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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贩拎着与银行柜台窗口一样大的现金箱子去存款；40亿美元现钞由直升飞机从墨西哥向美国非法运送；2.5万笔非法交易，涉及金额约160亿美元，来自大毒枭、黑社会、恐怖组织……
这不是电影《007》、《碟中谍》中的刺激桥段，而是美国司法部对全球最大规模金融服务机构之一的“汇丰银行（HSBC）”多年来频繁染指的洗钱案件的指控。最终汇丰银行付出了19.21亿美元的代价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
2012年12月11日，美国司法部宣布汇丰违反三部法律，即“银行安全法（BSA）”、“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 （IEEPA）”以及“敌对贸易法（TWEA）”，双方签订延缓起诉协议，汇丰支付12.56亿美元罚金，其中美国司法部分得8.81亿，（OFAC）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分得3.75亿；汇丰同时支付6.65亿美元的民事赔偿，分别是OCC（美国货币监理署） 及FinCEN（打击金融犯罪中心）5亿，美联储1.65亿，共计19.21亿美元。并没有如外界揣测的依法吊销执照，重大金融机构洗钱案件就这样“私了”了。
美国参议院针对汇丰反洗钱出具的340页报告中显示，早在2008年2月27日，汇丰墨西哥前任反洗钱负责人巴罗索（Leopoldo R. Barroso）在离职谈话中对时任汇丰控股首席合规官的戴维·巴格利谏言：墨西哥60%-70%的黑钱由汇丰银行洗白，高层领导没有重视反洗钱工作，而是更看重利益，汇丰银行面临刑事制裁是迟早的事情。最终巴格利为自己的不以为然付出了引咎辞职的代价。
美国参议院指责汇丰为追逐利润，管理层不断妥协，帮助其客户从墨西哥、伊朗、开曼群岛、沙特和叙利亚等全球“最危险、最神秘的角落”转移资金。
依据美国司法部报告，涉及的大毒枭包括墨西哥锡那罗亚贩毒集团（Sinaloa Cartel）和哥伦比亚北河谷卡特尔贩毒集团（Norte del Valle Cartel），仅这两大贩毒集团通过汇丰洗白的资金就高达8.81亿美元，甚至2007年落网的墨西哥头号华裔大毒枭叶真理（Zhenli Ye Gon）也是汇丰银行的长期客户。
一再纵容
“国际上对于反洗钱通用的标准是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的《四十项建议》。”一位国内反洗钱专家称，“墨西哥和中东一些频繁涉及恐怖组织融资、贩毒、黑社会、走私的国家都是要重点审查、实行强化措施的，显然汇丰没有严格执行FATF的规定。”
古巴、叙利亚、伊朗、苏丹以及北韩均为OFAC（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名单上禁止贸易的国家。然而汇丰的外部审计得出，汇丰美国在2001年至2007年间，至少操纵了2.8万笔敏感交易，共计197亿美元，其中2.5万笔涉及伊朗，其余3千笔与其他OFAC禁止的国家与个人有关。
另外，汇丰银行美国分行在明知日本区域性银行—富山县北陆银行（Hokuriku Bank） 涉及可疑活动的情况下，仍为其兑付了超过2.9亿美元的大额美元旅行支票。2008年，在美国货币监理署（OCC）的压力下，汇丰一度停止兑付旅行支票的服务。此后汇丰一直与其藕断丝连，直到2012年，参议院质询该账户时，汇丰才最终将其关闭。
与汇丰联系更为长久的拉吉哈银行步子可能更大，这家涉足恐怖主义融资的银行在2004年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汇丰只是象征性地发了声明表示已与其“一刀两断”。2005年开始，双方一直有业务往来，拉吉哈银行的资金在汇丰大额资金划拨平台上来去自由。2006年拉吉哈银行在汇丰美国的现钞账户重新建立。而汇丰香港在2009年拿到汇丰美国的授权，为拉吉哈银行开立账户，每月为其提供额外价值460万美元的非美元货币现钞，包括泰铢、印度卢比和港币。
人力削减
【hsbc,墨西哥洗钱,原因】 美国司法部报告指出，在2006至2010年间，汇丰美国反洗钱部门严重人手不足，导致无法有效监控从其他分支机构转入的可疑交易。尤其是汇丰墨西哥，这是汇丰美国最大的黑钱来源。参议院报告中提到，仅在2007至2008短短两年间，汇丰墨西哥就运送了70亿美金，多个警告信号显示，这些钱来自毒品卡特尔，通过这样的途径再将利润返还至美国。
