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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养老金并轨后若把之前养老金补上就辞职
2014年05月22日 14:36
来源：扬子晚报
“如果我走了，一分钱退休金都拿不到。过去20年就等于白干了。”于波说，如果把之前的养老金给我补上，我立马走人。
原标题：金饭碗、铁饭碗、粗瓷大碗
公务员的新焦虑症
编者按：2013年以来，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反腐风暴、福利改革……催生了公务员的新焦虑症，越来越多的官员跳出体制，酝酿第三波官员下海潮。有全国政协委员认为，“公务员热”的退潮恰恰说明市场正在起决定作用。
这是一个既好又坏的时刻，在公务员普遍焦虑的同时，这个群体也在进一步走向规范和职业，将一些怀有特殊预期的人挤出去，最终推动改革。
继1992年和2003年之后，中国或将在未来几年迎来第三波官员下海潮。“国考”也在降温，2014年公务员报考人数比去年下降了36万。
高压之下，基层公务员神经长期绷紧，但这并未得到大范围的重视。【养老并轨前可不可以辞职】
“大领导如果一出事，整个系统都会面临洗牌。首当其冲的是，工资待遇肯定会进一步被削减。” 王斌说。
“高层希望通过这两年的肃贪将公务员职业复归平常，将一些怀有特殊预期的人挤出去，才能推动改革。”
在体制内浸淫二十多年、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于波，从未像今天这样想要离开这个体制。“八项规定”刮走了逢年过节的购物卡，曾经引以为傲的社会地位和面子也受到挑战。 身为中部某市工商局副局长，于波以前无论走哪，别人都会敬他三分，现在，谁都可以调侃他一番：于局还好吧？没进去吧？
“既没有利益带入，又没有正面形象，你觉得我继续待着还有什么意思？”于波说，只要公务员养老金并轨，他就立马辞职。【养老并轨前可不可以辞职】
他身边已经有不少人在付诸行动，其中不乏一些大的领导，比如该市建委的一位副主任去了某知名房企。在全国，也不时传出公务员下海的零星个案：2014年3月，杭州市金融办副主任俞胜法加盟阿里巴巴。2013年10月，全国人大信访局副局长黄力群去了一家律所。东部某市的法官出走太多，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发文要求警惕法官辞职。舆论预测，继1992年和2003年之后，中国或将在未来几年迎来第三波官员下海潮。
但是在风声鹤唳的官场，更多的人像于波一样，选择继续观望，在辞与不辞之间挣扎。浙江省心理医生赵国秋发现，八项规定推行的最近两年里，找他看病的公务员比过去明显增加。赵从2007年开始一直担任浙江省“公务员心理援助项目”牵头人。他主导的最新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不够高，幸福指数不够高，压力比较大，职业倦怠的分数比较高”，比2007年调研时更为严重。
“糖”没了
没完没了的应酬，一度令王军这个东部某市供电局的处长叫苦不迭，一开始，当禁止吃喝的大棒挥来时，王军还长嘘了一口气：从此可以解脱了，但接二连三的规定，让王军很难再快乐起来。
先是每个月5万块的奖金不见了，接着连哈根达斯券和超市卡也取消了。前不久，电力系统还给所有处级干部的公车上装了卫星定位系统，这意味着如果王军想公车私用，后台一目了然。
“这哪是在当官！”王军说，他已经很久没敢出门吃饭了，要是非被朋友拉出去，就一定把老婆孩子捎上，以证清白。这种做法在他的官场朋友圈里，已经形成一种共识。
王军或许不知道，其他系统的官员面临的监管不比他松。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广东某市官员的离任审计变成三五年审一次；在浙江某市，行风监督员隔三差五就上门……
“最近我们正好要搬家，办公室有点乱，被监督员看到了，立刻对我们提出批评，说公家单位要注意形象。”浙江某市一位官员记得，上回，某单位违规发了袋大米，市里也要通报一下。
这是一条不能触碰的高压线。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2.45万起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件，数以万计的干部因此受到处理。
乌纱难保的风险，使得每个官员都不敢掉以轻心，执行时中央到基层由此层层加码。王军的领导交代：“你们私底下说话注意点，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讲。”原本就谨小慎微的官场，
变得更加噤若寒蝉。中午到食堂吃饭，王军发现大家都各吃各的，莫谈国事，“就好像这些条条框框的规定对我们的影响几乎不存在一样”。
