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guakaob.com--诗词鉴赏】
一、 单选题（题数：50，共 50.0 分） 1 下列哪部电影是要表现工业文明对人的压抑？（） 1.0 分 ? A、 《浮华世界》 ? B、 《放大》 ? C、 《红色沙漠》 ? D、 《爱情三部曲》 我的答案：C 2 所谓“戏剧的戏核”是指（） 。 1.0 分 ? A、 演员精彩的表演 ? B、 设置矛盾与冲突的技巧 ? C、
视觉、听觉的高度配合 ? D、 以上都是 我的答案：B 3 下面哪一项不属于学习影视鉴赏的三种境界： （） 1.0 分 ? A、 知电影之其然 ? B、 电影就是我们的生活 ? C、 知电影知所以然 ? D、 艺术修养、人文素质、审美情趣、综合性、创造性的思维能力 我的答案：B 4 理论界认为，电影和喜剧两个体系的分水岭是（） 。 1.0 分 ? A、 是否承认第四堵墙和是否利用假定性
? B、 怎样改变第四堵墙和是否呈现真实性 ? C、 是否承认第四堵墙和是否呈现真实性 ? D、 怎样改变第四堵墙和是否利用假定性 我的答案：A 5 口号“电影要与戏剧离婚”在中国提出的原因是（） 。 1.0 分 ? A、 电影产业日渐衰落，不得不改革 ? B、 新的电影技术带来更多形式 ? C、 市场自由化经济的影响 ? D、 第四五代导演寻求电影的独立性价值 我的答案：D 6 下列电影中，张艺谋没有担任摄影师，而担任主演的是（） 。
1.0 分 ? A、 《老井》 ? B、 《大阅兵》 ? C、 《一个和八个》 ? D、 《黄土地》 我的答案：A 7 《自由在引导着人民》作品中，女神旁边是一个（）。 1.0 分 ? A、 小孩子 ? B、 青年 ? C、 老人 ? D、 都不对
我的答案：A 8 张艺谋的电影中被称为“小品风格”的是（） 。 1.0 分 ? A、 《英雄》 ? B、 《大红灯笼高高挂》 ? C、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 D、 《有话好好说》 我的答案：D 9 《他们都有病》的导演是（）。 1.0 分 ? A、 贾樟柯 ? B、 陈凯歌 ? C、
浅谈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
与浅水期摸着石头过河不同，深水期必须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和通盘考虑，显然需要凝聚强大的力量，决策层担负着历史担当和需要远见卓识。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人类已经发展了几千年，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千百年来几乎历代帝王都标榜自己的施政理念是源自孟子的这句话，但事实上，又有多少人是这样做的呢？我至今心存疑虑。当然了，脱离了人民的政权最终会土崩瓦解，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依靠人民发展起来的政党该怎么处理人民与党之间的关系呢？我想很有必要思考一下人民与领导人以及他们背后的政党之间“真正的”的关系。
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来明确一个概念，什么是“人民”？百度百科上的解释是这样的：人民是指推动历史进步的人们，指在人口中占大多数、顺应历史发展和推动历史前进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还有一种理解就是：不受剥削压迫或有摆脱剥削压迫的思想和行为的人和群体。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政治观念。
历史与现实一次次证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重要力量，我想这是没有多少人反对的，但他们是不是核心呢？绝对不是，原因很简单，既然是核心，那必然是极少数人能配得上的，至少是一个群体，而人民这个群体实在过大了些。每每在国家出现危局或是面临重大考验时，人民似乎总是充当着一个有力推动者的角色，并非发起人与领导者。换句话说来，他们是一群盲目的跟风者，迷信权威，缺乏深刻的理解与正确的判断，最终在他们的推动下，酿成了一场场悲剧。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文化大革命”便是有力的证明。外国人也是这样，上世
纪90年代初发生的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苏联民众对于政治变革的大潮根本没有准备，反而稀里糊涂地被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好好地利用了一把，酿成了不可挽回的大错。有数据表明：除哈萨克斯坦之外，其他的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综合国力没有一个恢复到解体前的水平，伤痛远没有愈合。2005年俄联邦总统普京发出这样的感叹：“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改变，对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这是巨大的灾难”。人民竟是这样的目光短浅，不得不说是那个时代，那个国家的悲剧。
在我看来“人民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这句话并不准确，它反而使我想起了另外一句话——“有奶便是娘”。这样的描述或许听起来很不舒服，但有时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战争狂人”希特勒的发迹就是最好的证明。当时德国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受到了经济大萧条的严重影响，国内经济发展乏力，人民怨声载道，德国民众热切盼望着能有一个领袖能带领他们走出困境，这时，希特勒出现了，他向人民许诺了许许多多的，而有趣的是德国民众竟然也相信了他，全力地支持他，大肆扩充军力，穷兵黩武，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在战后呢，希特勒给德国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国家被分裂，主权丧失，可谓是“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我曾经很好奇，对于一个全民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其民众怎么会深深地陷入希特勒的谎言中呢？那些许诺犹如画饼充饥，他们竟然相信了！或许他们并不想发动战争，但他们的行为的确纵容了，助长了希特勒的胡作非为，这样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们”尚且如此蒙昧，
更何况我们这个义务教育刚刚推行了没几年的“人口大国”呢？
