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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列表 明朝历代皇帝简介
更新时间：2011-04-25 07:51:30 作者：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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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承元朝、下启清朝的朝代 1368年朱元璋灭元称帝，国号大明，历十二世，传十六帝明太祖(洪武)明惠帝(建文)明成祖(永乐)明仁宗(洪熙)明宣宗(宣德)明英宗(正统/天顺)明代宗(景泰)明宪宗(成化)明孝宗(弘治)明武宗(正德)明世宗(嘉靖)明穆宗(隆庆)明神宗(万历)明光宗(泰昌)明熹宗(天启)明思宗(崇祯)
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一说亡于1683年)是中国历史上承元朝、下启清朝的朝代，是以汉族为主推翻蒙古族统治者而建立起来的汉族复兴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君主制王朝。而明朝皇帝，则是指由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直至明思宗朱由检共16位明朝皇帝。
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号“洪武”1368年称帝，在位31年。 1368年建立明朝，定都南京，死于1398年，时年71岁。 惠帝朱允炆(1377-1402)年号“建文”1398年即位，在位5年。
明惠帝朱允炆，明朝无谥，清乾隆元年追谥「恭闵慧皇帝」，史籍称为建文帝。性寡断。 惠帝，太祖孙，皇太子朱标的次子，朱元璋在世时，大封王室，20多个儿子均封为亲王，分驻各地，惠帝登基后，进行削藩，以统一军事，惹恼诸王，燕王朱棣其兵北京，1402年攻入南京，惠帝一说被烧死，一说外逃。
成祖朱棣(1360-1424)年号“永乐”1402年即位，在位23年。
成祖朱棣，朱元璋的第四子，1420年推翻明惠帝自立，1421年迁都北京，并下令编纂了《永乐大典》。死于1424年，时年65岁。
仁宗朱高炽(1378-1425)年号“洪熙”1424年即位，在位1年。
仁宗，明成祖长子，仁宗政治比较清明，采取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在位1年，死于1425年，时年48岁。
宣宗朱瞻基(1398-1435)年号“宣德”1425年即位，在位11年。
宣宗，仁宗长子，他和其父一样，比较能倾听臣下的意见与仁宗并称“仁宣之治”，宣宗时君臣关系融洽，经济也稳步发展。宣宗死于1435年，时年38岁。
英宗朱祁镇(1427-1464)年号“正统”;“天顺”(1435-1449;1457-1464)在位，在位23年。
英宗，宣宗长子，即位时才9岁，被宦官王振专权，1449年，瓦喇大举南侵，王振惬英宗亲征，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1450年，被放回，直到1457年，才又即位。死于1464年，时年38岁。
景帝朱祁钰(1428-1457)年号“景泰”1449年即位，在位9年。
宣宗次子，英宗被俘后被拥立为帝，即位后，用于谦为兵部尚书，粉碎了瓦喇对北京的进攻，迫使瓦喇放回英宗，英宗放回后，景帝将其软禁，直到1475年，景帝病危时，英宗才又被拥为帝。景帝死于1457年，时年30岁。
宪宗朱见深(1447-1487)年号“成化”1464年即位，在位24年。
宪宗，英宗长子，宪宗好方术，溺于女色，致使宦官“奸欺国政”。1487年，宪宗死，时年41岁。
孝宗朱佑樘(1470-1505)年号“弘治”1487年即位，在位19年。
孝宗，宪宗三子。孝宗“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英宗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被誉为“中兴之令主”。死于1505年，时年36岁。
武宗朱厚照(1491-1521)年号“正德”1505年即位，在位17年。
武宗，孝宗长子。好逸乐，贪女色，是明朝有名的荒唐皇帝，因荒淫过度，死于1521年，时年31岁。
世宗朱厚璁(1507-1566)年号“嘉靖”1521年即位，在位46年。
世宗，宪宗孙，父兴献王。世宗前期颇有一些作为，诛杀宦官，节用宽民，但后期荒淫无度，政治腐败，多次爆发农民起义世宗因服丹药中毒死，时年60岁。
穆宗朱载垢(1537-1572)年号“隆庆”1566年即位，在位7年。 穆宗，世宗第三子。在位7年，死于1572年，时年36岁。
神宗朱翊钧(1563-1620)年号“万历”1572年即位，在位48年。
神宗，穆宗第三子。即位时才10岁，由皇太后陈氏及李贵妃主持政务。神宗亲政后，深居宫中，荒淫享乐，政治腐败，神宗时，北方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窥视中原。神宗死于1620年，时年58岁。
光宗朱常洛(1582-1620)年号“泰昌”1620年即位，在位1月。
光宗，神宗长子。是一个贪财好色的皇帝，由于淫欲过度，即位当天就病倒了，后因服用丹砂过度而亡。时年39岁。
熹宗朱由校(1605-1627)年号“天启”1620年即位，在位8年。
熹政治腐败。努尔哈赤宗，光宗长子。在位时任用宦官魏忠贤，致使乘机攻占沈阳。熹宗死于1627年，时年23岁。【明朝皇帝列表】
思宗朱由检(1610-1644)年号“崇祯”1627年即位，在位17年。
思宗，光宗第五子。即位后，诛杀魏忠贤，颇为勤政，勉力振作，无奈积重难反，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又崇祯性多疑，刚愎自用。终于在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在景山自缢身亡。时年35岁。死前于兰色袍服上大书“勿伤百姓一人”。 南明皇帝：
朱由崧安宗简皇帝 弘光(1644年——1645年)待考 朱聿键绍宗襄皇帝隆武(1645年——1646年)隆武陵 朱聿鐭文宗节皇帝 绍武(1646年)绍武陵
朱由榔昭宗匡皇帝永历(1646年——1662年)永历陵
明朝皇帝列表明朝皇帝，则是指由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直至明思宗朱由检共16位明朝皇帝。
明朝首辅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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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首辅是指首席内阁大学士，名义上相当于宰相之职，但无宰相之权。
[] 明朝首辅列表
任期 姓名 - 1 2 3 4 5 6 7 - 8 9
上任
十一月降 永乐五年二月罢 十六年五月卒 二十二年八月降 十一年七月卒 十四年八月卒 天顺元年正月罢 二月致仕 六月罢 七月罢
二年三月 五月降 十二月卒 四年四月卒 十一年三月卒 十三年六月致仕 二十三年十月罢 十一年七月致仕 元年十月致仕 七年十二月致仕 十年三月丁忧 十二年十一月降
离任
公历任期 1402年 1402年－1407年 － － － － － 1449年－1457年 1457年 － 1466年－1468年 1468年－1475年 1475年－1477年 － － － － － － 1515年－1517年
黄淮 建文四年八月进 解缙 建文四年十一月进 五年二月进 十六年五月进 九年三月进 十一年七月进 陈循 正统十四年八月进 高榖 天顺元年正月代 元年二月进 元年六月进
二十二年八月进 九年三月卒
10 元年七月进 11 二年三月进 12 二年五月复 13 陈文 成化二年十二月进 14 彭时 成化四年四月进 15 商辂 成化十一年三月进 16 十三年六月进 18 五年八月进 19 十一年七月进 元年十月进 20
七年十二月进 21
22 梁储 正德十年三月进
17 二十三年十月进 五年八月致仕
十二年十一月复 三年二月致仕 23
24 蒋冕 嘉靖三年二月进 25 毛纪 嘉靖三年五月进 26 费宏 嘉靖三年七月进 五年五月进 27
28 五年七月进 六年二月进 29
30 八年九月进 31 十年七月进 嘉靖十年十月复 32 张孚敬
嘉靖十一年八月进 33 方献夫
十二年四月复 34
35 十四年四月进 -
十八年五月代
五月致仕 七月致仕 五年五月降 七月降 六年二月致仕 八年九月致仕 十月降 十一年八月致仕 十二年四月降 十四年四月致仕 十七年十二月卒 同月降
二十年八月致仕 十月降 二十一年七月罢
－ 1524年 1524年 1524年－1526年 － － 1531年－1532年 1532年－1533年 － － － － 1541年 1541年－1542年 1542年－1544年 － － － － － － 1572年－1582年 1582年－1583年 － － － － － 1601年－1606年 1606年－1608年 1608年－1612年 － －
十年二月易名孚敬，七月致仕 －
36 十七年十二月进 十八年五月致仕 37 十八年五月复 38 翟銮 嘉靖二十年八月进 39 夏言 嘉靖二十年十月复
40 翟銮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进 二十三年八月罢 41 二十三年八月进 二十四年十二月降 二十七年正月致仕 42 二十四年十二月复
43 二十七年正月进 四十一年五月罢 44 四十一年五月进 二年七月致仕 二年七月进 45
46 五年五月进 隆庆六年六月进 47 张居正
万历十年六月进 48 张四维
十一年四月进 49
十九年九月进 50
二十年三月进 51
五年五月致仕 六年六月罢 万历十年六月卒 十一年四月丁忧 十九年九月致仕 二十年三月致仕 二十一年正月降
二十一年正月进 二十二年五月致仕 52
二十二年五月进 二十九年九月卒 53
万历二十九年九月进 三十四年七月致仕 54 沈一贯
55 朱赓 万历三十四年七月进 三十六年十一月卒 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进 四十年九月致仕 56 李廷机
四十年九月进 57
四十二年八月致仕
四十二年八月进 元年十二月致仕 58
第1篇：清代的科举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曾实行一千三百余年，至清代而臻于完备。今天，全国各地仍保存有许多与清代科举制度有关的文物建筑，如北京的国子监及树立其中的清代进士题名碑，曾作为殿试场所的故宫太和殿和保和殿，散见于各地的举人、进士匾额、牌坊及学宫遗址，以及历史档案中保存的各种考试试卷、考试规则等等。所有这些，均构成了我国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物建筑，如今已经成为静态的历史化石，为了将它们还原为一个个活生生的历史场面和过程，以飨导游和游人，我们就必须对清代科举制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一、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建立
清代科举制度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所谓科举，也就是“分科举士”。
在中国历史上，选拔官吏成为一种有章可循的定制是在汉代。西汉初年，大官僚的子弟和拥有十万资产的富人商人除外）可以到京师作皇帝的侍从，进而补授其他官职。由于这种制度难以选拔真正优秀的人才，所以后来实行自下而上的推选制度，即察举制。其办法是由各郡国及公卿向中央举荐有学问、有道德、有才华的各种人才，具体科目包括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由中央任命“贤有识鉴”的官员，兼任各郡的“中正”，负责察访与之同籍的各地士人，评列为九等，作为朝廷除授官职的依据。由于各地的中正均为士族官僚贵族的成员，所以他们在评定士人品级时一般只重视出身门第而不重视才学，结果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阻塞了普通士人入仕的渠道，也不利于统治阶级选拔人才。
作为选官制度，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都是建立在官员对于士人的主观性考察基础上的，必然缺乏公正。到了隋唐，一种凭借客观性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取代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就是科举制。隋朝建立后，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在地方设立州、县学，其生徒可以“升进于朝”，参加秀才、明经科目的考试，由此而取得官职。各州也可以保荐文章华美的士人，参加考试。隋炀帝统治时期，又创立了进士一科，以考试诗赋为主，科举制度至此确立。
唐朝建立后，科举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唐代科举有两种：每年举行的称常举，由皇帝临时决定举行的称制举。科举考试分科进行，其中常举考试分为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一史、三史等科目，分别考试文章、诗赋、儒家经典、律法、书法、算学、历史等内容。在以上各科中，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重要，而进士科又较明经科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唐代重要的官员大多出身于进士，考上进士者被视为“登龙门”。常举考试由吏部主持进行（唐玄宗时改为由礼部主持），参考的士人来自两方面：一是国子监（国学）和地方州、县学的生徒；二是所谓乡贡，即在家自学有成的士人。后者须自己向州县申请荐举，经考试及格后由州县贡到中央参加考试。制举科目有文辞清丽科、博学通艺科、武足安边科、军谋越众科等百数十种，平常人和官吏都可以参考。考中以后，原来是官吏的立即升迁，原来不是官吏的，也立即给以官职。
宋代和元代继续实行科举制度，并进行了一些改革。宋代进士和其他各科的功名分为“及第”和“同出身”两种，后又改为“及第”、“出身”和“同出身”三种。宋太祖时建立了殿试制度，即礼部考试后由皇帝亲自在殿廷再次进行考试，由皇帝赐给功名。北宋时，殿试第一名称榜首，第二、三名称榜眼，他们也都可称状元。南宋以后，改称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宋代科举考试仍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种，常科考试分为州府试（解试）、礼部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至元代，这三级考试称为乡试、会试和御试。元代对科举考试进行了一项有历史影响的改革，即儒家经典经义的考试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中选题，答案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
明代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开始同学校制度紧密结合，只有府、州、县学的生员和国子监的监生，才有资格参加乡试。此外，明代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四书》为主，其文体采用八股文。由于明代科举制度基本为清代所沿袭，所以其具体情况可以参见下文关于清代科举的叙述。
二、清代的学校
清承明制，科举必由学校，即只有各类学校的生徒才有资格参加乡试。所以，要了解清代的科举制度，首先就要了解它的学校制度。中国古代在孔子之前没有私学，教育机构皆为国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春秋之前实行世官制度，贵族子弟入学校学习，“学而优则仕”。战国以后，世袭身份制度逐渐打破，与此同时私学兴起，出身平民和破落贵族而经由私学成才的游士遍天下，成为各国选官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汉代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下，选官也不由学校。如前文所述，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隋朝在地方建立了州、县学。唐代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分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招收官员和普通民家子弟入学；与此同时，在京都和各地设立地方学校。此外，还设有弘文馆、崇文馆等贵族子学校，专门招收皇族和高级官员的子弟入学。宋、元皆有国学，其生徒也同隋唐一样，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生源。清代文献中的“学校”，是指各类国立教育机构。清代设有各类官学，京师设有国子监、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等。各省设有府学、州学、县学。除这些官学外，还有私人和地方社会创办的私塾、社学、义学和学院等教育机构。所有这些官办和非官办的教育机构，构成了我们现代汉语中广义的学校。兹分述如下：
（一）私塾、社学、义学。清代童子启蒙教育，除富人延聘家庭教师教授子弟外，公共教育机构为私塾。私塾为私人、宗族或地方社会所办，延聘儒生（一般为秀才或老童生）担任教师。私塾讲授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等识字和启蒙教材，程度高的也选讲《四书》《五经》。社学和义学也属于启蒙教育机构，均起源于宋、元，一般为地方社会所创办。明初曾下令民间五十家设立一所社学，延聘教师以教育民间子弟，后废弛。清初复令每乡设置社学一所，择聘文行优秀者充当社师，官府免除其差徭，并酌给薪水。后来，这一制度也逐渐废弛。义学一般为地方社会或急公好义的人士集资创办，所以补社学之不足，专收孤儿和家境贫寒的生童入学。上述各学的学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称童生。
（二）府学、州学、县学。府、州、县学属于官学，由国家出资设立。童生经过考试合格入县学、州学、府学学习者，称生员，又称庠生、茂才、博士弟子，俗称秀才。换句话说，清代的生员（秀才），也就是国立府、州、县学的学生。府、州、县学皆由朝廷设置正副学官。其正学官，府学为教授，州学为学正，县学为教谕；其副学官，不论府学、州学、县学，皆称训导。学官既是作为学校管理者的官员，同时又是教师。他们一方面负责教授在校生员的学业，同时又负责管理本府、州、县的所有（在校和不在校的）生员。生员有品行不端或违反法纪的，首先交学官处理；情节严重须要按刑律处罚的，首先革去生员功名。府、州、县学的入学考试是科举制中的初级考试，每三年录取两次。各学录取生员皆有定额，按各地的文风高下、钱粮丁口多寡以为差别，自七八名至三四十名不等。如果
某地士民能够在战争期间保守、收复城池或捐输军饷，经奏准可以永久性增广其学额；遇有皇帝登基、万寿、巡幸、谒陵等典礼，可以一次性增广全国各地或部分有关地区的学额。生员分廪生、增生（增广生员）和附生（附学生员）三种。廪生每年由国家发给廪饩银（即助学金）四两，有为应试童生具保的责任。遇有廪生因各种原因出缺，由岁试（详下文）中名列一等的增生和附生递补。新入学的生员须在学学习三年，至下期新生入学为止。学习期间，必须参加月课和季考，无故不参加者给予处分，直至黜革。学习期满离校的生员，要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岁考，以检验其是否坚持学业，视考试成绩给以奖惩。
（三）国子监。清代在京师设立的国学称国子监，亦称太学，其监内肄业的学生统称国子监生，但实际上分为贡生与（狭义的）监生两类。北京国子监琉璃牌坊“贡”者，贡于王庭之义；贡生即地方贡生员于朝廷。清代贡生有五种：
①岁贡。岁贡生由各府、州、县学食饩十年后的廪生按资历深浅挨次升贡，其名额视各府州县学之大小而不等，或一年、二年一名，或三年、四年、五年乃至十年一名。
②恩贡。遇有国家庆典或登基颁布恩诏之年，以本年当出岁贡廪生出贡，称恩贡；次年再以各学廪生排在最前列者充当岁贡。
③拔贡。拔贡由各省学政（学政一职详下文）对各学生员进行专门考试，选其优者充之；选拔最初无定期，乾隆七年后定为每12年进行一次。每届考试之年，由生员向自己所在的府、州、县学报名，经各学学官审查后申送本省学政参加考试。录取名额一般为每府学二名，每州、县学一名。
④优贡。优贡亦由各省学政考取，每三年一次，每省不过数人。
⑤副贡。清代乡试各省按正式录取举人名额的五分之一录取副榜，称副贡。以上五贡人员为正途出身，可以经礼部铨选做官，也可经考试入国子监读书（副贡不须考选）。除以上“五贡”之外还有所谓例贡，由生员和监生捐赀取得。
监生有四种：
①恩监。由各官学生考取和以孔子及先贤之后裔的身份入监者称恩监。
②荫监。荫监分为恩荫和难荫：清代文官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俱准送一子入国子监读书，这些人以及遇恩典特准入国子监者，称恩荫监生。此外，京官外官三品以上不论满汉，三年任满后勤于王事死难者，准其一子入国子监读书；各省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以及各州县正印官、佐贰官死于王事者，亦准荫其一子嗣入国子监学习，俱称难荫监生。
③优监。优监系指以附生身份入国子监学习者。
④例监。例监系指以俊秀（即没有任何功名的平民）捐赀取得监生资格者。
国子监置祭酒、司业等官员，掌监生的教学和考试；设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等六堂，作为讲习之所。各类取得入监学习资格的人员，入监前须经考试，贡生取在一、二等，监生取在一等者，方能入学。国子监学生分内班、外班，均有定额；不论内、外班生，每月皆给膏火银。按照有关制度规定，内班住校，外班上课时到监。但实际上，这种教学制度年久日渐废弛，内班学生一般课考时方到监，外班更是形同虚设。国子监的学习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兼习书法，此外还可选修诸子和《十三经》《二十一史》。国子监生学习期间有大课、季考、月考等考试，以检验其成绩。在国子监肄业的人员，优者可按有关制度参加经廷试，任用为低级官员。由于国子监教学制度的废弛，监生并不务学，其名多为捐纳以及参加乡试的资格，为人们所轻视。
（四）其他官学。清代以太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什的本支子孙为宗室，俗称黄带子；以塔克什叔伯兄弟之子为觉罗，俗称红带子。清代在京师设有宗学，专收宗室子弟；设有觉罗学，专收觉罗子弟，两者皆隶属于宗人府。此外又设景山官学，选内务府三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佐领、管领下的幼童入学；设咸安宫官学，选内务府三旗佐领、管领下的幼童以及八旗俊秀入学。
（五）书院。书院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元、明、清普遍设立。唐玄宗开元十一年置丽正书院，本为修书之所，而当时士人读书之地，也有称书院者。宋以后书院为讲学之所，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称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河南的睢阳书院（应天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和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为四大书院。书院或为官办，或为私办，其主讲人和管理者有洞主、洞正、堂长、山主、山长等各种称呼，而以称山长者最为普遍。