在上海某市直机关，正科级干部陈斌也早就嗅到了这股紧张的气息。和所有人一样，陈斌知道组织干部处处长辞职的消息，也是通过一张A4纸大小的布告。刚刚过去的4月，这个消息像一枚炸弹，在单位里炸开了锅。
“他已经快五十了，又在那么重要的职位，他的离开确实有违常识。”陈斌说，这位处长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好，估计一个月前就提出辞呈。而在他的视野所及，已经离开的远不止这个处长。一个实权部门的副处长，去了某房企当营销主管，另一个科长，也在最近办了离职手续。
出走的原因无一例外都跟福利没了有关。以前一年到头，陈斌所在系统的福利多到很少要动用工资卡的钱：住宿有单位宿舍，吃饭有食堂，每个月还有500元的交通卡，逢年过节发的购物卡都以5000元打底，七七八八地加起来能有个五六万，这差不多是他工资的一半，但现在过年连贺卡都不发了。
“像这位副处到手的年薪也就十万，最近刚生了娃，压力很大。”陈斌说，自从2006年上海社保案之后，上海公务员的工资基本上都没什么大的调整。
于波印象中，最近十年工资不仅没有升，如果按货币购买力来说反而降了。“我现在每个月到手的钱就2600块。”于波说，二十多年前他刚进单位的时候，还能是中上等，他现在的收入在当地只能算是中下等，连他做农民的哥哥都不如。“他打工一天就能挣一两百。”
不同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于波所在的城市属于中部欠发达地区，福利不是很高，也就偶尔发点日用品，过年过节别人偶尔送条烟。“就像给小孩子糖吃一样是快乐的，现在就没有这种快乐的感觉了。”
“不消极，也不积极”
对于一个有着几百号人的大单位来说，三个官员的集中离开看似不能说明什么，但在陈斌印象中，这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他进单位十年，只走过一个人。
体制的巨大魔力，使得公务员成为中国流动性最小的职业群体。名校硕士毕业，放弃外企高薪，陈斌当年挤破头考公务员图的就是它的稳定和旱涝保收。他参加国考的2003年竞争还不像今天这样惨烈，那年恰逢大学扩招后的首批大学生毕业，公务员热刚刚兴起，之后十年，公务员报考人数屡创新高：2003年才8.7万人，2010年已经突破140万大关。
跟陈斌这一代80后相比，于波这一代60后看似幸运——国家包分配，但要想获得体制的敲门砖并不容易，于波当年所在的班级只考了两个大学生。于波是1980年代末的大学生，他们往往被认为是最有理想的一代青年人，后来很多同学下海经商，于波仍然坚守在体制内，他想以一种体制内的健康力量激浊扬清。
最开始，体制带给他无限的荣光。五个兄弟姐妹中，于波是唯一的大学生，家里人也觉得长脸。可是后来每况愈下，现在，朋友聚会，于波能不提自己是公务员就不提。
日子过得紧巴不说，工作压力比以前也要大。前段时间，省工商局在他们下边的县抽检了一批化肥，有不合格的产品。以往，于波看到报告之后，肯定让县下属的工商所处理一下就完事了。但现在因为生怕举报，于波的第一个反应是亲自下去督导，并就报告中出现的同批次问题产品，扩大到全市进行追查，确保万无一失。
“不干事怕被处分，但只干好本职的事，不会主动去干别的。”于波说，不消极但也不积极。
对于电力系统的王军来说，每天的日子同样可以用“提心吊胆”来形容，不出安全事故，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根高压线，但是他不希望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
2013年6月5日晚，王军所在的东部某市一根500千伏的越江电缆发生故障，导致数个主城区的部分区域停电一个多小时，这在过去是极为罕见的。尽管事后查明故障电缆是由法国企业制造安装，但是该电网的副总还是被免掉了。
“上边很紧，但下边是一盘散沙。”王军说，“这次事故有其偶然性，但也是高压之下的一个连锁反应。”
两组调研数据的变化，部分印证了基层公务员消极怠工有愈演愈烈之势。2008年，重庆市发布了一组调研数据，不低于50%的公务员时常倦怠，2013年，中国社科院的一份调查显示，79.89%的基层公务员存在有轻度工作倦怠的现象。
在门诊中，心理医生赵国秋接触到的公务员这两年也明显增加。“主要表现为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躯体化障碍。比如有想辞职的，有晚上睡不着的，有静不下心考虑问题的，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不知道如何度过现在以及今后的一段时间。”
可以佐证公务员心理问题严重的，还有赵国秋到机关讲学的次数越来越多。最近两年，不下百场，上自省里，下至街道都有。【养老并轨前可不可以辞职】