在洗钱活动最密集的2007年，汇丰银行高层声称为了“削减成本，提高股权收益”，而指示其反洗钱部门“冻结”工作人员规模。
2008年失望透顶的巴罗索告诉巴格利，目前大家每天加班，仍然无法及时分析处理各项迫在眉睫的反洗钱事宜，至少还需要35个人员编制。
上述反洗钱专家指出：“再先进的系统都无法完全代替人力，在哪个国家都一样，根本还是靠人。汇丰内控疏漏的根源还是高层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面对高风险客户，一线反洗钱专员没有权利决定是否开展业务，需要向高层汇报，汇丰高层很清楚一些高风险客户的业务是不能碰的，但在利益面前，经常会怀着侥幸心理，如果强化审查，一些客户就拿不下了。”
汇丰美国行政总裁唐爱韵（Irene Dorner）在2012年7月17日的听证会上为此事致歉，称汇丰在2009至2010年间，将反洗钱方面的开支增加了九倍，目前已有892名全职反洗钱合规专员。
系统疏漏
美国司法部报告显示，尽管证据表明汇丰多数大额洗钱交易与墨西哥有关，但汇丰美国难辞其咎。原因是，在2006至2009年间，汇丰美国在反洗钱风险种类中，将墨西哥定位为“标准”。这是该银行国家风险评级中的最低水平。
汇丰美国的监控疏漏，导致6700多亿美元的电汇交易和超过94亿美元的购入交易由汇丰墨西哥转至汇丰美国，而没有通过内部审查。美国司法部指出，正是如此松懈的反洗钱监控，让汇丰成为了贩毒集团和洗钱组织的首选金融机构。
由于各国和地区的监管法规各不相同，汇丰又将自身的合规标准划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集团合规标准，适用于汇丰集团的所有机构，是最基本的原则性的规定，其次是各条业务线或功能块的合规标准，最后是各地分支机构根据当地监管法规和市场环境制定的更具操作性的地方合规标准。
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卿正科指出：“虽然世界各地反洗钱标准的具体界定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国际上具有反洗钱相关的国际公约和原则性规定。国际公约在争取统一反洗钱标准外，也兼顾属地原则，即各国各地具有自己的反洗钱法律法规，各地立法上的差异可能会被犯罪集团利用。但无论如何，作为金融机构，给高风险可疑客户设立账户或提供协助本身就可能涉嫌违法违规操作，可能面临刑事或民事制裁。”
汇丰墨西哥1980年在开曼群岛设立了空壳分支机构（HSBC Mexico S.A），没有办公室，没有员工，但在2008年顶峰时期却开立了近6万个客户账户，涉及5万个客户，21亿美元资金，其中15%的账户客户信息缺失。
为规避OFAC监管，汇丰变通采用了掉头交易（U-turn transactions）的方式进行直接拨付。具体方式为，通过离岸的分支机构或其他代理行，以电汇等方式参与转账，以此实现与OFAC禁止贸易的国家进行业务往来。
“离岸分支机构的设立为汇丰的洗钱提供了便利，可以因此躲避有关监管，但在法律上，反洗钱最重要的是资金源头的合规性，如果源头违法，那么无论中间拐了几个弯，都难逃洗钱嫌疑和承担法律责任。”卿正科律师告诉《环球企业家》。
虽然美国政府对美国国际集团（AIG）的紧急救助，可能将成为金融危机以来最经典的企业拯救案例，但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们显然更愿意对这个看上去堪称完美的结局，保持低调与缄默。
当地时间2012年12月11日，AIG正式对外宣布，美国财政部将出清手中所持的AIG股票，美国财政部2008年对AIG总额高达1820亿美元的救助行动亦随之结束。根据近期AIG股价，并算上财政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此前分批沽售AIG股票所获盈利，美国财政部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这场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机构救助行动，预期能为纳税人获得227亿美元的巨额盈余。
财政部官员毫不居功自傲的“谦虚”态度，其实并不难理解。美国舆论界早已指出，作为此次金融危机中接受政府援助最多的企业，对AIG的紧急援助同样被不少人视为一场极具争议的政府干预行为。尤其是在2009年一季度，刚刚获得政府注资不久的AIG即披露，根据信贷违约掉期合约共向美国和欧洲多家金融机构赔偿930亿美元，这立即引发舆论界一片哗然。