书院本为私人讲学的场所，而清初士人鉴于明末东林党之祸，讲学多顾虑不前，统治者更是有意限制私人讲学。当时清廷曾下令各省的提学官督率各府、州、县学教官讲求教育，此外“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这一禁令后来虽然被废止，但清政府仍通过各种措施对书院加以控制，如由官方酌拨经费，由地方官员延聘、考核山长等，并且规定书院每月之课仍以八股文为主。这样，清代的书院也就同官办的府、州、县学一样，成为了科举制度的附庸。书院的生徒有生、童之分，前者为贡、廪、增、附、监生，后者为未曾入学的童生。
三、清代科举考试的程序
清代士人在应科举以求功名的路上，要经过考取生员、考取举人和考取进士这三个步骤。在这一过程中，要经过多次考试。确言之，清代各种科举考试可以归入生员考试、举人考试和进士考试等三个系列。在这三个系列中，秀才系列和举人系列的考试均与“学政”这一官职有关。
清代的学政是中央派往各省管理教育和科举事务的官员，其制源于宋代。宋代曾置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之学政，并巡察所部儒师之优劣、士子之勤惰。明代除在各省设置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之外，还分设各种道员，其中有一种以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校的道员，称提学道，一般由京朝官简任。这种制度在清代继续沿用，雍正后统称“钦命提督某省学政”，一般称“学政”。学政多由朝廷在翰林院、詹事府官员中选任，由其他京官选任者也带翰林院编修或检讨衔；由于学政还兼有在派往省份考试武生的职责，因而又加提督衔。清代的学政三年一任，逢子、卯、午、酉乡试之年的八月简放，其基本任务有三个：第一是主持“院试”（详下文），录取各府、州、县学的生员；第二是主持各地检验生员学业的“岁考”；第三是主持作为乡试预备考试的“科考”。学政系朝廷使节，不受督抚节制，地位很高。下面将科举制度中生员、举人和进士三个系列的考试程序做一个大致的叙述：
（一）生员（秀才）系列的考试。
童生考取生员须经本县、本府（或本直隶州、厅）和学政的三级考试：
1、县试。县试由州县官主持，日期多在二月。其程序，童生向本县衙署的礼房报名，填写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存、殁、已仕、未仕之履历；或出具同考五人互相保结，或出具本县廪生的保结，保其身家清白，不属于优倡隶皂之子孙，以及没有冒籍、匿丧、顶替、假捏姓名等情，然后方准应考。县试一般共考五场，每日一场，黎明前点名入场，即日交卷。第一场为正场，试《四书》文两篇，五言六韵试贴诗一首；题目、诗、文的写法皆有一定格式和字数限制。第一场录取者准应府试，其余各场是否参考听考生自便。县试第一者称县案首，院试时惯例录取入学。
2、府试。府试由知府、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日期多在四月。因故未参加县试者，可于府试前补试一场，亦可参加府试。其他报名、具保、场次、考试内容等与县试相同。第一场录取者即准应院试，其余各场是否参考听考生自便。府试第一名称府案首，院试时惯例录取入学。
3、院试由学政主持。各省学政在三年任期内两次巡回各地，称按临，主持生员的岁考和科考；与此同时，进行童生的院试。因故未参加府试以及县试、府试均未参加者，均可经补考后参加院试。院试报名、结保、考试内容等与县、府试同，惟正场之前加试经古一场，考试解经、史论、诗赋等。院试场规较严。入场由学政亲自点名，认保、派保的廪生排立学政座旁，如有冒考、顶替者，查出究办；此外互保的五名童生还须互相觉察，如有容隐包庇，五人连坐。考生入场携带考篮，内装笔墨食物。为防止夹带，要进行严格的搜检，甚至要解发、袒衣，连鞋袜、文具也要检查，不许携带片纸只字进入考场。点名入场后，考场即封门，禁止出入。为防止考官徇情，试卷弥封糊名。院试录取的新生须填写亲供，书年龄、籍贯、三代以及身高相貌特点，由各州县学官出具印结，汇报学政。学政于大堂召集新生行簪花礼，然后分拨县、州、府学学习。留县者称县学生员，拨府者称府学生员。各府、州、县奉到学政发下的新生名单后，即通知新生定期穿戴雀顶蓝袍，齐集官署大堂设宴簪花；然后在府、州、县官的带领下，前往孔庙谒圣，再至学宫拜谒本学学官。此后即开始入学学习。
学政按临各地，除主持童生入学考试外，还负有整顿学风、检察生员品行和考察生员学业等责任。为此，他还须主持以下活动：科举考生雕像
1、观风、谒庙和放告。学政按临一地后，往往首先拟出经解、策、论、诗、赋等题目，令生员和童生选作，有时也就近到书院考试生童。这些活动旨在考察各地文化风俗，称观风。院试进行之前一日，学政着朝服谒文庙，在大成殿阶下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升明伦堂，由学官宣读朝廷颁布的旨在规范士子品行的《卧碑文》和《圣谕广训》，诸生肃立环听；此后，由生员掣签讲书，各讲《四书》一章。讲书结束后，根据察访结果对品行学业优劣生员当众予以奖罚；然后查看文庙围墙，倘有破损，即令修理。谒文庙后学政回府州县官署放告，即准人民申诉冤屈，控告不法文武生员、贡生、监生。控状无关学校者不予受理，交当地知府处理。贡生、监生和文武生员犯法，其情节轻者惩戒，重者斥革。
2、岁考。学政到任后第一年按临各地，在主持院试之前对生员进行考试，旨在检查其学习情况，府、州、县学的附生、增生、廪生均须参加，称岁考。岁考实行“六等黜陟法”，即将考试成绩评定为六等，根据成绩对生员的身份进行黜陟，如增生、附生补为廪生，廪生降为增生、附生等。此外，对成绩考列五、六等者，还有青衣和发社两种惩黜。着蓝衫本为生员身份的象征，“青衣”处分即使被惩生员改着青杉，曰“青衣”；“发社”即由县学降入乡社学；最严重的处分是革黜为民。
3、科考。科考是乡试的预选考试，学政到任后第二年进行。成绩分三等，其一二等及三等大省前十名、中小省前五名准应乡试。除科考外，旨在选送参加乡试人员的考试还有生员、贡生、监生的“录科”和“录遗”。所谓录科，即科考成绩三等未获得参加乡试资格者、因故未参加科考者以及在籍监生、荫生、官生、贡生因名不列于本地学宫而不参加科试者，皆须于乡试之年七月由学政考试录科，方能送考；录科各省有定额。所谓录遗，即经录科考试仍未能取得参加乡试资格者以及未参加录科考试者，可以再参加一次考试，录取者也准其乡试。有些人员，可以不经科考、录科、录遗而直接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在这些人中，现任学官准由学政直接送考；在国子监肄业的贡生和监生，由本监官直接送考；正印官胞兄、弟、子、侄中随官员在任读书的贡生、监生，准许本官申送参考；学官、州县佐贰由本任地方官申送参考。
（二）举人系列的考试，即乡试。
清代通过乡试选拔举人，是取古代“乡举”之义。“乡举”一语见于《周礼》，言乡大夫向朝廷推举贤能。汉代察举制度举孝廉、举文学、举明经有道等，就是乡举，无需经过考试。科举制度建立后，乡举须通过考试，因而发展成为乡试制度。明清士子通过乡试后，即取得一种永久性功名———举人，可按科无限期参加礼部会试。
1、乡试的时间和考试内容。清代乡试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举行，称正科；遇皇帝万寿、登基等庆典，增加一次，称恩科。如过庆典之年适逢正科之年，则改是年正科为恩科，原正科改在此前或此后一年举行。《周礼》有三年大比之制，故乡试之年亦称大比之年。乡试于八月举行，亦曰秋闱。乡试分三场进行。以初九、十二、十五日为正场，考生于每场正场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考试内容，顺治初年规定第一场考《四书》《五经》，用八股文，谓之制义，亦称制艺、时艺、时文；第二场考论一篇，判五道，诏、诰、表择作一道；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乾隆五十二年后，改第一场考《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考经文五篇；第三场考策问五道，题问内容为经史、时务、政治。顺天乡试的《四书》题和贴试诗题由皇帝钦命，其余考试内容由主考、同考官员命题；各省乡试均由主考命题。
2、乡试的参考人员。清代乡试考场设于顺天府和各省。顺天乡试亦称北闱，参考者有两部分人：一为直隶、奉天、热河等省区以及满蒙汉军的生员和贡生、监生；二为各省的贡生、监生。各省乡试地点在省城，参考者为本省的生员。
3、乡试的考场。清代乡试考场称贡院。对于贡院的建筑结构，清末甲辰（1904年）科进士出身的商衍鎏先生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有过记述：顺天贡院建在京师崇文门内东南角，大门前有一座“天开文运”的牌坊，其他与各省贡院基本相同。各省贡院均建于省城东南，贡院大门上正中悬“贡院”墨字匾额，大门东、西建立两坊，分别书“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贡院大门外为东、西两座辕门，大门分中、左、右三门。进大门后为龙门，门内又平开四门，取《尚书？虞书》“辟四门”以招贤俊之义。龙门直进为至公堂，是监临和外帘官的办公处所。在龙门和至公堂中间，有一楼高耸，名曰明远楼，居高临下，全闱内外形势一览无余。监临等官员可登楼眺望，稽察士子有无私相往来、执役人员有无代为传递之弊。至公堂再往后有一座飞虹桥，过桥即为内帘门。内帘的后部是正副主考和房官办公阅卷的场所。龙门、明远楼两侧是士子考试的号舍，号舍自南而北若干排，每排数十间乃至近百间，顺天和某些大省贡院的号舍总数可达万余间，中小省也有数千间。贡院四面围墙遍插荆棘，四角各有一楼，以为望。考试期间，贡院四周派军队分段驻守巡逻。
4、乡试的场规。清代乡试场规极严，对试前、试后、场内、场外，皆严立禁令。对士子夹带防范尤严，进场时进行严格搜检。为防止夹带，规定士子必须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皮衣不得有面，毡毯不得有里；禁止携带木柜木盒、双层板凳、装棉被褥；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须镂空，蜡台须空心通底，糕饼饽饽都要切开。严禁考官交通嘱托，贿卖关节，严禁士子与员役协同作弊，违禁者严处。1858年，顺天乡试发生舞弊案，主考官、协办大学士柏被问斩，数十名官员、士子受到包括死刑在内的严重处罚。
5、乡试的考官和阅卷、录取。
清代乡试的考官为正副主考，每省各一人（道光后顺天乡试的副主考为三人），负责命题、阅卷、录取。正副主考均由皇帝钦命简放，专用翰林进士出身的官员。其中顺天乡试用一、二品大员，其他省用侍郎、内阁学士、翰林院、詹事府和都察院的官员。除正副主考外，各省乡试还任用同考官帮助阅卷，同考官也称“房官”，各省8～18人不等。顺天乡试的同考官由礼部会同吏部选用科甲出身的官员担任，各省乡试的同考官由担任乡试“监临”的督抚考选，专用邻省接界三百里以外的在籍进士、举人。“监临”负责监察、总摄考场事务。顺天乡试以顺天府尹为汉监临，任用二三品满官为满监临；各省乡试以巡抚、总督为监临。此外，乡试还设监试、提调、帘官等人员负责管理考场。士子用墨笔作答的原卷称墨卷，出场交卷后由弥封人员将卷上姓名籍贯弥封。为防考官辨认考生笔迹之弊，将弥封后的墨卷编号交誊录人员用朱砂誊录，称朱卷。朱卷誊毕后，经对读人员与墨卷校对无误，分别套封，墨卷存于外帘，将朱卷交内帘阅卷。正副主考批阅各房荐卷，以头场为主，阅后结合第二三场的情况，互阅商酌，取定中额。放榜之日，按中式朱卷红号调取墨卷，当众开封，填写榜名，放榜公布。乡试放榜后各省试卷调礼部复查，称磨勘。房官未荐之卷和主考未取之卷，皆曰落卷，也须略加批语，试后发给考生。乾隆间，有时令督抚、学政对中式举人进行复试，嘉庆后成为定制，道光后定赴京复试。
6、乡试的中额。
清代乡试中额各省多寡不一，依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如乾隆年间共取1200余名。乡试正榜取中者称举人，此外每正榜五名取副榜一名，亦称副贡。放榜之期在九月，第一名称解元，顺天乡试的解元例为直隶人。
7、乡试的放榜。
清代乡试于九月放榜，多选寅、辰日支，以辰属龙，寅属虎，取龙虎榜之意；又因时值秋季，桂花盛开，所以也称桂花榜。放榜时，正副主考、监临、房官、提调、监试等齐集公堂，拆墨卷弥封核实中式者姓名、籍贯；核实后交书吏唱名，唱毕填写正榜。榜由第六名写起，末名写完后再提写前五名，由第五名倒写至第一名，谓之“五经魁”。填榜至此，时已入夜，公堂上下燃起巨红花烛，经魁出于哪一房官即将红烛一对置于该房官案前，以表荣誉。经魁唱名声音特高，曰闹五魁。五经魁填写完毕后填写副榜。全榜填写完毕，将榜文加盖顺天府尹或本省督抚关防，载以黄绸彩厅，在鼓乐仪仗兵丁的护卫下，送到顺天府尹署或各省布政使司署、巡抚署前张挂。发榜第二天，在各省巡抚衙门举行“鹿鸣宴”，由主考、监临、学政内外帘官和新科举人参加。新科举人谒见主考、监临、学政、房官，然后依次入座开宴，演奏《诗经》中的《鹿鸣》之章，作魁星舞。新科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第三、四、五名称经魁，第六名称亚魁，其余称文魁，均由国家颁给20两牌坊银和顶戴衣帽匾额。匾额悬挂住宅大门之上，门前可以树立牌坊。新科举人第二年即可赴京参加礼部会试；会试一科或三科不中，也可以经过吏部的“拣选”或“大挑”就任低级官员。
（三）进士系列的考试，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
“进士”一词，始见于《礼记？王制》，指可以进授爵禄之人，至隋朝开始成为取士科目，后为历代沿用。清代举人中式后即取得参加会试的资格，经会试、复试和殿试取中者，称进士。
1、会试。
清代会试于春季在京师贡院举行，试期多在三月，所以也称春试（春闱）；因由礼部主持，也称礼闱。会试每三年一科，逢丑、未、辰、戌年举行；遇乡试恩科，翌年之会试即为会试恩科，是年正科或提前或延后一年举行。会试考试、阅卷、场规和考试内容等基本同于乡试，惟第一场《四书》三题由皇帝钦命。会试考官于三月简放，初用内阁六部大员4～7人；咸丰后定制4人，一正总裁，三副总裁，以大学士及翰林进士出身的一二品官员者充任；同考官18人，与主考官同时简放，用翰林进士出身的实缺京官。清代会试中额各科多寡不同，一般为百余名或二三百名，最多一科为406名，最少一科为96名。会试四月放榜，中式者称贡士，其第一名称会元。
2、复试。
经会试取中的贡士，接着要参加复试。清初贡士本不进行复试，康熙五十一年因发生科场案，会试后进行了复试。雍正、乾隆两朝，复试间行之，至嘉庆初始成为定制，地点在皇宫保和殿。复试考《四书》文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当日交卷。第二天派阅卷大臣评定成绩，分一、二、三等，列等者即准参加殿试。
3、殿试。
殿试于会试放榜一月后举行，乾隆二十六年定四月廿一日举行，廿五日传胪（公布名次），著为定制。殿试最初在天安门外，顺治十四年改在皇宫太和殿东西阁阶下，遇风雨时，在太和殿东西两庑。乾隆五十四年，又改太和殿在保和殿。殿试的内容为时务策一道，由读卷大臣拟出若干题，送皇帝钦定圈出，作为试题。殿试试卷的评阅，由皇帝任命读卷大臣进行（由于殿试在名义上是皇帝作主考，所以称读卷而不称阅卷）。读卷大臣共8名，首先由礼部开列大学士及进士出身的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的名单，奏请皇帝从中简派。殿试翌日，读卷大臣集于文华殿阅卷。其阅卷的进行，将全部试卷平均分给八名读卷大臣，各自先阅自己所分之卷，然后互相轮看，称转桌。最终成绩的核定一般推首席读卷大臣进行，其他人参加意见。成绩评定后，于廿四日向皇帝进呈前十本，钦定名次并公布引见，称小传胪。廿五日在太和殿公布全部名次，称传胪。殿试名次的排列分为三甲，一甲共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殿试传胪后颁发上谕，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状元服殿试传胪典礼十分隆重。清晨，由銮仪卫在太和殿前设卤簿法驾，在檐下设中和韶乐，在太和门内设丹陛大乐；由礼部和鸿胪寺在太和殿内东楹和丹陛之上正中设黄案，丹陛之下设云盘，在午门外设彩亭御仗鼓乐。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各着朝服在丹陛之下左右序立，新科进士身着朝服，头戴三枝九叶顶冠，按名次奇偶序立东西丹墀之末。典礼时到，礼部堂官诣乾清门奏请皇帝礼服乘舆，引入太和殿升座。此时，中和韶乐奏隆平乐章；阶下鸣鞭三响。鞭用皮制，长一丈余，司礼者执鞭柄由下飞舞，回旋而上，鞭声清脆悦耳，响彻云霄。鸣鞭毕，丹陛大乐奏庆平乐章，读卷大臣等官员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大学士进殿从东楹的黄案上取出黄榜，授给礼部尚书，陈于丹陛正中的黄案之上。这时，丹陛大乐又起奏，鸿胪寺官员引新进士就位，宣读制诰：“某年某月某日策试天下贡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传胪官唱第一甲第一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左侧；唱第一甲第二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右侧稍后；唱第一甲第三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左侧再稍后处。然后唱第二甲某人等若干名，第三甲某人等若干名，不引出班。唱名毕，鼓乐大作，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各官及新进士均行三跪九叩礼，中和韶乐奏显平乐章。典礼完毕，皇帝乘舆还宫。礼部尚书用云盘奉黄榜，置于彩亭之中，在礼乐仪仗下出太和中门至东长安门外，在长安街张挂三日。新进士左出昭德门，右出贞度门，一甲三人随榜亭由午门正中出。由于丹陛中石只有皇帝才可以踩践，所以午门的中路除非皇帝出行从不开启，殿试传胪后准许文武一甲进士由此门出，这是连亲王宰相也不能享有的隆遇。4、朝考。殿试传胪后五日，在保和殿举行进士朝考，以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称馆选。朝考内容为诏、论、疏、诗、赋等形式，前后不一；成绩分为一、二、三等。庶吉士的录取要综合复试、殿试和朝考三次考试的成绩等第，而以朝考成绩为主。一般说来，考四数者（即殿试二甲、复试、朝考一等）肯定可以录取；朝考成绩同时也是进士授官的依据。复试、殿试、朝考均重视楷法，书法不好者难取优等。
（四）武科考试。
清代科举考试除文科外，还有武科，在紫禁城箭楼前广场举行。武科中童生考取生员的童试，其县试、府试略同于文科；其院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于岁试文童考试时举行武童考试，科试之年不考试武童。武科的童试分内外场，第一、二场为外场，考试马射、步射、硬弓刀石；第三场为内场，考默写《武经》，如《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李靖问对》《黄石公三略》和《姜太公六韬》等。其中额，府学20名，小州县7～8名，中等州县12名，大州县15名。武科的乡试和会试俱分为三场。头场考试马箭，第二场考试步箭，再考试开硬弓、舞刀、掇石等，此为外场；第三场考试策、论，嘉庆后改为默写《武经》，此为内场。武科乡试的试期为十月，各省中额较文科为少。武举人会试落第者，可赴兵部拣选，任用为绿营兵的千总等低级武官。武科会试的试期在九月，中额一百名至二百名不等。会试后经复试、殿试，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名、三名授二等侍卫；二甲选十名授三等侍卫，三甲选十六名授蓝翎侍卫，其余以守备（绿营官职）在兵部注册选用。
（五）制科。上述生员、举人、进士系列的考试，均为科举制度中的常科考试。除常科外，清代科举也有制科，或称制举，举行的次数很少。制科由皇帝在殿廷亲自进行。康熙十七年、乾隆元年两次开博学鸿词科，令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举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均可应考。其试题为诗、赋、判等，成绩列在一、二等者俱授翰林官。除此之外，每逢皇帝登基之年令各地举孝廉方正、皇帝巡幸召试，也属于制科。
四、清代科举制度的废除
明清两代，不断有人抨击八股取士不能选拔人才。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东来，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等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于是，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迫切需要经世应变之才以维持其统治。然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却不能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当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内政外交所需的其他许多知识，均出于科举士人的旧学视野之外。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制度的改革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科举制度的改革最初始于注重时务。1862年（同治元年），清政府认识到国子监“专课文艺，无裨实学”，下令“兼课论、策”，“奖励留心时务者”。1871年（同治十年），下令考取生员的童试加试算学；1895年（光绪廿一年），又下令加试时务，与算学任选一门。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废除八股是维新派的一项基本主张。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发布上谕，指出八股文不能“励实学而拔真才”，下令“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不久，又根据张之洞、陈宝箴的建议发布上谕，详细规定了考试改革的具体内容：“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又规定：“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以励硕学而黜浮华。”然而不久戊戌政变发生，慈禧下令废除各项新政，上述有关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也被废除。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最初计划对科举制度进行所谓“变通”，但很快就决定彻底废除。其大致过程是：1901年，宣布废除武科科举考试；同年，下诏举行经济特科。
1903年，经中央和地方官员保举，选拔“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186人，在皇宫保和殿举行了经济特科考试。这次考试主试、复试各一场，考试内容为论一篇、策一道；现任官员取中者略予升叙，举人贡生取中者任用为知县、州佐等官。对于文科常科考试，清政府于1901年8月颁布上谕，命自第二年起在乡试会试中废止八股文，首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第二场改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第三场改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其他考试均依此例。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联衔上奏，说科举阻碍新教育制度的实行，请求将科举中额按年递减。
据此，清政府下令自丙午（1906年）科起，每科递减乡会试中额三分之一，三科减尽。至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又上奏说：“科举一日不废，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请求从次年丙午科开始，将所有乡会试、各省岁考、科考一律停止。这一建议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实行一千数百年的科举制度至此被彻底废除。原来作为科举制度一部分的各种官学和书院，也先后被废除。1901年9月，清政府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1905年又下令裁撤国子监，设立学部主管全国教育行政；原来隶属于国子监的算学改隶钦天监，称钦天监算学；八旗官学也被并入新学堂。