赵国秋心理公开课的火爆，或许跟浙江省政府的重视有关。据了解，2007年开始，浙江省启动了公务员心理援助项目，省委组织部、人事厅牵头，省本级财政支持。赵国秋是课题负责人。据了解，最近这几年，推进的速度在加快，调研地范围不断扩大，试点也在从小的试点向面上推。
但是在全国，像浙江省这样重视的并不多见。曾经在2008年红极一时的中国首家公务员心理健康网已经停止更新多时，创始人是重庆一位退休的副厅级干部。一位接近该官员的心理学界人士说，之所以后来不搞了，跟一些领导打招呼有关，“领导觉得这些涉及公务员的隐私，不便于对外公开。”
再做“92派”？
在高压之下，除了零星的官员下海，一股辞职的暗流正在一些基层公务员中涌动，最明显的例证是，在豆瓣小组、QQ群里，公务员辞职的小组比比皆是。
今年年初，一篇《上海80后公务员辞职自述》在网络引发热议，他在文中的描述，或许可以代表许多年轻人想要逃离体制的心境：收入7年没涨，职级7年没变，能力是“听话加写报告”，社会关系是“领导加同事”。而人生却已步入而立之年，在那一刻，深深感觉到自己是loser……公务员像极了温水中的青蛙，慢慢不知不觉被煮熟了，如果当年直接扔热水里头也就跳出来了。被短暂的安逸消磨了奋斗的勇气，最后成为机关里那些碌碌无为人中的一员。
李飞是其中一个公务员辞职QQ群的管理员，他也是因为受不了体制内的各种压抑才逃离的。离职前，他是西部某市下边的区人事局官员，现在是当地一家小农药种子公司的销售主管。
离开后，李飞最大的感受是，比以前开心了，价值也得到认同了。“在政府比较务虚，但是企业很务实，只有一个标准，就看你能不能给企业带来效益。”李飞说。
但是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公务员来说，在辞职问题上更加审慎，养老金是很多人考虑的决定性因素。在现有体制下，如果一个公务员要离职，就等于要净身出户。“如果我走了，一分钱退休金都拿不到。过去20年就等于白干了。”于波说，如果把之前的养老金给我补上，我立马走人。
养老金“双轨制”问题一直以来都饱受外界诟病。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有4000万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并未进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而是由财政直接掏钱发退休金。2012年，全国企业职工养老金平均1900元，但同期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是其2到3倍。
公务员养老并轨没有告诉你的秘密
2015-01-15 19: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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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需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为本人缴费工资的8%，单位缴纳比例为本单位工资总额的20%。 此规定开始实施时间为2014年10月1日，这意味全国近4000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已经和企业职工一样缴纳养老金。
去年年中，关于养老金并轨的消息开始流传。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公务员“退休潮”和辞职潮，甚至有官员直接放出豪言，“只要公务员养老金并轨，我就立马辞职。”
为了安抚公务员不安分的心，方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过渡”。也就是说，方案并轨后仅仅只有在去年10月1日后入职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才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到底怎么变，由于细则没有出台，目前还无法具体计算。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新人”缴纳的养老金仍然会比企业人员低不少，享受的福利却高得多。
这主要是由以下三个因素造成：
1.“新人”新办法中提到的“工资”是什么概念。基本工资对于企业人员比较简单，也就是劳动合同上的工资额。而对公务员来说，工资则包括基本工资、补贴、津贴和奖金，此外还包括职务工资、级别工资等。
