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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散文读后感
贾平凹散文孤独读后感(一)
贾平凹散文读后感
我小时候没离开过家的时候，从书上读到的都是外地的名胜和故事，当时就觉得家乡没有名气，到处都是山，向往山外面的世界，羡慕有名气，有名胜的地方，直到上大学我才第一次走出山阳，走出商洛。大学期间，游玩了很多北京的名胜古迹，上班后又去过其他一些地方，但现在还是经常会想起在家时，穿着拖鞋沿河趟水的那种惬意。后来无意中读到贾平凹的《商州三录》，由多篇中短篇散文组成，描写了商洛的好多风土人情和故事，描写手法和用词很平淡，我却看得很入味儿。
他在《商州初录》的《序》里面这样说，这本小书是写商州的。为商州写书，我一直处在慌恐之中，早在七八年前构思它的时候，就有过这样那样的担心。因为大凡天下流传的地理之书，多记载的是出名人的名地，人以地传，地以人传。而商州从未出现过一个武官骁将，比如霸王，一经《史记》写出，楚地便谁个不晓？但乌骓马出自商州黑龙潭里，虽能“追风逐日”，毕竟是胯下之物、喑哑牲口，便无人知道了。姚雪垠先生著的《李自成》风靡于世，那就写的是闯王在商州的活动，但着墨商州地方的极少。
他写得也是我的家乡的山和水，人和事，其中还写我们山阳县的一些文章，所以就觉得离我很近。有些感觉是曾在我心头经朦胧地出现过，但我却从来没有整理过这种思绪，他在《序》里所提到的担心，正是我以前对家乡的看法，啥有名的东西都没有，只想着长大了要去看外面的世界。看到他这么一说，我一下找到了共鸣，觉得他把我想
说又说不出的话给说出来了，的确以前大家描述商洛都是用穷山恶水来形容，物产贫乏，交通不便，不能赐予那里的人民财富，所以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想离开这个贫瘠的地方。而现在在城市污染、拥堵的对比下，原来的穷山恶水变成了人们眼中山清水秀的地方。
读他的文章，一些熟悉的地名不由得勾起我的回忆，也让我重新开始认识自己的家乡，原来商洛的名字来源于商山洛水，而山阳则是因为地处商山之南。商洛是秦朝卫鞅的封地，故卫鞅又被称为商鞅、商君。汉有“商山四皓”出山助吕后扶太子，居功不受隐居而商山，明末李自成兵败进商洛养精蓄锐，而后驰骋中原；近代五支红军进商洛，播撒了革命种子；李先念率师突围，建立了陕南革命根据地。而山阳县，则有徐向前、李先念、徐海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战斗过，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和边区苏维埃政府。
而他文章里面的很多地方，我都去过或者听说过，比如他的《黑龙口》一文，就写的是商州的一个小镇，文中写到：黑龙口的人不多，几乎家家都有做生意的。这生意极有规律，九点前，荒旷无人，九点一到，生意摊骤然摆齐。因为从西安到商州来的车，都是九点到这里歇息，从商州各县到西安，也是十点到这里停车。于是乎，旅人饥者，有吃，渴者，有茶，想买东西者，小么零甚山货俱全。集市热闹两个小时，过往车一走，就又荡然无存，只有几只狗在那里抢骨头了。
我是从小就听说了这个地名，并且听这个地名的频率绝不低于听见商洛市的频率。因为黑龙口过去是商洛五个县通往西安的必经之地，我小时候家乡只要出过西安的人，当时都会提到黑龙口这个地方，【贾平凹散文孤独读后感】
加上这个名字听着有些煞气，小时候总觉得这个地方挺神秘。结果在我95年第一次走出家乡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很期盼要看看这到底是个啥样的地方。回想起我第一次看见的黑龙口是两排平顶楼房，已经和他83年笔下的截然不同了，他笔下所写的是河对岸的旧址，都是土木结构的瓦房，像我们县城老街的房子，适合以前的人们做生意，尽管已经没有客人往来，宽大的门面，墙上和房子的屋檐手工制作的精美又复杂的装饰，让我依稀感觉到往日的繁华。没多久，通往商洛的312国道修通了，来回虽然还经过黑龙口，但车已经不用停了。而现在高速通了，我也就再没经过那个地方。读着这篇文章，又把我再次把我的记忆翻了出来，那破旧却依然精美的墙上装饰，高挑的屋檐，从二楼直通河床的木楼梯，瞬时又浮现在我眼前。
他的短片散文《松云寺》也是我路过那个地方之后才读的，是第一次走通往商洛的高速时，路过一个地方时我哥告诉我，那个就是贾平凹写过的《松云寺》，只见路旁有个挺小的院落，三面已经被一所小学所包围，中间的确有棵挺大的松树，树冠像一把大伞罩着院子。回来就读了他的《松云寺》那篇短文，文中写到：松树真的像条龙。应该起名松龙寺吧，却叫松云寺。叫松云寺正好，因为松已是龙，则需云从，云起龙升，取的是腾达之意哈。 后来我自己也去近距离看过松云寺，院子很小，松树很特别，树干很粗，树皮像龙鳞，树冠几乎将整个小院罩住，看过之后的感觉就是松即是寺，寺即是松。院中石碑上说，当年王莽追杀皇族刘秀，刘逃进商洛山，躲在这棵松树下化险为夷。