人民不具备领袖与国家领导人那种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智慧，更没有高层的深谋远虑与高瞻远瞩。他们只关心住房，医疗，食品安全和银行利率等与他们息息相关的问题，而那些距离比较远的问题，例如外交，外贸，国防和经济建设等，这些宏观的，深深影响人民的问题，人民似乎并不关心。换句话说，只要谁帮“人民们”解决了，或者是许诺为他们解决他们关心的问题，人民就认为他好；反之，如果他们的利益受到的损害，苏联的结局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怎样更加合理地处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至关重要，我想这也是此次大会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温总理曾这样讲：“化解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这些怨气和愿望中有多少是正确的，多少是错误的；又有多少是局部的，多少是普遍存在的。对于这一切，党和政府是否应该将其作为今后的工作重点，放弃原先坚持的原则，放弃在改革中推行的种种政策，这都值得深思。
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曾经提出对人们思想的解放与社会的变革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理论的人们，他们拥有着普通民众并不具备的远见卓识，他们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远比一般人深刻。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之时，社会动荡，百业凋敝；政治上的道路也不平坦，有人举着“两个凡是”的大旗阻碍着各项改革进程的推进。就是在这样一个政治混乱的时代，武汉大学胡福民教授在人民日报上刊载了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
如同一声呐喊，震惊了国人！震惊了世界！同时也震惊了深居中南海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欣喜地发现这呐喊便是他们苦寻多年未果，并且为之付出了惨痛代价的发展道路。整整十年呐，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而言，十年能做多少事啊！然数亿“充满智慧，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却没人能够改变着一切，反而由着那些跳梁小丑张牙舞爪，狐假虎威；并且他们自己也乐得参与其中，甘当打手，陪同那些人迫害国家领导人与各个领域的专家。他们雪亮的眼睛究竟看向了哪里？还是被蒙蔽了，无论原因如何，这都是“人民们”的失败，好大的讽刺啊！
说到这里，人民似乎在我的笔下已经沦为了一种工具，一种被少数人利用的工具。当政治清明时，他们是政府的工具，推动着各项事宜的进行；当政治昏暗时，他们是反动势力的工具，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以至于像苏联那样，国家都改姓了，这群“人民们”还浑然不觉，倒有点像咱们平常教育孩子时说的“被别人卖了还帮着别人数钱”！
那么我们再谈谈另一个群体——领导人以及他们所背负的政党，他们是社会各个阶层中涌现出来的精英，有组织有纪律，充满智慧，那么他们应当如何做呢？
我以为领导人当以“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为准则。温总理的一席话说得很有道理：“一个领导者，应该把眼睛盯住前方，把握现在，思考未来”。如果一个领导者被“民主”这样的词束缚住了手脚，背负了种种争议，难以承担社会的压力，就放弃了原本应当坚持的东西，以此来讨好“人民们”，做人民忠实的“公仆”，在我看
来，这恰恰是曲解了“为人民服务”这一伟大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顺着人民指着的道路走，待到走不下去的时候，人民便不会再允许这样一个没有主见的领导人和他的政党存在了，那这个党便也走到了亡党的边缘，难道等到了这样的时候再返回头去埋怨人民么？有人也许会问人民的方向怎么会错呢？但事实上是总有一些人，他们充当人民的发言人，慢慢地把很大一部分人民引向邪路。例如，野田佳彦带领的民主党在石原慎太郎以及他所率领的一群东京都民意代表的逼宫下，挑起钓鱼岛争端，并使争端不断地升级，致使中日关系紧张，贸易锐减，日本国内多个行业遭受重创，尤其是工业与旅游业，这对还没有完全从经济危机的阴影中脱身的日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民众反而怨声载道，指责野田无能，民主党支持率创下历史新低。民主党内阁在此次事件中的软弱与无主见体现得淋漓尽致，被民众牵着鼻子走，最终也没能落个好下场。这也给我们提供了教训，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绝不能因消除民众的怨气而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三体》:分裂的大众与孤独的精英】
对于人民赋予的权力，领导人该怎么运用是我不断深思的一个问题。我曾想，并且许多人也这样认为，既然是人民赋予的权利，自然是要对人民负责；那么再往深的挖掘，怎么样才算对人民真正的负责呢？独裁是肯定行不通的，难道是处处问计于民么？想来想去，我反而觉得作为领导人不应该为人民负责，至少最初目的不是为了人民。而应当是在坚持为顺应时代的发展、为完成历史的赋予的使命、为推动整个人类的进步的原则下，于独裁与处处问计于民两者之间寻求平
心事浩渺连广宇，而刘慈欣的《三体》便在星空与道德律之间犹疑徘徊。
太阳系如瀑布般流入二维的图画，人类此刻才意识到，面对茫茫宇宙，自己实在是太过弱小。星芒如剑闪寒光，漆黑的背景中，坟墓比星辰更密集。时空不过是荒野，生存与希望都是奢侈，人类如何安稳？当面临末日时，人类又当如何抉择？
当末日打击降临，人类在冥王星上建立了墓碑，地球文明的墓碑，而现代科技手段都无法让资料保存一亿年，因而只能将字刻在石头上。人类甚至并不指望谁能读懂，墓碑是给自己的。《三体》系列曾多次出现墓碑或者纪念碑，从最初的红岸基地碑，到三体人的钟摆纪念碑，再到叶文洁的墓碑，直至最后人类的墓碑。面对墓碑，一方面能够感受到人类的面对浩劫的渺小，另一方面却显得悲剧而崇高。
刘慈欣在《流浪地球》中写道，有一面墙，向上无限高，向下无限深，向左无限远，向右无限远，这墙是什么？这不是宇宙，而是死亡。面对似乎永生不灭的宇宙，人类与文明显得如此渺小，更何况甚至连宇宙也经历过数次的降维死亡，而成为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刘慈欣似乎无法找到坚定的信念，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他几乎像是被打上思想钢印的人一样在挣扎着。