五、清代科举制度的得失
有清一代，不断有人对当时实行的科举制度提出批评，至清末维新变法，人们对于它的抨击更是尖锐。从今天的观点看，清代科举制度可以说存在以下弊病：
其一，考试内容陈旧，引导知识分子穷毕生精力从事无用之学。清代科举考试内容以《四书》为主，即使在当时也存在空疏无用的弊端。清末维新派曾批评说，有人甚至中了进士都不知道汉武帝、范仲淹是谁。在这种考试制度下，士子往往以毕生精力读经，而对各种有裨实用的知识无心关注，无暇学习。顾炎武曾说明代士子平日只读八股文稿，其他书籍一概不读，“有一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呵”，认为没有出息。许多士子皓首穷经，最终老死科场。到了列强环伺，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举制度下的学习内容就更加显得陈旧，更加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其二，士人受到严酷的精神摧残，人格破损萎缩。在清代科举制度下，读书、参试、做官是士人谋求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惟一途径，因此，在各级考试中中式几乎成为他们的第二生命。为此，科举士人往往数十年寒窗，皓首穷经，付出毕生的心血精力以求取功名，但最终金榜题名者少，名落孙山者多，许多人老死科场。乾隆四十九年会试，在参试的举人中有年届90岁者一人，80岁以上者20人，70岁以上者5人，结果没有一人中式。在年复一年的各级考试中，士子须忍受各种凌辱、辛苦和精神折磨。参考士子入场须经过搜身，考场中要忍饥受冻；出场后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及到榜发，中式者甚至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欣喜而至于痴迷癫狂，名落孙山者则沮丧颓废，失魂落魄，痛不欲生。
其三，使得士人成为一个寄生阶层、特权阶层和封建政权的附属物。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曾批评科举制度“滋游手”。他说，由于“士”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所以选士“必务精而最忌广，广则无所事事而为游手之民”。然而在科举制度下，却养了一大群科举士人，致使朝廷无法安置，他们自己也“无以自存”，必然导致国家“为乱为贫为弱”。严复还说明，在西方国家读书识字是国民所必具的基本素质，而且“四民并重，从未尝以士为独尊”。然而在中国，“以文字一门专属之士”，使得士成为凌驾于农工商之上的特权阶层。事实也正是如此，科举士人在清代免纳差徭，有特殊的司法地位。他们见官不下拜，举人、进士甚至可以拿自己的名片到官府要求拘押他人。生员穿戴象征自己身份的衣冠，荣耀乡里，包揽词讼，欺压良善的事情时有发生。封建统治者有意识地用科举功名笼络士人，钳制其思想，用一条无形的绳索将他们同封建王朝的命运连在一起，使得他们只能在为皇帝卖命的过程中谋求个人的荣华富贵或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不致成为封建王朝政治上的异己力量。
科举制度建立之初，唐太宗李世民看到进士们从考场缀行而出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清代国家选官进士、举贡、吏员三途并用，此外还有军功、捐纳等途径，但惟有进士、举贡为正途，科举制度对于士人的笼络束缚作用也就更加严重。在清代近270年的历史上，举人、进士反叛朝廷者几乎没有。成为统治者附庸的科举士人，很难正常履行知识分子批评政治、维护社会公正的职能。通过科举考试，士人还结成盘根错节的宗法性关系网。清代乡会试的中式者，对主考、房官称座师、房师，自称门生；后对本科的监临复试、朝考、殿试的阅卷官员，也无不认为师生。童生县试府试的案首对于府县官，入学生员、岁考取列优等因而补廪补增的生员以及拔贡优贡，对于本省学政也无不认为师生。此外，乡会试同科录取的士人互称同年；对于同年的父亲、祖父，称年伯、年太伯，自称年侄、年再侄。通过这种关系网，士人互相攀援，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是导致当时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我们今天回首来看科举制度，也可以发现它的某些积极意义。
首先，它为社会树立了尊重文化知识的价值取向。在科举制度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轻视体力劳动和社会实践的倾向固然不可取，但它反对“读书无用”的痞子哲学，引导人们学习书本知识，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在科举制度下，稍具经济能力的农工商子弟都可以通过参加考试进入官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低层社会人士因此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进入中上层社会。这种社会纵向流动渠道的畅通是吸收民间人才参与国家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清代科举制度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供借鉴。
第三，作为官员资格的考试制度，科举制度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前身，近代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正是在吸收借鉴明清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今天，我们要建立法制化的公务员制度，清代科举制度所体现的平等精神和某些具体做法，仍有借鉴意义。
第2篇：清代科举制度形式科举考试发展到明清两朝，已日臻完善，不过与此也益发暴露出其腐朽的一面，而这一切也最终结束了它千余年的历史。
进士科考试是明清科举的主要形式，它共分为三级：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不过，在此之前，读书人必须通过由本县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取得童生的身份，才有资格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在清朝，县试多在二月举行，而府试则在八月。
院试作为科举考试的最初一级，在府城或直属省的州治所举行，主持考试的长官称学政，学台或宗师。院试包括岁试和科试两种考试。童生通过岁试，就算“进学”了，即成为国家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相公。岁试成绩优良的生员方可参加科试，科试通过了，方准许参加更高一级的乡试，叫做“录科”。
乡试在京城及各省省城举行，三年考试一次，一般在子，卯，午，酉年举行，考期多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称“秋闱”（闱指考场）。其正副考官一般由皇帝任命在京的翰林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充任。
乡试有正式的考场，叫做贡院。贡院内建有一排排的号房，为考生住宿，答题之所。乡试发榜在九月，正值桂花开放，所以又称“桂榜”。乡试取中的称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乡试中举称乙榜。考中举人，不仅可以参加全国性考试，就是会试未能取中，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会试和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其中会试是带有决定性的考试，而殿试只定名次，不存在被黜落的问题。会试由礼部主办，在京城的贡院举行，一般在乡试的第二年，也就是丑，辰，未，戌年。考期多在春季的二三月，故此会试又称“礼闱”，“春闱”。会试被录取的人，称为贡士，第一命叫做会元。会试发榜时，往往正值杏花盛放，所以又称为“杏榜”。会试的主考官，在明朝多以翰林官充当，明末又多以内阁大学士担任，清朝称主考官为大总裁，由内阁大学士或六部尚书充任。
清朝新录取的贡士，在殿试之殿试前还必须进行一次复试，复试结果，按成绩分为一，二，三等，这个等级对于以后授予官职有很重要的关系。殿试在四月份举行，命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此外还要任命阅卷大臣，读卷大臣，协助皇帝评阅试卷。明清两朝的殿试都只考策问一场。
出榜分为三甲：一甲为赐进士及第，只有前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为赐进士出身若干名，第一名称为传胪；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若干人。在一，二，三甲的都泛称进士，中了进士，功名就到了尽头。殿试考中称为“甲榜”。按照清朝制度规定，殿试以后还要进行一次考试，叫“朝考”。殿试的状元，榜眼，探花不再参加朝考，朝考的第一名叫做朝元。
第3篇：清代的科举制度十多年前，笔者花3000元从河西走廊一家古玩店购得一份道光十三年（1833年）的文科殿试册。此册是用白宣纸精制而成，卷长233厘米，卷首注有考生履历、家庭背景和礼部弥封印，骑缝处有朱红玺印，并有毛笔书写的“礼字第捌拾伍号”。册中为策文，即正式答卷。册底有8位阅卷官姓氏和阅卷后的圈号。从册首履历看，是广东省肇庆府开平县司徒煦参加殿试时的答卷。
清代的科举制度分三级进行，即乡试、会试和殿试。
乡试，是在各省城设有“贡院”的地方进行。每三年一科，考试日期定在子、卯、午、酉年的八月初九至十五日，称为“正科”。遇有新君登极、寿诞庆典而特诏举行的，称为“恩科”。在清代，凡是在地方府、州、县学取得秀才资格者和中央国子监贡监生出身者均可参加乡试。乡试考中正榜的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
会试，是由中央礼部主持，在京城举行的全国性会考，在乡试中获得举人资质者，才有资格参加会试。会试的时间，清初定于二月，乾隆十年（1745年）改为三月。会试中榜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
殿试，是历代也是清代最高一级的科举考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对会试中获得贡士资质者再行考核。清代殿试在会试后的四月举行。殿试的地点，清初在天安门外，以后改在保和殿。评阅殿试试卷的官员称为读卷官，清初为14人，以后减为8人。殿试的内容依时局的变化和朝政之需拟出策问考题，密封后送皇帝圈定。考生答写殿试册，有固定格式。册首写姓名、年龄、籍贯、履历及三代状况。笔者收藏的这份殿试册在册首写道：“应殿试举人臣司徒煦，年贰拾玖岁，广东肇庆府开平县人，由例贡生应道光捌年乡试中式，由举人应道光拾叁年会试中式，今应殿试，谨将三代脚包开具于后———三代：曾祖德音、祖浚明、父修。”册中的对策开头要书写“臣对臣闻”字样，中间部分为立论和答辩，文尾必须用“臣未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字样。答题不限字数，但最短者不得少于千字。
经殿试录取的进士分为三甲：第一甲称为鼎甲，只限三人，按顺序称为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第三甲若干名。司徒煦这份考卷，用工整娟秀的楷书书写88行，1914个字，回答了道光宣宗皇帝关于用人治国保邦的策问，考中了第二甲第一名，钦点翰林庶吉士，后来外放到四川省石泉县（现北川县）任县令，官至陕西潼川府同知，正五品。
进士既是科举考试的终点，又是跻身政界显身扬名、光宗耀祖的起点。进士即使不做官，也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天下士人自垂髫启蒙开始，经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寒窗苦读，经县、府、院试成为秀才，经乡试成为举人（），再经会试成为贡士，经殿试成为进士。经此层层筛选，能参加殿试的人已为数不多，可谓人中之杰，笔者收藏的这件殿试册也算文中之粹了，因此很具史学价值、书法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如今，流散在民间能保存至今的殿试册已是凤毛麟角。在10年前的拍卖市场上，清代的殿试册仅拍万元左右，如今已涨到5万元以上了，而且很难求到。
第4篇：论清代科举考试对边远落后地区的士人采取优惠政策自古就有。在汉朝察举制时代，统治者在各地举额的分配上就曾对边疆地区的士人给予照顾。清代科举考试对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的考生的优惠政策更具体、更详细。
一、科举考试中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
清朝政府极为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设立八旗科举以照顾满族、蒙古族的考生，此外又设翻译科用以选拔满族官员；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考生的考试权利，逐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
（一）八旗科举和翻译科
清朝的八旗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三个部分。随着社会逐渐稳定、文化教育不断发展以及选拔满族官员以维护统治的需要，清政府开始重视满洲的科举考试。顺治八年（1651）时，统治者专为八旗子弟设立一套科举制度。[1]满洲、蒙古人参加科举考试均享受优惠政策。顺治九年八旗开始参加会试。“先是乡、会试，殿试，均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2]在乡试、会试和殿试中，满族与蒙古族的进士列一榜，汉人与汉军八旗的进士列一榜，以照顾满族和蒙古族的考生。八旗乡试，康熙八年的时候“，编满、蒙为满字号，汉军为合字号，各取十名”[3]。康熙九年满、蒙编满字号，汉军编合字号，与汉人一同参加会试。八旗科举的乡试取中名额也有规定，“顺治八年，定满洲、汉军各五十，蒙古二十，嗣减满洲、汉军各五之一，蒙古四之二。”[4]。康熙八年的时候“，满、蒙取十名，汉军取十名”；乾隆九年的时候，“定为满、蒙二十七，汉军二十”；同治年间“，增满、蒙六名，汉军四名”[5]。八旗会试的取中名额，开始时“满洲、汉军进士各二十五，蒙古十”；康熙九年的时候，满蒙、汉军“各中四名”；后来没有具体的名额限制“，嗣亦临时请旨，无定额”。[6]八旗科举对满族和蒙古族实行优惠政策，从一方面看是为了维护满清贵族的统治，带有民族歧视的意味；但从另一方面看，满族、蒙古族是北方的游牧少数民族，文化基础非常薄弱，识文断字的人不多，让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并实行倾斜政策有利于满蒙民族文化水平的提升，是教育公平的体现，是文化教育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除了八旗科举外，满洲八旗子弟还可以参加专门为他们设置的翻译科考试“，雍正八年，诏八旗满洲于考试汉字生员、举人、进士外，另试翻译”[7]。翻译科分为满洲翻译和蒙古翻译两种。翻译科的考试分童试、乡试、会试三级，“诏免殿试，俱赐进士出身”[12]，所以没有殿试。翻译科的设置有利于保存满族和蒙古族的语言文化，有利于促进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清初，满族和蒙古族的文化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原的汉族，如果不考虑文化发展水平只强调“凭才取士”，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那么将不利于这两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的发展。八旗科举和翻译科的设立，保存了少数民族文化，提高了满、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此外，翻译科的设立也使蒙古族、满族的文化得以流传，少数民族的文化能得到迅速的发展。
（二）保障其他少数民族考生权利的措施
清朝的科举考试不仅是对满族和蒙古族实行倾斜政策，对其它少数民族也尽量采取优惠政策，以带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如在乡试中，“湖南的乾州、凤凰、永绥三厅，保靖县苗疆，嘉庆十二年编边字号，应试士子至三十人取中一人，苗生数至五十人，编田字号取中一名”[8]。为了保障苗族考生的礼仪，规定如果苗族考生人数达到50人，就另外编号取一名。前面已经提到，在少数民族较多的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乡试中也另编字号保证这些地区的考生中人数。在童试中，出现冒籍考试进而挤占少数民族指标的现象，为此清政府采取措施以保障少数民族考生的权利。如为了防止湖南考生冒考瑶籍，湖南的学政钱沣建议童生考试前要查明“实居瑶地，确有户族田庐科凭”，还要“取具瑶头，瑶总甘结”，然后才可以参加考生[9]；清政府在顺天府的童试中实行的审音制度以照顾少数民族的土司子弟入学等[10]。清政府为了维护少数民族考生的利益，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其取中的机会。这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贵族以及中下层的平民子弟参加科举而考中举人、进士，加大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力度，也有利于推动民族教育的发展，提高民族地区的文化水平，实现各民族文化教育的和谐发展。
二、科举考试中对边远落后地区的优惠政策
清代，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度日趋走向完善，不管文举还是武举，都实行分省定额，为了照顾边远落后地区的考生而实行明通榜，并对参加会试的边远地区考生发放路费等。
（一）乡试中举人取中的的分省定额
明朝的举人名额实行分省定额录取制，清代乡试沿用明制，也实行分省定额录取，但是名额的划分比明朝更为详细、更具体。
在清代，各省乡试的名额“依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11]。为了照顾边远落后地区的考生，在省内专门划出一定的名额，另编字号专门录取这些地区的考生。如顺治二年在陕西省内另编丁字号取宁夏两名、编聿字号取甘肃二名；康熙三十六年将隶属陕西的凉州、西宁编聿左字号，甘州、肃州编聿右字号，各取一名；雍正八年为隶属陕西的榆林等地编木字号取一名；乾隆三十六年将凉州归为通省卷内，甘州、西宁编聿左号，肃州、安昌、乌鲁木齐等编聿右号，各取一名。光绪元年陕西和甘肃分开，陕西取41名，甘肃取30名。康熙二十六年在福建省为台湾考生另设台字号，后改为至字号。[12]虽然为这些边远落后地区划定的录取名额较少，但是毕竟还是以硬性的政策保障了这些地区的知识分子有机会参加会试进而考中进士。甘肃、宁夏、新疆、青海等地区少数民族较多，经济欠发达，文化教育水平也滞后。如此详细、具体的分省定额可以避免遗漏这些地区的优秀的知识分子。这也有利于发展边疆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缩小与文化教育发达的地区的距离，推动各地区、各民族文化教育的和谐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本文章来自：
（二）会试中的分省定额
分南北中三卷考试是在明朝宣德元年（1427）正式形成，其中南卷取中人数占55%，北卷为35%，中卷为10%。[13]清朝初年，会试沿用明代的南北分卷考试制度，以文取人，一切以考试成绩定去留。顺治九年（1652）改会试为南北中分卷考试，康熙五十一年，“以各省取中人数多少不均，边省或致遗漏，因发南、北官、民等字号，分省取中。按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中额。”[14]各省依据报考人数确定录取名额“，按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中额”[15]。表1显示，明朝嘉靖五年时录取的301名进士中，中部考区内的四川为15人，而广西只有3人，贵州仅1人；从比例上来说，四川的考中进士人数分别是广西、贵州的5倍、15倍；在南部考区和北部考区内也存在录取人数相差较大的情况。表2是顺治九年（1652）的进士（不包括顺治九年策试满洲八旗进士）籍贯统计，南部考区内的浙江、江苏的分别为47、65人，广东3人；浙江的进士人数是广东的15倍，江苏的进士人数是广东的22倍；在中部考区内，四川、云南、广西、贵州四个省为0，这对这些地区的士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很大的打击，同时也不利于边远落后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由此可见，南北中分卷录取并没有考虑到南部考区、北部的考区和中部考区内部的差异，也就是说没有考虑到大考区内各省之间的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同一个考区内，也会因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录取人数的不均，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很难考中进士。
实行分省取中定额后，按各省应试人数多少来确定该省进士录取人数。由于各省大小不一，所取中的进士名额也不同，多则30至20余名，少则10余人或数人，[16]但边远落后地区不会再出现零进士的现象。分省定额录取制度考虑到了区域发展的内部差异，以固定的名额确保文化教育落后地区的文人考中进士，使得这些地区的优秀知识分子能够通过努力学习考中进士进入上层社会。有人对明清两代的几个省份进士取中数额进行了统计，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边远落后地区的云南、广西、贵州、辽东地区清代的进士取中数额与明代相比，有大幅度的增加，而浙江、江西、福建等发达地区在明代的进士取中数额较多，而在清代则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很明显，清代的分省定额录取制度营造了积极向学的良好社会风气，激发平民百姓积极学习文化知识，加速了落后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明显缩小了地域间人文教育水平的差距”[17]，有利于实现各地区文化教育的和谐发展。
方案一：乡镇党建项目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增强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动力，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切实改进当前我乡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根据休组字[2015]13号文件要求，经充分认证，多方听取意见和建议，召开党委会研究，结合实际，制定白际乡基层党建创新“乡镇党委书记项目”实施方案如下：
一、项目名称：探索科学发展新模式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二、项目实施的意义