公务员真实工资有多少，虽然政府少有披露，但从媒体仍能找到一些零星数据：公务员基本工资占总工资30%，津贴占总工资45%（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赵子健研究数据）。
不论真实数据多少，公务员基本工资仅占总工资少部分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说，当企业人员和公务员得到相同工资时，若“工资”仅仅是公务员基本工资，则他们需要缴纳的养老金基数远低于企业人员。
2.为了弥补公务员因缴纳个人养老金带来的工资减少，方案决定建立职业年金制度。个人缴纳工资4%，单位缴纳工资8%，退休后按月领取职业年金。当然，企业也有职业年金，个人缴纳工资4%，单位缴纳工资5%，比率却低3个百分点，以后能领取到的职业年金肯定也会少。不过，笔者觉得更多人恐怕连养老金都不想交，更不用说职业年金了。
3.单位代缴工资20%。要知道，不论是国家机关还是事业单位，自身并不创造价值，并无收入来源。然而要缴税，要么来自财政补贴，要么自己创造收入。公务员享受养老金，无论采用哪种方式，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都来自纳税人。
为了响应社会呼吁，实现公务员养老金并轨，同时又不能让公务员福利减少，想想那些出谋划策的人，也是蛮拼的
2016年12月23日，养老保险破除“双轨制”改革终于有了确切消息。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时称，机关事业单位与城镇职工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
这一消息是否成为“公务员热”的又一针冷却剂，还不好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在并轨过程中，还会有许多的难题待解。但可以肯定，公务员曾经远超企业职工的养老福利，将逐渐进入历史。
11月30日，2016年度全国公务员统一考试举行。这次“国考”从报名开始，就因为“考录比大幅下降”而引人关注。与去年相比，今年招录职位增加了2700多个，达到22000个，但考试人数下降了10万人，接近90万人。
与此同时，这两年“公务员辞职”的消息接连不断，“公务员热降温”的议论流行一时，是真是假，各方观点莫衷一是。
南方周末记者近日专访了三位离开公务员岗位的人士，有原中央部委的处级干部，也有原地方法院的院长和基层的股级干部。他们为何辞职，对于公务员生涯有怎样的感受，辞职前后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对所谓“公务员辞职热”有哪些看法，请见本期“公务员辞官自述”。
部委处级官员变身“市场人”有不少人在说，“八项规定”出台后，公务员好处少了，不少人辞职，但对我来说肯定不是这样。
34岁的单陵(化名)现在是一家新闻网站的多媒体部产品总监。今年5月，他从供职10年的某中央部委辞职，放弃了副处长的身份，成了一个“市场人”。
半年的体制外经历，给他带来的收获是，“应该说，出来后我的思想更解放了，办事时不再自我束缚。”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职业前景不明朗”我1980年生于北京，2016年研究生毕业，学的是传播，进入某部委宣传处。工作6年后，2016年被提拔为副处长。在一般人看来，这样的提拔速度已经算快了。
但我却在那年产生了离开体制的想法，我不想做一成不变的工作。再说那年我30岁，不再被当成年轻人了，应该好好想想自己的未来。
由于做宣传工作，我平时接触媒体多些，对外面也有更多了解。政府部门限制太多，我觉得还是该到体制外寻求发展。这不是说在体制内就不行，而是去体制外可能更好。但我没有立即行动，一直在观望。直到2016年1月，我意识自己已34岁，明年35岁是道坎，之后换行业更难。
这几年，公务员辞职新闻不断，但是否“公务员热”在降温，也不好说，因为没有数字支撑。你要说采访我，我在路上简单总结了一下。我认为公务员辞职有三种，第一种是在单位内部成为“高级别”的领导，他们的辞职一般不是为了收入，而是追求自己的抱负;二是中青年公务员，事业发展遇到了瓶颈，看不到未来空间;三是刚入行的年轻人，到公务员队伍发现与自己此前想法不一样，而且收入也不高。
我应该属于第二种情况。除了想到外面闯一闯，职业前景不明朗也是一个原因。如果辞职前我被提拔为正处长，那可能会影响我的选择，毕竟“一把手”的掌控能力、工作弹性更好。
有不少人在说，“八项规定”出台后，公务员好处少了，不少人辞职，但对我来说肯定不是这样。因为我在单位的宣传部门，不是核心部门，没有审批权，平时也没有人巴结我们，没有所谓的寻租空间。“八项规定”出台后，大家只是吃饭少了一些，对我来说也无所谓。过去吃饭主要是沟通感情，也没有什么利益可谈。
下决心后，我开始搜索就业信息，在网上投简历。本打算花一年时间找工作，没想到一个多月就定了下来。第一家与我达成意向的民营企业跟我过去所在的行业有关，打算让我从事政策开发和维护政府关系。