他的另一篇文章《莽岭一条沟》，说在莽岭山脉，有条沟没有路牌，也从无有人丈量，里数由人嘴说，有说六十里的，有说八十里的，但人口是十分地准确：十六家。这十六户人家，一家离一家一二十里，但算起来，拐弯抹角都是些亲戚，谁也知道谁的爷的小名，谁也知道谁的媳妇是哪里的女儿。 读着这么几句，我忽然想起我一个亲戚说过的，正是这种情形，他家就在我们那儿的大山沟里面，他们那几条沟相距十几里，人家不多很稀少，谁都知道谁家的底细，有几口人啦，谁和谁家是什么亲戚关系啦，随便在哪儿碰见都像见了亲人一样，都要聊上半天，谁家有事大家知道了都会前来帮忙，比如房子这种困扰在座每一个人的大事，在他们那儿你给我帮忙我给你帮忙，房子就盖起来了，不用付工钱。在他们眼中很平常的事，在我们居住在城市里面的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我们住的近在咫尺，却经常不认识隔壁的邻居；偶尔用一下自行车铺的打气筒而人家没要钱，我们也会觉得诧异或难能可贵。
这么多年在西安的生活，越发的觉得了家乡的美丽与可爱，每次回家觉得身心能够得到彻底的放松，也发现和认识了原来家乡的历史人文环境也是绚烂多姿的，而每次读他的散文，都会把我带回祥和、安静的家乡，也随着他的笔端一起回忆和见证家乡的巨变，也想借此机会希望大家在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之余，也能静下心来发现自己身边的美丽。
论贾平凹小说中末路英雄的孤独
贾平凹散文孤独读后感(二)【贾平凹散文孤独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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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贾平凹小说中末路英雄的孤独
作者：孙晓玲
来源：《文教资料》2014年第30期
摘 ; 要： 孤独作为人的一种生命存在状态，是文学永恒的话题。贾平凹在其小说中塑造了一批末路英雄的孤独形象。根据人物的身份差异分为传奇英雄、平民英雄、当代活雷锋三种类型。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贾平凹独特的生命体验以及对孤独的诠释。
关键词： 孤独 ; ;传奇英雄 ; ;平民英雄 ; ;当代活雷锋 ; ;生命体验
贾平凹在当代文坛有“大陆文坛独行侠”之称，他将自己孤独的生命体验通过文学创作投射到其作品中的人物身上。由于童年时不幸的遭遇、农裔城籍的作家身份及当代文学评论中的“倒贾”现象等生命体验，他对周边的人、事、物异常纤细敏感，行为做事喜欢孤独的观察、思考。对于孤独的深刻体验使贾平凹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也染有一种孤独之感。正如日本评论家盐旗伸一郎在《贾平凹创作道路上的第二个转机》中写到：“这里，我们能看到作者心灵的孤独。这几年里，作者一直在冷静地观察着自己孤独的灵魂，创造着„孤独者‟的形象”①。 “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及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利斯、为人类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荷马史诗中的阿卡门侬等人物的传说都反映了人类初创时期对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英雄人物的崇拜。汉代的刘劭曾对“英雄”作出如下解释：“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雄者，有凌云之壮志，气吞山河之势，腹纳九州之量，包藏四海之胸襟！肩扛正义，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②。文革时期，以江青亲自主持的革命样板戏，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创造了“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三突出”理论。此时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大多是“高、大、全”的完美形象，常以革命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具有扭转乾坤、力挽狂澜的能力。新时期以来，尤其是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文艺界全面“解冻”，文学的本体性问题备受关注，文学对于人物的塑造渐渐从神性回归到人性，个性化的人物代替了脸谱化的形象。如王小波、王朔等人的作品中出现了反英雄的人物塑造，以及新写实小说对日常生活中精神理想缺席的小人物的塑造。