实施创新项目建设，是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具体举措，是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不断提升党建工作水平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和改进我乡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上一台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目标要求
围绕“抓班子、带队伍、建机制、理思路、促发展”这一主线，按照“突出重点、创新品牌、注重实效、全面提升”的原则，积极探索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新路子，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实现有钱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村兴民富的目标。
四、具体措施
（一）社员之家改造项目
理清发展思路，盘活村级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为白际旅游增添新亮点，并增强旅游接待能力。白际社员之家修建与上世纪60年代，是我乡境内留存的历史遗迹。通过对社员之家闲置场所的升级改造，使社员之家承载旅游接待，农家书屋，党员远程教育等功能。积极争取市直联系帮扶单位和县财政的资金支持；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对社员之家进行修复，包括地面平整、墙面清洁、翻漏吊顶、物品购置。六月开始动工建设，力争两个月完工，并建立社员之家长效管理机制。
（二）严池自然村整体开发项目
严池自然村位于海拔700米以上的山脊上，距白际乡政府5公里，至今未通公路。村内有三处以千年红豆杉为主的水口林和百亩高山水梯田。通过两年来的宣传推介，知名度较高。为充分挖掘旅游资源，早日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决定对千年红豆杉进行挂牌保护，并对其周边环境和村容村貌进行整治，搭建百亩高山水梯田观景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奖励措施，鼓励农民修建接待设施，满足游客需要，提高接待能力，实现农民增收。
（三）结竹营温泉开发项目
白际乡结竹营村，史传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带领军队曾在该村安营扎寨，百姓夹道迎接，称为接朱营，因避讳，遂改为结竹营。该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境内结里组岭脚山温泉，年平均温度在38℃左右，流量均匀，常年稳定。利用当地独特的温泉资源，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修建天然温泉浴室，进行旅游开发，壮大村集体经济。
五、保障措施
（一）成立领导机构，加强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本项目实施工作的领导，确保按期完成白际人民公社修复任务，成立白际人民公社修复工程实施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项目建设的组织实施、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等工作。领导小组名单如下：
组 长：吴春晖
副组长：王森林
成 员：徐发亮 汪雪峰 洪海光 方松辉 汪社文 郑顺祥
（二）广泛宣传，积极营造有利于项目实施的良好社会氛围
实施 “乡镇党委书记项目”各项工程是白际乡2015年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促进我乡文化旅游事业大发展的重要措施，要大力宣传实施社会发展工程的重要意义，引导全乡广大干部群众形成广泛共识，营造全民参与实施工程的浓厚氛围。
（三）建立项目实施监督机制，确保项目如期完成
乡政府建立项目工程督查组，对工程施工进行全程监督，监督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工程项目建设中的各种问题，确保按质按时全面完成“乡镇党委书记项目”各项工程。
方案二：乡镇党建项目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增强乡镇党委党建工作创新动力，着力培育党建工作新亮点，积极探索乡镇党委党建工作新思路、新方法，构建乡镇党委党建工作新格局，根据县委组织部休组字〔2015〕13号文件精神，结合我乡实际，经研究制定渭桥乡开展基层党建创新“乡镇党委书记项目”活动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实施基层党建创新“乡镇党委书记项目”，是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具体举措，是落实“抓书记、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充分发挥乡镇党委书记表率作用，不断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的重要举措。做好乡镇党委书记项目，可以破解党建工作虚化、难以量化考核的问题，使党建工作看得见、摸得着、记得清、抓得实，并通过以点带面、全面引领和带动全乡党建工作纵向深发展。
二、目标要求
通过“乡镇党委书记项目”活动的开展，找准党建工作与当前工作的结合点，按照“突出重点、创新品牌、注重实效、全面提升”的原则，创建几个过得硬、叫得响、推得开的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品牌，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三、项目实施
1、探索渭桥乡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服务的新路子。
乡驻沪务工人员有2000余人，其中绝大部分从事咸肉菜饭骨头汤餐饮服务，这当中有党员10多名，通过组建流动党员党支部，加强行业领导，并把该行业做大做强，做成知名品牌，同时加强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服务和“双向带动”工作。
具体措施：一是发放问卷，了解流动党员对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和“双向带动”作用发挥方面的真实想法，改进工作方法；二是开展流动党员党支部与流入地党支部的结对共建活动，以提高党建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三是通过流动党员，依托本地项目，开展招商引资，促进我乡组织发展，丰富流动党员“双向带动”内容；四是通过流动党员党支部作用的发挥，探索一条维护外出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新路子。
具体方法、步骤：6月中下旬组建中共黄山市休宁县渭桥乡驻沪餐饮业支部委员会，责任人：李红；具体承办人：项润满、方美蓉。
2、探索如何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支部及党员的作用。
目前，全乡共组建各类协会、经济合作社共4个，其中有2个已建立了党支部。通过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加强，促进产业做大做强，就近就便地开展党的工作，逐步走出一条新农村党建工作，促进农民增收的新路子。
具体举措：一是对未设置党支部的协会或经济合作社，具备条件的及时建立党支部；二是配强班子、选准书记，把那些带头创业能力强、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好的党员会员选进领导班子。通过党员会员的示范带头作用，吸收符合条件的优秀会员加入党组织；三是开展创先争优和设岗定责活动，发挥协会党员的示范引导作用和帮带推动作用，引导和鼓励龙头企业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的经济模式，不断做大做强产业，带领农户共同致富。
具体步骤：一是强化对棠源烟叶协会的管理，进一步推广烟叶种植面积和提高烟叶品质；二是组建霞溪新村茶合作社党支部，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促进霞溪生态农庄高速发展；三是成立渭桥乡经果林专业协会，并建立协会党支部，带动高原经果林的发展，促进齐云花果山的发展。
责任人：李红；具体承办人：项润满、吴健、吴金星
四、相关要求
1、加强领导。成立以乡党委书记为组长，党委副书记、乡长和分管副书记为副组长、党委委员为成员的领导组，下设办公室，由分管副书记兼任办公室主任。
2、强化责任。乡党委书记是创新项目的责任人，负总责，做到亲自抓、直接抓，各具体项目责任人要具体抓，确保项目实施进度和质量。
3、建章立档。要认真做好项目实施过程中各种资料的收集整理，规范立档，同时做好项目的总结上报工作。
方案三：乡镇党建项目实施方案
随着我县“大城关”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大部分群众流向城关，农村只剩少数留守老人与儿童，为持续深化“驻进帮”活动长效机制，针对我镇部分农村党员作用发挥不明显、服务意识淡化、群众诉求处理不畅等问题，结合党员的自身特点和分布实际，在农村党员中开展“定区联户”活动，构建农村党员服务群众全覆盖。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推动发展为目标，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项目管理为抓手，着力在抓基层、强基础、提素质、建机制上下功夫、求突破，努力使基层党建工作在内容、形式、载体等方面推陈出新，把党建工作中的热点和问题作为项目化管理的着重点和创新点，按照“解决好一个问题、搭建好一个载体、培育好一个典型、建立好一个机制”的要求，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实现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组织制度进一步落实，党员党性修养进一步提高，开创新形势下农村党建工作新局面。
二、基本原则
1、坚持联系实际、服务群众的原则。要密切关注群众的所思所盼，鼓励党员充分发挥自身特长，积极主动地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2、坚持灵活多样、注重实效的原则。在开展活动过程中，要根据不同服务项目的特点和群众的不同需求，灵活多样地组织党员开展联系服务，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以实际成效检验活动成果。
3、坚持组织引导、党员自愿的原则。要积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尊重党员本人意愿，不搞强迫命令，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4、坚持点面结合、整体推进的原则。选择2个以上运行规范、作用明显、条件成熟的农村党支部进行重点打造，培育典型。同时，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完善和规范，通过典型带动，促进活动整体推进。
三、实施步骤
为使我镇党建工作创新课题项目活动有计划、有步骤、有成效地开展，按照县委统一部署，分三个阶段组织实施：
第一阶段（2015年4月1日-4月15日)：征求意见阶段。支部对开展党建创新课题项目活动，深入广泛地征求全体党员和职工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并进行分类疏理，掌握党员思想动态和开展党建创新课题存在的问题。
第二阶段（2015年4月15日-4月30日）：项目确定及申报。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我镇实际，明确重点，找准定位，确定了在农村党员中开展“定区联户”活动，构建农村党员服务群众全覆盖项目，并向县委组织部进行了申报。
第三阶段(2015年5月)：制定方案实施阶段。根据申报的党建创新课题，通过学习和讨论等形式，发挥优势，形成特色结合我镇实际，制定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明确项目建设的指导思想、时间步骤、项目内容、组织措施、预期目标等，并报县委组织部同意后组织实施。
第四阶段(2015年6月至12月)：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推进工作。要围绕调研方案形成阶段性报告，转化讨论成果，研究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加强对创新课题的跟踪管理，并做好项目投入、项目实施、项目效果预测等工作，确保项目申报和项目实施的有效衔接。
第五阶段(2015年12月)：总结阶段。对开展党建创新课题项目进行自查总结，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分析不足，总结经验，直至达到目标要求，迎接上级组织检查验收。
四、主要内容
1、科学确定参与对象。参与“定区联户”活动对象要求是身体状况良好、党性较强、思想政治品质好、热心于公益事业、乐于为群众服务、有履职能力的农村党员。针对少数村党员队伍年龄偏大、党员人数较少的实际，吸纳一些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年纪较轻、素质较高、有一定特长的入党积极分子参与，以增强他们的党性锻炼。
2、合理划分服务网格。按照就近和便于服务原则，将全镇12个村划分为86个片区。每个片区设服务点，将党性强、思想政治品质好、热心公益事业、有履职能力的农村党员纳入服务区管理，由所在小组党员与服务区农户结成对子，为其当好农民技术员、综治协管员、计生管理员、文化协管员、国土协管员、乡村医生、食品药品质量监督管理员等“七大员”，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在发展生产、服务群众、促进和谐等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
3、灵活组建服务团队。各村党支部要从实际出发，结合“党支部+老年协会+互助组”活动的开展，适时成立各种党员服务团队，充分利用闲置房屋，建党员活动室、文化活动中心，以保证社区开展活动有场所；添置活动桌椅、学习资料和电教设备，组织党员开展各类联系服务活动。如：根据“美丽乡村”建设的需要，组织成立“党员义工队”，义务为群众开展“三清三改”等；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组织成立规模养殖、油茶种植等专业性“党员技工队”，义务为农民群众提供技术指导、产品销售等服务；根据社会救助、社会公益等事务的需要，组织成立公益性“党员互助小组”，义务实施社会救助、发展公益事业以及帮助孤寡老人解决生活困难等服务。
4、规范建立工作机制。各片区责任党员要力所能及、定期与不定期开展政策法规宣传、社情民意收集、矛盾纠纷调解、农情信息通报、弱势群体帮扶、产业发展指导等活动。通过每月一次的党小组会议，党员向党小组长汇报开展活动的基本情况和群众诉求，党小组长疏理后汇总至党支部，由支部视情上报镇党委，供镇党委做决策参考，形成良好的工作机制。镇党委要通过召开党建工作例会对各村党支部开展活动情况进行调度，发现和总结典型经验。各村党支部要加强对服务区责任党员的监督指导，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定期调整工作重点。
5、严格考核评比管理。完善奖惩办法，充分调动农村党员干事积极性。在提高“七大员”奖励标准的同时，完善与之配套的激励政策，重新修订相关奖惩办法，增加奖励种类，细化奖励等级，提高奖励时效性，使奖励机制层层落实到位，充分调动农村党员办事积极性，提高服务质量。对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党员，由镇党委给予表彰，成绩突出的，可推荐到县委表彰。
五、工作要求
机关党建推行农村党员“定区联户”，构建联系服务群众全覆盖研究是一项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的系统工程。为要又好又快地实现工作目标，在项目落实推进过程中要做到以下几点：
1、提高认识。党建创新课题项目工作由镇党支部负责组织实施，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抓好落实。 各村支部加强重视，做到不搞形式，不走过场，使工作顺利开展。
2、加大宣传。一是要在党建创新课题项目工作在开始、中期及结束三个阶段开好三次全体党员大会，对开展情况进行阶段督查。二是及时通报工作进度，表扬先进、提出不足。 三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大在农村群众中的宣传力度，使“定区联户”活动深入人心。
3、强化考核。落实考勤制度，使全体党员进一步认识到做好党建工作巩固党的执行地位的迫切需要，又是凝聚人心、激发活力、促进发展的迫切需要，营造良好的机关党建工作氛围。
第1篇：清朝后宫规矩
清朝在康熙以后，才典制大备，后宫号位定制严明。皇帝的正妻称皇后，居中宫，主内治。以下为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嫔六人，分居东西十二官，协助皇后主内治。嫔以下还有贵人、常在、答应三级，均无定额，随居东西各宫，勤修内职。不过，纵观清朝历史，除皇贵妃、贵妃之外，也还有其他妃号，如庄妃、瑾妃、珍妃等。
清朝的后宫同辈情形是：
皇后（大太太），其次为皇贵妃（大姨太）其次为贵妃（二姨太。二人），其次为妃（三姨大。四人），
其次为嫔（四姨太。六人），其次为贵人（五姨太。人数不定），
其次为常在（六姨大。人数不定），其次为答应（七姨太。人数不定），
最后为宫女。宫女最特别，她们的地位是丫鬟，除非被皇帝看中，并且“幸”过，她们到了二十五岁，可以退回本家，另行出嫁，同时期官女的平均数目，在清朝最少，约两千以下。
在这方面，清朝比起来最有“仁政”。因为，比起唐玄宗的四万宫女来，当然是“仁政”。宫女可以升级，但很难跳级。婢作夫人，要慢慢来。选进来的秀女就不同。宫女要升到贵人或嫔，得经过做答应和常在的阶段，秀女则一进来，便可做到贵人以上。例如宣宗道光皇帝的和妃，就是由宫女科班出身的；文宗咸丰皇帝的贵妃（后来的慈禧大后），就是由秀女一做便是贵人，由贵人升为嫔，做嫔时候生了儿子（后来的穆宗同治皇帝），皇帝一高兴，再把她升为妃，以至贵妃（大家称为懿贵妃）。
除宫女以外，其他的都是皇帝正式姨太太，永远不能脱离宫廷。她们中间，嫔以上分居东西十二宫，各有专房，贵人以下就分配给她们一起住。
宫女名额按地位来分，一般情形是：皇后分到宫女十人，皇贵妃、贵妃分到宫女八人，妃嫔分到宫女六人，贵人分到宫女四人，常在分到宫女三人、答应分到宫女二人。
进宫以后，通例就不准再回娘家了。要回娘家，得经过特例恩准。清朝慈禧太后年轻时候，当秀女选进宫去，为文宗咸丰皇帝生下男孩，皇帝高兴之余，才“特恩赐”她回娘家几小时，大家认为这是“旷典”。人不能回家，家人能做到到宫里来探望，就很不错。家人到宫里来，能在皇宫附近下轿的，更是殊荣。据濮兰德《慈禧外记》（陈冷太译，台湾中华书局）有一段这类事实的稀有描述：
慈禧既离锡拉胡同家中，而入宫闱，从此与家人隔绝。有一老妇侍彼多年，尝谈老太后入宫之后，仅归省一次，其言甚有趣味。今述之于下：一千八百五十七年英一月，即咸丰六年，乃同治皇帝诞生之九月。慈禧蒙皇帝特恩赐回家省亲一次。归省之日，早有太监至其家中，告以某时驾到。其家人及亲戚人等，闻此旷典，莫不欢忭。邻居及行道之人，观者如堵。届时太监及侍卫群从拥黄轿而至，其母率家人亲戚排立院中，入内堂，太监请妃降舆，登堂升坐。除母及长辈外，皆跪子地，叩头行札。排筵宴，其母陪坐于下，盖妃为皇子之母也。慈禧虽在宫中数年，性情毫未改变，谈笑一如昔日，毫无骄傲之容。家中各事，皆殷勤垂问，尤以其妹读书为怀。人人见慈禧之度量广大，性情温和，莫不称赞。慈禧问答各事，尽一日之欢。惟冬日昼短，瞬即暮。大监请妃回宫，恋恋不舍，云所处地位，不能时与家人相见，甚以为戚。但望皇帝或再降恩意，许予归宁。或有机会准吾母入宫。言毕，赏赐家人，遂返宫中。此后未曾归省。后其母时时入宫视其女云。
满族入关以后，为表示不分彼此，首先表示满汉可以通婚。第一个皇帝清世祖，在顺治五年（一六四八）宣布，汉族官吏的女）“欲婚满洲者”，可以登记。清世祖自己，为了以身作则特地讨了汉人户部侍廊滦州石申的女儿做妃子。《永平府志》记载这位小姐颇得恩宠，因为她被赐居永寿宫，可以穿汉式冠服，她母亲石申妻赵淑人来看她的时候，还可以在附近下轿——“乘肩舆入西华门至内右门下舆入宫”！清朝第二个皇帝清圣祖康熙的后宫中，也有汉姓。这种情形，在皇宫中就已开始普遍。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五个皇帝仁宗嘉庆，他的生母孝仪皇后本姓魏，是他父亲高宗乾隆的三个皇后之一（魏后）。据《清实录》，她在嘉庆二十三年（一八一八）被儿子特谕于五碟内改书“魏佳氏”，这好像特地掩饰当今圣上已有一半血统是汉族。
现在的清宫剧泛滥荧屏，在剧里经常看见一些民间女子想进宫就进宫当宫女甚至皇妃。
不是想进宫就进宫的，要经过八旗选，下面是选秀的具体介绍
清朝选秀女很复杂。由内务府主持，涉及到各旗都统衙门及户部等。
清朝从顺治时就规定，凡满族八旗人家年满十三岁至十六岁的女子，必须参加每三年一次的皇帝选秀女，选中者，留在宫里随侍皇帝成为妃嫔，或被赐给皇室子孙做福晋未经参加选秀女者，不得嫁人。阅选时，按八旗的顺序，一般七八个人站成一排，由皇帝、皇太后们挑选。被挑选女子的名字，每排写一张单子，留宫中存档，这种名单，在档案中称为“秀女排单”。
清代的后宫，上至皇后，下到宫女，都是从旗人女子中挑选出来的。旗人，是清朝独有的。因此，从旗人女子中挑选后宫粉黛的制度，也是清代独有的。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创立了八旗制度，这套制度是在女真人原来的狩猎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的，是军政合一的制度，兼有行政、军事、生产等多方面职能。以黄、白、红、蓝四色旗帜为标志，组成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八
旗。清入主中原后，旗人又有八旗和内务府包衣三旗的区别。八旗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共二十四旗，这是清政权赖以统治的主要支柱；内务府包衣三旗则是清皇室的奴隶，二者的政治地位不同。所以，尽管清初将八旗和包衣三旗的女子都称为秀女，但挑选的方法和她们在宫中的地位也有所不同。八旗秀女，每三年挑选一次，由户部主持，可备皇后妃嫔之选，或者赐婚近支（即三代以内、血缘关系比较密切的）宗室；包衣三旗秀女，每年挑选一次，由内务府主持，其中虽然也有一些人最终被逐渐升为妃嫔，但承担后宫杂役的，都是内务府包衣之女。到了清代后期，包衣三旗的应选女子就不再称为秀女，而在挑选宫女时，就明确地说“引见包衣三旗使女”了。所以说，能够成为清廷后妃的，主要是八旗秀女。
挑选秀女的目的，除了充实皇帝的后宫，就是为皇室子孙拴婚，或为亲王、郡王和他们的儿子指婚，重要性自不待言。秀女们要走进紫禁城高高的宫墙，也就不那么简单
了，必须经过一道道的考察。
首先，要严格审查旗属与年龄，不在旗的想参加选秀，势比登天；在旗的想逃避选秀，也是自讨苦吃。顺治朝规定：凡满、蒙、汉军八旗官员、另户军士、闲散壮丁家中年满十四岁至十六岁的女子，都必须参加三年一度的备选秀女，十七岁以上的女子不再参加。乾隆五年（1740）进一步规定，如果旗人女子在规定的年限之内因种种原因没有参加阅选，下届仍要参加阅选。没有经过阅选的旗人女子，即使到了二十多岁也不准私自聘嫁，如有违例，她所在旗的最高行政长官——该旗都统要进行查参，予以惩治。然而，就在这一规定发布的第二年，闽浙总督德沛上了一道奏折，请求乾隆皇帝允许他年过十七岁的儿子恒志与两广总督马尔泰的女儿完婚，但是，马尔泰的这位千金还没有参加过选秀女。此事令乾隆皇帝大为恼火，命令德沛立即赶赴京师，当面训饬，同时强调：“我朝定例，八旗秀女，必俟选看后方准聘嫁。凡在旗人，理宜敬谨遵行。近见尚有未经选看之秀女聘定许字者，大臣等有奏事之责者，虽系蒙朕恩俞允，究与体制未协。选看八旗秀女，原为王、阿哥等择取福晋；若在未经挑选之前即行结亲许字，非为废弛旧制，并恐无奏事责任之人，或不敢陈奏之人，伊等已行许字之女，朕因不知，另指他人，亦大有关系；且八旗秀女，于十三四岁即行选看，并无耽搁之虞。”这里，乾隆皇帝振振有词地说了三条理由：第一，每三年一次的选秀女是为诸王和众皇子挑选妻室，并非是为了给自己充实后宫；第二，一旦因选秀拆散了他人的姻缘，也是因为没有遵守“我朝定制”，违法在先，并非皇家的责任；第三，即使为了选秀等上三年两载，应选秀女也不过十六七岁，不会耽误她的终身。最后，乾隆皇帝命令“户部通行传谕八旗，所有未经选看之秀女，断不可私先结亲，务须遵例于选看后再行结亲聘嫁。”乾隆二十年（1755），再次补充规定：应阅视的秀女，在未受阅选之前私自与宗室王公结亲者，其母家照隐瞒秀女例议处。至于参选秀女的年龄，根据清宫档案，到清末光绪年间，最小的是十一岁，大的可达二十岁。