《三体》三部曲全篇八十八万字，他像上帝一样创造了一个世界并描写他，从我们熟悉而陌生的“文革”，直到时光的尽头。从过去到永远，从四维到二维，从人类走进澳大利亚到太阳系最终成为二维图画，不能不令人感叹，刘慈欣的想象力已非一个宇宙所能局限。
小说给我们带来的惊异取决于其陌生化手法，然而其动人的魅力却来自于与现实的连结。某种程度而言，“三体”是一个隐喻，其最终仍旧指向我们的现实。
2006年，时值“文革”爆发40周年，科幻小说三巨头“何慈康”（何夕、刘慈欣、王晋康）中有两人创作了与之有关的作品——王晋康的《蚁生》与刘慈欣的《三体》。这是一个信号，新生代科幻作家经历了十几年的写作过程，科幻小说已逐步转向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文本。而《三体3》在知识界引起的广泛讨论无疑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除却先锋文学的实验外，关于“文革”的书写大致有两种：一是挺身抗暴的英雄，二是苦难深重的民众。《三体》未能另辟蹊径。在“文革”中，叶文洁遭到了数次欺骗、背叛，然而，主流文学中的救世主形象并未出现，她在整个“文革”中始终未能被拯救，她对人类也愈来愈失望，因而最终按下了按钮，向整个人类复仇。
《三体》书评【《三体》:分裂的大众与孤独的精英】
如何评价《三体》系列小说？
古往今来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奉献，所有的灵感，所有如日中天的人类天才，都注定要在太阳系的无涯死亡中灭绝。而整个人类成就的殿堂，必然无可避免的被埋葬在毁灭的宇宙碎尘下。
……
尽管死亡是自然控制伟力的记号和标志，但人仍然是自由的。
——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
心事浩渺连广宇，而刘慈欣的《三体》便在星空与道德律之间犹疑徘徊。
太阳系如瀑布般流入二维的图画，人类此刻才意识到，面对茫茫宇宙，自己实在是太过弱小。星芒如剑闪寒光，漆黑的背景中，坟墓比星辰更密集。时空不过是荒野，生存与希望都是奢侈，人类如何安稳？当面临末日时，人类又当如何抉择？
当末日打击降临，人类在冥王星上建立了墓碑，地球文明的墓碑，而现代科技手段都无法让资料保存一亿年，因而只能将字刻在石头上。人类甚至并不指望谁能读懂，墓碑是给自己的。《三体》系列曾多次出现墓碑或者纪念碑，从最初的红岸基地碑，到三体人的钟摆纪念碑，再到叶文洁的墓碑，直至最后人类的墓碑。面对墓碑，一方面能够感受到人类的面对浩劫的渺小，另一方面却显得悲剧而崇高。
刘慈欣在《流浪地球》中写道，有一面墙，向上无限高，向下无限深，向左无限远，向右无限远，这墙是什么？这不是宇宙，而是死亡。面对似乎永生不灭的宇宙，人类与文明显得如此渺小，更何况甚至连宇宙也经历过数次的降维死亡，而成为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刘慈欣似乎无法找到坚定的信念，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他几乎像是被打上思想钢印的人一样在挣扎着。
《三体》三部曲全篇八十八万字，他像上帝一样创造了一个世界并描写他，从我们熟悉而陌生的“文革”，直到时光的尽头。从过去到永远，从四维到二维，从人类走进澳大利亚到太阳系最终成为二维图画，不能不令人感叹，刘慈欣的想象力已非一个宇宙所能局限。
小说给我们带来的惊异取决于其陌生化手法，然而其动人的魅力却来自于与现实的连结。某种程度而言，“三体”是一个隐喻，其最终仍旧指向我们的现实。
2006年，时值“文革”爆发40周年，科幻小说三巨头“何慈康”（何夕、刘慈欣、王晋康）中有两人创作了与之有关的作品——王晋康的《蚁生》与刘慈欣的《三体》。这是一个信号，新生代科幻作家经历了十几年的写作过程，科幻小说已逐步转向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文本。而《三体3》在知识界引起的广泛讨论无疑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除却先锋文学的实验外，关于“文革”的书写大致有两种：一是挺身抗暴的英雄，二是苦难深重的民众。《三体》未能另辟蹊径。
在“文革”中，叶文洁遭到了数次欺骗、背叛，然而，主流文学中的救世主形象并未出现，她在整个“文革”中始终未能被拯救，她对人类也愈来愈失望，因而最终按下了按钮，向整个人类复仇。
“文革”是一场灾难，并被归咎于人性之恶，然而这恶并未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消逝。叶文洁曾经约谈那些迫害自己父亲的红卫兵，他们将一切都归咎于时代，并认为自己在荒谬的时代中没有罪过，拒绝忏悔。而随后伊文斯的经历中，整个工业文明也被描述成一种灾难，并将这种灾难归咎于人性之贪婪。从中国到世界，从“文革”到工业文明，灾难弥漫整个世界，而“愚昧无知”的大众却意识不到这些。这灾难不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事件，而是具有普遍意义；不是机体某处的病变，而是扩散全身的癌症——人类似乎已经无可拯救。
与之相应，三体文明经历了200次的毁灭与重生，这毁灭却是由于其恶劣的自然条件所致——三个太阳的不规则运动。然而，叶文洁与伊文斯始终未能看到，三体文明的危机也有其内部因素，三体人并非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但是当“人类”整体堕落之后，只能依靠外来的“天罚”，第一次，“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了，因为有了三体文明作为他者。由此，人类终于真正意义上将目光投向了宇宙，然而，宇宙的黑暗远远超乎想象，人类踏上了漫漫的自我拯救之路。
当叶文洁第一次发出信号后，收到了一个三体人的回音，“他”警告叶文洁不要回应，否则便会面临灭顶之灾。为求生存，三体世【《三体》:分裂的大众与孤独的精英】
界演变出一套极为高效的集权体制——这在“三体游戏”中的突出表现便是秦始皇能够调用三千万士兵，制造出庞大的人列计算机——但在集权统治下，作为个体的三体1379号监听员却感到生不如死，于是便产生了对四光年外那个美好世界的倾慕与爱护。与叶文洁一样，他们都基于对现实的不满而做出了对整个文明的背叛，他们之间又真的如表面所见那样，差异巨大吗？
除此之外，《三体》中还有许多一望而知的现实影射，如称叶文洁为“统帅”、最高指示、大国之间的博弈、联合国权威等等，但最为关键并始终贯穿的是关于社会制度的解决方案，进一步说，是处于黑暗森林之中的人类的政治体制问题。
政治体制作为漫漫长路的背景，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当章北海苦心孤诣，最终劫持飞船飞向茫茫太空时，“专制只需要五分钟”。当踏入黑暗森林，似乎唯有专制与零道德方能确保生存，甚至为了生存，必须毁灭同行的人类。而在全书的结尾，幸存的人类散布于数个世界，彼此之间却已无法联系与沟通，换言之，他们成为了不同的文明物种。在黑暗的宇宙中，“人已经不是人了”。
在刘慈欣看来，政治制度是人性、科技与大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民主也未必便强过专制，章北海曾说：“人类社会在三体危机的历史中已经证明，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尤其是当我们的世界需要牺牲部分来保存整体的时候，你们所设想的人文社会是十分脆弱的。”于是，天堂一般的未来社会在灾难面前成为一个巨大的嘲讽。自由民主的人文社会中产生的人是“人性的，太人性的”，