贾平凹从小体弱多病，童年时在家不被重视，在外受人歧视，儿时爱与尊重的缺失使其在日后的生活中认为自己孱弱。他在《土门》的后记中写到“知道我德性的人说我是：在生活里胆怯，卑微，伏低伏小，在作品里却放肆，自在，爬高涉险，是个矛盾人”③。“英雄情结”作为自卑的一种补偿性心理，在其小说创作中显明地体现出来。他塑造了一批具有英雄特质的人物，但其笔下的英雄不再是可以改写历史的神而是在生活现状或历史规律前无能为力以致穷途末路的英雄。这些末路英雄在决策时需要面对常人所无法承受的心理压力，居高临下的姿态中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而在如此境遇中他们所凸显出的人格意志更让人动容。
一、传奇英雄的孤独
论贾平凹的散文
贾平凹散文孤独读后感(三)
贾平凹是以写小说而闻名于世的，但他的散文更为他赢得了广泛赞誉。贾平凹的散文受到普遍关注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１９８２和１９８４年，他的一些分散发表于全国各地刊物上的散文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分别结集为《月迹》、《爱的踪迹》二书出版发行，从而使读者有可能比较集中地阅读他的散文。费秉勋教授指出：“与写小说相比，写散文似乎更能见出贾平凹的才情和艺术素质。他的散文确实写出了特色，写出了个性，在全国能自成一家”。
贾平凹的散文创作数量是相当惊人的,自80年代以后，他创作的散文达二百多万字，影响之大亦少有人与之匹敌。其散文题材宽泛，包罗万象，风格迥异，语言质朴而蕴含真情，多从小事着笔，却包含着人生的哲理，生活的智慧。在自然淡雅之外又有着别样的气韵，追求大气度、大气派。90年代初主编《美文》杂志，弘扬大散文理论，大大冲击了中国散文界。范培松说：“散文园地里有了你就别想太平”。一时间褒贬不一，严肃的评论与热闹的炒作百音皆作，孰是孰非难成定论，但贾平凹在散文界的影响却可见一斑。
一 丰富坎坷的生活经历是其散文创作的基垫
贾平凹生于江汉之侧，长于商洛大野。父辈兄弟五人，生父最幼，以教书为业，属农村中为数不多的知识阶层。贾平凹的家庭是一个拥有20多口人的大家庭，经济拮据家大口多，常要忍受饥饿。少年时贾平凹凛气甚弱，五岁前母亲随父在外教书，他在家中随伯父母生活，少时与父母的分离使之养成了孤独的性格。“自幼便没有得到什么宠爱，长大体质差，在家干活不行，遭大人唾骂。在校上体育争不到篮球，所以便
孤独了，欢喜躲开人，到一个幽静的地方坐地。愈是躲人愈不被人重视，愈不被人重视愈是躲人，恶性循环”。五岁便开始读书，在班中年纪最小而成绩却名列前茅。作文和写字常被老师拿到高年级去展览，这使得他在怯懦的退缩中暗暗有了慰籍孤寂和伸展个性的天地。这就像苦难生活中甜蜜的梦，然而这种好梦也不长，14岁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被诬为“历史反革命”，全家人由此从物质到精神都遭到了劫难，这给少年贾平凹的心灵又陇上了一层阴翳，更加深了他的孤独感。越是孤独性格越内向，感受的性能也变的越灵敏。这种心理的发展到他开始文学生涯后就极其鲜明的反映到他的创作中。
在贾平凹的人生道路中，有一件事是不能忽略的。他在《我的小学》一文中说，曾教了他两年的启蒙女教师在他读二年级时教他写信，有什么事情就写什么事情，不考虑格式。老师说：“以后到高年级作文或者长大写文章，你就按这路子写，不要被什么格式套住， 2
熟悉什么就写什么，写清写具体就好了”。贾平凹回忆说：“从那时起我就记住了老师的话，之所以如今我还能写些小说散文，老师当时的话对我影响很大”。这为他以后的大散文理论的提出和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1972年，还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他成为一名最年轻的工农兵学员，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学习，大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并进行文学创作的练笔，从而为今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丰厚的知识积累。凭着自己的刻苦勤奋以及备经磨练的人生经历后的感悟和激情，几十万字的退稿之后他的作品很快在《西安日报》上发表，从此登上了文学创作的殿堂。
