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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张磊阅读题及答案篇一
《论我国对_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_省略_有关民族自决权主体范围的保留问题_张磊》
DOI:10.15984/j.cnki.1005-9512.2013.09.018
·主题研讨·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３年第９期
论我国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有关民族自决权主体范围的保留问题＊
张磊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上海200042）
摘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将民族自决权的主体范围规定为“所有民。尽管我国已经签署该公约，但在批准时有必要对这一规定进行保留，因为该公约所族”
谓“所有民族”不应当是绝对的。中国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适当的保留不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目的和宗旨，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人权理事会的监督与评议无法影响中国所提保留的有效性。从历史角度考察，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与俄罗斯接受中国
即使少数国家提出反对，它们也基本不会反对整个《公民权利与所提保留的可能性较大。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与我国的两国之间生效。
关键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民族自决权；主体范围；中国
中图分类号：ＤＦ９３８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９５１２（２０１３）０９－００１７－０８我国在１９９８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但至今尚未予以批准，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公约》有关民族自决权的主体范围与我国政府立场存在较大的冲突。国务院和外交部多年来在不同场合都明确表示中国将尽快批准该公约。然而，《公约》有关民族自决权主体范围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因此，对《公约》提出保留的问题成为国外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中国有必要对《公约》提出保留
（一）《公约》的有关规定与中国立场的冲突
民族自决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该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联合国宪章》第１条将落实民族自决原则作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在该原则的指导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蓬勃
《联合国宪章》是第一个正式规定民兴起，大约有１００多个前殖民地和附属国相继独立。
族自决权的国际条约，从而使民族自决原则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范。不过，民族自作者简介：张磊，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法学院在站博士后。
*本文系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项目“后殖民时代民族自决权的流变与当代民族矛盾的内在联系研究”（课题编号：12HZK009）、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课题编号：CLS（2012）D234]、上海市教委
13YS084）以及上海市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编号：hdzf10003）科研创新项目（课题编号：
资助。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获得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国际法学J5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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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法律地位直到１９６６年《公约》问世才得以明确。《公约》第１条
“所有民族均享有自决权，根据此种权利，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并自由从事第１款规定：
其经济、社会与文化之发展。”按照传统国际法，民族自决权是指“在外国奴役和殖民统治
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权利”。１下的被压迫民族或人民自由决定自己命运、
然而，《公约》在主体范围上显然已经突破了“外国奴役和殖民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或人民”，即拓展到“所有民族”。
我国没有接受《公约》的这一主张。《人民日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８日刊登的《什么是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明确阐述了民族自决权的主体范围：“民族自决权的主体包括三种：一是处于殖民统治之下、正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民族；二是处在外国军事侵略和占领下的民族；三是主权国家的全体人民。对于单一民族国家来说，民族自决权的主体是指单一的民族；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自决权的主体则指一定领土范围内多民族构成的整体。在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享有与同一国家内其他民族平等的权利，但一般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不是民族自决权的主体，个人也不能因为属于某一民族而随意主张所谓
２的自决权。”我国在各种外交场合对上述观点也进行了多次重申与强调。
（二）传统的主体范围具有国际习惯的法律地位
如前文所述，传统国际法认为民族自决权的主体范围是“外国奴役和殖民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或人民”。笔者认为，传统主体范围已经获得了国际习惯的法律地位，也就是说，它对所有国际法主体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根据联合国《国际法院规约》第３８条，所谓国际习惯（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ｓｔｏｍ）是指“作为通例的依据而经接受为法律者”。因此，要构成国际习惯需具备两方面的要件：第一，物质要素，即通例的产生；第二，心理要素，即获得法律确信。所谓法律确信，是指国际法主体之所以重复通例是出于法律义务感。
民族自决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提出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殖民主义体系的逐渐瓦解，该权利得到了完全确立。民族自决权形成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外国奴役和殖民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或人民”都一直是它的主体范围。正是在这个主体范围的指引下，大约有１００多个前殖民地和附属国相继独立。因此，通例的产生基本没有争议。
第１条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联合国宪章》