同时我的一个朋友也介绍了一个建筑设计企业，让我担任传播部门北京分支机构的副总。虽然行业换了，但工作内容跟过去差不多，想了想，我选择了朋友介绍的这家公司。
对我来说，做出这个决定并不难。但父母觉得丢了政府工作挺可惜，不仅工作稳定，而且有各种保障。我告诉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公务员如果不在实权部门，当不上大领导，也没有什么地位，其实工作很苦。至于保障，我退休也是几十年之后的事，到时候整个社保体系是什么样子很难说，没准养老并轨了，公务员也没什么特别待遇。
父母虽然有顾虑，但还是尊重我的选择。如果家人强烈反对，估计我也很难走出这一步。
“那就写报告吧”今年3月份，我确定去向后，先跟单位领导通了个气。领导挽留了，但机关跟企业不一样，老板挽留员工可能是加薪升职，这一点在机关做不到。领导先问我是不是觉得现在的工作岗位不适合，如果不适合看能否换个岗位;至于升职，领导说“下一次应该有机会”。
我想了想，单位也没有什么腾挪空间，2016年“大部制”改革中，我们部刚刚与另一个部委合并，短期内也没有上升的希望。见我去意已决，领导说那就写报告吧。只花了两三天时间，我就办完了辞职手续。
辞职后我没有立即去上班，而是休息了一个多月，其间还带着家人去国外玩了一趟。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是从过去的工作模式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对新的工作充满期待，觉得很开心。
我是今年5月去新单位上班的。去之前，我对企业的行为模式、组织方式都有心理准备，总地来说没有超出我此前的认识。但也有落差，政府组织严密，办事讲究规矩。这一点虽然被指责效率低下，但办事按程序走，心里还是有数的。民营企业办事虽然快，但没有章法，变数大，刚开始心里没底。
工作一两个月后，我发现公司老板有一些承诺不能兑现，原来说好我去后要开展的工作迟迟开展不了，我觉得不能继续等下去了。即便这样，我也没有后悔离开机关单位，因为我之前预料到企业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
我决定再次跳槽，就到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新闻网站，这家网站的领导我以前认识，我准备从政府部门辞职时他们就表示可以过去。我现在的职务是多媒体部产品总监，需要推销产品，也要拉广告。
以前在政府部门时积累的人脉对现在的工作有没有用?应该有用，但不是很大。以前我跟一些部门的人还比较熟，但我们不是业务部门，人家不用求我办事，现在也不会因为我的面子就跟我合作。
就工作而言，以前在机关都跟熟人打交道，工作上的事比较好办。现在与客户打交道就不一样了，你对他们是可有可无的，他们可以跟你合作，也可以不跟你合作，但这些都在我的预期内。
法院官员为何重做教授公务员收入虽然高一点，但不自由，不能在外兼职，法院领导出国要审批，高校羁绊就要少得多。
胡充寒，男，湖南岳阳人，生于1965年1月，曾任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2016年任广东佛山市中级人民副院长，2016年任佛山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2016年9月，他辞去公务员身份，再次回到高校，担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教授。
这次辞去法院副院长职务，对我来说只是回到了我一直想回的讲台。此前我一直在大学教书，1997年，我32岁时就被评为湘潭大学的法学教授。1998年，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原佛山大学)准备创办政法学院，向我发出了邀约，我觉得是个机会，就南下广东了。
2002年，佛山科技学院政法学院正式成立，我被任命为院长，属正处级。本来在此一施手脚，但没过多久，又面临着新的机会。2016年，佛山市委组织部找我谈话，打算调我到佛山中院担任副院长。
本来我不想去，我的兴趣是做学问，不想当官;而且我还是兼职律师，当了几个企业的顾问，一旦进法院，兼职就得放弃，收入也会受影响。但我又想体验下法官这份职业，觉得学院跟法院之间总是隔着一层，想知道究竟差别在哪里。
我就提出在学校和法院两边都兼着的要求，既当法官又当教授。但市领导不同意，要求去法院就必须将人事关系全部调过去。出于对法院的好奇，我最后下决心去了法院。
在法院期间，除了刑庭，其他的部门我几乎都分管过，还是法院的新闻发言人。