贾平凹发表最早的是散文，最早散见于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1982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月迹》问世，此后又出版散文集数十部，仅1993年以前的就有十部，除《月迹》外还有《爱的踪迹》、《心迹》、《商州初录》、《贾平凹散文自选集》、《人迹》、《抱散集》、《守顽地》、《贾平凹散文大系》等，由此可见其创作数量之大。在进行了诸多散文创作后，开始进行散文创作理论的思索，并逐步形成自己的散文理论系统。
贾平凹早期的散文创作理论主要散见于《对当前散文的看法》、《散文就是散文》、《关于散文的日记》、《浅谈儿童文学中的散文写作》、《关于散文的通信》、《语言》等文章及一些书信后记中。在这些文章中贾平凹阐述了对于散文的看法，提出了“散文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体”、“散文应该表现什么”、“怎样去表现”等一系列问题。对于散文创作来说提出这些问题似乎是肤浅而幼稚的，然而正是这些问题使得当代中国对散文的探索愈来愈偏离其本源含义，以致后来人们对“散文”的概念形成了错误的思维定式，从而制约着中国当代散文在理论创作中的深化与超越。贾平凹重提这些问题是要澄清在当代中国产生了种种误解的散文的概念，还原“散文”的本来面目，使“五四”新文学创作中的气脉得以接续。当然同时也希图在澄清中使自己关于散文创作的理论更加清晰化和条理化，以建构起具有自己个性特色的散文理论体系！
1988年，陕西师范大学欲以客座教授的名义平请贾平凹去讲授“新时期的散文创作”。为此贾平凹准备就“散文与时代精神”、“散文的心灵感应”、“散文的哲理”、“散文的第二自然创造”、“散文的作诗在诗外”等十
五个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一次系统的全面思考。虽然“讲授”一事因贾平凹的病倒而不了了之,但由已撰写出来的第一第二讲的内容，以及所提出的关于散文的十五个问题来看，“他对中国当代散文的创作进行了理论上的反思与探讨，已进入了一种自觉自为的状态”。① 1992年贾平凹创办《美文》杂志，提出“大散文”理论，为当代中国散文创作注入了新的能量。《美文》杂志的创办，“大散文理论”的提出也标志着贾平凹散文创作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二 探索与疗救：贾平凹散文创作理论
（一）探索:还原散文的本来面目
1 还原散文的独立性,追求散文的独立
探讨散文的独立性的目的是还原散文的本来面目,亦即散文的概念,而这首先还是要从散文的的概念说起。关于“散文是什么”的立论在当代中国有两种相对的观点，这两种观点均围绕政治化的文化观念被不断的错误演绎和曲解。一种认为散文的政治性很强，因而只能写光明不能写黑暗只准歌颂不能揭露，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另一种认为散文主要是 一种最能书写风花雪月、山水名胜、儿女情长、童年趣事的“小家碧玉”。前者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和过度的政治色彩，被称作“政治化散文”。后者开始摆脱“政治化散文”批评的“紧箍咒”的制驭，同时又矫枉过正地把散文重新供奉回“象牙塔”。在这种散文意识中孕育的散文创作“甜而无力、媚而无骨，皆宫中夫人、室内柔花之形象。有味或许有味，却全部入牛角，导致小家子气”。①这种散文观念实际上已与“政治化散文”一样走向了极端，同样影响着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
对于上述的两种认识，贾平凹曾在2002年北京大学举行的“20世纪中国散文论坛”中作过一段很有启迪性的“演讲”：“文学是摆脱不了政治的，不是要摆脱，反而需要政治.这种政治不是狭隘的政治，而是广义的政治。这如同我们都讲究营养，要多吃蔬菜，但又必须保证主食。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是怎样的一个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又加上儒家的影响造就了强烈的政治情结，所以关注国家民族、忧患意识是每一位作家都无法摆脱的，这也是中国作家的特色，如何在这一情景下，这一基调下按文学规律进行创作，应该以此标尺衡量每一个作家和每一件作品。而新的文学是什么？我以为应该是有民族的背景，换一句话说就是政治背景，但他已不是政治性的。