每到准备挑选秀女的时候，先由户部奏报皇帝，奉旨允准后，立即行文八旗都统衙门，由八旗的各级基层长官逐层将适龄女子花名册呈报上来，到八旗都统衙门汇总，最后由户部上报皇帝，皇帝决定选阅日期。因为有病、残疾、相貌丑陋而确实不能入选者，也必须经过逐层具保，申明理由，由都统咨行户部，户部奏明皇帝，获得允准后才能免去应选的义务，听其自行婚嫁。
各旗选送的秀女，要用骡车提前送到京城。由于众多秀女的家庭背景不一，官宦人家尚有车辆，而兵丁之家只能雇车乘坐。因此，乾隆时规定：“引看女子，无论大小官员、兵丁女子，每人赏银一两，以为雇车之需。……此项银两，……著动用户部库银。”秀女们抵达京城后，在入宫应选的前一天，坐在骡车上，由本旗的参领、领催等安排次序，称为“排车”，根据满、蒙、汉排列先后的次序。最前面是宫中后妃的亲戚，其次是以前被选中留了牌子、这次复选的女子，最后是本次新选送的秀女，分别依年龄为序排列，鱼贯衔尾而行，车树双灯，上有“某旗某佐领某某人之女”的标识。日落时分发车，入夜时进入地安门，到神武门外等待宫门开启后下车，在宫中太监的引导下，按顺序进入顺贞门。秀女们乘坐的骡车则从神武门夹道东行而南，出东华门，由崇文门大街北行，经北街市，然后再经地安门来到神武门外，这时，已是第二天中午了。初选完毕的秀女们在神武门外依次登上她们来时所乘坐的骡车，各归其家。这种井然有序的排车法，是嘉庆年间的一位名叫丹巴多尔济的额驸发明的。
当应选的秀女们在神武门外走下骡车后，先由户部司官维持秩序，再由太监引入宫中。御花园、体元殿、静怡轩等处，都曾是阅选秀女的场所。一般每天只阅看两个旗，根据各旗参选秀女人数的多少进行搭配。通常是五六人一排，供皇帝或太后选阅，但有时也有三四人一排，甚至一人一排的。如有被看中者，就留下她的名牌，这叫做留牌子；没有选中的，就撂牌子。然后，留牌子的秀女再定期复选，复选而未留者，也称为撂牌子。经复选再度被选中的秀女，还有两种命运：一是赐予皇室王公或宗室之家；一是留于皇宫之中，随侍皇帝左右，成为后妃的候选人。如果成为后妃的候选人，手续会更为复杂，初次“引阅”之后，屡屡“复看”，有“记名”的，这是被选中留牌子的；有“上记名”的，这是皇帝亲自选中留牌子的。最后，还要经过“留宫住宿”进行考察，在留宫住宿的秀女中选定数人，其余的都撂牌子。
当“秀女”二字映入人们眼帘时，人们的直觉是秀女应有沉鱼落雁之貌，然而，靓丽的容貌是否是当选秀女的主要标准呢？这里有一张清末应选秀女的照片，似乎很难将这些面孔与任何一个表述美貌的词汇联系起来，非但如此，少女们爱美的天性也成了非分之想。清朝明确规定，八旗秀女阅看时，必须着旗装，严禁时装。而且，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好色”也是极不名誉的，“美女祸国”从来都是帝王和他们的大臣们翻云覆雨的护身符，因而这一标准总在若即若离、讳莫如深的扑朔迷离中。乾隆四十三年（1778），一位县学生员拦下御驾，恳请乾隆皇帝就削减皇后乌拉那拉氏丧仪之事下罪己诏，致使龙颜大怒，但仍未忘记陈述那拉氏册后“并非以色选爱升”，后来失宠，亦是“自蹈非理，更非因色衰爱弛”，总之绝不肯承认自己好色。清统治者公开的两条标准，一是品德，一是门第。清代册封皇后、妃、嫔的册文中常常见到的是宽仁、孝慈、温恭、淑慎，“诞育名门”、“祥钟华阀”等等。其中，门第又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光绪皇帝的皇后隆裕的相貌奇丑，但她是慈禧皇太后的侄女，因此，她成了皇后。被光绪皇帝视为红颜知己的珍妃入选时，她的父亲是侍郎长叙，祖父是曾任总督的裕泰，伯父是广州将军长善，长善又是大学士桂良的女婿，是恭亲王奕欣的连襟，因此他他拉姐妹双双入选为珍、瑾二嫔。
第2篇：清朝后宫选秀女的制度凡八旗官员家中年满14岁至16岁的女子，都必须参加三年一次的秀女挑选。
清朝的后宫，上至皇后，下到宫女，都是从旗人女子中挑选出来的。从顺治到光绪九朝，选秀女总共80多次。
八旗秀女，每三年挑选一次。挑选秀女的目的，除了充实皇帝的后宫，就是为皇室子孙拴婚，或为亲王、郡王和他们的儿子指婚，重要性自不待言。秀女们要走进紫禁城高高的宫墙，必须经过一道道的考察。
首先要严格审查旗属与年龄，不在旗的想参加选秀，势比登天；在旗的想逃避选秀，也是自讨苦吃。顺治朝规定：凡八旗官员家中年满14岁至16岁的女子，都必须参加三年一度的秀女挑选，17岁以上的女子不再参加。乾隆五年（1740）进一步规定，如果旗人女子在规定的年限之内因种种原因没有参加阅选，下届仍要参加阅选。没有经过阅选的旗人女子，即使到了20岁也不准私自聘嫁。乾隆皇帝命令“户部通行传谕八旗，所有未经选看之秀女，断不可私先结亲。”根据清宫档案，到清末光绪年间，参选秀女的年龄，最小的是11岁，大的可达20岁。
每到要挑选秀女的时候，先由户部奏报皇帝，奉旨允准后，立即行文八旗都统衙门，由八旗的各级基层长官逐层将适龄女子花名册呈报上来，到八旗都统衙门汇总，最后由户部上报皇帝，皇帝决定选阅日期。
各旗选送的秀女，要用骡车提前送到京城。秀女们抵达京城后，在入宫应选的前一天，坐在骡车上，由本旗的参领、领催等安排次序，称为“排车”，根据满、蒙、汉排列先后次序。最前面是宫中后妃的亲戚，其次是以前被选中留了牌子、这次复选的女子，最后是本次新选送的秀女，分别依年龄大小排列，鱼贯衔尾而行。日落时分发车，入夜时进入地安门，到神武门外等待宫门开启后下车，在宫中太监的引导下，按顺序进入顺贞门。
宫中的御花园、体元殿、静怡轩等处，都曾是阅选秀女的场所。一般每天只阅看两个旗，根据各旗参选秀女人数的多少进行搭配。通常是五六人一排，供皇帝或太后选阅，但有时也有三四人一排，甚至一人一排的。如有被看中者，就留下她的名牌，这叫做留牌子；没有选中的，就撂牌子。然后，留牌子的秀女再定期复选，复选而未留者，也称为撂牌子。经复选再度被选中的秀女，还有两种命运：一是赐予皇室王公或宗室之家；一是留于皇宫之中，随侍皇帝左右，成为后妃的候选人。如果成为后妃的候选人，手续会更为复杂，初次“引阅”之后，屡屡“复看”，有“记名”的，这是被选中留牌子的；有“上记名”的，这是皇帝亲自选中留牌子的。最后，还要经过“留宫住宿”进行考察，在留宫住宿的秀女中选定数人，其余的都撂牌子。
皇帝一死，风华正茂的后妃们就要搬出原来居住的东西十二宫，住进专为皇帝遗孀安排的“寡妇院”。
当“秀女”二字映入人们的眼帘时，人们的直觉是秀女应有沉鱼落雁之貌，然而，秀女中有靓丽容貌的实在不多。从一张张清末应选秀女的照片上，似乎很难将这些面孔与任何一个表述美貌的词汇联系起来。清皇室公开的两条选秀的标准，一是品行，二是门第。清代册封皇后、妃、嫔的册文中，常常见到的是“宽仁”、“孝慈”、“温恭”、“淑慎”，以及“诞育名门”、“祥钟华阀”等等字眼。其中，门第又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光绪皇帝的皇后隆裕，相貌奇丑，但她是慈禧皇太后的侄女，因此，她最终也当上了皇后。
在清代，皇帝一死，还是风华正茂的后妃们就要搬出原来居住的东西十二宫，住进专为皇帝遗孀安排的院落——慈宁宫、寿康宫和寿安宫，就是人们常说的紫禁城里的寡妇院。从此，这里的座座佛堂和袅袅轻烟，就是她们未来日子的主要内容了。
沿着纵贯紫禁城的御道一直向北，穿过雄浑空阔的外朝大殿（
乾清宫和坤宁宫是属于皇帝和皇后的，东西十二宫则是其他嫔妃的居所，它们星辰一般簇拥着象征天、地的乾清、坤宁两座宫殿。
清代的后妃制度是在明代后妃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到了康熙以后，后宫的位号就有了具体的规定：一共分了八个等级，其中皇后一名，皇贵妃一名，贵妃两名，妃四名、嫔六名，另外，地位比较低的贵人、常在、答应等不限人数。
清朝选秀女是从顺治皇帝开始的，从八旗女子中挑选出中意的少女作为内廷的后妃，顺治皇帝的这一作法从此代代相传，成为清宫的一个制度。【明朝皇帝列表】
八旗选秀女，每三年一次，由户部主持，选中的秀女就作为皇后、妃嫔的候选人，或者选配给王公贵族。包衣三旗秀女，每年挑选一次，由内务府主持。这些人中虽然也有一部分后来升为妃嫔，但绝大部分都成为后宫妃嫔的使女。
参选的秀女要成为清宫后妃，要想住进这金碧辉煌的宫殿，必须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考察和挑选。
首先，要严格审查她们属于哪个旗，年龄有多大。
因残疾而不能入选的，由族长层层上报到都统，也就是这个旗的旗长，说明原因，报户部上奏皇帝后，才可以免除应选，自行婚嫁。如果违犯了这一规矩，就要被追查治罪。
在选秀女之前，先由户部奏报皇帝，获得批准后，由八旗的各级基层长官，逐级将适龄女子的花名册呈报上来，到八旗都统衙门汇总。最后户部上报皇帝，由皇帝决定选阅日期。
各旗选送的秀女，要提前送到京城。在选秀女的前一天，她们乘坐的骡车由本旗的基层长官参领和领催排定次序。
日落时骡车开始出发，入夜时分进入地安门，停在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的外面，等待宫门开启以后，选送的秀女，仍然按照上车前排好的次序下车，然后由宫中的太监领着她们进入顺贞门。
皇宫的御花园、体元殿、静怡轩等处都曾是选秀女的场所。选秀女时，通常是五六个秀女站成一排，由皇帝、太后亲临现场挑选。如果看中了谁，就留下她的名牌，叫做留牌子，没选上的将名牌丢弃，就叫撂牌子。
这是同治帝选阅秀女所用的绿头牌，这位名叫阿鲁忒氏的秀女，就是后来同治皇帝的皇后。
在现代人的想象中，秀女们一定是倾国倾城，一个比一个美貌娇艳。可是看到这几张清末应选秀女的照片时，人们难免要大失所望，实在看不出这些面孔漂亮在哪。
这是因为，清朝明确规定，八旗秀女接受选阅时，必须穿旗人服装，严禁穿时装。并且，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万恶淫为首，“好色”是极不名誉也不道德的。所以，清朝统治者公开的两条选秀标准，一是品德，二是门第。
初被选中的里边还有绝大部分人要被淘汰，也就是所谓的撂牌子。
然而，走的与留的，哪个是福，哪个是祸，实在很难说清楚。
清代从顺治皇帝到光绪皇帝九朝，选秀女80多次，按后来入葬陵寝的后妃统计，共214人。在这些后妃之中，乾隆皇帝的第一位皇后富察氏可算是一位幸运者。富察氏是乾隆在做皇子时的嫡福晋也就是正夫人，十年后，乾隆登极，她也当上了皇后。
乾隆十三年正月，富察氏跟随皇帝和皇太后东巡，前往山东曲阜祭孔，三月十一日，死在了返京途中的船上，年仅37岁。乾隆为此悲恸不已，连续九天，乾隆每天在皇后棺材前三次摆上供品，并用富察氏生前所希望的“孝贤”二字来作为她的谥号。
孝贤皇后的灵柩安放在裕陵地宫后的四年多，在这段时间里，乾隆皇帝共为她奠酒一百多次，并写下一篇情真意切的《述悲赋》：“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佐兮孰予随？”意思是说：我是多么的悲痛啊，这样地生死离别，失去贤惠的内助，从今往后谁来陪伴我呢？
像孝贤皇后这样的幸运者并不多，绝大多数的皇后、妃嫔是在孤独寂寞
中度过一生。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图，叫消寒图，以九个九笔的汉字组成，每一笔代表一天，每个字代表一九，从冬至开始，每天填一笔，九个字填满即出九，冬去春来又过了一年。长夜难眠，百无聊赖，填注这种“消寒图”就成为她们打发漫漫寒冬的消遣方式，日子过得这样了无生趣。
即使得到了皇帝的宠幸，也难以持久。因为皇帝喜恶无常，从顺治皇帝开始，清宫里废后为妃、降妃为嫔的屡见不鲜。仅道光一朝，20位后妃，竟有10位受到了降级处分。
乾隆皇帝的第二个皇后乌拉那拉氏，在乾隆做皇子时就陪伴着他了。她不仅深得皇帝宠爱，而且颇受皇太后喜欢。然而，在乾隆三十年年初乾隆第四次下江南的途中，刚刚过了48岁生日的皇后，在杭州却突然从伴驾的行列中消失了。
据这份清宫档案记载，闰二月十八日，皇后在行宫吃早饭时还得到皇帝赏赐，到了晚饭时皇后却不见了踪影。
清宫的《上谕档》：“闰二月十八日，奉旨派额驸福隆安扈从皇后由水路先行回京。”是驸马福隆安由水路把她先送回京师的。至于为什么被遣送回京，野史里说是皇后劝阻皇帝不要出去寻欢作乐，因而惹恼了乾隆皇帝。这种说法可能出自想象，但皇后惹恼了皇帝是肯定的。
从此以后，乌拉那拉氏就被冷淡在一边。第二年，乾隆皇帝正在承德木兰围场打猎时，乌拉那拉氏终于在清冷的深宫中走完了49岁的人生之路。乾隆听到消息后，并没有停止打猎，他平静地打发那拉氏的儿子回京办理丧事，并发下一道谕旨：“丧仪……照皇贵妃例行。”也就是说，要降一个等级为乌拉那拉氏举行丧礼。
对于秀女们来说，留了牌子不过是取得了一张进入皇宫的门票，如何博取皇帝的欢心则是她们一生的生活课题。
争得皇帝的宠幸已经很难了，何况宫廷的权利斗争既复杂又激烈，即使在皇帝那里得宠，也不能万事大吉。人们最熟悉珍妃的故事了，她不是深得光绪皇帝宠爱，被视为红颜知己吗？但是她却不讨慈禧太后的欢心，在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时，她被慈禧下令丢进了井里。慈禧专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连儿子、儿媳也不例外。
同治十一年，六岁继位的小皇帝同治已经长成17岁的翩翩少年，慈禧太后不得不放弃垂帘，把政权交给他的儿子同治。而在挑选谁为皇后的问题上，东太后、同治皇帝与慈禧太后出现了分歧：东太后看中了翰林院侍讲崇绮的女儿阿鲁忒氏。而慈禧太后则看中了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
由于同治皇帝也倾向于立阿鲁忒氏为后，慈禧太后败下阵来。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日，两宫太后颁布懿旨，选阿鲁忒氏为皇后，同时，封富察氏等三人为慧妃、瑜嫔、珣嫔。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由此也埋下了慈禧与皇后关系紧张的祸根。再加上阿鲁忒氏生性不苟言笑，更令慈禧太后耿耿于怀。
在同治皇帝死后，阿鲁忒氏失去了最重要的保护伞，最终因不堪忍受慈禧太后的淫威，在同治皇帝死后不到一百天就被迫自尽了。
死了的倒是一了百了，没死的呢？
皇帝的后妃时而封，时而废，不断降，不断升，后来者虽然说不上一个比一个漂亮，却绝对是一个比一个年轻。当道光皇帝69岁驾崩时，他的妃嫔们大多正当年华。更不必说那些短命皇帝，如顺治活了24岁，同治活了19岁，他们的后妃们无疑都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
皇帝一死，后妃们就得“守节”，那些风华正茂的寡妇，只好从原来居住的地方，搬进专为皇帝遗孀安排的院落——慈宁宫、寿安宫和寿康宫，就是人们常说的紫禁城里的寡妇院。从此，秋雨梧桐，白云苍狗，这里的座座佛堂和袅袅轻烟，成了她们未来日子的主要内容。
后妃们的命运如此，贵为天子的皇帝也不见得都能得到美满婚姻。【明朝皇帝列表】
第3篇：古代清朝宫廷妃嫔居住制度（1）嫔是主位娘娘。
（2）是，两个人同时掌管一宫事物。主位就是达到品级就可以称主位了，不一定分出高低。
（3）位份高的当主位，不过一般会另封宫殿，毕竟两个人会尴尬。
（4）6个，主殿、后殿、东配殿、西配殿、东侧殿、西侧殿。没有规定，位分高的一人一殿，低的几个住一间。太极殿原名为启祥宫，后改建长春宫是将它辟为穿堂殿，所以才叫殿，而不叫宫。
（5）其实宫名就是主殿的名字，所以主殿不会有其他人住，随主位自己安排。
（6）宫名就是主殿的名字。皇宫是老板的。肯定有其他人，配殿后殿侧殿都有自己的名字。甄嬛传是架空小说，碎玉是很不吉利的，宫里绝对不会有这种名。不是故宫里的住所，故宫只有玉粹轩。不是的，古代不同的建筑有不同的叫法，轩是有窗的长廊或小屋；楼是两层和两层以上的房屋，亦指建筑物的上层部分或有上层结构的；台是高平的建筑物；亭是有柱有顶无墙的建筑物；阁是类似楼房的建筑物，供远眺、游憩、藏书和供佛之用；斋是屋舍，常指书房、学舍、饭店或商店；殿是高大的房屋，特指帝王所居和朝会的地方，或供奉神佛的地方。
第1篇：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
从制度最初创立的初衷来看，科举制度是为了选拔官员而设立的。科举制度以考试为选拔人才的基础，颇有些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味道，且为了防止考官偏见以及受托、作弊等，各朝又有复试、誊录、糊名、磨堪等规定，以确保选官不受干扰。这样的一种选官模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任用官员的主观作用，体现出了任人唯才、唯贤，淡化了世族、门第的影响。形式上给几乎每一个人提供了可以进入仕途的均等机会，而且确实使大批中小地主及知识分子进入到封建国家统治机构中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拓宽了政治基础。科举选官制度与封建社会其他选官制度相比，要进步得多，合理得多。正因为如此，唐太宗看到当时人人参加科举考试的盛况时，不禁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科举作为社会上入仕为官的唯一重要途径，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求知欲望。从制度本身上来说，科举制度创立早期考查的范围相当广阔。想要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拥有渊博的知识是必须的。科举制度对及第者的优待和给予的荣誉是打动上千上万个读书人乃至社会上人们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无数个漫漫长夜中，学子们为了追寻自己中举的梦想而“头悬梁，锥刺骨”。同时也有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些描写读书人读书时写照的传世诗句。
科举的积极作用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体现在文化方面。首先科举制度使得中国的文化精华得到传承，这一点不难理解。作为考试内容，读书人最重要的就是学习知识，而在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古代文化知识。一个书生没有饱读文化思想的精华所在何谈治国之道。这样一来，中国文化就延绵不绝的传承下去。其次，科举也不断发展和丰富着中国文化，如果没有科举制度也就没有，中国古代的灿烂的文化。如诗、词、歌、赋的发展与繁荣；唐小说的兴起与发展。如此说来，科举制度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确实有着不可轻视的作用。
总之科举制度的实行在古代是积极的作用是主要的。从个人角度来说：一个出生普通家庭的人想要进入朝廷，高榜题名，然后升官晋爵，光宗耀祖，飞黄腾达，全家富贵，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科举考试；从社会角度来说，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让他们明白考科举可以是一条很好的出路。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提高社会的行政效率。
按照钱穆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一项好的制度若能长久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下，科举制度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第一、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明太祖将源于元朝的八股文正式定为科举考试文体。这种文体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段落组成，后四个段落中均有两股对仗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八股文的主题须代圣人立言，即以孔子的思想去指导写文章。清朝将圣人扩大到孔门弟子及朱熹等理学家在内的圣贤，并要求以朱熹行文的语气为样式。乾隆以后，试帖诗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项目。试帖诗与八股文一样，有固定的程式，也是八联十六句，不过八股变为六股。首联如破题，次联如承题，三联如起讲，四五联如中股，六七联如后股，八联如束股。而且必须发扬孔孟和朱熹思想，不可任意抒发自己的感想。定八股的原来用意我想可能是，用固定的格式写，便于考官评分，以示“公平”。否则，各人有各人的写作风格，必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分高下的情形。但是后来却成了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由于考八股文，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甚至产生像孔乙己那样的科举牺牲者。
第二、科举制度也产生了家庭悲剧。由于科举制度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的荣誉，而且科举也是普通人出头的重要途径，因此经常会有贫士高中之后抛妻弃子的悲剧发生，相信陈世美的丑名是无人不知晓了。这虽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思想价值观，和责任感，但是科举毕竟给了它这样一块生存的土壤。
最后，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kě dí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总之就科举制度的消极作用来说并不主要是制度本身的错误，制度本身来说应该承认科举是一项好的选官，选才制度。科举制度是为了先才，也是能够选出传统社会的真才并委以重任的。至于明清科举的八股文之风，加上中国传统重术不重技术，重视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传统，才是导致明清以后科学技落后的真正原因。许多论者把科场上的作弊如挟带、替考、贿赂考官、通关节等说成是科举制的弊端，认为晚清科场作弊盛行说明科举制黑暗。实际上，从宋代以后基本定型的科场条规来看，作弊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就是现在的高考也会有作弊现象。妇女被排除在选拔范围之外，也不能归罪于科举，没有科举制，古代妇女也一样无权参政，这是古代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科举在中国古代总的来说应该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从制度的角度来说，科举制度确实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在各种场合一再称赞中国古代考试的公平性，强调考试在政府选任官员中的重要性。就制度本身而言，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在中国历史上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如同传统文化的其他精华一样，科举制度的积极部分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
当今中国社会与科举制度关联最大的莫过于高考制度和公务员考试了。就形式上来说高考制度和公务员考试也是对科举制度的一种继承。能否正确认识科举制度，不再把科举制度当作贬义来批判，对科举制度能够进行比较客观深入的研究，对于我们完善高考制度，和公务员考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第2篇：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利与弊任何制度的合理性都是相对的，科举也不例外，今天我们看待其优劣时，不能脱离中国历史的实际，更不能疏忽其发生和发展的背景。为了能进一步地了解各种关于科举制度的评价，本文试图从历史研讨的角度动身，把对科举的各种评价分成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针对其合理性和其表现进行论述的，而另外一部分则是针对其不合理性及其表现进行阐明的。
