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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传》读后感
近日在“吴晓波北京书友会”和大家一起读了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英国作家罗伯特·格拉斯写的《李鸿章传》。此书的特殊之处在于作者和李鸿章生活在同一时代，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描写李鸿章的事迹。通过本书的阅读，李鸿章这位“晚清第一重臣”的形象在笔者的心中变得更为清晰和鲜活。本文为笔者在阅读中产生的些许感想的总结。
一、 李鸿章——能臣也。
和古代中国中央政府里的大多数官员一样，李鸿章早年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从此进入官场开始了他丰富而又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古代传统官僚系统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在大多数时候这个系统总是被众多循规蹈矩、头脑昏晕 和 碌碌无为之辈所充塞，但是偶尔在这个系统中你也会发现极少数天赋过人、极为精明强干之人(这一两极分化的现象在今天的政府中仍然非常普遍)，李鸿章即属于这其中的后者。他极为勤奋、精力旺盛，从组建北洋水师到修建铁路、从雇佣外国专家兴建工厂到创立海军学堂，从与英、法、俄、日等国在谈判桌上周旋到在天津引入石头铺设的马路，放下功过是非暂不评论，李鸿章在他一生的大多数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最大。
李鸿章“能臣”的特点不仅体现在他过人的精力上，更体现在他相对同僚来说较为开明的头脑上。李是晚清洋务派的主力，与政府内很多盲目排外的顽固保守派不同，李对于洋人先进的技术总是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只要能够帮助自己达到目的他总是乐于“拿来”。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对西洋技术的态度上(李本人非常相信西医，两次中风都通过西医治疗)，更体现在他对西洋人才的使用上。比如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他就多次任命洋人(比如美国人华尔)独立带领一支主要由洋人构成的“洋枪队”来参与和太平天国的战斗。
李鸿章的“开明”在同时代的中国官员当中显得尤为特殊。要知道当时的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和官员对外国人都是抱着由强烈的鄙视和恐惧的复杂情绪，他们要么自诩中国为“天朝上国”将西洋看成是蛮夷之辈;要么将西方看成是虎狼之师，认为他们比中国领先太多，中国在西方国家面前只有卑躬屈膝的份。当时很少有中国人(官员)认识到西方国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也有彼此的利益冲突，而西方人的一大特色是“唯利是图”和“照章办事”——只要谈好了价钱和条件执行总是较为顺利的。李鸿章认识到并抓住了西方人的这一特性和游戏规则，用付钱、谈条件的办法让西洋的技术和人才“为我所用”。
李的这一实用主义思路和做法对于今日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人来说仍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面对国外企业和资本的不断“入侵”，明智的做法并不是整日叫喊“狼来了”，试图用“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两杆大旗拒斥外来者。更为明智的做法是仔细研究和学习西方企业的种种优势，更重要的是学会别人的“游戏规则”，主动参与到“游戏”当中去，学会运用规则并结合自己的优势取得胜利。
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李鸿章总是利用自己对国内情况和西方国家办事“套路”的熟悉周旋于各个西方国家和利益集团之间，以此维护中国的利益。有一句话叫“弱国无外交”。但在外较场上真实的情况恰恰是“弱国才有外交，弱国才更需要外交”。对于一个强国来说，他完全可以简单粗暴地凭借自己的“硬实力”让外交对手屈服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但是对于弱国来说，由于他们不具备这种“压倒性”的优势，因此才更需要更多的思量、周旋 和 “辗转腾挪”，通过“软实力”来尽可能多地维护本国的利益。李鸿章在晚清命运多舛的外交中扮演的正式这样一个角色。比如在《马关条约》签订过程中利用自己在日本的遇刺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讨价还价，以减少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又利用日本与美、英、俄等国家在华利益之前的冲突，逼迫日本最终放弃了在《马关条约》中已经割让给日本的辽东半岛和旅顺港。
二、 李鸿章人生的悲剧性。
凭借李鸿章远超同辈们的“见识”和才干，如果他生活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稍微太平一些的时期，那么对于他的历史功过评判一定会更加积极和正面。可命运偏偏将李鸿章安排在了晚清的乌烟瘴气的官场和危如累卵的外交格局之中。当一座大厦因为其根基的腐朽而将要倒塌之际，作为个人我们虽然可以尽自己的全力不断为大厦刷上新漆，不断为大厦地面以上的部分修修补补，但这一切最多也仅仅是让整座大厦再多挺立几分钟而已。李鸿章一生的悲剧就在于此，他罕见的见识、勇气 和 能力，都来用作为满清这座已经从根基开始败坏的大厦刷上一层层新漆而已。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忙碌了一生到头来不过是“一间破屋的裱糊匠而已”。
命运对于李鸿章来说是无情的，它不但在晚清缺少理性同时又充满权斗的政局中将李一步步拖入他本人一直反对和极力避免的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因为他知道中国没有多少胜算);让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用无数心血创立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灭、看着由自己辛苦创立的海军学校培养的青官兵在炮火中丧生而自己却连救兵都搬不动;命运还将李鸿章拖上甲午海战之后与日本的谈判桌，被迫签下让他背负历史骂名的《马关条约》。晚年病榻上的李鸿章更是极尽凄凉，青年时曾意气风发地写下“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他，此时写下了充满凄凉和不甘的临终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寰海尘氛犹未已，诸君莫做等闲看。
三、 李鸿章如何才能做得更好一些?