如果只是纯粹的历史感、社会感、人生感成为中国人所强调的所谓„深刻‟，那就可能将限制„新文学‟的进步”。②由此可以看出贾平凹并不否认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但不认为文学是政治的附属，他所理解的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与“御用文学”和“政治化散文”是截然不同的。他所理解的政治是一种“大政治”，是“大而化之”的渗透在自己精神气质中的政治，是与“社会感”、“历史感”、“人生感”交融在一起的博大精深的忧患意识，是个性化的，寓含在作家的创作过程中，而不是“政治化散文”所表象的“写光明比写黑暗重要”，要“永远向人们启示光明”的狭隘的“小政治”。所以他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政治对散文的影响力还是存在的，在某些
时候还会表现的很强大，但这并不表明散文就是政治的附属，也不能否认散文的独立性。
贾平凹带灯读后感
贾平凹散文孤独读后感(四)
<带灯>出来，评者如潮，争论也如潮。我把作品找来看，形成了一些看法。奇怪的是，我已不像往常抓紧写文章，加入到评论者的行列中去，以至拖到现在。这是不是一种迟暮之态。贾平凹带灯读后感。不过，静下来想想，<带灯>还是很值得一谈的。我想谈的主要是<带灯>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创新点、不足，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关于当今文学深化的问题。
<带灯>仍然是直面当今农村现实，探索中国乡土灵魂及其痛苦蜕变的作品。贾平凹的一系列乡土作品——<高老庄><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直到<带灯>，包容了处于现代转型背景下中国乡村政治经济文化冲突的方方面面，它有一股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气息。就其关注中国乡土日常生活的深度而言，我个人认为，在贾平凹笔下，一个小小樱镇，却有那么多的趣事，“镇政府如赶一辆马拉车，已破旧，车箱却大，什么都往里装，摇摇晃晃，却到底还是在走”。樱镇的风俗画徐徐展开，实在好玩，但也并非负曝闲谈，自有内涵，转化得自然。樱镇人生虱子，由虱子的黑与白又引出了皮虱子的降临。带灯这时走来，她想改造乡人生虱子的陋习，没有成功。樱镇历来废干部，乡干部多遭遇不测，但那是干部们自己屁股下有屎，人要有本事还得把人活成人物，如本地人元天亮就当上了省政府副秘书长，成了传奇。据说这与那一场为保卫风水、阻止高速公路穿过、阻止开挖隧道的大战有关；也据说因他鼻子下的两道法令特别长，是当大官的相，他又属龙，手里啥时都冒烟，那叫云从龙，他走路呈内八字，熊猫就走内八字，于是成了国宝云云。这等闲谈不也很有意思吗。
贾平凹的作品，在有限的时空里面，对人物的品质和人物的内涵有细致耐心的描写。它运用大量细节推动，靠细节说话，这就有了进入生活的内部之深。且看乡上经验视频会的布置，多么紧张、多么滑稽；且看马副镇长的浅薄，虚荣、刚愎自用、权欲异化；再看薛元两家的沙厂之争斗，两个乡村强人相争，镇长如骑木马，搞平衡，煞费苦心；唐先生给出了妙招，油滑而骑墙。这些都是新闻里读不到的学问。过去我们说，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中给了我们一个法国社会的现实主义历史，这里不妨借用一下，贾平凹以他浩瀚的小说，也给了我们一个乡土中国的现实主义历史，在经济学、社会学、风俗史方面提供了很多翔实的细节。贾平凹的这幅画卷是动态的，中国的乡土与农民是处在不可挽回的式微中、解体中，就好像秦腔不管怎么唱都很难融入现代生活一样。从社会化的角度来看，解体是必然的；从人文传承来看，又是令人感伤的。贾平凹的作品潜在着这种对立性的矛盾和纠结，因其潜在的悲剧性，所以天然地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有些文章认为<带灯>写得过于混沌，其实贾平凹的特点就是混沌，换个角度看，也是一种丰富。也有人说他写得很不尖锐，其实他的尖锐是隐蔽的，所谓“纯棉裹铁”，锥子藏在布里，并不大声疾呼，触及的问题却是深刻的。王后生牵头带领村人告状，其实这个状没什么大不了的，顶多影响到某些人的政绩，然而在某种暗示下，他遭到整个镇政府干事们的推搡、殴打，并发展到严刑拷打，场面惨烈。可是这个镇的书记又好像有一种颇为开明的姿态，说什么我不能保证民主，但我要维持稳定；还说我不能保证法治，我要做到清明。其逻辑是混乱的。这就是中国底层某一角的幽暗状。对告状的农民像踢一个小石子一样把他踢开了，能说不尖锐吗?