去了后，我很快就发现不行，法院的行政化倾向很明显，一天到晚各种文山会海。我告诫自己不要体验太长，时间长了人容易变虚，会荒废学业。2016年我就提出要回到学校，但领导说不行，因为当时正赶上换届，需要保持稳定。
一直拖到2016年，又赶上换届，这时我已在副院长位置上干了两届，需要调整一下。我虽然是正处级，但职务并不是“正处职”。法院院长是副厅级，只有党组副书记兼常务副院长是正处职，我是民主党派，兼着九三学社佛山市委的副主委，不可能成为党组副书记的。
要成为正处职的干部，就得离开法院。后来，佛山市委安排我去政协，担任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酝酿时我不知道，最后才告诉我。
去了政协后，我又开始想着离开。在法院担任副院长期间，我读完了知识产权博士学位，并在2016年成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2016年7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正式同意我过去。9月，我向佛山市政协递交了辞职报告。政协领导极力挽留，认为我还年轻，能力很强，机会还有很多，也说了“很快就要换届”的话，我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现在的九三学社佛山市委主委，兼任佛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如果留下，换届时我也可能有同样的机会官居副厅级。
我就跟领导说，讲台是最适合我的舞台，不在乎等一个行政级别。政协领导、市委领导找我谈了几次后，发现我确实想走，就在2016年11月批准了我的辞呈。
2016年11月1日开始，我正式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领工资。原来在法院每年的工资收入有二十多万，到了高校只有十几万。
但我跟年轻人不一样，经济方面已没有什么压力，换工作，收入不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而是个人兴趣。公务员收入虽然高一点，但不自由，不能在外兼职，法院领导出国要审批，高校羁绊就要少得多。
虽然我的兴趣在学术，但我不认为在法院的10年，耽误了我做学问。这10年高校评价机制不行，老师们都忙于发表论文，应付评职称。如果我这10年都呆在高校，估计也是做这些事。
重回高校，我觉得学校机制是悲哀的。我现在可以做到觉得有价值的文章才去写，但对年轻人，还是要鼓励他们多写，并希望他们尽量多写点有价值的文章。
法院的任职经历，让我开始反思我们到底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过去我们讲“通识教育”，但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进行的是“法学教育”，而社会上需要的是“法律人才”，是实用型、高素质、国际化的法律人才，这是我们法学院应该多培养的人才。但在10年前，我可能会更加注重培养“法学人才”，鼓励学生考研、读博。
回头看，法院的10年对我还是有很大启发的，至少对中国的法治现状有了直观印象，在法院期间，经常面对不同的信访人员，也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法治建设的难处和痛处。
股级干部的压力和选择2016年底“八项规定”后到乡镇吃喝少，也没人发烟，不少同事开玩笑说“没油水”了。
萧葫(化名)，男，40岁，中部某县股级干部，已经停薪留职两年，一直在北京打工，准备彻底辞职。
我是1995年从省农业大学大专毕业的，毕业后回到了老家。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虽然财政收入进入全省前十名，但至今还保留着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帽子。
参加工作后，我一直想在仕途上有所收获，首先要弥补学历的不足，我通过自学拿到了本科文凭，但在地方，如果没有一点关系，想往上走真的很难。我目前的身份还是县农委下属一个二级单位的副主任，主任是副科级，我这个副主任也就是个股级。
这些年县里组织过各种公考，我也参加过几次考试，有一年报考了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这是一个副科级岗位，我笔试是第二名，面试的感觉也不错，但最终没被录用。
在县里工作，经常去乡镇检查工作，完了吃喝。我们那边有个非常不好的风气，只要请客吃饭，必须给每人发一包香烟，哪怕是坐着一个7岁的小孩，也要给一包烟，民间婚丧嫁娶是这样，官方的请客更是这样。玉溪牌现在拿不出手了，一般是“硬中华”，讲究点就是“软中华”。