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理论：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的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 罗森贝格认为大众文化的不足之处是单调、平淡、庸俗，以及容易在富裕生活中产生的诱惑和孤独感。大众文化往往通过大众化媒体（网络、电视、报纸、杂志等）来传播和表现，尽管这种文化暂时克服了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和孤独感以及生存的危机感，但它也很可能大大降低了人类文化的真正标准，从而在长远的历史中加深人们的异化。
大众文化理论滋养的土壤是现代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伴随高科技生产而呈现纷繁的物质文化消费。文化消费是现象，不是文化本身；文化是精神产品，不是具体的物质。工业化生产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即提供丰富的生活物质，文化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高级需求，即精神提升和美的建构，亦即人类如何实现自身价值、发掘自身潜力、实现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大众文化的倡导者显然忽略了这个简单的事实。社会生产所追求的是物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尽可能为人类提供纷繁复杂的消费构成。大众文化的平面化、批量复制是以消解文化个性和创造性为目的的，物质追求的丰富多样性与文化追求的简单标准化显然构成了一个人类生存的悖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大众文化思潮是一场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运动。它是建立在西方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进程，大众的自由意识、思想解放达到某种高度之后产生的。
大众文化的特点：
1. 商品性，即它伴随着文化产品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大众文化活动属于一种伴随商品买卖关系的消费行为；
2. 通俗性，即大众文化不是特定阶层的文化，而是为社会上散在的众多“一般个人”的文化；
3. 流行性，即大众文化是一种时尚文化，呈忽起忽落的变化趋势；
4. 娱乐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是喜，总是最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 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
5. 依赖性，即大众文化主要是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没有大众传媒，也就没有大众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也是一种传媒文化。
6. 大众媒介性，即大众文化以大众媒介为主要传播媒介，具有这种媒介所规定的特点。大众媒介，通常包括机械印刷媒介（报纸、杂志、书籍等）和电子媒介（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两大类。
7. 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
8. 类型性
中国大众文化的崛起：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它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而觉醒，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沃土而成长，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壮大为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它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但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价值、效应及其发展控制问题。
大众文化从实质上说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产生、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它一方面是同与其共时态的官方主流文化、学界精英文化相互区别和对应的，另一方面也是同传统自然农业经济社会里的各种民间文化、通俗文化有着一些原则差异的，商业性、流行性、娱乐性和普及性可以说是其最主要的基本特征。
中国21世纪大众文化的主要发展方向：
1、人文化发展方向
大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享受、发展需要为出发点、归宿点和最高价值目标的人文文化形态。纵观其发生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大众文化自始至终都体现着一种人文本质和人文精神、蕴涵着一种人文目标和昭示着人文价值理性。随着人类的物质文明的不断进化和主体意识的日益觉醒，大众文化作为人民自己的文化在21世纪将更加鲜明地凸现其人文本质、人文理性和人文精神。体现和反映21世纪中国大众文化人文化发展方向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就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必须贴近大众文化生活、满足大众文化需要、尊重大众文化权利、反映大众文化理想和提升大众文化人格。
2、科学化发展方向
21世纪是知识经济世纪，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决定生产力、文化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形态要跟上时代步伐、获得持续发展动力，就必须不断地吸纳新的科学知识、运用先进科学方法和整合当代科学精神，从而使自身呈现出一种科学化发展方向。否则，就有可能是虚妄和病态的，甚至有可能误入歧途。
3、国际化发展方向