<带灯>较贾平凹以往的创作，有明显的理想主义倾向，这主要体现在对“带灯”这一人物的塑造上。作品主要描绘她的人格之美和内在的精神追求。作为个人，带灯肯定无法改变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她是一种很微弱的力量，但她可以自己发一点光。作品最后的萤火阵，如佛光缭绕，含有象征意义。每个个人的发光，就能汇为民族的希望。这是令人感动的。对于带灯的刻画从两方面着手，一面写带灯干练，能适应世俗，勇于承担责任，在一次特大事故中，她虽已浑身是血，仍在大声叫喊，不要让凶手跑了；另一方面，写她的内心清高脱俗，在一个无法改变现实的环境当中，她只能把自己的精神、理想寄托在给元天亮写信上。这个形象独特、凄凉、美丽、感伤。
有论者认为，比起一些人文宣言掷地有声的作家来，贾平凹就显得缺乏尖锐的思想锋芒、坚定的精神立场和鲜明的价值判断。我不完全赞同这样的看法。我对某些坚守人文精神的作家抱以敬佩，但对文学来说，直接表达出来的思想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一些作家言论激烈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的形象世界也一样激烈。文学并不是把哲学思想转换一下形式装进意象和叙事之中就可以完事，而应是通过复杂的艺术形象自然而然地传达作家的思想感情。在我看来，贾平凹真是目前中国作家里少有的敢于正面迎视和试图解释这个巨大、奇特、复杂、纠缠、难以理出头绪的时代的作家。目前中国作家的最大问题是丢失了把握和解读这个时代的能力，无法定性，于是只能舍弃整体性，专注于局部趣味，或满足于类型化。贾平凹也不是先知先觉，但他的作品有潜在的时代性焦虑，他也茫然，却懂得老老实实从细部入手，从最底层写起，他面临着无法命名，或如许多人指出的缺乏思想光芒，缺乏穿透力，缺乏概括力，缺乏宏观把握力，停留在事相本身的问题，但他从未放弃从整体上认识并把握这个时代的强烈追求，这一点殊为难得。贾平凹是有超越性追求的人，与就事论事的平面化模拟写作还是不同的。他胸怀解读我们这个时代的追求，但他同时又没有充分能力解读我们这个时代，这也是一种悲剧性的冲突。
看<带灯>的过程，我经常想一个问题，就是:贾平凹写了这么多年，近1000万字，这种书写的意义在哪里?或者说，他写作的价值在哪里?为什么它是时代所需的，是不可或缺的，或者相反?在碎片化、微博化、浅阅读的包围下，人们还有没有耐心读他的乡村故事，若无，这究竟是他之过，还是时代的原因?我认为，贾平凹从早期的青春写作，到二月杏，到黑氏，到天狗，再到浮躁，到废都，到病相报告，到高老庄直至带灯，他一直在求索着世界背景下的民族化书写，或世界语境下的中国化、本土化写作，求索着中国经验的表达方式。在汉语写作的方式或艺术形式，主要是语言、话语、风格、韵味的探索上，他下过一番功夫。事实上，贾平凹借鉴西方的痕迹不太明显，主要是精神和哲学上的。大家都说<带灯>有很大的变化，其实有一种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他语言风格的变化。这里面出现了所谓汉魏风骨的表述，有的行文让我想起<世说新语>里面简劲的、明快的、言简意赅的很短的句子。
最近我不止一次地看到，有评者认为，现在有了大量的迅捷而密集的新闻，像<带灯>这样的作品存在已经没有意义，意思是说，关于农村基层的问题，如上访、拆迁、计生、救灾等等，常常见诸于报端，大家都知道了，与带灯每天处理的综治办的事务非常相似。照这种说法，那么有140个字的微博也就够了。文章没有用了，文学作品也没有用了。这里涉及到当今文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我现在看电视上满眼的后宫戏、潜伏戏、被武侠化了的抗日神剧就想，为何很少看到惊心动魄的、着力表现当代生活的作品呢?我也看过不少的官场小说，我不想贬低所有的官场小说。但我还是觉得相比之下，我读<带灯>完全是在另一个高层次上，我觉得我是在读情怀，读人性的复杂，读情感的微妙，读人生的韵味，读转型时期世态的多变，也是在读我的世界之外的世界。可以说是读美文，读汉语之美。这就进入了文学的审美圈，文学需要一个人学的内涵，决不是有了新闻，还要文学干什么。文学有文学的领域。很可惜的是，人们往往没有耐心进入文学的领域当中去涵咏、体会。