“人们质疑的重点是，对AIG的救助是否已经变成拿纳税人的钱，去满足其他金融机构的贪欲。尽管AIG只是按照早已定好的合约行事，但要知道，在当时华尔街已沦为众矢之的的情况下，这样的举动会被视为‘政治不正确’。阴谋论者也会将这一点视为金融寡头控制政府决策的例证。”一位当时供职于华尔街的投行人士表示。但亦有部分业界人士认为，恰恰是借助AIG的渠道，美欧多家主流机构才获得宝贵的资金注入，进而避免了因多米诺效应而使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和加剧。
如若撇开至今未有定论的政治争议，AIG重获新生的历程，也并非完全是一个企业通过大幅“瘦身”进而实现自救的俗套案例。与之相反，AIG的“还魂记”似乎更多充满了否定之否定的矛盾，峰回路转的跌宕以及伺机而动的狡黠。
卖，还是不卖？
作为AIG重生之路的主要规划者，AIG现任首席执行官Robert Benmosche最主要的业绩，在于成功帮助AIG剥离了大量非核心业务及海外资产，进而为AIG扭亏为盈并偿还政府注资，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在2009年8月临危受命掌舵AIG之时，Benmosche所做的第一件事，恰恰就是暂停了AIG对旗下资产的盲目甩卖。
自2008年政府大手笔注资之后，尽管在高管奖金等问题上，AIG管理层不时令奥巴马政府陷于尴尬，但在“瘦身还债”的问题上，AIG的态度不可谓不积极。从2008年12月至2009年8月近九个月的时间内，AIG陆续出售了旗下从事财富管理业务的AIG私人银行（AIG Private Bank Ltd.）、从事机械相关保险业务的Hartford Steam Boiler（HSB）、在墨西哥和俄罗斯的消费金融子公司和台湾友邦国际信用卡公司[AIG Credit Card Co （Taiwan） Ltd]。不止于此，AIG分别出售了其在加拿大的人寿保险业务、在东京的日本总部大楼和在纽约曼哈顿的集团总部大楼。这些交易共为AIG带来了超过30亿美元的现金收入。
然而在事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些资产实在卖得有些便宜，更关键的是，这种资产剥离似乎毫无逻辑可言。甚至有美国财政部内部人士认为，如果AIG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处置资产，即便将非核心资产都卖光了，美国政府也很难在数年内收回对AIG的全额救助款。作为资产贱卖的一大副产品，市场对AIG的信心也在2009年7月再次跌入谷底，AIG的股价也创下当年3月以来的新低。
2009年8月，担任AIG董事长兼CEO11个月的Edward Liddy正式宣布退休。这位在2008年临危受命的金融圈老手，尽管在AIG资产剥离的问题上颇有瑕疵，但其确保政府救助顺利注入的一系列努力，起码为AIG保留了重生的希望。而Liddy的继任者，正是曾担任大都会人寿CEO长达八年之久的Robert Benmosche。
Benmosche在上任伊始，立即对多个正在进行中的资产剥离项目进行了重新评估，同时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主营业务的重振上。在外界看来，这位个性强硬的CEO并不希望在一个卖不出好价钱的市场上继续过快地出售AIG的优质资产，尤其是像友邦保险这样能够持续为AIG提供强劲现金流的保险资产。
同样暂缓出售的还有日前面临中国财团并购的International Lease Finance Corporation （ILFC），这家以飞机金融租赁为主营业务的公司曾一度被视为AIG最容易剥离的非核心资产。然而，AIG最终还是以潜在买家出价过低的缘故，暂停了对ILFC的剥离行动。
【hsbc,墨西哥洗钱,原因】 另一方面，尽管与国会和纽约州监管部门因为AIG高管薪酬问题而龃龉不断，Benmosche仍坚决延续了Liddy充分利用政府救助措施的方针，将包括友邦保险及美国人寿保险公司（Alico）在内的大量拟剥离资产股权转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代持，从而为AIG的有序重组赢得时间。
2009年三季度开始出现的经济复苏，也帮了Benmosche的大忙。伴随着经济复苏和全球股市债市的回暖，全球寿险行业在保费收入及投资收益两方面的境况均得以极大改善。AIG旗下主营寿险业务的SunAmerica Financial Group便在AIG声誉受损的巨大压力下，依旧在多个寿险产品类别上保持着市场占有率行业前十的地位，这也令AIG的主营业务得以歆享2010行业复苏所带来的红利。虽然直到2010年四季度，SunAmerica Financial Group获得的续保收入以及养老金存款仍未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业绩状况已经明显好转。