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１９５５年召开的亚非会议在民族自决权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宣布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都是应该迅速根除的祸根，支
之后，联合国大会在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事业，并要求有关国家给予殖民地人民以独立。
１９６０年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该宣言要求立即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呼吁所有国家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事业。１９７０年，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国际法原则宣言》。它把民族享有平等和自决权利列为国际法的七项主要原则之一，并规定：“每一国均有义务依照宪章规定，以共同及个别行动，促进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及自决权原则之实现，并协助联合国履行宪章所赋关于实施此项原则之责任。……妥为顾及有关民族自由表达之意旨，迅速铲除殖民主义；并毋忘各民族之受异族奴
３役、统治与剥削，即系违背此项原则且系否定基本人权，并与宪章不合。”由此可见，国
际社会承认民族自决权具有合法性是出于法律义务感，而这种法律义务感缘于反殖民斗争的正当性。因此，民族自决权的主体范围是“外国奴役和殖民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或人１８
民”，显然获得了法律确信。
（三）《公约》所谓“所有民族”不应当是绝对的
《公约》第１条将民族自决权的主体范围规定为“所有民族”。笔者认为，不同的历史
“所有民族”可能有不同的解释。阶段对所谓
国际社会制定《公约》的时间是１９６６年。然而，从历史环境来看，《公约》第１条所谓的“所有民族”在当时仍然遵循传统的观点，即“外国奴役和殖民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或人民”。作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除去《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正如前文所述，民族自决权在其发展历史上另外有４个重要的法律文件，即《联合国宪章》、《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以及《国际法原则宣言》。这４个法律文件的问世时间依次是１９４５年、１９５５年、１９６０年以及１９７０年。它们涵盖了将近４０年的时间跨度。更重要的是，既有《公约》制定之前的文件，也有《公约》制定之后的文
《联合国宪章》因条文简单而未做阐释外，其他３个法律文件都明确将民族自决件。除了
权的范围规定为“外国奴役和殖民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或人民”。更重要的是，在１９６６年《公约》问世以后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国际社会实际上就是以传统的主体范围来执行《公约》的。因此，从历史角度考察，笔者认为，《公约》所谓“所有民族”不能简单地按字面含义解释，而是应当放在制定之初反殖民运动的语境下理解，即面对奴役和殖民，所有民族都有反压迫的权利。故此处“所有民族”仍然意指传统意义上的“外国奴役和殖民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或人民”。
作为国际法上一项合法的权利，民族自决权孕育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
然而，在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由于世界上大多数独立和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
殖民地已经获得独立，旧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不复存在。当人类步入“后殖民时代”，《公约》所谓“所有民族”失去了原来的语境。事实上，笔者认为，《公约》对民族自决权的主体
“外国奴役和殖民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或人民”具有自范围采取的是开放态度。一方面，
决权是国际习惯，另一方面，这种国际习惯的内容并非是僵化的结论，即并不排除其他民族享有自决权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外国奴役和殖民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或人民具有自决权并不意味着“只有”这些民族才具有自决权。因此，尽管具有国际习惯的法律地位，但传统主体范围没有对《公约》进行限制的效力。相反，《公约》所谓“所有民族”给予了我们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民族自决权的逐步发展根据时代需要逐步发展民族自决权的根据。
不能成为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政治工具。有目共睹的是，在最近二十多年，冷战时期曾被长期掩盖的民族矛盾集中爆发。于是，在部分国家的纵容下，民族分离主义和泛民族主义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如果不对《公约》中所谓挣脱束缚，试图对民族自决权进行各种曲解。
“所有民族”予以合理的限制，那么民族自决权的滥用将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事实上，在冷战后的重要局部战争与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中，都可以找到滥用民族自决权的影子。因此，在当代，《公约》所谓“所有民族”仍然不能简单地按字面含义解释，而是有所限制的。更何况，将民族自决权的主体范围扩大的“所有民族”与我国的国家利益、国内立法与历史传统都不符合。于是，中国有必要对《公约》的规定提出保留。
二、中国提出的保留具有法律效力
（一）进行适当的保留不违反《公约》的目的和宗旨
保留是国家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对条约的任何条款提出保留。《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１９条规定国家对条约提出保留的权利应当受到以下限制：第一，该项保１９
留为条约所禁止者；第二，条约仅准许特定之保留而有关之保留不在其内者；第三，保留
《公约》既未明文允许保留，也未明文禁止保留。因此，保留是与条约目的及宗旨不合者。
否有效就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公约》目的与宗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其“第２４号一般性
中也提出，缔约国提出的保留不应与《公约》目的和宗旨相冲突。意见”
人权理事会在其“第１２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自决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自决权的实现是有效地保障和遵守个人人权以及促进及巩固这些权利的基本条件。诚然，作为基本人权之一，民族自决权具有非常重要的法律地位。正如联合国大会在１９５２年通过的《关于人民与民族自决权的决议》中所宣示的那样：“人民和民族应先享有自决权，然
４后才能保障充分享有一切基本人权。”《公约》第１条第１款的根本目的也是保障个人
“充分享有一切基本人权”。然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是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与社会稳定。于是，联合国１９６０年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在宣布“所有人民都有自
的同时又规定：“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决权”
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相违背的。”因此，出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社会稳定的需要，对“所有民族”这一措辞予以必要的限制符合《联合国宪章》与《公约》的目的和宗旨。中国政府在外交场合即采取该立场。例如２００４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６０届人权会议上，中国代表就指出：“民族自决权不能成为分裂主权国家、煽动民族仇恨的借口，也不得被解释为‘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侵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统一。对这种