科举简介
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根本制度。它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止于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录，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止，整整连绵存在了1300周年。
中国科举制度的昌盛是历史的必然和一大提高，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动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殊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认，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接替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遇和条件。因此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
科举制的利在于：开放考试，接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操纵朝政的局势；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程度的客观根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读书一考试—做官三者接洽，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恳读书的气氛；增进了文学的繁华，如唐以诗赋取士，增进了唐诗繁华。
（一）首先，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文官，是中国古代在人才选拔制度方面的一个历史性跨越。在科举制度发生之前，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发展史上，先后涌现过贵族世卿世禄、察举等制度。世卿世禄制度几乎完全不考虑个人才干，而仅以血缘关系为选拔根据，因而完全被大贵族所垄断。
1、汉代履行以察举为重要内容的选官制度，以推举为主，目的在于选拔道德修养和社会声望都出类拔萃的人才。
通过察举，汉代统治者确实选拔了不少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为汉代的繁华提供了较为充分的人才资源。但察举制度存在着所有推举制度难以克服的弊端，即被推举者的范围被局限，加上缺少具体的考核手腕，被举荐者往往可以弄虚作假，使察举制度在汉代后期成为世族门阀获得政治特权的重要工具。
2、而科举制度则向中下层知识分子开放，几乎所有士人都能报考，大大改变了世族门阀操纵朝政的局势，扩大了统治基础。不仅如此，最高统治者通过不断完美科举的各项制度，将“取士不问家世”作为科举考试宗旨，力求尽量达到“一切以程文为去留”（陆游语）的状况，为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提供了相对公平、客观的竞争环境。
士人能否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症结在于能否在科场中写出高程度的文章。这样，世袭制、推举制中的人为因素，都被科场规制剔除，文章表达能力成为决议士人前途的重要因素，这对极不平等的传统社会而言，是一个历史性跨越。
（二）使选士与育士结合在一起。
科举制的涌现，把选士制和育士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实行儒家“学而优则仕”原则的道路。科举制通过必定的考试内容、方法来取士，这就要求参加科举的人具有必定的文化修养，特殊是要会它所要考的内容。这就促使人们努力学习各种文化知识，特殊是儒家经典。因而，在实际上就刺激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和繁华，并且形成了“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社会风尚。而统一的科举内容必然会使教育内容和教材的统一，这就有利于大范围地普及教育。教育的发展必然会培养大量的人才，这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痕迹中看得出来。其中彪炳史册的人才有寇准、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包拯、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王安石、苏轼、苏辙、苏颂、宋祁、曾巩、柳永、黄庭坚、秦观、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沈括、李纲、朱熹、陆九渊、范成大、文天祥等等，他们当中既科学家，又有文学家和政治家。这是科举制度具有选拔人才功能的最有力的明证。
（三）科举制度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展示了一些根本的原则。它们对当时和现在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例如，①平等原则。不论出身家世，人人可以自由报名考试，一经考中，立即授予资历并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尽管很大程度上仍然保存必定的阴萌制）正是由于这个原则实现了当时社会的纵向流动。②公开的原则。通过层层选拔，试卷密封，考试人员隔离回避，使选拔过程化、标准化、公开化，这在必定程度堵塞舞弊行动的发生。可见，我们现在考试也采用了当时的一些先进的有借鉴意义的办法。③公平原则，也叫择优原则。考试成果张榜颁布，择优选取（尽管统治者主观决议作用占了很大的比重）等等。这些原则都是中国科举制度的巨大的历史遗产。科举制度的一系列近于近现代社会价值取向的精华部分，为世界考试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世界考试制度之源。
但科举考试内容到明代以八股文为主，即"八股取仕"。它逐渐成为僵化模式，特殊是到晚清时成为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桎梏，暴露出种种弊端。对它消极性评价重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明清履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情势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发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伍的重要原因之一；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育。
（一）科举制度的社会导向功能，使知识分子阶层全部精力投入到科举上，即使穷得要饭也不肯改行做点对自己，对社会有益的其它事。《儒林外史》里的周进、范进等，考到头发都白了也中不了，最后考中，乐极生悲，这不可以说不是一个悲哀。象他们俩这样的人在当时不是少数，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就在科举考试的大海中消磨挣扎，造成众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迂腐的读书人。他们脑子里想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种东西。从整体上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知识”构造是畸形的。
（二）国家只器重科举取士，而忽略学校教育。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一切都围绕着科举考试来进行，学校失去了相对的独立地位和作用，完全成为科举制的附庸。学校生徒离散，校舍陈旧，学业荒芜，有名无实形同虚设。科举制对学校教育的发展发生了不良的冲击作用。
（三）科举内容以与政治亲密相关的史学，文学为主，使中国文化偏颇于文、史，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迟缓，就连音乐、美术、舞蹈、戏剧、雕塑艺术的发展也受到了必定的局限。后来成为中国落伍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科举制度有很强的诱骗性。尽管科举制有一套完备的考试制度，表面看来似乎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其实在当时的社会里，统治者或者说评分者的主观性往往影响了考试的公平性。很多人为了通过考试，往往串通考官，考官或受贿赂或迫于各种压力，考前就有了录取名单，这其实也反映了科举制度也并非是那么公平的，在执行的过程中也存在很多漏洞，这就导致了出身寒门的广大知识分子消费他们一生的时间在考取科举上而没有任何的收获，造成了社会人才的极大糟蹋。
（五）科举束缚思想，败坏学风。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儒家的几部经典著作以及华丽的诗赋，考试的方法迫使人以死记硬背为主。学校的教育部署又是围绕着科举制进行的，成果便导致了学校教育中重文、史，轻实学；重记诵而不求义理，形成了教条主义，情势主义的学习风尚。虽然历史上也不缺少改革不合理的科举内容的这种做法，但最终由于反对派的势力太过强大而以失败
告终。种种的这种原因导致了我们的广大知识分子终日埋头苦读，不重视研讨现实问题和自然科学，器重课本知识歧视实践活动，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窒息了思想的活力，形成了重威信轻创新，重继承轻发展的思维方式和依靠性强而独立性弱的性情特点。另外，由于科举取士的名额太少，竞争又太激烈，不少人竟不择手腕地通关节、走后门，甚至出卖自己地人格、良知，败坏社会风尚。
心得体会
科举制度有弊也有利，它的存在与否要看当时它的哪一方面作用占重要地位，它的发生是必然的，是符合当时社会和统治者的需要的，在那个时候，它的积极性就大于消极性。但是它的灭亡也是必然的，因为社会已经缉捕了，它不再需要这样越来越多弊端的科举制度了，它呼唤另外一种更先进的制度出来，所以科举制度自然要退出历史的舞台。虽然科举制度的废止至今也已经有100年了，但是我们不可以否认他曾经作出的贡献，也不要疏忽它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反而，我们更应当加以利用，为我们的当今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3篇：科举制利弊得失再检讨在科举制兴起之前，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为“察举制”。所谓“察举”，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考察、举荐。“察”是从上至下，是领导考察；“举”是从下到上，是群众推荐。这一制度形成的准确时间不太清楚，至少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就曾下诏求贤，要求各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之先河。至汉文帝，察举制度体制化，成为汉王朝选拔官员的一项正式制度，不断由各郡国向中央荐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此为统治阶级提供新鲜力量。
稍后，在汉武帝的主持下，察举制度进一步规范：一是规定以儒术作为取士的标准；二是规定察举的内容应该包括德行、学问、法令和谋略4个方面；三是将察举分为岁举和诏举两类，岁举为常科，每年进行。科目有孝廉、秀才。察孝廉的对象是地方上6百石以下的官员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他们提名之后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荐，其出路一般是到中央政府任郎官。孝廉的名额有限制，东汉和帝时规定凡满20万人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满20万人的每两年举一人，不满10万人的郡国3年举一人。举孝廉是察举常科的主要科目，是入仕的正途。所谓诏举，就是由皇帝下诏察举人才，是临时性特科，人数不限、时间不定。
无论岁举还是诏举，这些被选中的贤良文学到了中央，还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程序才能获得任命。考试的办法主要有对策和射策两种。对策就是命题作文，射策就是抽签考试。凡属诏举上来的人士，一般由天子直接面试，大多问些皇上当时最关心的事情。
应该承认，领导考察与群众推荐相结合的察举制，在实行的几百年中也为两汉王朝选拔了大量有用人才，只是随着政治腐败日趋严重，察举不实的现象时有发生，至东汉晚期，察举制已成为豪强或官吏安插私人的工具，这一制度才逐步失去其创设之初的功能。
为纠正两汉察举制度的缺陷，曹魏政权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按照这一制度，中央政府在各州郡设立“中正”官，负责察访、评定本地士人，按其才德声望划分为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推荐出仕人选，士人德才有变，“中正”有权升降其品级。
“九品中正制”的意义是将士人评议品级的权力由豪门名士之手收归中央，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汉以来豪门名士操纵察举的局面，从而使人才的选拔相对来说更加公平和公正。
但是到了南北朝，由于门阀大族势力重新抬头，“九品中正制”遭到严重破坏，负责人才选拔的官吏利用其掌控的考核权力，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任意品评，败坏吏治，天下汹汹，但争品位，不闻推让，最后结果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书·刘毅传》）。九品中正成了九品不中不正，所有上品皆为世家大族，而寒门弟子即便怀抱真才实学，也只能屈居下品。
鉴于“九品中正制”既压抑了大批寒士的进取之途，又妨碍了皇权专制的强化，因而当隋朝建国不久，即废除中正，另设“州都”负责举荐人才，但不再给士人划分品级，只需参照“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进行考察，分别荐进。炀帝即位后，又于大业三年（607）令各级文武举荐人才，共分10科：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又二年，诏诸州荐人分为4科：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显然，隋朝的选官办法是两汉察举制的沿袭与改良，依然无法解决人才选拔中的客观标准问题。
继隋而立的唐朝在开国后便调整官吏选拔制度，正式建立科举考试制度。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令诸州进行人才选拔考试，报名资格是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资格认定后由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其合格者，由各州每年10月向中央推荐，谓之举进士，经考试合格者，皆称进士。这就将进士作为一个重要的科目规定下来，并第一次明确每年10月到中央考试，明确州县地方考试只是预试，相当于后来的乡试，只有到中央的正式考试，才是国家大考。第二年，唐中央政府明确士人自愿报名，投牒自应，而不必再经过任何官府或官吏的举荐，这样便使下层寒士真正获得了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在唐朝，这种考试的科目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举行的考试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50多种，这就叫作“分别科目”进行考试和选拔。又由于这些参加考试的士子由各地政府举送而来，所以科举两字的准确含义就是“分别科目，举送人才”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在唐朝最初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这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儒家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儒家经典和唐朝的官方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死记硬背比较容易，文学才能毕竟需要某种天赋，所以重诗赋的进士科比较难，而以儒家义理为主的明经科则相对容易。
科举制虽然在唐朝建立了，但这个制度的完善与定型并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还是到了北宋时期。北宋熙宁年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科举制度的改革首当其冲。其内容主要有：1、合并唐朝科举制中复杂的科目，只设进士一科。2、废除考试中的诗赋、帖经、墨义等形式，专以经义、论、策取士。3、殿试仅试策一道，且不得少于一千字。4、取士必须由学校逐次升等，最后参加中央组织的统一考试。这种办法也在明清确定下来，形成童生、生员（即秀才）、举人、进士4个固定的等级，重要的3个考试分别是州试、省试和殿试。州试由各地方举行，通过的举人进京参加由礼部在贡院举行的3天省试。殿试则由皇上亲自主持，在宫内举行。凡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再需要经吏部选试。
宋朝确立的科举制度在金元时期受到破坏，到了明朝全面恢复北宋比较严格的科举取士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与调整。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诏开科举，规定中外文臣都必须通过科举途径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科举考试成了官僚体制的重要构成。
1644年清兵入关，两年后，清政府举行首次科举考试，大体照搬明朝成例，在清一代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其形式与内容差不多完全承袭明王朝。
后来人总是说科举制度抑制人才的成长，殊不知，在没有其他更好选拔方式的历史条件下，严格的考试制度可能是最好的选拔制度。而科举大概就属于这样的制度。
按照科举制的一般原则，它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特点或意义：
一是投牒自应，读书人不论出身、地位、财产状况，均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不必再经过官吏的举荐。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朝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大概是绝对公平的考试制度下一切读书人的追求。这个制度之所以被日本、越南、韩国长期采纳，被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看重，其实就是它的“三公”原则。英国在19世纪中期开始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法以及由此而确定的文官制度，显然是对科举制的“制度移植”。
二是科举考试定期进行，不必再等候专门下诏才能举行。这有利于考试制度规范化、程序化，命题官总在琢磨着命题，考生们总在潜心准备，一切都在有序的进行，一切结果都是可预知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三是考试格外严格，录取与否完全取决于考场文章的优劣，这便有效排除了世袭贵族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从而促成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保证了统治阶层的新鲜、活力与动力。严格的考场纪律和严厉的作弊惩处机制，保证了这项制度的公平公正与公开。据统计，明清两朝的进士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读过书但并没有做过官的人，是典型的“寒门”出身。
四是作为一个稳定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在其存在的1300多年中，为中国社会选拔了大量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历代进士接近10万人，举人、秀才数以百万。这些人当然并不都是精英和杰出人士，但他们在一层又一层的选拔中能够过五关、斩六将，破门而出，也并非等闲之辈。宋明以来的名臣能相、国之栋梁，除极个别特例，基本上都是进士出身。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是：不是进士入不了翰林，不是翰林入不了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吏的必由之路。
五是科举制对知识普及和民间读书风气的养成，起到了很大的推进和示范作用。功名利禄的引诱，光宗耀祖的期待，有时或许可以说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鞭策、一种动力。因此从客观效果上说，科举入仕的风尚提升了民间社会的境界，净化了民间社会的风气，基层读书人虽然难免有着浑身的酸腐味，但正是这种酸腐味加大了民间社会的书香气。
当然，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在最充满活力的时候也潜伏着深刻的危机。王安石废除科举考试中的诗赋等科目，改以经义取士，原本是认为唐代诗赋取士，华而不实，于是并多科为一科，一律改试经义。王安石的改革有其进步意义，更没有使之教条化的企图。然而法久必弊，王安石以经义策士的做法到了元代逐步僵化。至明初，或许是出于考试规范化、客观化的要求，总之，洪武年间诏开科举时，又对制度、文体提出明确要求。
洪武年间的科举考试文体虽然有要求，但并不明确，到了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等人提倡，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科举考试日趋教条化，成为“八股”。所谓“八股”，通俗的说法类似于今日中学作文教育中的分段，即每篇文章均按照一定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8个部分组成：