21世纪是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世纪，每一个国家和民族要保持生机、活力和先进性，都必须与整个世界保持全面开放、充分交流状态，广泛、及时地学习和吸收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与国际文化主潮流相接轨、与国际文化新进展相协同。具体到最贴近百姓生活、最能影响民众精神的大众文化来说，它要有效地发挥引导大众追求、
促进大众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样需要通过广泛及时地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有益文化成果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和创新其表现形式。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和水准，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4、民族化发展方向
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断，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反映民族文化思想、体现民族文化风格、优化民族文化人格和展示民族文化精华，这是确立中华民族的国际文化地位的基本要求和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最先进民族之林的基本方略，也应当是21世纪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
精英文化
精英文化是与大众文化、平民文化、草根文化、山寨文化相对立而产生的文化现象。即，不适应嘈杂的物质社会，它是人们内心渴求却常常被世俗生存需求驱逐时才能感悟到的，它是在人们静心思索或遭遇物质失利而需要情感慰藉时才冉冉上升。 国内学者邹广文认为，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技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
西方社会评论家列维斯认为，精英文化以受教育程度或文化素质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受众，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的文化。 按他们的解释，精英文化当是知识分子及其精英们创造及传播的文化。现代以来，我国出现过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文化精英为主导的精英文化，其后也出现过以政治精英为主导的精英文化，现在初见端倪的则当是经济精英主导的精英文化。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思考：
社会学家李德顺对于文化的理解，不少人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精英文化”就是“高雅”的，而“大众文化”则是“低俗”的。这是一种误解。其实，文化历来就有“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分。那么，这种划分的依据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
对文化之“雅”和 “俗”的两种不同理解：
对文化之“雅”和“俗”有两种不同理解。一种理解，是取它们的价值评价含义，就是“根据文化品质的高低优劣”来规定什么属于“雅”文化，什么属于“俗”文化。说一种文化现象是“雅”还是“俗”，与它“是谁的文化”不同，而是适用于一切人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行为的判断。它的前提是承认:文化文化，就是要以“文”为上，以“雅”为上，不“文”不“雅”便是缺少文化，便是蒙昧、落后和野蛮。比如:我们把精美的艺术成果、深刻的学术著作、文化品位极高的行为和思想、崇高的社会人生理想等称为“高雅”和“优秀”，而把与之相反的判断为“庸俗”和“低俗”。这里的“雅”和“俗”意味着评判一种文化现象品位的高低、情理的深浅、形式的文野、制作的精糙、走向的提高与普及等等，总之一句话:是“好”还是“差”，意味着褒贬评价。这也就回答了划分的意义问题，意味着:社会文化的建设以追求真、善、美为己任，因此必须旗帜鲜明扶持高雅文化，反对庸俗文化。
这种理解，应该说是“雅俗”概念的本义。但是，在日常的语言和应用环境中，人们却还是要给“雅俗”加进以下的另一种含义。即是取它们的主体性含义，就是“根据什么人来占有和享用”来规定什么属于“雅文化”，什么属于“俗文化”。这样，“雅文化”就可以和“精英文化”、“贵族文化”、“君子风度”等联系在一起，是指以社会上层人群为主体、满足有较高地位人群需要的文化；而“俗文化”自然也就与“大众文化”、“平民文化”乃至“市井文化”相联系，指以社会下层人群为主体、满足一般大众需要的文化。从逻辑上说，这种理解和划分只是反映文化有不同的主体类型和层次，如果不加进身份等级歧视和阶级偏见，应该说其中并不包含(至少在我们看来，也不应该包含)褒贬的含义，并不意味着“高低、优劣、贵贱”之分。
不要以为“大众文化”只能是粗野简陋的，而“精英文化”则必然是高雅精致的
上述两种含义是不应该混淆的。对于“俗、雅”与“大众、精英”之间的联系，要有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不能轻易在它们之间画等号。不要以为“大众文化”只能是粗野简陋的，而“精英文化”则必然是高雅精致的。事实上，文化的“雅俗高低”是要在每一次的创造中具体地显现和接受评判的，并不是谁家固定不变的专利。不要忘记，我国千古名篇《诗经》中的作品，原本是当时的民谣俚曲，却可以成为后世的风雅之师；而许多当年被视作风雅之极的宫廷御制、状元文章等，如今却大都和其他文化糟粕一道成了历史的垃圾。此外如《水浒》、《西游记》等小说，京剧等戏剧，中国传统工艺等，原都是来自民间的“大众文化”、“俗”文化产品，现在则成了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成了雅文化。应该说，不论大众的还是精英的文化，都有自己“俗”和“雅”，都有自己从低向高、从浅入深、从粗到精的发展提高问题。历史证明，“大众文化”也可以有自己的精品，有自己的高贵和优美；而“精英文化”也难保不出粗俗之作，也有它们的俗气、无聊和空洞。只有凭借创造的智慧和精心的劳动，而不是凭借某种身份，才能产生精品。对任何人和任何文化形式说来，都是如此。
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往往不大注意对“雅”和“俗”的两种含义加以区别，由此造成了一些严重的误解，甚至偏见。例如在某些潜意识中，一味地视古为雅、视今为俗；以寡为雅、以众为俗；以远为雅、以近为俗；以静为雅、以动为俗；以庄为雅，以谐为俗；以虚为雅、以实为俗，等等。在这些观念中存在着一种片面化、表面化、简单化的倾向，实际上是以少数人的口味为准，把他们所欣赏的文化风格当作了唯一的标准，无形中已经预先地包含着脱离现实、轻视群众的成分，从而忽视了大众世俗生活的文化权利。