也有论者认为，当今乡村正在解体，在现代化转型中，作为乡土文学的土壤即将不存在了，因而乡土文学也面临终结的窘境。指出乡土文学的困境和呼唤新的开拓当然是对的，但这一判断是不符合生活实际，也不符合文学传统和现实实际的。我国的乡土仍是广大的，作为农业大国，也还是现实存在；退一万步言，即使中国像某些完全没有农业的工商国家一样，中国的乡土文学作为传统也仍然会潜隐而顽强地存在，寻根仍然是不竭的追求。它是基因一样的东西，是无法去除的，只要中华民族还在，乡土精神也就不会消亡。但它的主题会变化，场域会变化，人物的精神构成会变化，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都会变化，这个变化必然是剧烈的、空前的、深刻的，含有某种悲剧性的，但作为精神家园的乡土人文传统不会断裂和消亡。贾平凹在今天之所以显得重要，之所以在表达中国经验方面为世人所关注，就因为他写的东西关乎民族精神的动向和前景。
<带灯>还是有不足的。我特别看不惯带灯总是给元天亮写信这个设置，我觉得元天亮太具体了，他是个大官——省委常委，让人觉得带灯这么高的精神境界非要附着在一个大官身上，会不会变成了一种世俗、虚荣甚至有几分幼稚的东西。依我的理想，带灯写信的对象完全可以是一个“戈多”，可以是一个无名的对象，那就是一个精神的宣泄口。她每天闷得够呛，她每天写日记，就是好散文，就是情感的寄托。为什么一定要是元天亮呢?第二点，贾平凹的<带灯>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带灯>的情节线索肯定很集中，语言明快、简洁，人物线索的处理单纯化了，也更加吸引人，但是整个的写法还是“一粒沙”的写法。贾平凹完全具备了不只是从“一粒沙”书写的能力，没必要一直不变地采用这种写法，也可以从上层，比如城乡结合来写，甚至把国际的因素拉进来写。这样会有更大的概括力，这只是我个人的幻想。第三，贾平凹近年来一直奉行的是中性的、不做价值评判的、客观写实的方式，就是让生活自己去呈现，生活本身的深刻性就是他的追求，不像有的作家，主观追求明显，世界完全是他主观架构的。巴尔扎克写东西就和卡夫卡完全不一样，卡夫卡的<城堡>不是写现实中的存在，而是我的主观对于现代人困境的形容，我总觉得贾平凹的写法里面要不要有一个主体，一个更强烈的主体呈现出来。<带灯>是优秀的作品，但还是有一点过多地依赖了生活，精神上的超越还不够。
贾平凹带灯读后感(二)
学期末，忙完监考、阅卷、录入成绩、提交文档诸般事宜，总算有了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完整时间。人毕竟是社会性动物，既占用着他人的时间，也被别人占用着自己的时间，这种时间的共享也是社会性的一方面吧。
12月导师来津，闲聊中他说起贾平凹先生年底又有新作问世，名为<带灯>，也就留意起来。在网上看到这部长篇于1月15日发行，算着日子在网上购买，下午发出订单第二天一早就拿到手里开始阅读了!贾老师属龙，创作常求变幻，每部长篇的叙事与描述总求变化:<秦腔>如崖面石刻，文中人物各有其位，蔚为壮观；<高兴>则笔墨集中，()关注百花园中一株孤芳自赏的草本植物的每日成长；到了<古炉>混沌之中又以狗尿苔，一个十三四岁、柔弱而满是幻想的孩子的视角来串起古炉村的点点滴滴；在新作<带灯>中，贾平凹先生观足球赛受到启发，在小说叙事中注重细节而有意识弱化情节，通过主人公带灯——一位乡镇综治办女干事所经历的七零八碎的农村琐事和农民与农民、与政府的纷争以及带灯对走出乡镇的名人元天亮的单相思来推动叙述，作者还特意为每篇故事加上了标题，降低了读者阅读长篇的枯燥感。
<带灯>承袭贾平凹先生一贯的平民立场，一如既往地扎根农村生活，以当下发生在陕南农村的点滴来映射中国当代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具有一定前瞻性与强烈人文关怀。正如贾平凹先生在后记中所言:当下文学危机归根到底是社会危机。而中国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繁荣之下，仍潜伏着危机:<带灯>描写的时下农村生活与基层管理就是很好的展现。小说的高潮当在后半部分所发生的薛、元两家因经济利益而发生的斗殴事件，场景与<古炉>中文革时期的武斗颇为相似，只是前者出于经济利益，后者因为政治立场。毛主席曾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社会历经巨大变革的年代，农村就是广袤无垠的荒原，处理不当，会引起燎原大火吧。从这一角度看，贾平凹老师仍赋予新作忧患意识，但不同于<古炉>中将说书人所宣讲的孔孟之道以安抚民心、唤醒民性的出路寻求，<带灯>并未刻意寻求农村危机的解决之道，只是客观叙述与呈现。同时，新作中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和思索也令人印象深刻:女主人公的名字叫莹，后改名为带灯，佛语说“一灯能除千年暗”，但个人力量与社会趋势和群体利益相比，不正是流萤之光与日月之明吗?这或许就是为何作者在新作封面上写道:“一只在暗夜里自我燃烧的小虫，一次螳臂当车的抗争，一颗在浊世索求光明的灵魂”来对小说加以概括吧!