５行为，国际社会应予以坚决反对。”
事实上，对民族自决权进行必要限制的观点在西方也非罕见，如欧美比较流行的观
·约翰逊（ＨａｒｏｌｄＳ．点之一是将民族自决权区分为内部自决权和外部自决权。哈罗德
Ｊｏｈｎｓｏｎ）教授在１９６７年提出：“民主是每个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既然如此，国家是一个自治的单位，国家不仅有权选择自己政府的形式，还有权决定自己作为国家的地位。这就
后者是一个民族以国是内部与外部自决的区别。前者是一个人民构成一个民族的权利，
６家的形式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安东尼奥·卡塞斯（ＡｎｔｏｎｉｏＣａｓｓｅｓｅ）教授进一步阐释
了上述观点。他用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规定自决权的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表明，外部自决权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被压迫民族获得独立的权利；其二，被外国占领和剥削的人民的自决权；其三，一国整个人民不受他国干涉地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和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７可见，西方所谓“外部自决权”也并非没有限制———如果不存在压迫、占领或剥削，那么这种外部自决权就没有存在的基础。
（二）人权理事会的监督与评议无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保留的有效性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早在１９５０年就开始对多边条约的保留议题进行跟踪研究，至今已经公布了１７份有关保留的研究报告。国际法委员会在其１９９７年通过的《关于规范性多边条约包括人权条约保留问题的初步结论》中肯定了人权条约的监督机构有权就保留的可接受性“做出评论和提出建议”，但这并不影响根据１９６９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和１９８６年《关于国家与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所进行的“传统形式的监督”，也不意味着人权条约的监督机构可以超越赋予它们的一般监督角色的权力。８由此可见，当具体判断保留是否与《公约》目的和宗旨相冲突时，
做出评论以及提出建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可以进行传统形式的监督、
从《条约》本身的规定来看，这种监督与评议本身无法直接影响保留的有效性，但是它在理论上可能导致较多的缔约国对该保留表示反对，从而间接地影响保留的法律效力。２０
然而，从现实情况看，这种间接影响也不大可能发生，因为世界各国对该问题几乎无法达成一致。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
就西方而言，民族自决的思想可以追溯至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天赋人权与人民主１７世纪末，洛克通过自然法的分析手段在西方的宪政思想中将民族自决权提炼出权说。
来。在此基础上，杰斐逊在美国《独立宣言》中采纳了该理论，进而启发了欧洲国家的宪政改革。美国总统伍罗德·威尔逊在１９１９年将民族自决权引入国际法。他提出所有自认为构成民族（ｎａｔｉｏｎ）的团体（ｇｒｏｕｐ）都有权利组建自己的国家。当时威尔逊的观点过于理想化，世界各国没有予以普遍支持。
随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主义的日益高涨以及战后世界非殖民地化进程的推进，西方思想家将民族自决权运用于殖民地的独立问题，并进而形成了前文所述传统的主体范围。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戴维·哈瑞斯（ＤａｖｉｄＨａｒｒｉｓ）、詹姆斯·克劳福德（Ｊａｍｅｓ
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西方就开始不断有学者提出民族自决权应当Ｃｒａｗｆｏｒｄ）等。然而，
突破非殖民化的范畴。不过，与威尔逊理想化的观点不同，这些学者同时主张以特定纽带结成的团体只有满足一些形式上的要求才能成为具有自决权的民族。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约翰·科林斯（ＪｏｈｎＣｏｌｌｉｎｓ）、韦德·南达（ＶｅｄＮａｎｄａ）等。其他思想家也提出不同的见解，其中较有影响的学说当属安东尼奥·卡塞斯教授所代表的外部自决权和内部自决权的理论。卡塞斯教授认为传统的民族自决权只是外部自决权。外部自决权的主体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尤其是当殖民地人民分为众多种族群体或民族时，他们将不再有选择其国际地位的自由。９
列宁在１９０２年表发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中首次承认了民族自决原则。１９０３年，列宁发表了《论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宣言》，重申“国内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这一基本原则，但同时强调，要求承认每个民族具有自决权“仅仅说明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永远无条件地反对任何用暴力或非正义手段从外部影响人民自决的企图”。１０列宁于１９１４年发表《论民族自决权》，他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当时主要是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要使世界无产阶级紧密地团结成一个跨越民族的共同体。１１列宁的上述理论在前苏联时期被逐步修正。
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民族压迫的角度出发，承
中共“三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认中国国内少数民族自决权利的正当性。１９２３年，
１２纲草案》规定：“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的关系由该民族自决。”随着实
践的推进和认识的加深，我国对民族自决权的认识也逐渐成熟，开始从国家与民族关系的大局角度进行理解。于是，“民族自决”的提法逐渐淡出，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日益走向成熟。１９３７年，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指出：“动员蒙
１３民、回民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１９３８年，毛泽东
又将这一观点解释为“与汉族建立统一的国家”。１４１９４９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落实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国初期到冷战结束，我国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出发，将视野拓展到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承认外国奴役和殖民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或人民享有自决权。１９５６年，毛泽东针对苏伊士运河事件提出了“两种矛盾，三种力量”的观点。因此，新中国在建国初期以《联合国宪章》关于民族自决权的规定作为依据，广泛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对民族自决权主体范围的理解与时俱进，在继续坚持传统主体范围的基础上，开始承２１
背影张磊阅读题及答案篇二
《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记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张磊教授的专题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