从我们的现代观点看来，这是应该摒弃的陈腐偏见。因为说到底，“大众文化”才是民族文化最深厚的基础，是最本真的“文化文本”，是民族文化伟力的根源。没有了普通大众的世俗生活，人类文化就将失去生命力的源泉。
对“文化世俗化”的现象应有冷静的思考
“雅俗”本身是对文化现象品位的一种描述和判断，它以文化产品和文化行为的质量为中心，并不是对文化主体(精英或大众)的界定，不应该将二者轻易地等同或混淆。同时，在如何看待“雅、俗”与“精英、大众”之间相互关联的问题上，则直接或间接地
反映出人们在文化观念上的根本立场和思维方式的差别。而在涉及根本文化立场的问题上，我们更要旗帜鲜明地坚持人民主体论的马克思主义宗旨。
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伴随着整个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重心下移”的趋势，普通大众的文化需求日渐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而“精英文化”却在市场上受到某种程度的冷落。一些人称之为“文化世俗化”或“俗文化泛滥”。对此应有冷静清晰的思考。“文化重心下移”应该说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进步，是我们的文化“为人民服务”之必须。每一个不把自己同大众对立起来的人，都不应该视之为“危机”和“失落”，而应视之为一种“归位”和“落实”。因为多年来，为我国广大群众所乐于和便于参与的文化形式和活动并不丰富、并不充分，实际上是太简单、太贫乏了。至于“雅文化”的“失落”，则应该从其他方面找原因。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传媒表征
内容提要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加入了WTO，全球文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化传播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张力作用下逐渐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随即人文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文化表现取向成为广受注目的焦点。大众文化传播所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世俗性事件，让人们关注当下的生活，在参与或接受大众文化传播时获得的是一种快乐的体验而非冷静的反思。精英文化传播作为一种旨在进行教化、引导、规范社会大众道德伦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文化类型，它始终执行着分析现实、探索未来的功能，引导人们走向更
加人性化、合理化、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是精英文化传播的主导文化精神。本文在分析这两种文化的关系定位后，从表达方式、内容取向及社会影响三方面进行在传媒的表现分析，最终得出精英文化“大众化”或者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兼容乃至融合，将成为一种趋势的结论。
关键词 大众 精英 文化 差别
一、本文背景
文化，在《辞海》（1989年版）中的解释为：“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文化定位与读者定位是紧密相联的。文化层次越高，文化沟坎就越高，适应读者的面就越窄；文化层次越低，文化沟坎就越低，适应读者的面也越宽。清代刘献廷的《广阳杂记》中将社会的文化分为两大类：诗、乐、书、春秋、易、礼，为上层社会的“雅”文化；而百姓的唱歌、看戏、看小说、听说书、信占卜、祀神鬼，为下层民间的“俗”文化。由此，文化也很自然的有了“俗”、“雅”之分，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 “大众”是因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和城市的出现而形成的，泛指住在城市的本国公民。所谓大众文化，便是指城市的大众文化，是城市大众所接受的文化。而“精英”一词在《辞海》（1989年版）有解释说：“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或身居上层地位并有影响作用的杰出人物。与一般天才和优秀人才不同，在一定社会里得到高度的评价和合法化的地位，并与整
构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一项十分重大的战略决策。而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好8亿农民整体收入和消费水平偏低的问题，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又是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当我们用社会公平和公民权利理念去分析当前我国农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时，我们不难发现农民不仅在经济上的利益不断被边缘化，在政治、文化、国民地位等方面也是如此，而且随着社会的高速转型和体制改革的不断升华，农民阶层在各领域被边缘化的情形愈演愈烈，所以农民的边缘化思维正逐渐形成，对和谐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也正逐步显现出来，值得引起各级组织的高度重视。
按照我国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和当前农民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农村居民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在校学生，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第二类是青年农民，他们中90以上都在外打工或有“农民工”的经历，是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庞大群体；第三类是中老年农民，他们虽然是农村和农业的留守群体，但实际是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的中流砥柱，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本文所指农民皆为后两类）
一、农民边缘化思维的形成与表现方式