真正意义上的小说，随城市繁衍而生，是市民文学的产物，本就满是琐事，言近而旨远。贾平凹先生的新作<带灯>就是这样的作品。
贾平凹带灯读后感(三)
文/齐云轲
读着贾平凹先生今年新出的小说<带灯>，我走进了那个秦岭深处的风光秀丽而又贫困的村镇——樱镇。伴随着主人公带灯走进了那个镇政府大院，窥见了当前乡镇干部内心的隐秘，她的喜怒哀乐是那么的真实可感，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她内心的纠结与矛盾，还有她的隐痛。她的痛苦是深厉的:或许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这比喻多么的贴切与恰当啊!一心向上，把工作干好，可努力却未必有回报，天道也未必酬勤，换来的只有苦楚的泪水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悄然滑落。直至最后成了乡民械斗的替罪羊，她努力的抗争归于失败，那颗在浊世间索求光明的灵魂失落了，一个聪秀能干善良灵巧的青年干部被折磨成一个疯疯癫癫的人。
带灯，本名萤，得知萤火虫生于腐草时，则坚决改了名字。而事实上带灯不过是萤火虫的一个别称罢了。作为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她所面对的大多是乡村里的一些难缠的人和事。她同情农民，想着法子维护他们的利益，却又不得不执行领导的命令，极力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为领导的仕途升迁保驾护航。为了安抚上访者绞尽脑汁，一听说有上访者到县里了，就不顾一切去阻拦，想方设法化解矛盾，可矛盾又往往不易化解，尽管矛盾的成因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处处为百姓着想，百姓却未必领情，甚至恩将仇报；处处为领导排忧解难，却无法让领导高兴。工作的苦烦，生活的无奈，情感的挫败，将她狠力地折磨。与元天亮的通信，成了她抚慰心伤的一缕春风。尽管几乎得不到回信，可她还是一直写，用这种方式使自己暂时摆脱现实中的杂乱沉闷，寻到了避风的港湾。她对元天亮的单相思，如清水般纯洁，完全是精神上的爱恋，不沾染一丝儿的尘灰。
小说中反映出的社会问题颇值得我们深思。马副镇长为了补身子吃胎儿肉，见难以升迁，就破罐子破摔。见好处就上，有事就躲。书记、镇长不在，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摆大领导的谱。书记为了仕途，竟然找理由瞒报洪水淹死的人数，而且说得冠冕堂皇，脸不红心不跳，对于不同意见的人大力弹压，出事了就把责任推给替罪羊。有的乡镇干部为了打压上访人员竟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领导知道后不但不怪罪，反而夸奖。把上访人员当病人送医院，领导来视察，怕人拦道告状，就把那些可能捣乱的人安个罪名抓进派出所。官商结合办工厂，不顾长远利益，纵容地痞流氓为非作歹。为了政绩树立假模范。在矿区打工的农民遇难后，赔偿金难以落实，乡镇干部对此无作为。村干部作威作福，称群众为刁民，修路时为了敛财不顾质量，结果修好的路一场大雨就冲得稀巴烂……如果说作者2002年出的小说<病相报告>，是解放前到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病相的报告的话，那么，本书又何尝不是当前社会的病相报告呢?
带灯，就是一只萤火虫，牺牲了自己暖亮着乡村，默默无闻的贡献着，期待着，抗争着，也痛苦着。她是当前有良知、有责任感却又面对着重重压力终难有所作为的基层干部的典型代表。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是作者写作上的一大突破与自我超越，也为繁荣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