受制于具体历史阶段和种种历史条件、情境的制约，再伟大和能干的历史人物也会有很多难以避免的局限性。这就是什么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应该带着几分理解和同情。可是如果我们冒着被指责为“抱着机关枪冲进历史”的风险来继续苛求历史人物，并且追问：“李鸿章在他所处的历史阶段和位置上，可不可能做得更好?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我们又会得到怎样的答案呢?
笔者的答案是：了解更多的西方历史，学习更多的西方社会、政治 和 经济学理论。
没有人能够否认李鸿章的智商、能力 和 他热切希望改变晚清中国国运的强烈愿望。但是李鸿章的弱点在于他的知识储备是不足的，他的头脑中充满见识、见闻和各种官场权斗经验、技巧，但他缺少一个真正伟大政治家所应具有的更高层次的知识 和 对社会本运行本质更加深入的洞察力，这使得他不足以胜任他为自己立下的志向和使命。
就好像在几年前在中国各大城市的电脑商城中活跃着的那些机智的电脑代理商和销售商，你不能不说他们是聪明的 和 充满技巧的，他们训练出的销售员能够从每个潜在客户的性别、年龄、穿着、职业……迅速判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报价和劝说策略，以成功完成一单单生意获得一笔笔进账。但是可能恰恰是因为他们太擅长于线下的渠道拓展和与客户的心理战，这使得他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和察觉到整个电脑零售行业中正暗涌和酝酿着巨大变革——电子商务。前电子商务时代曾经帮助代理商和销售商们叱咤风云的分销体系、销售经验 和 客户谈判技巧在新的游戏规则——电子商务时代——中有可能变得毫无用处(如果不是变成“拖累”的话)。他们可能不会想到他们洋洋得意的报价、销售、心理战 和 劝说技巧 虽然能够帮助他们暂时获得不少的进账，但带给客户的却是糟糕透顶的购买体验：冗长、耗时、耗费精力 和 担心上当。当简单、信息对称、迅捷的电子商务成为客户触手可及的选择时，他们很快会放弃老式的购买和消费方式。
李鸿章也有类似的局限，他的知识结构、经验、机智 和 技巧能够使他在艰险难测的官场中崭露头角，并一步步成为晚清第一重臣，几十年“大旗不倒”。但却难以让他逃脱裱糊匠 和 失败者的命运。他像一个手持利剑的武士，勇猛地与面前张牙舞爪的九头怪缠斗、灵巧地一次次躲过对手的攻击、不断砍下九头怪的头，但是无奈的是这只怪兽却不断长出新的头来，最后他耗尽了自己的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可仍然没有想出打败这只巨兽的办法，只得凄惨地匆匆谢幕离场。
李鸿章的局限和困惑也是晚清所有洋务派的局限和困惑。看着列强凭着领先的技术和强大武力步步紧逼，他们简单地认为只要中国获得了类似的技术和武力也能强大起来。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明白的是为何技术、武力等只是西方这只九头怪的两个头而已，西方真正强大之处在于他们能够不断长出新“头”的政治、经济、社会机制和土壤。没有这一土壤，就算暂时获得了武力上的强大，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那么西方强大的秘密究竟在哪里呢?