（一）政治地位的边缘化，促成了农民对政治生活的冷漠心态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虽然《代表法》通过不断修改完善，规定各级人大的一个农民代表所代表的农村人口数比一个城市代表所代表的城市人口数的比例由原来的八倍缩小到了现在的四倍，但显然农民参与民主政治的机会要少、权利要小。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农民代表为5.14、第二届5.46、第三届6.87、第四届22.9、第五届20.59、第六届11.7、第七届与工人代表共23、第九届8。可以看出随着各种利益群体急剧分化，农民的政治话语权越来越小，参与国家事务、参政议政的机会越来越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9年以后，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要求下，许多知识精英已成为权力精英，权力精英又通过各种方式成为实际的经济精英，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领导阶层。广大农民因为贫穷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同时由于广大农民处于无意识和无组织状况，其生存条件和正当利益得不到正常表达，出现了农民“失语症”。“三农”问题只是“上热下冷”，自上而下的各种农村政策并未收到预期效果，真正原因便在于农民“失语症”蔓延，各级政策未能很好地与农民意志相衔接。
在对县、乡（镇）的农民党代表和人大代表的调查中，我们听到反映最多的是“党代会其实是‘书记’会，人代会其实是‘××长’会”，这真实反映了广大农民对我国当前民主政治的不满。即使发言或是提出议案，也是人少言寡，人微言轻，久而久之，农民便失去了参与民主政治的热情，代表对会议留念也就仅止于会议间的招待和礼品。有不少人总是一味强调中国农民的“素质低下”是乡村民主政治的阻碍因素，这种说法极为似是而非，民主政治的最本质特征是在竞争中实现公共物品供应的公平性和专业化，我们谁都不会承认现在我国农民的素质要比古希腊民主时代雅典市民的素质差。
“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这种利益与人们越贴近，人们对它的追求就越迫切，由它引起的参与动机就越强烈，反之也是如此。在参与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村民自治上，青年与中老年农民这两类人群表现出了殊途同归的参与心理。青年农民作为乡村的强者，其身体状况、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都比中老年农民要高，在城市吸引和乡村现状的双重作用下，迫使他们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一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参与村委会的选举；二是即使亲自回村、请人代投、或是信函寄投参加了选举，也由于经济利益相关性弱或是对现场和被选举人情况不甚了解，并没有真实地表达出自己的选举意愿。从而形成了青年农民对村民自治的无所谓态度，农村政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老人政治”。今年上半年的村支两委换届，就农民参与的踊跃程度，表面上似乎说明当前农民的民主意识显著增强。但实事上主要是因为村干部职数明显减少，中央出台了保障村干部待遇的新政策，造成被选举人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广大农民因亲属关系、宗派主义或地域缘故而积极参与；另一方面也是村级组织对参加选举的农民承诺给予0.5－1个义务工/天或5－10元/天报酬的结果，被选举人的经济回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经济地位的边缘化，使农民感觉在市场竞争中富贵无门
社会学理论
认为，衡量个人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主要有三个，即财富、权力和声望，其中财富即经济收入是首要标准，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收入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从居民经济收入水平来看，我国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在不断提高，但从横向比较来看，农民的经济地位实际是在不断下降。就全国而言，1978年时农民年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只相差209元，到1985年差距突破300元，随后几年每年再扩大100多元，到1992年差距突破1000元，1994年突破2000元，1997年突破3000元，2000年突破4000元，2016年接近相差6000元。由于家庭间生活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平均数下掩盖着的贫富分化式的经济增长，使广大农民正成为不能充分共享经济繁荣成果的边缘阶层。
从农业经济的发展阶段来看，其实农民与个体工商户的实质是一样的，都需要成本效益分析，否则难以生存和发展，只不过身份是个体农业户而已。从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阶段以及我国加入WTO的现况来看，说它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恐怕难以令人信服；但现在的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农民的市场竞争能力又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距甚远，绝大部分农村仍然走不出“多收了三五斗”的怪圈。介于“市场”与“小农”之间、刚刚甩掉“最贫困的纳税人”帽子的广大农民，有所作为的念头受阻之后，自己的“理想”依然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和“农妇、山泉、有点田”。
从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来看，一方面在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低的情况下，人均耕地又不足1亩半，而且不断减少，人地矛盾已相当紧张，农村劳动力正大量富余出来或成为隐性失业者，青年农民需要大量向城市转移；另一方面在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城市对农村青年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等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农村青年的整体素质与市场要求还存在很大距离?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IMB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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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民地位的边缘化，使农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增加和蔓延
