林彪与刘伯承

刘伯承（1892—1986），原名刘明昭，四川开县人。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时，在四川万县参加学生军。从而开始了长达70年的军事生涯。1912年春，刘伯承考入重庆陆军将弁学堂。年底提前毕业后被编入川军第5师任见习排长，随部参加了反袁世凯的“第二次革命”。在战火中，刘伯承因功被提升为连长。

1915年12月，刘伯承在涪陵成立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参加了第二次反袁战争，即护国战争。1916年3月，在攻打丰都的战斗中，刘伯承头部连中两弹，右眼受重伤。当德籍沃医生为他摘除右眼球时，为保护脑神经，未用一点麻醉药。他扶着柱子，满头大汗，没坑一声。沃医生不禁为之动容：“你不是军人，而是军神！军神！真有三国关云长刮骨疗伤的气概！”刘伯承伤势刚愈，又被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先后任命为第9旅参谋长、第2混成旅第1团团长。他在反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中，率部浴血奋战，骁勇异常。他多谋善断，治军有方，被誉为“川中名将”。1927年8月，刘伯承参加了南昌起义，并任起义最高军事决策机关——军事参谋团参谋长，作为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而永载史册。 1927年11月，刘伯承被派往苏联，先进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后升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8月回国后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长江局军委书记。1932年1月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6月兼任瑞金卫戍司令。10月，刘伯承升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后因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意见不合，被贬任为红5军团参谋长。 刘伯承以足智多谋和以伤残之躯指挥作战屡建奇功而闻名于世，是解放军杰出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在苏联学习回国之后，成为我军第一位翻译科长。他借助俄文工具，系统研究了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史等，开阔了军事视野。还系统研究了苏军的条例、条令、作战理论，增长了正规化军队和打现代战争的知识。这对红军的建军和军事理论的形成有一定的帮助，其主要军事论著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另有《合同战术》、《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等大量译著。我一直认为刘伯承号称是解放军的军事理论家，但是在共产党军队的军史上，我看不到刘伯承在军事理论上对这支部队有什么重大的影响，解放军可以在世界上叫响的战法要么是“游击战”，要么是“运动战”，这两种战法的鼻祖是毛泽东，而“运动战”则被毛泽东的得意门生林彪运用得出神入化。唯一可以说得出的贡献就是抗战时期刘伯承翻译了苏军的《合同战术》及后来翻译的《论苏军的合围钳形攻势》，这些理论应当是对解放军的作战有所影响，但是总觉得没有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和运动战对中国革命得贡献那样直观，据说中印反击战时制定的战略战术中闪现了刘伯承的军事思想，真正对解放军将帅的军事素质有较好的提高是在建国后的南京军事学院的系统学习，但即是这样，我觉得还不如林彪在东北创造的： “一点两面”、“四快一慢”“三三制”、、等等很多战役战术思想那样甚至至今仍然深深融入了解放军将领的精髓。总之刘伯承的辉煌更应该是刘邓大军时期。

3.林彪与彭德怀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彭得华，号石穿。湖南湘潭人。1916参加湘军，1922年考

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回湘军任连长、营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1928年7月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红军井岗山会师后任红三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曾率部攻克长沙，首开红军战史上攻克省会的记录。从彭德怀的早期革命历史早期革命经历就可以看到，林彪无论如何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最早发现林彪军事才能的“伯乐”是朱德。耒阳之战，林彪一啸冲天，指挥一个营击溃敌军两个团，令全军刮目相看。湘赣边八月失败给林彪带来机遇，毛泽东破格攫升他为主力团团长，成为与黄公略、伍中豪齐名的“红四军三骁将”。但林彪对此并不感到满足他把目标盯上了声名显赫的彭德怀。1930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武装扩编成立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就任军团首长，不再兼任红四军职务。在毛泽东的提携下，二十三岁的林彪出任红四军军长，进入红军最高领导层。1932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恢复重建红一军团，任命林彪担任军团长。这年，林彪二十五岁。聂荣臻发现军团长最大的秘密是与彭德怀一争高下，这种竞争延续了三十多年。“我只有一种才能，绝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黄陂、草台岗伏击战为林彪赢得运动战专家的美名。蒋介石称昔日的学生——林彪为“战争的魔鬼”，悬赏十万元收购他的首级。“短促突击”令红军损兵折将。面对“太上皇”李德，刘伯承犯颜直谏，彭德怀大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林彪却训斥手下：“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不懂就学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其实我觉得这里可以看出林彪的素质是很优秀的，拿破伦说的那句名言：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并且林彪对新鲜事物的态度不是轻易的否定。我想，共产国际推荐到中国的军事家李德应当不是浪得虚名，而是共产党的红军没有西方国家军队那种打阵地战的装备和资本，红军的那些家当连国民党的杂牌军都不如，甚至比不上地主武装，更不要说中央军了，所以只能说李德的战略战术是照搬国外的经验，根本就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但这并不等于国外的军事或者李德没有军事才干。不过最后的事实说明，尽管林彪在国内战争中的军事才干发挥出色，如日中天，但是，他还是无法超越彭德怀在共产党军队中的功绩、威望和地位，尤其是在抗美援朝的拒接帅印的客观事实上，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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