我们在县里谋差的“好处”之一，就是家里香烟不断供。我本人不抽烟，但家里来客可以招待，逢年过节送长辈、送朋友省得买了。2016年底“八项规定”后到乡镇吃喝少，也没人发烟，不少同事开玩笑说“没油水”了。
我平时喜欢写点小文章，2016年市里日报准备开一个我们县的专版，每周一期，当时县委宣传部问我愿不愿意去当负责人，但级别升不了，我想自己快40岁了，换个地方升不了级别意义不大，就没过去。
我们县是人口外流大县，全县有50万青壮年常年在外打工。我兄妹三人，姐姐、姐夫在广东的民营企业打工，已是公司高管，年薪都三十多万元，公司配车，还提供了别墅作宿舍。后来我弟弟也过去了，现在一年也有十多万的收入。我几个表哥早年在北京收废品，现在都注册了公司，每年收入能有上千万。
而我在老家呆着，官升不上去，工资涨不上去，现在每个月2000元，跟他们比起来压力不小。
2016年初，我决定出来闯一闯，就去我表哥那里。说实话，我对公务员的身份还是有点留恋的，觉得将来养老更有保障，于是跟单位领导请假。领导答应了，但我也自己也很识相，请假期间单位给我发的工资，我全部拿出来，让单位给同事们发福利，这样在外才踏实。
在北京我给表哥管财务，实际上跟个看大门的差不多，一天24小时待命，有车进厂装货随时都要开门，帮他们接电话，去机场接人，什么活都干，一点空闲都没有。今年夏天好不容易去广州姐姐那里，准备休息几天，上午飞机刚落地，下午就被叫回北京了，因为厂里实在太忙了。
尽管忙，但现在每年有10万的收入，我也觉得可以接受。我也知道不可能一直这样请假在外面打工，早晚会被外面知道的。这边发展得好，我还是打算回去将工作彻底辞了。
得知养老金并轨，广东阳春的余佩霞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她盼望通过养老金“并轨”，把自己的养老金提上去，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记者采访发现，养老金“并轨”的消息一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普通老百姓拍手称快，认为体现了公平;有些公务员却感觉一下子难以接受。多位专家分析认为，养老金并轨后，公务员退休金肯定要降低一些，但降幅不会很大，即使有很大降幅，也会通过职业年金弥补。但也有专家认为，从制度上并轨了,不一定能从结果上并轨。
问题：为什么机关和事业单位一起并轨?解答：一起改革可以减少阻力
“机关与事业单位同步推进养老制度改革，这种做法并不让人意外。”张开云说，2016年，国务院选择在广东、重庆等地试点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一些人疯传养老金会下降，导致大学里一些教授要提前辞职，引人不安。这次试点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对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试点，国家一直想推，但一直难以推进，主要是阻力大。”
张开云说，之前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试点从事业单位开始，而事业单位的主体是中小学以及高校老师，他们的议论容易引起舆论关注。
很多人觉得，一下子对近1000万机关职工、2700万事业单位职工同时进行改革，社会压力会更大。对此，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认为，这显示了中央深化改革的决心，“恰恰相反，一起改要比分步改阻力更小，因为大家都一样，没有什么好比的。”
张开云说，“五个同步”是“一个统一”的配套措施，都是为了配合机关事业单位建立与企业相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而配套设立的。因为有五个同步措施，给人留下想象空间，“从这些措施看，中央已意识到改革的压力，通过多种措施缓解这种压力。”
问题：“并轨”后能拉平养老金水平吗?解答：短期内拉不平，但肯定可以
在很多专家看来，其实，对普通老百姓来讲，只要能拉平养老金水平，养老金是否“并轨”并不重要。养老金“并轨”后，能拉平养老金水平吗?
张开云分析认为，短时间内拉平不现实，但可以肯定，公务员养老金必须比现在的水平降，不然，并轨就没有意义了。
养老金计算方式复杂，很多人并不能算出自己养老金的真实数额。张开云说，每个人缴费年限、工资水平都不一样，最终发放的养老金额度肯定不一样。假如机关事业单位要建立与企业相同的养老保险制度，那就会人人平等，严格按照制度办事，根据每个人缴费情况确定养老金水平。
问题：“并轨”后，“中人”怎么办?解答：可以由国家财政补贴
张开云说，“并轨”之后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对待机关事业单位里的“中人”?