破题规定用两句话点明题义，即将题目之义破开。其实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点题。也就是说，在开篇就必须用简略的文字点明题意，让读者知道你这篇文章要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且规定点明题意只能用两句话，这两句话是概括题意、解释题意，但不能直说题意，要留有悬念。破题是八股文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破题好坏直接影响后面的表达。有一篇题为《子曰》的八股文，其破题的两句话是：“匹夫而为天下法，一言而为天下师”。前一句破“子”字，后一句破“曰”字。这是比较标准的破题。
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紧要之点，是对主题的进一步补充，具有“导语”的功能，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三句、五句皆可。
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多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常思”为开端引出下文，以圣贤口气开始议论，比较深入说明文章的用意所在，但最多不能超过10句。
入手为起讲后入手处。这些是八股的前半部分。
接着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大部分才是八股文的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文字，所以又称起二比、中二比、后二大比、末二小比。有的研究者说或称提比、小比、中比、后比；或说是提比、中比、后比、束比。比者，对也，是全篇正式的议论。这样，四股当中，每股都有两段比偶文字，句子的长短、字词的繁简，都要相对，合计共八股，所以称为八股文。换句话说，在这四段文字中，要求尽量使用排比句，要讲究词性相对、平仄相对。由此不难想象，一句诗找出可对之句，似乎并不太难，难的是这长篇大论都要讲究排比，讲究词性，讲究平仄，讲究韵律，这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八股文是融经义、策论、诗赋为一体的考试格式，所讲究的就是文辞。
明朝规定科举考试中的四书义不得少于200字，多则不限。到了清乾隆年间，规定每篇文章不得超过700字。批评者总是以为八股文不仅体制僵硬，而且要代圣贤立言，于是八股文大都是一些半通不通的文字，毫无文采和气势可言。清初学者徐大椿的《道情》在描写八股文的害处时说：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便作了欺人技。两句破题，三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这个批评对于八股末流可谓切中时弊。因为随着科举制度日趋规范，命题自然越来越有规律可寻，于是一些不良补习老师不是要求士子认真读书，结合实际充分理解儒家经典微言大义，而是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聪明猜题、押题，结果正如顾炎武所批评的那样：士子连儒家经典都不要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几十篇范文而已。（《日知录·拟题》）这与现在高考中语文复习特别是作文复习的弊病有很大相似性。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八股取士束缚了人们的灵性和创造性。
八股文后来的弊病当然不是制度创设者的原初本意，这个制度的设立主要的还是出于考试规范化、客观化等一系列公平公正性问题的考虑，因为只有在规定的字数内、时间单位内，才能考察各位考生的差异。这就像体育竞赛一样，所有竞赛者必须遵循同一规则，没有例外。而且作文的评估从来都是阅读者主观色彩最浓的一科，如果不对文章结构进行细密解析，阅卷者势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这个制度的创设犹如苏轼所说的那样，“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即要求所有试子在一定规则限制下，从事创新，一决胜负，衡量优劣。而这个“一定规则”，就是设定文章的特定章法、规则、结构、引证、论据、材料以及理论深度、文采等要素。如果作者不能紧扣题目，下笔千言，离题万里，那当然也不能得分，所以那些补习老师就不断总结经验，终于归纳出能够紧扣题目、讲究文章气势、结构，而又能进行个性表达、张扬个性的办法。
在八股取士的几百年中，当然是鱼龙混杂，即便是那些所谓状元，也不是个个都是优秀人才，就像现在的高考一样，我们不能因为高考选出来的并不都是优秀人才而将高考废弃，因为这种相对说来最为公平公正公开的考试制度，所选出来的毕竟优秀者居多。翻看明清进士题名录，就可以深切理解这个制度的利弊得失。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逐渐感到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远远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于是他们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难旅程。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强调应将中国传统学问从文史经义扩大到科学技术。此后不久，冯桂芬更明确提出改变科举取士的方法与内容，严厉指责八股取士使“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法无用之事”。这便将吴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红楼梦》以及蒲松龄《聊斋志异》等文学作品对科举制的讥讽更加理论化、理性化，终于敲响了科举制的丧钟。
伴随着此后一连串战争失败后的割地赔款，尤其是甲午战争后，许多有识之士更感到单单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并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改变中国的处境，他们特别指责科举制度贻害人才，试图以改革乃至废除科举制作为中国进步的首要或先决条件。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救亡决论》中强调，甲午后天下之理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就是中国不变法则必亡。但是中国变法将从何处入手？严复的答复很简单，就一句话，曰莫亟于废八股。他指出，不是说八股损害了中国，而是说八股取士的结果是中国无有用之才。他根据个人体验，归纳八股取士的弊病有三：其一害曰锢智慧；其二害曰坏心术；其三害曰滋游手。有了这三大害中的一害，不亡国灭种是不可能的，何况中国现在是三害兼有。
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在清廷最高决策层那里也不是一点都不知道，经过几十年的议论，这一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是再明显不过了，但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是否可能一下子废除，在清廷最高决策层那里似乎很难下决心，因为这毕竟牵涉到无数青年才俊的出路，必须找到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所以，光绪帝在1898年6月11日宣布明定国是诏时，一是明确宣布创立京师大学堂，作为新知识教育的基地以及将来青年知识分子获取功名的培养基地，似乎期待以新学堂的创办去取代旧的教育体制；二是将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的弊端大体指出，但对是否废除科举、怎样改革科举考试，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看法，似乎依然期待能够寻求一个最佳的妥善方案。
清政府在涉及到无数青年才俊前途的考试制度方面的改革取谨慎态度无疑是对的，以先立后破的方式着手创建京师大学堂和各地新式学堂，以便为青年学子提供一个过渡期的缓冲地，无疑也是政府应该采取的审慎态度。然而，清政府对科举考试制度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终于激起了主张变法维新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极端不满。6月16日，康有为利用面见光绪帝的机会，当面指陈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危害：
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应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湾、辽东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这就将中国之所以衰败的根本原因归罪于八股取士制度，这当然符合新知识分子群体的一般认识。
康有为的建议获得了光绪帝的认同，光绪帝也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各自的教育制度，西方人所学为有用的实学，而中国人所学则基本上是没有用的东西。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当然是指以八股取士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
6月23日，光绪帝宣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要求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不要再使用《四书》进行命题，而一律改试策论。同时又宣布这一改革并不从今年开始，而是三年之后正式施行，至于如何分场、命题、考试等一切详细章程，还可以再讨论，然后由相关主管机关制定公布。
在光绪帝指示下，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稍后联名呈递《妥议科举新章折》，就废八股之后如何改进科举制度，如何保障青年知识分子的权益提供了全面的方案，比较务实地解决了废八股、改科举过程中所涌现出来的矛盾。这个方案依然坚持儒家伦理中的道德精义不可废除的原则，所谓“中学为体”就是要坚守住儒家伦理，坚守住历代帝王经天纬地之大政，至于八股的弊病，已为天下所共知，自当改革。但由于科举体制为天下学术之所系，国家治本之所关，所以任何改革都当慎之又慎，妥议方案。他们认为，八股科举考试的弊病可以从5个方面进行讨论，也就是说所谓改革也只是局限于这样5个方面：一是正名。将多年来沿袭的所谓八股考试正名为四书义、五经义，以示复古，其格式大略如讲义、经论、经说；二是定题。四书义出四书原文，五经义出五经原文，或全章，或数章，或全节，或数节，或一句，或数句均可，不得删改增减一字，亦不得用其义而改其词；三是正体。所有考试文章，以朴实说理，明白晓畅为贵，不得涂泽浮艳，作骈俪体，亦不得钩章棘句，作怪涩体；四是徵实。所有考试的作文准其征引历史事实进行陈说，博采群书，详加论证，应当鼓励，但不得违背经旨，更不得以无所顾忌的时文混入其中；五是闲邪。若周秦诸子之谬论，释老二子之妄谈，异域之方言，报章之琐语，凡一切离经叛道之言论，都必须严加屏黜，不准阑入。
果能做到这样5个方面，张之洞、陈宝箴相信，所谓八股考试的格式虽然有所改变，但考试衡文的宗旨与要求，仍与清真雅正之圣训相符，这样自然也不会引起考生们的反对，因为毕竟没有从根本上废弃他们赖以发展的道路。如此看来，张之洞、陈宝箴“妥议”的改革方案，实际上只是稍微改变了八股取士的面目，并没有如康有为等人所要求的那样，从根本废弃八股取士的制度而改策论。但是，张、陈方案的好处是逐渐变革，是在保留旧的考试形式的前提下逐步变化其内容，这样自然比较容易被那些生员们所接受，因而引起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也就小很多。
至于考试的形式，张之洞、陈宝箴的方案仍主张三场定案，但对三场考试的内容与形式略有调整。根据他们的设计，大抵第一场的宗旨在于选出那些博学之士，第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第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这样所选拔的人才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偏颇狂妄之弊。三场考试各有重点，前两场以中西经济时务之学为主，后一场侧重于考察这些生员对儒家伦理精义的认识与理解，范围限定在四书义、五经义。至于录取的顺序，他们建议不必等待三场考试全部结束，而是从第一场开始就进行淘汰，分场发榜，下第者先归，这样三场下来，考生越来越少，“寒士无候榜久羁之苦，誊录无卷多错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
至于三场考试之后的殿试，张之洞、陈宝箴认为不仅不应废除，而且应该加强，应该加以改进。殿试的宗旨是由皇帝亲自考察人才，登进贤良，自宜求得正谊明道如董仲舒、直言極谏如刘蒉者而用之，所以断不宜继续以小楷优劣决定去取。实际上所有经过殿试的考生都将被授予相应的官职，他们日后的主要工作是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所以那些文艺小楷之类的内容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在殿试中再出现，而应该以他们的政治见识、实际能力为依据，授予相应的官职，从而鼓励他们汲汲讲求强国御敌之方，以切于任官修政之急务。
当然，词章书法，润色鸿业，也是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才，自亦不可尽废。不过，朝廷如果确实需要此类人才时，自可颁布特旨，偶一为之，不必列为常例，略如过去南书房等招考故事。
应该承认，张之洞、陈宝箴的设计在默认八股取士制度必须改革的前提下，对旧的考试制度进行了相当大的改革，这主要体现在内容上，至于形式，这个方案尽量不做大的调整，以免引起激烈的反弹，造成无谓的争论。所以这个方案，既迎合了新的潮流，又充分照顾了数百年来所形成的旧习惯，是一个新旧两宜的折衷选择。7月19日，清政府以这个方案为蓝本颁布废八股后的新科举方案。至此，由康有为等人所鼓吹的废八股运动，终于由张之洞等“稳健改革家”的“稳健方案”得到落实。
张之洞等人的稳妥方案只是暂时平息了新旧冲突，实际上随着新知识的传播，科举制本身就面临着深刻的生存危机。特别是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后，各地新教育风起云扬、热火朝天，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社会对新知识需求的加大，极大地压缩了科举生源。至1904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这样一来，科举制虽然继续存在，但已不是青年学子的进身之阶，青年学子纷纷进入洋学堂或直接出国留学，科举制的存在已经意义不大。1905年9月，清政府肇准袁世凯、张之洞立停科举的奏请，宣布自第二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经历了1300多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寿终正寝。
一百年后回观科举制度的利弊得失，我们不能因为科举制到了近代的不适应而彻底否定其历史上的贡献。事实上，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为中国文化发展与繁荣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一切学问家，至少在隋朝之后，差不多都是通过科举制度而获得功名，跻身于上层社会，并由此获得作出相应贡献的活动基础。他们有的虽然出身清寒，但由于勤奋苦学，终于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从下层知识分子阶层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名臣或学者大师。显然，科举制度尽管存在相当多的负面作用，但它毕竟是中国传统社会制造社会精英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像北宋的吕蒙正、寇准，以及范仲淹、欧阳修等，他们在参加科考前或默默无闻，或出身清贫，但他们都是通过科考而获得金榜题名，然后再为社会作出名臣贤相贡献的。
同时，由于科举制度是将权力、财富、地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这就必然造成中国人极端重视教育、重视知识，鼓励人们头悬梁、锥刺骨式的刻苦求学精神。结果也必然促进中国文化的昌盛与繁荣。第一个进入中国本土的传教士利玛窦将中国社会看作是一个“文凭社会”；丁肇中以为“中国从来就是一个考试社会”，所以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当然应该成绩普遍优秀。因此可以说，中国科举制度的一个最大优点，是促成了中华民族整体性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尊重一切有学问的人的风气。也正是在科举制度下，使官吏的选拔有了一个文化知识水平的衡量标准，从而在中国建立起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善的文官体系。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贵族政治、武人政治和宗教政治所可能带给中国社会的弊病，实际也为中国社会从中世纪走向近代提供了政治制度层面的支持，因为文官政治是近代社会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原则。文官选拔促成的考试制度，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科举制度的基本原则是超阶级的绝对公平，就是说科举制的最大功能是使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管理阶层的成员不停的流动，即使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只要他具有相当的物质基础而向心于学问，都可通过科举考试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一经考取便无可争议地进入统治阶层，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因此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科举制度的公正性，为了防范贵族官僚攫取更大的权利，都格外注意打击那些科场舞弊的行为。可以说科举制度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所可能采取的最公正的一种人才选拔方式，它确实扩展了国家吸引人才的社会空间，使社会上下层在和平与合法的状态中保持经常地不间断的对流，不仅缓和了阶级矛盾，使相当一部分具有异端思想品格的下层民众看到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除了造反外，尚有和平与合法的手段可以获得。北宋王朝鉴于唐朝落第士子王仙芝、黄巢之乱的教训，对那些即便落第不举的士子也格外注意尊重，制定了优待多次落第者的“特奏名”法，从太祖开始，凡举人多次（真宗时定为5次）应试落第者，礼部即特奏其名，赐予所考科目的出身。此后士子潦倒不第者，均愿再接再励，反复应试，以求获得一个出身，“是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
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统治阶层的下层出身者，他们对民间疾苦有一定的了解，这样便自然为统治阶级不断输入新的血液，保障了国家机器的相对活力与效率。它在政治层面的意义，便是造成了一个脱离狭隘的地域、家族利益，脱离武装势力集团的知识分子阶层。而这个阶层之所以能够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主要是凭借考试的权威性与公平性，而考试的权威性和公平性又主要是通过皇权得到保证，因此当他们进入统治集团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便竭力维护中央政权的利益，将中央政权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从而在客观上有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用今天的眼光看，科举制的问题一是容易造成“官本位”的社会心态。知识阶层是社会文化的代表，然而科举制度却垄断了这个阶层的几乎全部精力。行政权力至上，这就决定了富依赖贵、财依赖权，否则财富便没有保障。地主富商要想继续发财或逃避破产，主要依靠政治手段而非经济手段，于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所有富裕之家几乎无不谋求科举仕进，至少也要培养出一个能与当地官府打交道的秀才，从而维护自己家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宋真宗的那篇有名的《劝学文》宣称“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便真实地道出了科举制下读书人的实际目的。于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人们都在追求知识，但这种追求说到底都是为了仕，为了当官，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学而优则仕”。只有仕才能保障自己的富贵和享受。所谓“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云云，也是说的这个意思。这一方面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官本位的社会心态，另一方面也实在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无数青年长时期将精力消耗在科举考试的准备上，结果却如冯桂芬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将应举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出入科场、头白身衰仍锲而不舍，还年复一年地为“今科虽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之间其人已老”。（《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人人都期待跻身于统治阶层，但最终能够实现理想的毕竟是少数。
科举制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导致中国人知识结构的畸形，这个问题越到近代越突出。在科举制下，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应付考试，必然将全部精力都用在科举所要求的知识内容上，结果造成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的牢笼中挣扎，眼不离四书五经，终日所学只是做官应举的学问，而对于那些真正对国计民生有用的真知识，却不屑一顾。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落后不必说，即便是那些实用工艺技术虽然还算发达，但却一直是那些非知识分子出身的匠人所为，而被正统知识分子视为“奇技淫巧”。科举制下知识分子满脑子都是官方所允许的那些东西，始终只善于考试而不善于自由地创造性的思维。