在AIG的另一主营业务财产保险和意外保险领域，AIG旗下负责这部分业务的Chartis公司虽然在2010年四季度大幅计提了42亿美元的新增赔付准备金，且当年保单总价值进一步下降了8%，但通过增加销售经纪人佣金，以及适当缩减巨灾险和员工赔偿险的销售，Chartis在2010年基本完成了业务重整。这一业务整合的效果，在2011年得以逐步体现。2011年四季度Chartis获得了3.48亿美元的净利润。高价脱手
虽然AIG停止了对资产的盲目甩卖，但Benmosche却并非如AIG管理层在接受政府紧急救助之初规划的那样，希望最大可能保留AIG庞杂的资产帝国。在发现合适的交易机会后，Benmosche亦会毫不犹豫地成为交易推动者。这种角色转变，在AIG处置友邦保险的过程中，更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
【hsbc,墨西哥洗钱,原因】 在Benmosche上任之初，AIG原本计划将以亚洲为主要市场的友邦保险在香港上市，借此获得融资以维持经营并尽可能偿还部分政府救助。Benmosche改变了这一计划，转而希望将友邦卖给英国保险巨头保诚集团（Prudential），以获取更多的资金回笼。
但这一方案在AIG内部，却遭遇了以时任董事长Harvey Golub为首的反对者的阻击。在Golub等人看来，作为AIG少数保持稳定盈利且位于新兴市场的保险资产，友邦保险的控制权对AIG的复兴显然有着关键性的意义。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对友邦保险极感兴趣的保诚集团，同样不断向股东描述友邦所具有的巨大价值，而这种吹捧不仅坐实了Golub们的担心，更引发了其他人对友邦保险的兴趣，并使得AIG为友邦开出的卖价不断升高。最终，由于价格原因，保诚集团于2010年6月放弃了对友邦的收购。AIG也回到了令友邦保险IPO的原点。
作为这场失败交易的另一后果，Benmosche立即以辞职相威胁，要求获得对今后公司业务更大的决定权。这一举动也直接导致他和Golub矛盾的激化，并令Golub因无法获得多数董事会成员的支持而于2010年7月黯然离职。
2010年10月底，友邦保险在港交所挂牌，但AIG仍旧放弃了友邦三分之二的股权，并以此获得了200亿美元的现金回笼。而在2012年3月、9月和12月，AIG又择机出清了手中全部的友邦股权，这三次减持又为AIG带来了一百多亿美元的现金收入。
正是基于局面趋于平稳的判断，2010年9月底，美国财政部与AIG就加快偿还政府紧急救助资金达成协议。这也拉开了美国政府逐步减持AIG股票的序幕。2011年1月，美国财政部宣布AIG已完成资本重组，并将其在AIG持有的近80%的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
未消逝的野心
在2010年友邦保险IPO之后，AIG不再有大规模资产剥离行动，而是进入了稳步提高主营业务收入并重新试水其他金融产品的稳定复苏期。可耐人寻味的是，看上去一直在全面收缩战线的AIG，却在2011年2月向日本富士火灾海上保险公司发出收购要约。彼时，AIG已经持有该公司55%的股权，并希望以470亿日元获得该公司剩余的45%股份。而在日本地震发生后，AIG仍决定按原计划收购这家提供意外保险的日本企?业。
这一收购案例，亦被业内人士视为AIG始终未放弃其全球扩张野心的例证之一。“AIG还是看好亚洲市场发展潜力的。把友邦保险这些资产卖掉，并不一定是撤退，反而有可能是更方便地调整在亚洲市场的布局。”一位在华外资险企高管表示，友邦的主营业务是寿险，AIG减持友邦的同时，却从2011年起依托旗下的美亚保险加强了对国内财产险市场份额的争夺。其对富士火灾海上保险的收购，同样包含着AIG加强对日本财险及意外险市场掌控力的意图。
一位友邦保险内部人士也表示，退出友邦并不代表AIG将放弃亚洲寿险市场，相反AIG或许将会通过与亚洲本土保险企业建立合资企业等形式，重新在亚洲发售寿险产品。2012年11月下旬，AIG被指正与中国人保接洽，设立合资保险企业以销售寿险产品。而这一合作亦与AIG参与人保IPO相关联。
Benmosche个人的雄心或许也决定了AIG在海外市场上只是伺机而动，而非全面收缩。一位曾与Benmosche接触过的国内金融业人士就表示，一旦AIG融资状况完全恢复正常，AIG在保险市场上发起新一轮并购，则并不令人奇怪。“Benmosche在大都会人寿时，成功实现了大都会的上市。他在AIG的作为也绝不会止于还清政府救助。他才6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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