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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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

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 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情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


【第七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一部明史研究专著。该书以明朝万历十五年为主轴,运用了大历史观的视角,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多个角度,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精辟的解剖,外加之合理阐述同等时期西方社会运转姿态,揭露了中国明朝由盛变衰的过程。
读了本书后,改变了我对历史的看法,让我深深地意识到,我们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必须以大历史观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之症结,才能真正做到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传统文化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合理融合,为我所用。
万历十五年,表面太平,国富民安,然而在黄仁宇先生的剖析下,整个大明帝国其实危机四伏,各种矛盾激烈对撞。即使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但腐朽政治制度滞后于经济颇多,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潮流,溃败实属必然。从不理朝政的皇帝,到有心无力的首辅;从维持传统的阁僚,到受人尊敬却无人效仿的清官;从天生统帅却被打压的将领到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各类思想家。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不再是教科书上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独立人格和思想的人的形象。在万历皇帝眼中,或许他自己只是个傀儡,即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不能去违背传统的伦理道德,也不能去打破传统的文官制度。这就意味着即使是一个英明的、有改革魄力的、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对阻碍历史进程的伦理制度也毫无能力,何况本身这些制度直接受益者乃是皇帝,他又何来勇气?这也造就了作为明朝的某些皇帝,还经常以赌气的方式跟大臣玩捉迷藏,去换取所谓的自由,所谓的非紫禁城的气息。在这种伦理制度的压迫下,反而要求人们去追寻创新,去强调发展,而创新的成果一旦触犯到该制度又将会无情被压制甚至为之牺牲,这自相矛盾的去维系旧制度的做法实在需引起人们反思。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也出现了像反右派、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等种种主观不符合客观的做法,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这正确的决定迅速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依法治国也正式纳入宪法,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一个进步。但同时,国家当今依旧面临的不少问题仍需我们从这本书中去学习和借鉴。面对当今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它带给我们的启迪是:我们不仅要借鉴外国优秀成果,更要深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下,产生一个既不同于传统文化,又区别于西方文化,却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文化,这文化,产生于对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之中,产生于对自身矛盾的不断解决之中,产生于对自我的不断完善之中。只有如此,国家才能不断发展,人民才能永远安康。
以上就是我读了《万历十五年》有感。


【第八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形式也结束了,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却深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反革命,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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