在社会管理层面上，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阻碍了农民的社会流动。1958年的《户口管理条例》颁布后，我国公民被严格地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控制农业人口迁往城市。随之而来的多部法律及地方法规、行政规章，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划分为两种不同身份的阶层。户口管理使我国公民具有不同的身份，并享受不同的待遇。户籍制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公民出生的不平等，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自卑”心理，并且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合理社会流动。
在社会保障层面上，农村成为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真空”。长期以来，国家充分提供面向城市、市民的公共产品，保障职工、市民劳动、生活、医疗、养老等多方面的需要，而极少向农村、农民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使得农民基本上只能自力更生。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手中提取了大量的纯收入，用于支持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单位制逐渐被打破，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城镇低保等）在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日益完善。但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中，农民的社会保障根本没有纳入其中，所谓社会保障也仅仅是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
在社会发展层面特别是子女受教育的机会上，由于几乎所有的优质教育设施都集中在城市，城市子女受教育和获得良好教育的机会无可争辩地要多得多。就目前市场经济和大学生自主择业的条件下，高考依然是改变人生的命运之考，但在不少城市的高考录取率达到80的时候，广大农村子女在通向高等学府的路上仍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有些学生即便是考上，昂贵的学费也令他们望而却步。
社会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于思想观念的变革过程。社会公正是改革的本身要求，它虽然不要求结果平等，但却要求起点公平、机会平等，并且规则、程序必须合法有序。农民国民地位的边缘化，表现在社会心理层面上的则是农民的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满情绪不断增加和蔓延，这种观念与心理上的分化和冲突，是高速转型期农民行为越轨和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大量产生的思想基础。
二、农民边缘化思维的危害与表现方式
（一）一定时期内，农民将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和“集体失语群体”，造成农民代表说不上话，说话的代表都不是农民，这就容易使得各级政策与农民意志相脱节。
（二）农民的正当意思表达渠道不畅，越轨行为和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大量产生，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数量增多，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扩大，尖锐和对立程度加剧，有时甚至会出现反社会的恶性报复行为。这其中有不少是以前在“以人为本”方面做得不到位而积累、遗留下来的问题，只是在改革发展的攻坚时期被集中揭开。但也有很多的确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公平造成的，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司空见惯的政府大门被堵、“**伙系列抢劫杀人案”、“在**工长期性压抑一年多连续奸杀四名女子”、“**农民工讨薪杀人案”、“**县法院爆炸案”、“福州公交车爆炸案”等等，这些群体性、报复性、甚至是反社会型过激行为的暴发，我们在强烈谴责“农民”的扭曲心理过后，必须冷静思考他们为什么会把对社会公正的不满用如此极端的方式表露出来。
（三）农民主流价值的缺失，将会大大削弱社会的抗震能力，同时必须警惕别有用心分子和敌对势力乘虚而入。在目前农村基层组织与分散的家庭之间的经济链条断裂、经济关系淡化，聚合力削弱，离心力增强，基层政权组织的社会控制能力大大减弱的情况下，使得农村一些地方的种种非正式力量纷纷抬头，农村寺庙不断增多，甚至消失多年的宗教势力、邪教、会道门等腐朽、反动的东西悄然复出。前几年“FLG”在农村的迅速传播，就是邪教组织利用了农民主流价值缺失，需要寻找精神寄托的心理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对于无钱治病的农民家庭来说，对病人是一种精神解脱，对其家属又是一种不花钱的物质解脱，农村“中功”、“真功”之类的流传，亦是如此。前段时间北京等一些大城市发生的“反日游行”，目的是反对日本右翼势力及其政策，但许多人将日本的人民、企业、文化、产品、技术、资金等统统加以反对，这种简化的“反日”，正好为日本右翼所用，进一步煽动日本国民的反华情绪，使他们的右翼政策有植根之处。这么多高素质的市民和大学生都不能运用理性思维去理智“反日”，我们更没有理由去期待农民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反映出理性的良好国民素质。另外，农民“教友”、“同志”之间关系的诸多表现，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他们对基层组织的虔诚和期望，必须引起警惕，我们绝不能让别有用心之人在“宗教自由”的幌子下，干着反对社会、分裂国家的勾当。