《李鸿章传》这本书中记录了一个很小的故事，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争期间有一次李鸿章的军队里有人违反了军规(所犯之罪远不至死)，可李鸿章为了严明军纪毫不犹豫地将这几名军人处以斩首的极刑。当时他雇佣的外国军官极力劝阻他不要实行这样严酷的惩罚。这反而使得李鸿章大惑不解，认为不过是处死几个下级军人，洋人何必这么大惊小怪。但是李可能不知道的是，西方之所以从黑暗的中世纪逐步走到当时的坚船利炮，根本的原因是西方对“人”价值的尊重和保护。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英国《大宪章》的签署、议会的成立、司法的独立……正是这些肯定人的生命和自由，保护个人权利的文化和制度的形成和建立 为西方工业革命 和 社会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基础。说到底，任何的进步来最初都源于一个个不同的“个人”的创造和努力，如果没有对个人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如果一个社会中所有人都必须“无条件”地向唯一的中央集权效忠和屈服，如果个人在权力面前没有丝毫可以自我保护的坚守的凭借，那么即便一个国家有无数天才般的个体也不会使这个国家强大起来。
作为晚清政府中位高权重的政治家，李鸿章对于西方从愚昧逐渐走向强大的根本原因和机理没有深刻认识，盲目地相信只要向西方学来制造枪炮的技术中国便也能强大起来。这是李鸿章巨大的局限和悲哀。虽然他凭借一己之力在可能的范围内极力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用更为苛刻的标准来要求一个处在像他那样高位的政治家和社会精英，我们必须说他是不称职的。
笔者认为晚清的中国有两种“强大”起来的可能性：1. 逐步学习西方建立起政治权力相互分立和制衡的政治体制，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依靠开明和开放的制度(如：法制、市场制度)激发大众的创造力，逐步使中国成功转型为与西方国家类似的现代国家。这是上策;2. 加强中央集权，鼓动全社会对皇权的崇拜和效忠，依靠国家的力量大力引进技术发展工业和军事，坚决贯彻强国强军的各类政策，最终使中国成为世界军事格局中的强权——一个类似日本的军国主义“强国”。这是下策。(成功的企业可以大致按照对这两条道路选择的不同而分为两类：一类依靠不断地创新取胜，如：3M和Apple;另一类依靠强大的执行力取胜如：京东、顺丰、海底捞。)
笔者认为晚清的中国由于地域和民族性格特质的原因走上第一条道路的可能性更大。但是李鸿章此没有基本的认识，他毕生所努力的结果的是(不自觉地)地将中国推上第二条道路。但是由于他本人能力和运气的限制，他无力推动中国在第二条道路上走得太远。
我们从李鸿章身上能依稀看到很多中国企业家的身影：他们大多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实干，再加上一些运气，在艰难的环境中推动企业“野蛮生长”。他们的发家史充满了传奇，他们的身上闪耀着由机智、经验、勇气构成的独特魅力。但是由于知识和认识的局限，他们很少能够摆脱自己的成功的“路径依赖”。一旦这些企业家所处社会环境、条件发生剧烈的变化，他们便很难在新的环境中继续成功。很多草莽出身的企业家都或多或少有“反智”的倾向——认为知识和理论是没有多少用处的，只有在商场上真刀真枪的实干才是“真本事”。殊不知真正具备理论和知识人才的优势并不在于“执行”，而是在于回答“执行什么”和“怎么执行”。在固定环境、目标清晰的环境下，“执行”是无疑是核心竞争力;但是在环境变动、目标不清晰的情况下知道应该“执行什么”和“怎么执行”才是更重要的竞争力。
其实与李鸿章同一时代的不少士大夫已经对西方有了较为深入的认知。比如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曾说： “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再比如淮军将领张树声在《遗折》中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戎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具有如李鸿章的才干和运气，以顺利爬到政治体系的高位;拥有一流的学识和洞察力，清醒地认识到晚清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具备非凡的勇气、技巧和耐心，一点点推动时局的转变，最终立下扭转乾坤之功。所有这些关键要素都要集于一人之身——这无疑是个绝小概率的事件。可惜李鸿章没有这种运气，晚清的中国也没有这种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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