社保领域讲究“老人”、“中人”、“新人”。所谓“老人”是已经退休的人员，按照“老人老办法”的原则，已经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人员将肯定按照现有的核发模式发放养老金。
所谓“新人”，是指在实施养老保险制度之后进来的人员。按照一般制度设计原则，这些新人显然要遵从新制度的安排，因为参加工作之前，都已明了这些制度。
所谓“中人”，指现在还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他们还没退休，突然实行新制度，以前按在职工资90%发放的养老金预期被打破了，如何对待这些人?“中人”们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长期没交或者只交很少的社保金额，个人账户钱很少，如何提高他们的退休待遇?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认为，对“中人”参加养老保险后的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国家一定会想办法逐步解决。对统筹账户部分,机关和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由财政补贴,虽然还这笔旧账是巨大的财政负担,但相对会好一些,而对于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这个窟窿怎么填?此外,个人账户更是个大难题,“你让一位工作30年的公务员,补齐过去30年的养老金个人账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只能是视同缴纳,由财政补贴全部或者大部。”
张开云说，从社保运作的基本原理来看，个人补缴个人账户，也是应该的。“我现在最不担心的是全额拨款机关事业单位，我最担心的是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假如这些单位没有钱，谁来保障这些单位的职工养老待遇?”
事业单位教师工资改革的下面文章，某些言论非常不当，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养老金并轨后，优秀教师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吸金能力将大大增强，甚至会引发一批优秀教师单位工作人员离职潮。
教师工资低下，引起不少地方教师反弹罢课，出租车司机也罢工停运，却是为了打击“专车”保障运营份额。
昨天坐出租车和司机聊了一下，该司机一辆车每月份子钱3700元，每天燃气300元，每天三班倒可以跑1500元，三人分就意味着平均月收入9000元，除却额外事故，人均收入大概7000多8000左右。
而教师呢?估计大部分拿不到那么多钱。可是教师为什么不转行呢?或许是很多很多都要 说的话。其实理由很简单，由于过去教师工资低，但是有退休金，尽管工资低，心理依然有些安慰和保障。
鉴于此，教师队伍才比较稳定。从这个角度上，退休工资加上比较低的工资算是稳定教师的一个手段。
当企业员工在呼吁养老金并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到，教师尽管没有交养老金，但是其收入长期和付出不对等，在一段时间内，远远低于企业工资，事实上也算是交了养老金了。
现在养老金并轨之后，那么政府需要把这部分钱拿出来给教师补上，这里企业的员工也不要眼红，或者说不公平，毕竟长期的低工资的原因，就相当于已经扣下了退休金，如今退休金不发了，当然需要把这部分工资差价给补上。
不管如何，对于教师队伍来说是个利好，我们不会在局限于一个单位，担心如果换单位会影响自己的职称，会影响自己的退休工资，如今社保并轨，老师们就可以转行，跳槽了。低工资将不会再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到教育行业。
教育行业则会变成能出能进的活水，而不再是只进不出的死水了。人才的流动才显示活力。
社会保险并轨，无论对教师个人的发展，还是对教育行业的发展都可谓是一个福音。
从市社保局获悉，该局发出《关于执行广东省一次性补缴政策的通知》，对早期离开国有集体企业人员、离开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早期下乡知青等群体的养老保险补交问题作出规定。
该通知说，上述一次性补缴政策涉及不同的人群，补缴基数、缴费比例以及待遇计发都有所不同，需严格审核申请人的身份条件、工作经历、原企业性质以及申请人与原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原始资料和证明材料等，不能擅自扩大适用范围。
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向直属分局申请办理一次性补缴，一次性补缴完成后，符合在本市申领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条件的人员，由直属分局受理。综合业务处、计财处、征收处、养老处和技术保障部进行协助。
符合在本市申领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条件的人员，在本市的缴费年限(不含在本市的一次性补缴年限，下同)满10年以上的，或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具有深圳户籍的，按本市养老保险政策规定计发待遇;在本市的缴费年限不满10年的非深圳户籍人员，按广东省养老保险政策规定计发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