第4篇：古代科举制度利弊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和公务员考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一项好的制度若能长久永远好下去？科举制度是指朝廷允许普通人士和官员自愿向官府报名，重视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传统。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许多论者把科场上的作弊如挟带，一直紧紧伴随着中华文明史，承题：科举什么是科举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由于科举制度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的荣誉，富kě dí国，科举一度成为一个“贬义”的词语。第一，科举制度是为了选拔官员而设立的。妇女被排除在选拔范围之外。实际上，世人对于科举制度众说纷纭，高榜题名，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也使一些知识分子，用固定的格式写。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减少了任用官员的主观作用。第二、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下，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糊名。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必出现“仁者见仁。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体现出了任人唯才，但是科举毕竟给了它这样一块生存的土壤。试帖诗与八股文一样，智者见智”，“科举选官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延续了1300年，三联如起讲。按照钱穆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不过八股变为六股合理的看待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利弊摘要，后股。就是现在的高考也会有作弊现象，四五联如中股。
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中国文化就延绵不绝的传承下去。一个书生没有饱读文化思想的精华所在何谈治国之道，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也是八联十六句，科举制度确实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否则，没有科举制，所以叫做八股文。这虽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思想价值观、赋的发展与繁荣，入手。科举选官制度与封建社会其他选官制度相比，如果没有科举制度也就没有。关键词，学子们为了追寻自己中举的梦想而“头悬梁，对科举制度进行比较合理的评价、歌，拥有渊博的知识是必须的，相信陈世美的丑名是无人不知晓了。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光宗耀祖。但是后来却成了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合共八股，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科举作为社会上入仕为官的唯一重要途径，然后经过分科考试，后四个段落中均有两股对仗的文字。
最后，次联如承题。正因为如此，起股，六七联如后股，一切的一切，依照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和授给官职的一种制度，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甚至产生像孔乙己那样的科举牺牲者，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不可任意抒发自己的感想；唐小说的兴起与发展，评价不一，试帖诗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项目。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从制度最初创立的初衷来看，便将使政治窒息。从制度的角度来说。在无数个漫漫长夜中。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各朝又有复试。首联如破题，为封建统治阶级拓宽了政治基础。科举在中国古代总的来说应该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并且官官相护，如同传统文化的其他精华一样。其次。更多的时候持的是否定的观点，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发布上谕停罢科举止。作为考试内容，不再把科举制度当作贬义来批判，从隋王朝开科取士。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一个出生普通家庭的人想要进入朝廷，作弊是人的问题、通关节等说成是科举制的弊端，科举制度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确实有着不可轻视的作用。乾隆以后；从社会角度来说，结束于清朝光绪二十七年最后一科进士考试。
第5篇：清代小说中所反映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极为重要的选官制度。其主要内容是：人们通过自愿报名，或者经过一定的学习，可以参加不同科目和不同级别的考试，再由主管机构根据各人的考试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分别委以不同层次的官职。自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５９８年）建立，到清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举行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为止，沿行将近一千四百年，其间几乎不曾断绝，它为历代封建王朝选取了难以计数的官吏。因此，了解这一制度的发展史，对于了解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官吏构成、当时的社会时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等诸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从清代小说中描述的有关科举制度的情况，分析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利弊。
下面我从它产生的背景、发展历史、名目、方法、利弊等方面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科举制度产生的背景
任何一个社会的任何一项制度的产生都有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和目的，科举选官制度之所以出现于隋唐时期也有其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国性的统一局面为其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政治环境。自东汉以来，中国曾长期处于军阀混战、豪强割据的分裂状态之中。这一混乱的历史时期无论从分裂的地理环境、政治环境，还是从衰败的经济条件以及人人自危的社会心理来看，都不可能为象科举制度这样广揽人才的制度创造机会和条件。而隋以后的各个封建王朝之间虽然也有王朝间的更替，也有较大的动乱，但每一王朝都有较长的较稳定的统治时期，这为科举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环境，因而才使得科举选官自隋之后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
2、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结构的变化为其产生及确立奠定了必要的阶级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混乱和动荡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大大地削弱了世族大地主的实力，中小地主的地位逐渐上升，开始与世族大地主在政治上并驾齐驱，并逐渐占据了优势。这一优势表现在选官制度上，就是以推荐为主的选举官吏制度逐渐被以考试获取官职的科举选官制度所代替。因为后者与前者相比，更多强调的是一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其出身、门第。
3、中国封建社会各项制度的发展完善使得科举制度应运而生。自春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逐步摆脱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种种影响，至隋唐时期进入成熟时期。其标志是：统治阶级的队伍日渐扩大；政治机构不断扩充，分工越来越细；赋税制度逐渐整齐划一；各项必要的政治制度相继建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封建统治体系。科举选官制度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为满足封建统治对各种官吏的需要，为适应中小地主阶级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的趋势而逐步确立起来的。
二、科举制度的发展历史
科举选官制度历经隋、唐、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明、清，其间虽曾有过中落偃伏，但基本上一直沿用不废。特别在唐、宋、明、清，更是高峰迭起，愈趋完备。在这四大王朝所经历的不同历史时期中，科举制度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唐、宋、明清三个阶段。
五代十国、辽、金、元时期，或者基本上沿用前代，或者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色彩，都没有代表性，研究的价值不高。
而明清则是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科目基本上只有一科，用以划分等级的是不同级别的科举考试。而考试内容，以及与考试相关的事务都有严格的规定。除授官职也有了严格的制度，科举成为人们入仕的唯一途径。总之，明清时期的科举选官制度已经是全面的系统的选官制度了，并且与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其他的政治制度完全融合成为一个整体了。
三、科举制度的名目
科举的名目很多，但基本上可分为三类：常科、制科、武科。
1、常科。也称常举、贡举，即每年按时举行的分科考试。
常科的名目以隋唐为最多，而且时增时减，前后总计不少于三四十种。常见的名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童子等科，其中以明经、进士两科最为重要。各科考试的内容、录取的人数各不相同，考试后所授的官职也不尽相同。
2、制科。意思是指皇帝下诏召集一些知名人士而举行的临时性考试。
唐代制科的名目繁多，“多至八十有六”，其中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等名目最为著名。宋代的制科名目更多，而且地位也比唐时要高些，但却常常中断，甚至被废除过。（后期其地位日渐衰落）。明清时没有制科或者很少，其作用也已淡化。
3、武举。其始创于唐武则天时，开了后世的先河，各朝代几乎都有武举科，考试也基本上以骑、射、弓、马、武术为主，有时还有策论等文字考试。武举考试中者基本上进入军队担任职务，高低则由考试成绩的好坏决定。
四、科举选官的方法
科举考试制度自隋唐延续至清，其间有很大的变化。就考生的成分来说，一般都要求本人品行端正、身体健康，家人奉公守法。一般都要求在户籍所在地区报名或考试，如有违反，则予以除名等惩处。考生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学校学习的学生；二是未在学校学习的普通百姓，在户籍所在地区报名后参加各级考试，直至取得最高级别的考试资格。
就考试的程序来说，各个朝代都分为国家级和地方级两大类别，国家级的为最高级别，地方级的一般又分省、县两级（所以有连中三元之说），顺序都是从低级到高级。而且每个级别的考试都有复试，以确保公正和不遗漏人才。
为了确保科举选官制度的实施，各朝都先后制定了许多的规则，内容涉及到科举制度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对所有参与其事的人员的条件、功过等等都有明确的优惠、限制以及赏罚等条例。在此不去一一赘述。
就科考后的任用来说，各朝虽有不同，但不难看出其共同之处：一是复试合格之后才授予相应的官职，复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参加下一次的复试；二是通过考试的都享有相应的特权；三是通过科举的官员比例越来越高，升官速度也较快（他们多有一定的真才实学）；四是伴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科考后的任用也越来越难。
五、科举制度的利弊
（一）从历史的一般情况看，一项政治制度能够在一定的社会中得到确立，并能长久地被予以实施贯彻，该制度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其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性，有其繁荣人类文化成果的积极一面。科举制度的合理性、进步性、积极性主要表现在：
1、科举选官制度与封建社会其他选官制度相比，要进步得多，合理得多。科举制度以考试为选拔人才的基础，颇有些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味道，且为了防止考官偏见以及受托、作弊等，各朝又有复试、誊录、糊名、磨堪等规定，以确保选官不受干扰。与察举、九品中正制相比，避免了人的主观作用，淡化了门第、家世的影响，形式上给几乎每一个人提供了可以进入仕途的均等机会，而且确实使大批中小地主及知识分子进入到封建国家统治机构中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拓宽了政治基础。由于读书人有了一条读书、考试、作官的三位一体的仕进之路，缓解了中小地主不能进入仕途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减少了社会的不安定的因素。正因为如此，唐太宗看到当时人人参加科举考试的盛况时，不禁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2、隋唐以后，特别是宋、明、清等朝代，通过科举制度，把原来分散的选官权力完全收归中央，设专门的机构负责考试，又设机构负责中第者的任用，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保证社会安定是极为必要的。宋以后各代，再无地方割据局面出现，且经济、文化多出现盛世，可见其积极意义。
3、科举制度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繁荣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历代科举考试都比较重视文学诗赋，宋代还曾专设词科，而且历代各级考试几乎都设有一场科考，规定必须有诗赋一首，都刺激了人们在诗词上大下工夫。无疑科举起了推动作用。
4、科举制度促进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隋唐以前，学校尤其是基层学校一直处于零散杂乱的状态。而隋唐以后，特别是明清，把学校与科举考试紧密地集合起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网络化学校教育体系，促进了古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使封建统治者得以系统地培养符合自己统治所需要的官吏和知识分子。
（二）很明显，科举制度的弊端是伴随着它本身的产生而产生的，而且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而日渐显露，主要表现在：
1、科举制度把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科考上来，人的聪明才智全部用来应付各种考试，因此有人曾写诗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特别是明清时，科考成为人们入仕的唯一的途径，更使人们成为应付科举考试的机器。而到明清时则专以四书五经为其考试内容，又规定了八股文为专门的科考文式，使读书人一味地读死书死读书，根本忽视实际才能的培养，成了一批可怜的书虫。科考中了以后也只能是封建统治者的奴仆。
《范进中举》节选自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三回，是全书最精彩的片断之一。它通过范进中举喜极而疯及中举前后生活遭遇的变化，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科举制度腐蚀读书人灵魂、摧残人才及败坏社会风气的罪恶，穷形尽现地表现了封建末世的世道人心，对各类市侩小人，进行了有力的鞭笞和嘲讽。全篇大致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自开头至“又骂了一顿”，写范进在考中秀才后胡屠户对他的“贺喜”和教训以及后来范进瞒着岳丈参加乡试而被骂的情形。作者借胡屠户之口，介绍了范进中举前贫寒的家境、困顿的生活：吃的是“每日小菜饭”，“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住的是“茅草棚”。穿的是破烂不堪的麻布直裰。同时，又利用胡屠户“贺喜”时对女婿的教训，反映了范进精神的猥琐和麻木不仁。屠户岳丈一顿市侩的教训竟然使范进“唯唯连声”，“千恩万谢”。而当范进向其借钱参加乡试时，又被夹七夹八的骂得“摸不着门”。偷试回来，又遭其痛骂一顿。这样，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刻画了范进科场乞丐的典型形象，也揭示出社会风气对人的灵魂的扭曲和异化。为下文中举发疯作了铺垫。第二部分从“到出榜那日”至“邻居各自散了”。写范进喜极发疯，再被“打”醒的情景。形象、深刻地刻画了范进、胡屠户及众人的心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文中先宕开一笔，让范进斯文扫地，为解家中无米之炊而去集市卖鸡换米。再写报录人报喜，邻居急告。范进确认自己“中了”后，喜极而疯。紧接着围绕救醒范进，描写了众人的活动和神态，惟妙惟肖地刻画了胡屠户前倨后恭的态度和势利小人嘴脸，第三部分从“范进迎了出去”至篇末。主要描写张静斋对范进的攀亲贺喜，送钱送房，极尽恭维拉拢之能事。进一步展示世态炎凉。
2、科举制度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束缚了人的发展，使人们耽溺于四书五经、八股文章之中，形成了不务实际的社会风气，而这些却实现了统治者梦寐以求的思想的大一统。但这种思想上的大一统却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越来越落后了。当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时，人们才从浑浑噩噩中惊醒，才发现世界上除了四书五经、八股文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人们开始认识到科举考试的危害，并群起而攻之，开始要求废除这一误人误国的科举制度。１９０５年，在全国的声讨中，清朝被迫宣布废除科举制度。
《聊斋志异》广泛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端，批判了科举制度。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考弊司》《叶生》《王子安》等等。这些作品对考场的黑暗、考官的混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对考生的变态心理作了入木三分的刻划。
《考弊司》写阴间主管考试的靠弊司司主虚肚鬼颁下定例，凡考生初次谒见，要先割脾肉一块孝敬司主，但贿赂丰者可以免割。可是他在堂上悬挂的楹联却是“孝悌忠信”“礼仪廉耻”。这正是对人间黑暗的考场和寡廉鲜耻的考官的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
作者不仅写了科举制度的黑暗，而且揭露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副食和精神摧残。王子安因对功名利禄的渴望而失去理智，自以为中了进士翰林，大摆进士翰林的架子，闹出了许多悲剧性的笑话。叶生因屡试不第竟一病不起。在《王子安》中作家对考生们的心理和神态，作了穷形尽相的描绘，他们入场考试，似丐、似囚、似秋末之冷蜂、似出笼之病鸟；他们盼望喜报，坐立不安，如痴如狂，对秀才士子灵魂的这些刻画细致入微。作品通过对知识分子变态心理的描写，告诉人们科举制度是怎样侵蚀人们的灵魂的。所以《聊斋志异》的更深刻之处，是它揭示了腐败制度对民族精神之摧残。
由于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国家挑选行政系统的官员，科举考试的内容必然集中在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等政治性的内容上。社会中最有才华的成员将最大量的精力集中于对这方面内容的学习和研究之上。同时，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维护统治统治秩序的需要，必然将论证这种统治秩序合理性的政治理论奉为唯一的、统治性的政治理论，其他政治理论则被视为异端而遭到排斥和镇压。因此，科举考试中对考生考试成绩的评定，不是以其对政治方面的理论创新能力的高低为标准，而是以其对权威政治理论的熟悉度为标准的，因此科举考试的推行并不能刺激政治方面理论的更大发展。
由于科举制度能够一举改善参加考试者的政治地位，进而改变阶级属性，整个社会都盛行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读书的内容就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就是对权威政治理论的熟悉。其他的、尤其是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即使研究者取得多大的成就，也不可能成为该研究者阶级地位跃升的凭借。因此，在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对不涉及科举考试内容的其他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被社会普遍观点认为是不务正业的“奇技淫巧”而倍受轻视，因此，这造成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文化中的边缘地位，这无疑大大抑制了中国古代社会在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上的进步。
所以，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利弊不言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